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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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和气节是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结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传承性，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有关文人风骨与气节的典型，既见诸于典册史籍里，又流传于民间传说中，在地方的志书中更是缕缕不绝地记载着这些文人乡贤们的固执与坚守:这是诉诸笔端守护文化根脉。这绝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社会进步的逻辑使然，这表明风骨和气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不因时空迁变游移而减弱消亡，可以说，无论是动荡纷乱年代的叱咤风云，还是繁盛勃兴时期的埋头苦干，须臾离不开风骨与气节的引领和支撑。
气节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历代先贤皆视气节如泰山，在他们看来，只有“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才称得上是有道德的人，也才能真正称之为“君子”。气节蕴含的是一个人的精神信仰，是士人君子昂然于世的内在精神风骨。
中国的君子，情商不高可以遗世独立，只要能绽放出道德的光辉、智慧的光辉、创造的光辉，就无须为“五斗米折腰”，就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君子，大丈夫是也！君子追求“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可以如梅花般凌霜傲雪、不畏艰难，如兰花般远离尘嚣、清丽高雅，如竹子般不为俗屈、豪气凌云，如菊花般义让群芳、傲霜不凋。……中国谦谦君子，应该具有刚正的气概、遒劲的风度、顽强的气质、雄健的骨气、有品的格调；一句话，要有风骨——高洁自强的风骨，舍生取义的风骨。
肥城是君子之邑，肥城的君子之风源于尧舜尚德遗风。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中，肥城都君庄人左丘明当属核心人物之一。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到祖、父的熏陶教诲，养成了慎言谨行、襟怀坦白、正大光明、刚正不阿的品行。左丘明在鲁国任职期间，鲁侯就拟任孔子为司寇一职征求他的意见。他以国家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坦荡直陈，做了极力推荐 。而孔子则尊奉左丘明为君子，谓之与其共好恶。《论语•公冶长》说：“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还邀左丘明一起入周观史修《春秋》。《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左丘明与孔子的志同道合与深情厚谊由此可鉴。史家巨匠司马迁亦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左丘明被肥城人尊为先贤，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肥城大地上，君子之风熏塑了一代代有志之士。
左丘明在肥城的深远影响，主要是他个人品德修养的榜样感召力量。这些修养包括忠、孝、信、义、让等，不仅表现在他的具体言行中，而且鲜明地体现在史书著作中。他认为忠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德，忠的首要涵义是忠于国君，即国君代表的国家利益，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认为忠和孝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孝的人，不可能对国家尽忠，并在孝敬父母方面做出了表率。他认为信是君子的一个道德标准，必须笃信做人，诚信做事，对不守信用的人，左丘明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左丘明认为一个品德高尚的君子，除了讲信，还要讲义，即坚持正义，担当道义，只有把义植根于道德修养，才能入仕行其义。左丘明认为让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上下谦让的良好社会风气，那么这个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另外，他还认为君子要从善不从恶，知道善不可以丢、恶不可以长，做到从善如流。对于那些践踏忠孝信义让的不善之人，左丘明则深恶痛绝，口诛笔伐。左丘明的道德观是儒家思想的完美体现，其君子风范堪称一面镜鉴，让一代代肥城人不断修正自身，把君子风范作为自己价值取向，正是有了这样的楷模、典范和高标，才使肥城的君子之风得以弘扬广大，风行千年。
遂国是古代肥城境内早期的方国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古遂国都城应在今肥城市安临站镇稍南一带，2002年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国青铜器“遂公盨”（今在山东省博物馆），印证了遂国重德的治国理念。盨内铭文98字，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功德，与《尚书•大禹谟》篇大禹“德惟善政”、“九功惟叙”的记载相符。遂公盨铭文最后一句“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告诫后人，只有人人崇尚明德，才不会被别人看不起而遭受欺辱。
《左传》有句夸遂国的话道出了遂国的“长寿”密码:“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原来,遂国继承了舜的德行,以德治国,世代延续,才得以凭小国之躯,饱经风雨,在朝代更替中巍然不倒。
古遂国的遗迹早已被涓涓西去的大汶河之水荡涤在肥城的大地上，然而其崇尚“明德”的思想却被后人继承下来，以”德”为本,以政为“德”。“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君子之行 ”《逸周书》。这种厚德思想丰厚了肥城的君子文化，润泽了一代代的肥城人民，浸润了肥城人民精神世界，成为肥城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在君子之风润泽下肥城诞生了一大批的文人雅士，他们构成的肥城君子的谆谆道义延续至今。他们承袭了君子文化思想，表现出了传统君子特有的风骨。用他们毕生的精力，传承着优秀的文化，以文化人，润泽家乡。
肥城老城尹庭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尹庭，明代肥城县(今肥城市老城镇尹庄)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尹庭中进士，初任河南省郏县知县。任职期间，体恤民情，廉洁奉公，政绩卓著。后升任湖广道监察御史。时值奸相严嵩当权。尹庭对严嵩奸党深恶痛绝，连续七次上疏朝廷，弹劾严嵩，声震朝野。皇帝偏信谗言，将尹庭从朝中乱棒打出，令返原籍，永不录用。
尹庭连续七次上疏弹劾严嵩，是在锦衣卫沈炼被贬致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处死之后，更加彰显了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
尹庭“廷杖回籍”后，为正谊明道,使后代不昧所趋，遂在肥城城北风景优美，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的牛山之阳，创建金峰书屋。专心致力于文化传承，成了尹庭的后半生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
在金峰书屋读书的尹氏子孙，没有辜负先祖尹庭创建书屋的期望，先后走出了进士七人，举人二十二人，贡生四十人。在肥城的教育史上，树立起了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尹庭回籍肥城后倡导资助修建了许多公共设施，撰写了诸多的文稿。曾与乡贤李邦珍共同捐资，在肥城城内十字路口兴建一座“四牌楼”，撰写了《重修贺家寺、福建寺碑文》《重修肥城县城隍庙记》《重修肥城北门迎恩桥记》等诗文，为肥城留下了珍贵资料，这也是尹庭家国情怀的另一种追求与表达。
汶阳宋孝门村的宋焘是明代著名政治家和泰山学者。被后人尊为“泰山五贤”之一。入仕后秉持儒士风范，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肩担道义，不徇私情，不计得失，清廉正派，才华横溢，学养深厚，勤勉严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跻身进士，自踏入仕途，为官能够秉公执法。风纪严厉，吏治肃清，清正廉洁；监督学政：能够理顺、修正关系，革新朝政，使衰落和颓废的典章制度得以恢复和振兴；面对“贪横”“权佞”敢于直言进谏，奋起弹劾；因此多次触犯宋神宗，宋焘官降一级。经此被贬，宋焘深刻认识到了明代政治的昏暗腐朽。当即辞官回归故里，解下印绶，辞去官职的时候，宋焘自己的口袋、布囊里像洗过了一样干净，竹编的背篓里只有几本书。彰显了宋焘为官清廉、高风亮节的风范。
宋涛辞官归隐泰山后，没有望峰息心，隐于山水，而是倾注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在泰山脚下(现泰城灵芝街南首)创建“青岩居”。在青岩居宋焘广收门徒，著书治学。讲学期间，主张志在世道，躬行实践，反对空发议论，脱离实际，为明代中期沉闷的文风注入新鲜活力，使泰山文化一度中兴。
宋焘在青岩书屋讲学期间将《泰山纪事》《岱下小史》《州志补遗》《岩居漫谈》《岩居漫录》《幽洞玄言》等学术著作汇编完成，为泰山文化建设做出了不朽贡献。其著作被收入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中。
宋焘是明代泰山文化一股清流，他不仅为入仕官吏树立了清正廉洁的榜样，在治学上也为世人树立了严谨勤勉的楷模，为汶阳田文化、泰山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葛延瑛（1857—1928）是安驾庄镇东江庄村人，葛延瑛一生追求民本思想，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为民谋利的公益事业上。创办“安驾庄两等小学堂”，持续招生14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对公益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履职期间领衔重修泰安县志，兴建图书馆，整葺岱庙，倡导办学育人，修复被俗吏所毁碑残。保护泰山文化，无不尽心致力，充分体现了体恤民心之切、图治山河之殷。
民国八年（1919），德高望众的葛延瑛出任泰安财政处处长。任职期间，他廉洁勤政，公而忘私，期间家道中落，穷困潦倒，家人缺衣少食，从不动用分厘公款，挪作私用。民国初年，被推选为山东省首届参议员。任职期间，葛延瑛为“发扬民主，华夏振兴”不遗余力，为唤醒民众到处讲演，奔走呼号。
1914年，冯汝骥任泰安县长后，滥用职权，贪脏枉法，中饱私囊，被民间讥讽为“刮皮县长”。1915年，葛延瑛只身赴京告状，终将冯汝骥罢官。震慑了贪官污吏，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民众的利益。
1908年夏天，汶阳三娘庙杨南角决口,民房倒塌,粮田冲毁,千百人无家可归。他首倡募捐,督修汶河决口堤段,消除水患。为表彰其功绩，清廷加五品衔，以知州试用。葛延瑛无心仕途，寓居济南，醉心于文化，讲学于泺源书院。
泰岱文献《岱粹抄存》卷四载一篇“曹家村火灾募捐启”，泰安城西乡曹家村（今安驾庄镇曹家林村）曾于民国十三年（1924）遭大火，葛延瑛闻讯后立即四处奔走，散发募捐疏文，动员社会各界捐献钱粮，救济灾民。葛延瑛的义举，使曹家林村遭灾的七八百名百姓得以活命，重建家园。
1928年病逝后，群众在泰安西城墙为他立碑，并请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题“泰安葛云庵先生纪念碑”立于泰安县（今肥城县）下江村南头
尹庭、宋焘，葛延瑛这样的乡贤的气节与风骨还可以举出一大批。他们几乎有着同样心路历程：入仕，不随波逐流，“莫见乎隐，莫显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有的言行皆自然漫溢于心，他们用君子的风骨与气节照亮自己的内心，淡泊名利，肩担道义，不被名利驱使，以一颗纯净的心灵对待人生的欲望和诱惑，在顺境中不得意忘性，身处逆境不妄自菲薄。致仕回归，华丽转身，不沉沦放纵，悉由自然，融入家园，让“君子的光辉”永驻心间，传承儒家文化，重塑传统价值，余生致力于故乡文化的建设于传承，弘扬与广大。
他们的所做所为是一种精神的凝练和气魄的升扬，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这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长存于天地之间。他们把家国情怀视为对家庭、家族以及故乡的认同，将爱亲敬长血缘亲情上升为报效国家、服侍黎民的社会责任。特别是一代代文人士子怀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遵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操守，秉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志向，以家庭为根基，以天下为己任，竭诚担当，勤笃作为，谦恭自律，严谨持家，以光耀千秋的道德文章和福泽百姓的勤政善举，书写着绵长醇厚、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著名文学家余秋雨认为，中国文化因为有了君子就什么都有了，没有君子什么都是徒劳。展开中国古代诗书的浩瀚长卷，我们读到的是家与国的一体，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当我们回望历史时不难发现，正是在古代诗书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滋养下，众多仁人志士才厚植起家国情怀，岁月不居，时光流转，君子文化不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这些肥城的君子们生于斯,长于斯,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人文内涵，以自己的风骨与气节，润泽了肥城这一方君子文化水土,润泽了无数子孙儿女做一个谦谦君子的理想信念，用纯朴厚道的墨香 润泽着故乡绵延千年君子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