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漂流瓶

１

自少年陈清知道这世界上除了乡村、城市和陆地之外，还有一望无际的大海，他就对海充满了向往。这种向往，在他7岁时妈妈给他看过一张海上扬着白帆的彩色画报后，就在脑海里扎了根。他说他在10岁的时侯，觉得只要出了罗城小镇的边界，就一定能看见大海。可一直到了13岁，他从未踏出过罗城半步。

到了1985年，对海的向往，让这个神情忧郁、一说话脸就红的14岁少年在一天黄昏时对我们说：

再看不到海，我会疯掉的！

在我们印象中，陈清是个只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孩子。

他父亲是个屠户。在罗城小镇，陈屠户杀猪的本事和他的暴脾气同样出名。因此，在罗城没人敢惹他。谁若惹了他，就会被他提着杀猪刀追得满街狂奔。罗城小镇上的不少男人，包括我们的父亲，都曾因为他们那张针对陈清母亲毫无遮拦的嘴，被陈屠户提着刀追过。因此，有人说，在陈屠户眼里，罗城只有猪，没有人。

陈清的母亲去了哪里？陈清说不清。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只记得每次我们问起时，陈清脸上都会现出迷离而又不容侵犯的神情，仿佛“妈妈”这个词汇，已在他心间筑起了一座圣殿，不许外人踏进半步。

听镇上的大人们说，王洁姝（陈清母亲）呀，是我们见过的最漂亮的疯子啦。他们还说，好汉子没好妻，赖汉子娶花枝，可惜了苦命的王洁姝哟……他们说这话的时侯，大多都是陈屠户外出杀猪不在镇上。他们就叼着烟，光着膀子闲散地蹲在夏日的树荫里说闲话。偶有凉风吹过，他们脸上就绽出无限舒坦的笑容来。而陈清的母亲，就在那些闲话里衣不遮体地四处游走，直到有一天，她走出了罗城小镇的视线。从此，闲话成了她的家。

至1985年，罗城小镇在我们眼中已成了一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但陈清说，地图上有海。那时，那张被他珍藏的彩色画报，已无法承载他对海一日三竿的热望。一说起海，他乌黑的眸子就会泛起朵朵浪花，就好像他已经无数次地到达过海边，并在金黄的沙滩上漫步过，还让海浪吻过他的脚。说到动情处，他会用正处在变声期的沙哑嗓音为我们唱起歌来：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他说这歌是妈妈教的。但他一唱起来，就这么几句，没完没了。

后来，我们被他唱得，海——几乎成了我们共同的向往。

2

再看不到海，我会疯掉的！

当我们在1985年3月间的一个黄昏再次听到这话时，都相信也许有一天，我们的朋友陈清会真的疯掉。我们甚至还想，陈清在疯了之后，会不会跟他母亲一样，走着走着就丢了？

于是，我们撺掇陈清，让他这个周末就坐上火车去看海。当说到路费问题，我、王小军和梅兰，立即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掏了出来。紧跟着，心凉了。一共凑了两块七毛八。其中，梅兰的最多，那两张崭新的一元票就是她的。王小军把这些毛票连钢镚往陈清手里塞。陈清不要。他们推来搡去，手与手纠缠在一起，像练柔道似的。梅兰和我在旁边帮腔，陈清你就拿着吧，等钱攒够了好去看海。有几枚钢蹦在纠缠中掉了下去，各自滚落到夜幕降临前的昏黄中。

陈清的眼泪出来了。

我们面面相觑，僵在那里，不知如何收场。陈清赌气似地跨上自行车，叮铃哐啷地一阵猛蹬，消失在罗城清洌的夜色中。

记忆中，那学期曾连着几天，陈清都是肿着脸来上课的。

头次发现他脸肿的那天，他说，昨晚倒霉透了，和你们分开后，我骑车走着走着，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醉鬼，一把将我从车上薅下来，还没等我反应呢，就给了我一个大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嘴里都肿了。说完，他张开嘴，让我们瞧里面又红又肿的肉。

咋这么肉啊你，王小军吼道，你没用砖头拍他啊！

我哪有你那个胆啊，吓得跑都跑不及。陈清说着，嘴里倒吸凉气。

但之后连着几天，陈清的脸变幻无常，有时左脸肿，有时右脸肿。有时肿得极其恐怖，仿佛是昨天的肿摞着今天的肿，一夜间让脸上的肉多出了一、二斤，鼻子都快被淹没了。那些天他张嘴说话极其艰难，一张嘴就咝咝倒吸凉气。

我们觉得这也太蹊跷了，就再三追问。看我们要急眼，他才道出原委。

陈清14岁的生日快到了。上月的一晚，酒后的陈屠户心情十分舒畅，破天荒地拉过儿子唠家常。说到自己无妻、儿子无娘的伤心处，父子俩抱头痛哭。那天陈屠户与往日判若两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儿子面前历数自己往日做父亲的种种不是。之后，他顺理成章地给儿子许诺，要让他在14岁生日那天，捏着大把的钱，风风光光去看海。

这让陈清几乎不敢相信。因为，他以前只要一提到海，并张口要钱去看海时，父亲轻则吹胡子瞪眼，重则破口大骂手起巴掌落。父亲的这个许诺，让陈清心潮澎湃，整整一夜都难以入睡。那夜里，他睁着比夜还黑的眼睛，呼吸着屋内潮腥的空气，在父亲如雷的鼾声中，幻想着看海时的种种情景；同时还想到，以后一定要对父亲好点，要好好孝敬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日一天天临近。而父亲许诺后的这段日子，仿佛是蜻蜓点水后的湖面，风平浪静，没一点动静。但看海的愿望在即将实现的可能中，在陈清心里掀起一日高过一日的巨浪。而对于那个许诺，父亲似乎忘记了，他只字不提。他每天依旧板着脸出去，板着脸回来。有时回来时，脖子上吊着布满油污的皮围裙，手里掂着那把带血的刀；有时却一两天见不着他人影。

于是，陈清觉得很有必要提醒一下父亲。

父亲那天回来后，陈清说，爸，我生日快到了。陈屠户瞪了他一眼，你懂点事好不，家里哪有钱给你过生日——去，帮我把围裙刷了。说着，他把皮围裙摘下，扔到陈清脚边。

陈清捡起围裙说，我不过生日，我要去看海！

妈的，你咋这么犟呢，看啥海！

你答应过我的。

老子啥时侯答应过你！

你咋这样啊？咋能说话不算数！

陈屠户急眼了，妈了个巴子，你咋这么不懂事，还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清还要顶嘴，结果脸上挨了重重一巴掌。于是第二天，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肿脸。他所说的醉鬼，是骗我们的。

在这件事情上，陈清确实表现出了如他父亲所骂的那样不懂事。他一根筋，认定了，瞄准了，不管家里什么状况，也不管父亲能不能拿出那些路费，那愿望实现的可能毕竟出现过，既然答应过，就得兑现。于是，之后的一两天，只要父亲在家，陈清放学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看海。陈屠户指着他的眼窝就是一顿臭骂。陈清不依不饶，用说话不算话来反击……最后，父子俩口舌交锋的结果毫无悬念，陈清脸上照例要挨上一巴掌，运气不好，还会粘上一层猪油。

陈清死牛顶墙般的倔强，让事情延至后来的几天，则完全变成了一种程序或仪式。一切惯性使然顺理成章，陈清连要去看海的话也不用说，父亲的脏话也省了——一进门陈清就赌气似地把脸直接凑过去，父亲例行公事地掴一巴掌了事。不然，他们都会觉得今天过得不甚圆满，仿佛有什么事没做。

陈清已被海弄得走火入魔了。

于是，我、王小军和梅兰，暗地里商量，一定要想办法帮陈清实现那个把脸折磨得比心还痛的愿望。可离陈清的生日没几天了。时间如此紧迫，上哪儿去凑那笔路费呢？我们私下打听过了，来回要两、三百元呢，这可是一笔能吓死人的巨款啊!我们父母每月的工资不过才五、六十元。

我们三个立即决定不吃早点了，把父母每天定时定量给的早餐费省下来，凑在一起。为了朋友，我们愿意挨饿。可这些钱，包括后面还没到手的，屈指算来，也不过五块五毛钱，离二、三百元的目标太过遥远。

眼看陈清的生日临近，我们心焦如焚。

之后的一天下午，体育课越野跑的时侯，我们偷偷溜了出去。跑到一家无人的院落，由梅兰放哨，我和王小军拎了人家扔在院子里的一口破铝锅，跑至一隐蔽处，用石头砸碎，找了条蛇皮袋子装着，三人兴高采烈地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销赃，卖了一块五毛钱。

三天后的半夜，没敢叫上梅兰。我和王小军到郊外的一家农院偷了三只鸡，用胶带将鸡嘴鸡腿缠上，用蛇皮袋子装着，藏在我家的车棚里。

第二天，我和王小军旷了半天课，到镇东头臭气熏天的农贸市场去卖鸡。路上我们给鸡松了绑，这三个家伙在我们手里咯咯直乐。农贸市场里，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一眼认定这鸡是偷的。我们一只要五块，三只十五块。他讨价还价，说三只六块钱，他全要了。我们不卖，扭头要走。他拉住我们不让走，还动手说要扭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三只鸡六块钱，我们卖了。

往回走的路上，我们异常丧气，有种被人打劫了的滋味。

3

多年后的一个夏日傍晚，我独自坐在北京的这个四合院里，摇扇纳凉，回想往事。可放学刚一进门的儿子，嚷嚷着要我给他做红烧肉。

我起身到厨房，打开冰箱才发现，里面除了点羊肉和蔬菜，再无其他荤腥。于是我跟儿子商量：咱们吃点红焖羊肉可以吗？儿子一百个不乐意，说中午学校食堂的饭太难吃，他没吃几口，想红烧肉想了一下午。我说要不咱们出去吃。他说不，就要吃你做的。可我实在懒得出去买肉，便跟儿子说：红焖羊肉也不错啊，你带着吃红烧肉的心情去吃，就没多大区别——都是肉嘛。儿子见我如此跟他饶舌，知道红烧肉无望，便要了五十块钱去吃肯德基。

看着儿子悻悻而去的背影，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少年陈清。

事实上，在1985年陈清生日的前一天，我们三个私下里商量，决定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帮朋友达成心愿。于是第二天我们找到陈清，这样劝他：陈清，今天是你生日，虽然不能去看海，但咱们可以去看黄河呀，听说黄河就在咱们罗城东边，骑车几个小时就能到。虽然它没有海宽，没有海蓝，但你带着看海的心情去看，就没啥区别——都是水嘛。

结果，陈清被我们说动了。

那天我们唱着歌，一路欢笑闹腾着，骑行了四、五个小时挥汗如雨地到达黄河边时，大家都惊呼起来——失望地惊呼：

这就是黄河吗？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侯，屁股还架在自行车的横梁上。眼前的水景，似乎是河滩上随意汪着的一洼水，东边的岸似乎被骡马无数次地踩踏过，岸无岸形。虽然南北都看不到头，但看起来很浅的样子，似乎连只鸡都淹不死。

巨大的失落感让我们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但，路已到了尽头，已无路可走。大家的情绪低落到极点。

沙滩上又潮又软，立着一些稀稀疏疏随风摇摆的野草，立不住自行车。所以，我们将车放倒在沙滩上。大家都不说话，茫然无措地站在那里。王小军已摸出一根烟，架在嘴上点上了。梅兰已抓了把瓜子嗑上了，瓜子皮在风中翻转后落下。陈清茫然四顾，似乎不甘心地寻找着什么。

你们看！

我们向北望去。很远处的河面上，一艘正在摆渡的轮船冒着袅袅黑烟。有缩小了的人影在晃动。

要不，咱们去问问，看这是不是黄河？陈清说。

本来是要留下梅兰看东西，我们三个去问，但又担心梅兰一个人害怕，所以我留下来陪她。我和梅兰看着他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轮船的方向走去，歪歪斜斜的脚印每个都很深，几乎能踩出水来。时有烟雾贴着王小军的腮帮子从他肩上飘过来。

梅兰从书包里摸出两张纸，垫在一片稍微干燥的沙子上，我们坐下来，中间隔着约有半米的距离。梅兰还在磕着瓜子，并抓过一把给我。我没要。我感觉口渴，用牙咬开了一瓶汽水。我们始终没怎么说话。不时，我会扭头看梅兰一眼。她感觉我在看她时，也会扭过头来看我，我们就相视一笑，然后再各自看着正前方毫无生气的水面。有那么一瞬间，我看见有缕风吹起了她的刘海，那侧影美得让人心跳。突然间，我觉得自己早就喜欢上她了。顿时，心里有了淡水般的甜蜜和忧伤。

感觉过了很长时间，陈清和王小军才回来。他们的样子比去时还要沮丧。他们说，这就是黄河——轮船上的人说，黄河流经罗城此处的边界时，就是这个样子，虽看上去很浅很静，但水下暗潮汹涌。

无奈让人难过，也让人平静。这时，我们都饿了，便掏出面包和汽水，坐在沙滩上边吃边喝，故作轻松地有说有笑。只是，无论我们三个说出多么令人捧腹的话来，陈清都是惨淡一笑。那笑容在他脸上轻轻一闪，就像王小军口中喷出的烟那样，倏地散掉了。

当大家吃完喝完，梅兰盯着我们手中的空瓶子，眼睛一亮，问道：

漂流瓶，你们玩过吗？

漂流瓶？这是我们头次听到的新鲜词。没等我们回答，梅兰快速翻开书包，掏出纸，还有一小截铅笔，仿佛都事先准备好了似的。她说，每人都写上一个心愿，装在瓶子里让它顺水漂走，这样愿望就会实现——记住，都不能互相偷看的，不然就不灵了。梅兰脆生生的声音是那么好听，她接着说，海纳百川，它们一定会漂到大海的……

如果梅兰是一个公主，那我们三个无疑就是她的子民。我们听了她的话，那截铅笔传递着，都互相趴在背上写。我趴在王小军背上写的时侯，歪歪扭扭得总写不好，纸上被戳出了好多洞。王小军痒痒得直笑，这家伙的笑声极像我们那次偷的鸡。我偷偷写了两个愿望：一是以后要当诗人（当时在书上看到的一些外国佬写的诗歌把我迷坏了），另一个是长大后娶梅兰做老婆。

本来是四个漂流瓶，但在封口时出现了麻烦——因为皮筋只有一根，还在梅兰的头上。我们只好把所有愿望都装到一个瓶子里。梅兰解下脑后的皮筋，将瓶口用装面包的塑料袋扎紧。放到水里后，那瓶子于浮浮沉沉之间，越漂越远。渐渐地，我们就看不见它了。但我们相信，它一定是朝着大海的方向漂去的。

在回家的路上，刚骑了没多远，王小军沉不住气，问我们：

你们知道我装在瓶子里的愿望是啥吗？

我们三个似乎很默契，都不吭声，等着他自己说出来。果不其然，他就自己说了：我的愿望是长大后买一辆卡车，全国各地到处跑。之后，他把头转向我，李强，你写的啥？

我只说了头一个，长大想当个诗人。另一个，我没说。

梅兰的愿望，我和王小军百般利诱问了好几遍，她就这话：你们猜去。

陈清是最后被问到的。这时，我们才发现，陈清好像从回家的那刻起，就再没有开口说过话。他脸上的黯然，犹如我们即将迎来的黄昏。

王小军问完没多久，陈清哭了。他只是哭，不出任何声音地哭。左右腿一轮一轮蹬着自行车，双手紧紧握着车把。泪平静地流在脸上，他也不擦，任它们像河流般地流成两条河流，途径眼眶、脸颊、鼻翼、嘴角和下巴，再滴落到我们正在行进的路上。

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人一次竟能默默流出那么多泪。

4

现在，我经常会梦到我的故乡罗城。

如今的罗城，在世纪之交的拆迁大潮中，被连根拔起并入一个地级市，连名字都被时代的大手抹去,成了城市高楼林立间的一个社区，在过去故乡的地理坐标上存在着。也许，所谓故乡，就是你在离开了以后总会想着的一个地方——只是想而已。因为在这想里，你已把他乡作故乡。

我如此，也许陈清亦如此。

我高中即将毕业那年，曾作为知青支边到罗城的母亲，意外地继承了外祖父的一笔遗产，其中包括北京的这座四合院。于是，那年我们举家迁到了北京——至今，我离开罗城已有二十五年了。

在我离开罗城的第二年，听说陈清的父亲在一次提着刀追一个愣头青的途中，被对方夺过了刀。他只是追追，可人家真砍，在他身上留下七道喷血的口子，还没拉到医院就断了气。就这样，死亡以其自身惨烈的方式，让他与疯癫而失踪多年的妻子，在那年于人们的闲话中得以相遇。而陈清在高考落榜后不愿接受亲戚的资助继续复读，到罗城西山的小煤窑给人家挖了一年煤，之后拿着那点积蓄，随着烽烟滚滚的南下大潮去了广州。经过多年打拼，他在广州安家落户，如今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到了副总的位置。

想必他已经无数次地看到过真正的海了吧。

这二十多年间，我曾见过陈清两回，都是他出差到北京。头回见他，是在世纪之交的千禧年——距我们分别近有十年。那晚我们坐在和平里的一家小酒馆，推杯换盏之间，话出奇得少。我也说不清多年的匆匆时光从我们身上带走了什么。只记得当时寥寥的话语中，在我们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忙。他说他忙得连一点看海的心情都没了。

王小军正如他在1985年的漂流瓶中所愿，在1995年贷款买了一辆大卡车，全国各地到处跑，跟罗城小镇的许多人一样，跑在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

说起梅兰，我心里多少有些感伤。也许，从那时直到我离开罗城，甚至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曾经在暗地里那么深情地喜欢过她，还有漂流瓶中那个不为人知的愿望。她现在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吧——有一次王小军在电话中跟我说，他们准备要二胎。这两口子也许要一直留在我梦中故乡的地理坐标上了。这个“一直”——也许就是一辈子，传宗接代，白头到老。

记得那次见过陈清之后不久，我出差到海南，顺便代替陈清，也为我自己，去看了真正的大海。当向往多年的椰子林、铺满贝壳的海滩、还有“天涯”“海角”那两块巨石以及一望无际、碧浪排天的大海涌现在眼前时，我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道眼睛该看向何处。我惊奇地发现：这面前的大海，其实早在1985年的少年陈清口中，我已见过了千百回。而这眼前的大海，却远没有少年陈清在1985年描述得那么令人心驰神往。

那一刻，站在海边，耳中回荡着阵阵浪啸，我摸出手机，含泪给陈清发了条短信：此时，我面朝大海，想起了那个一说起海就脸红的少年陈清……

收起手机，我是那么迫切地盼望得到陈清的回复。

那天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我在宾馆准备熄灯时，才收到他的短信：

 你知道我留在1985年漂流瓶中的那个愿望是什么吗？我盼望有一天，能在海边看见我的妈妈——小时候曾听她说，她的故乡在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