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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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夫：
您好，今有故亲患疾往贵院治疗。弟曾于半月前致函于兄，奈兄返里省亲，未见尊面。
今打听已返工作岗位，故再次问候，并望兄抽百忙之时段费神帮助确诊此病。20余日已经破费200余块，一普通农家实难支持，故再三拜托兄，望兄费神。
弟已于今变调至祁县防疫站工作。望兄能抽空余之机来祁一游，共叙别来情况。
致
敬礼
弟 宋宝 书
9.17
宋大夫礼洋贰元
在家里翻旧照片，翻出一封信，出于好奇，就询问我爸。
“有位刀大头吗？”
“没有。”
“有位宋宝什么吗？”
“没有。”
“这里有封信，是宋宝什么写给刀大头的。”
“有模了，”爸说话很费力，攒了很久力气，继续说，“是刁大夫！”
我仔细一看，“噢，真的是刁大夫，那这封信是怎么回事？”
根据爸的回忆，我才得知这封信和我外爷有关。从记事起，我就没有外爷，后来才知道外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不得而知。我小时候肯定问过爸妈，但应该被敷衍了。可能此事对于他们太悲伤，不愿面对，也不愿提起吧。如今，我也快到不惑之年，关于我的直系亲人，还是希望多了解一些，这或许是人的天性。
那是 43 年前的事了。1975 年外爷生病，先去了祁县人民医院，没空床位。再去祁县城关医院，只住了一周，医院就推手了，理由是：诊不清。当时我的姨姨、舅舅们年纪尚小，外爷一生病，担子就落在了我爸的身上。祁县城关医院推手后无处可去，我爸只好找宋大夫帮忙，宋大夫认识太谷康复医院的刁大夫，而康复医院是方圆一百里内最好的医院，若能去康复医院治疗，实在是求之不得，于是就有了宋大夫帮我爸写的这封信。
宋大夫是我爸的亲戚，是我爸爷爷的哥哥的外孙女的儿子。我爸当时 28 岁，宋大夫则是 42 岁，不过宋大夫的辈份小，管我爸要叫舅舅。1973 年 1 月 23 日我爸妈喜结连理，宋大夫还上了两块钱的礼。宋大夫是山西医学院毕业的，在那个农村以赤脚医生为主的年代，宋大夫驻扎在城赵这样的农村，可谓一方名医。信虽然旧了，但我拜读时还能感受到宋大夫对患者的关切之情。宋大夫的信简洁明了，急切而不失礼貌，恭敬又略带谦卑。可以想见我爸求他时的焦急心态，及他对我外爷的关心。
“为什么不上太原？”
“没关系……也去不了，”又过了很久，继续说，“去太谷……是担架抬着去的。”
“谁抬的担架？”
“建安的几个人。”
“有些谁？”
“记不得了。”
“怎么不坐火车？这里的火车不是解放前就有了吗？”
“病人上不了车。”
可以想见，外爷当时病得多么严重。不但从祁县去太谷，从建安去祁县也是用担架抬的。到了太谷康复医院，却找不到刁大夫。刁大夫回家了，家竟然在遥远的广东，所以这封信一直没递到刁大夫手中。也才有了 43 年后被我从家中翻出的机会。天无绝人之路，外爷最后仍然住进了康复医院。
“得的什么病？”
“泛特氏壶腹癌！”
这几个字爸是吼出来的，他瞪着大眼，一眨不眨，瞪得我全身战栗。他现在经受着帕金森病的折磨，肌肉僵硬，说话主要靠吼，只是他吼出来的音量也只和常人正常说话的音量一样高。但这次吼得非常激动，只是不能动，已近暮年的他，壮心不已。整个神态都含着激情、热血和不甘。我以为前三个字是“瓦特斯”，拿出手机在网上搜，搜不到，只能搜到壶腹癌。我问瓦怎么写，特怎么写？他说是个科学家，那我写得没错吧？以为过了这么多年，医学名称变了，好在我总算知道外爷是得癌症去世的了。后来和妻子一说，妻子才帮我判断出是泛特氏。爸是几十年前中国标本式的农民，不认识字很正常。2017 年马云在演讲中说：“30 年以前，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边上谁谁谁有癌症，那个时候癌症是一个稀有的名词，今天癌症变成了一种常态。”而我的直系亲人却在比这更早的时候就得了癌症，不幸之甚矣。
“那康复医院也治不了，又用担架抬回来？”
“在康复住了 90 天呢！”
“治不了还住？”
“做完手术……才知道是……泛特氏壶腹癌。”
“做之前，以为能治？”
“做之前，怀疑是胰头癌。”
“胰头癌能治？”
“还怀疑是胆结石。”
他的后两句是想连着说的，只是没力气说完，被我断成了两句。不过意思我已经明白，以当时我国内地医院的条件，不开腹对这个病是诊断不清的。既然胰头癌和胆结石皆有可能，而胆结石能治，家属又很想治，就做了手术，开腹后才知道是泛特氏壶腹癌，又无奈缝上。爸又补了一句，“据说……胰头和壶腹离得很近……所以诊不清”。他的每个字都是吼出来的，吐字非常清晰，说明这些字从他嘴里说过无数次了，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你估计一下，这 90 天你陪了几天？”
“80 天。”
“还有谁陪了？”
“你二舅。”
“我二舅陪了几天？”
“90 天。”
“我二舅多大？”
“18 岁。”
“你们睡在哪？”
“病房的地上。”
“砖头地还是洋灰地？”
“砖头地。”
“睡的有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
最后这句声音很微弱，显然对他并不重要，我问到了他最不关心的点上了。其实我和他说话，也是逼他练习嘴部肌肉。帕金森病患者不练习说话，肌肉会僵硬得更快。我在家呆不了几天，在有限的几天里我都尽量逼他说话。从对话中我还得知，我妈和我外婆没怎么陪，是因为家里有小孩。
“你往返于太谷和城赵，是骑车？”
“嗯。”
“太谷到城赵骑多久？”
“2 个半小时。”
“有时也要骑到建安？”
“要和你外婆接头呀。”
“太谷到建安就得 3 小时？”
“3 小时也多，那段路是土路。”
“你骑了几回？大约。”
“10 回。”
“我妈也骑过？”
“你妈都骑过 7-8 回呢！”
“我外婆也骑过？”
“你外婆……不会骑车子……要人带。”
“你带我外婆，就得 4-5 个小时？”
“得。”
“路上歇几回？”
“不歇。”
“带人 4-5 个小时不用歇？你当时正有力？”
“嗯。”
“我外婆在医院也住过？”
“没有。”
“当天往返？”
“嗯，”攒了半天力气，继续说，“我只带过 1 回……你水寨的大老舅……带过 2-3 回。”
祁县话的老舅是外婆的哥弟的意思，我大老舅则是我外婆的大哥。外婆当时 42 岁，大老舅要再大些，也就是说过了最有力气的年纪了，带我外婆比我爸更费劲。就算正值盛年的我爸，骑车也是很辛苦的， 28 寸的大自行车，骑得超过 1 小时就会屁股疼。其实不用说骑的人，就连坐的人都很辛苦，我外婆要一天在车子上坐将近 10 小时！记得小时候我妈带我，坐半小时双脚就麻了。说了这些人的辛苦，那么抬担架的人的辛苦呢？在病房地上一住 90 天的我二舅的辛苦呢？我外爷本人的辛苦呢？这些只能想象了。我外爷忍受疾病的痛苦呢？这个无法想象了。
“为什么不坐火车？”
“没钱。”
“我妈还在村里做工吗？”
“家里有病人就能做工？”
“当时做一天工多少钱？大约。”
“男的一块……女的七毛。”
“你和我妈都不做工，吃啥？”
“大锅饭。”
“我外婆家也没人做工？”
“你大舅当兵……算做工。”
我家是完全无收入，我外婆家虽然有我大舅的收入，但家里的小孩更多，也是一样拮据的。照顾病人就不能赚钱，这一点和现在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照顾我爸，也在面临赚钱和护理不能两全的抉择。可能家家户户有了病人都如此，不同的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也许大部分人的选择是先顾自己，顾完自己还有精力再照顾病人，我爸却是彻底地把精力全放在病人身上。一个女婿半个儿，我爸算一个。他在智力、体力俱佳的年龄，亲人得了罕见的重大疾病，把整个身心都放了进去，让亲人得到了他能达到的最好的治疗。但外爷最终还是没能治好，在他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阴影，是一种把全部精力耗尽后依然不能回天的绝望，身心已疲，得到的却是一场空，还要继续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打击非常大，以致在近半个世纪后说起来还心有余悸。我一个听者都不能平静，而他，现在也快油尽灯枯了，无奈中又多了一份悲怆。我很佩服他，人活一世，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对他的岳父做到了人间至孝，这还没有血缘关系。我和他有血缘关系，想想这几年对他的照顾，又有他的几分之一？
“宋大夫还在世吗？”
“在世。”
“脑子清楚吗？”
“不知道。”
“在哪呢？”
“不知道。”
作为外爷的直系后人，看着这封尘封了 43 年的信，很感激宋大夫，嘀咕着要不要上门感谢一下？但我爸已经瘫了多年，与外界隔绝，他说的“在世”不一定真的在世，即使真的在世也没必要勾起宋大夫那么久远的记忆了吧。
1975 年 12 月，外爷出院。
半年后，外爷去世。
两年后，高考恢复，我二舅参加首届高考并中榜。
三年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43年后，我国的物质资源变得丰富。癌症只要不是晚期都能控制，电话已经普及，普通农民都坐得起火车， 120救护车有了，大部分人家还有了私家车。我外爷的直系后人达到 40 人，并且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能力把一个病人从建安送到太原甚至北京更好的医院并找到床位。
杨爱国写于18年10月
备注：城赵是我家的村名，建安是我外爷家的村名，水寨是我大老舅家的村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