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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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东干脚。
东干脚是我的出身之地，或许它还另有名字，公家造册、报纸、公文上的，和我写的“东干脚”是不一样的。东干脚的人口头上自称“东干脚的”，好吧，我就记成“东干脚”。对不对，先不去考证。如果外人还领会不了，东干脚的人会在东干脚三字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平田，平田东干脚。这也说得通。东干脚的祖上，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平田院子，号称“宁远北路第一村”，村里有6、7千人口，清一色姓欧阳，是当地第一大姓。人多，出的大人物多，在本地为官的也多。所以一提平田，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
东干脚只是平田大村的一个生产队。
平田不仅管辖东干脚，与东干脚并排的段家、东边林子里的勒桑里、西边淌岭脚下的阙家，都归平田村管辖。
段家姓段，最有出息的人是段火佑，在地区煤矿当工人，有编制。阙家姓阙，出过一个彪悍人物阙汉骞，当时社会无人敢提——除了闲人闲时翻老黄历，才会提及当年平田和阙家械斗，阙汉骞要带兵剿平田的历史故事。只要朝中有人做官，村子小点，也不受欺负。我们常常会把东干脚代入进去，然后感叹：东干脚百来号人口，也有人在部队里、县里、乡里做官，比勒桑里强。勒桑里十来户人家，自古以来，一个高中生都没有出过。阙家？阙家也只是解放前出了一个阙汉骞！相较于隔壁邻舍几个院子，东干脚的人在心理上是稍微有些优势的。
东干脚在清末出过一个秀才。
相较出过秀才、举人、状元的平田院子，我们不比，因为同属一个宗族，都是杨子杨孙——平田的欧阳，曾有过一段改姓“杨”的黑暗时期。长辈说是欧阳先辈在明朝时站在陈友谅一边对抗朱元璋，陈友谅败亡，平田欧阳人家遭殃，要灭九族，一边改姓杨，一边逃亡，到桂阳落脚。在桂阳经营数代，风波渐平，又搬回宁远旧地，仍姓杨，直到明亡。到清中叶，平田杨上授在朝中为官，向户部提“杨”改回“欧阳”姓，遭“不可考”驳回，后得皇帝口允，始成。
平田院子虽清一色欧阳姓，却并不是欧阳修的后人。
平田人的先祖，来自江西万载。
东干脚的先祖，是平田“十甲人”。实行保甲制度的时候，平田按宗族关系分为三甲：六甲、九甲、十甲。
听老人或长辈拉宗族关系，说几甲几甲人，我还误以为是“甲”是“家”，是宗派。
东干脚为什么会搬离平田？平田可是大村，东西有护城河。西边的河叫龙溪，东边的是无名河，也叫小河，有后龙山护着。后龙山外边，是从平田搬出去的七里坪院子，有五六百号人，可以拱卫平田；西边龙溪河堤上有青砖围墙，河上三堵石桥——两堵平水桥，一堵石拱桥，都是经过周密布置的。平水桥连接的是平田的水田，拱桥之外是永州古盐道，平田人送客的地方。平田的大几千亩水田漫漫淼淼，北到清水桥，西到西舂水，与郑家八个村子隔河相望。郑家人口不比平田少多少，都姓郑，有实力与平田争水源。与阙家的矛盾，也是因水而起。民以食为天，对于农民，水就是天。在宗族力量划分势力的年代，欧阳姓郑姓两姓人家经常械斗。阳明山、石家洞又有土匪。为了掌握情况，平田人在龙溪学校后边田野里的水沟边修了一座八角楼，据传高八层，西边的道路、水田、水路尽收眼底。又在村中心修了瞭望楼，鸟瞰村子的边边角角。为了挡住郑家人、土匪的突袭，平田人还在龙溪河上修了围墙。
八百年历史的平田，是有底蕴的。
从风水上看，平田的建筑是个八卦形。
从建筑上看，借鉴了徽派建筑的造型。
从伦理上看，村里大路小路都指向祠堂。
从便民上看，院子中心的空坪子是商店和集市。
今天细看，木门上的门环、搭绊，都是明清手艺。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院子，到北山——九甲岭、界迹岭下落脚呢？村里长辈说东干脚的祖先在平田院子是看牛、放牛的，东干脚原来几座破屋是牛栏。后来，有一次同德群叔吃饭——其实他是爷爷辈，年纪比我父亲小二十几岁，照理说我父亲得叫他叔。可他年龄与我相仿，按老辈规矩，口头称呼降了他“一级”。他是教授级医生，不仅是平田的名人，还是永州的名人。德群叔说他和我们东干脚都是闸门外的人。
我不解。
德群叔娓娓道来：平田北边有道闸门，闸门外的叫“营房里”，是看守闸门的。你看看，闸门内，清一色青砖瓦房，亭台楼阁，水池花榭，一应俱全。闸门外，房子不是矮矮垛垛，就是泥巴巴墙。旧社会，是闸门内出人才，新社会，是闸门外出人才……
我们便开始列举闸门外的人才：市长、市政协主席、处长、县长、县政协主席、局长、镇长，作家、教授、学者……
江山代有人才出。
祖先能搬来在东干脚这个地方定居，他心里一定是欣喜、自由和充满激情的。
相比于平田院子的青砖黛瓦，石桥石路，东干脚属“临建”，简陋不堪。
东干脚门前有条河，龙溪的中游，上游属勒桑里，下游属平田院子，流过平田院子的田亩之后，在神山下汇入西舂水。河上有一架木桥，五根杉木条一拼，打入两根楔子，架在河上，就是东干脚人进进出出的必经之道。去田野，去平田院子。平田院子是必去的。油盐都要去平田院子中心的商店买。抓了两斤泥鳅黄鳝，捡了两斤田螺，也得拿去平田院子去卖。就是碾一担米谷，也得汗流浃背挑去平田院子的碾米厂加工。
东干脚离平田院子三里地，田埂路、庄稼地里的荒路、河坡路……
去一趟平田院子，就像朝圣一次。
进了闸门，四吉堂，宁远北路有名的堂号，当年积聚的钱财，能压断楼板！
上公厅，当年全凭他一己之力，欧阳姓的“杨”姓才改回欧阳姓。上公厅的照壁上，本来有上公的素描像，改做碾米厂后，照壁被柴油机的烟囱喷得墨黑，什么也瞧不出来了。放下担子，排队，利用这点空余，还可以跑去厅门口——这个厅是祖祠，瞧一下热闹。每天，每时每刻，厅门口都不缺闲聊的人，扯平田的历史，扯平田的人才，扯眼下发生的事情……扯不清楚，就抓路过的人参与进来评理……
碾米回来，也是一顿吹，在路上遇到谁了。
在平田院子的巷子里遇到谁了，打了招呼。
在碾米厂遇到谁了，和兄弟一样，一点也不见外。
在厅门口，看到谁和谁争得脸红脖子粗要吐白沫了……
在东干脚，周围的任何一点小事，大家都可以津津乐道半天。
东干脚的人不会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
平田院子的一小部分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东干脚的祖先是被平田人赶出去的……
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歧视，比如东干脚的人到平田院子，打招呼的时候，会遇到“哈，出来了”之类的话。这是什么话？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山里出来。两个院子，一个宗族，虽一大一小，打开大门，一眼可见，还这么侮辱人？不过久而久之，东干脚的人也不较真了。没什么比过日子重要，争一口气，又不能当饭吃。而我们小孩子在山上放牛，大的孩子都告诉我们，我们是杨令公的后代，杨家将，不怕死，不服输，保家卫国，和郑家院子打了好多仗，每次都打赢了！抽烟的老人取脱脑壳上的发霉草帽，一边往怀里扇风，一边鼓起眼睛：什么杨令公，净瞎编。我们是杨伯公的后人，杨伯公，四海欧阳无二姓，天下欧阳是一家，文起八代之衰……
越说，我们越听不懂。
我们还是把自己当杨令公的后人，武功盖世，精忠报国。和亲戚家孩子争起长短来，家世就是资本，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平田有两个学堂。一个是龙溪小学，曾培养出十来个黄埔生，在本地名声显赫。一个是琼英小学，据传是阙汉骞捐建的，他夫人是平田人。龙溪小学是高级班，琼英小学是启蒙班。在琼英小学启蒙，然后再到西南角的龙溪小学读高年级。我在琼英小学启蒙，在龙溪小学毕业。
两个学校都闹鬼。
琼英小学有马桶脚。据传夜里或清早，楼板里会伸下一只马桶大的脚杆来。
龙溪学校本来就是古庙改的，厢房改做教室，经堂改做礼堂，僧舍改成了老师的宿舍。住校的老师说半夜经常能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
在家里，德爷、父亲、三叔都给我们讲了不少鬼故事。会唱歌的野狗，会漂移的鬼火，穿半截红裙的女鬼，往山下滚石头的山魈……每次听得头皮都炸，正惊悚得不得了，大人还恰到好处的喊一声“鬼来拿了”，小孩吓得人哇哇叫，女人甚至朝大人吐口水、丢鞋子。
东干脚的后山——九甲岭、界迹岭，虽是阳明山的余脉，但不像西山那样绵延，梗阻半天，也不像东边马脑壳峰一年四季云蒸雾绕，但岭上曾有土匪盘踞过，数百土匪被杀死在山顶的石山里。所以，每次上山放牛，都不敢上山顶，怕遇到不好的事。
九甲岭、界迹岭也曾枞木遍地。据老辈人说，大的枞树，双手都抱不过来。大炼钢铁的时候，一扫而光。吃不饱饭的那个年代，东干脚的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上到半山腰，在山坡上开荒，种红薯、种花生，补贴粮食之不足。土是黄土，肥力不足，种不出好庄稼，又改种山苍子，挂了两年果，又觉得山苍子提炼油费事，改种油茶树。
挖红薯，我会跟着大人上山捡红薯。
山上的红薯个头小，但皮光滑，没虫迹，浆口足，蒸起来吃很粉。
山上的花生个数少，产量低，个还小，但饱满，炒起来吃，香。
我看中了的红薯，我总要想个办法弄到手。火勒叔或查叔见了，总是先笑笑，劝我莫急，小心锄头挖到手。遇到地边的石头上有火棘果、野柿子，我也去摘。他们都会说一句话，或者说还是青的，没熟；或者说脚边边有刺条，小心挂到肉。查叔更是，还去掏鸟窝，把鸟蛋送我。我问怎么吃？查叔咧着缺门牙，说煮饭的时候放到饭皮上蒸。
然而，这些美好的事儿很快就结束了。
油茶树种好，挂了果，却分到了户。大家不再一起劳动，不再一起去看电影，不再一起烧石灰，不再一起捞河鱼。大人们兴高采烈，劲头十足，孩子们却不能在一起玩了，放牛的放牛，打猪草的打猪草，做饭的做饭，都帮大人做事了。我父亲不当生产队长，改行当“鸭队长”，先养“靠鸭”，一只西鸭公，配八只麻鸭婆，孵出来就是“靠鸭”，后来嫌规模小，养了百多只草鸭下蛋卖种蛋，后换成麻鸭，再换成樱桃鸭，追经济效益。我去上学了，父亲一个人看管。我放学回来，父亲便交付给我，他赶去田里地头做事。
看管鸭子很清闲，跟着鸭子走就是了。
龙溪河两岸都是农田，东干脚村前的，属东干脚。东干脚门前木桥以下，属于平田院子。鸭子只能在河里游，不能上岸，不能下田。河道两边不管是稻花香，还是稻谷香，对鸭子都是引诱。河坡并不高，还是斜面多，鸭子很容易爬上去撩事。
看管鸭子尽管看起来很清闲，但眼睛不得闲。
父亲常告诫我：眼睛是管事的。
可我那时候迷恋杨家将、水浒传、小李飞刀……父亲一走，身影一远，我就把别在裤腰带上的书掏出来看。看几行，就看一眼鸭子。然而，还是看不住，鸭子不是进了东干脚人的水田，就是进了平田院子的人的稻田，不是吃了人家的鱼苗，就是刷了人家的稻穗，或者踩倒了人家田里的秧苗。
鸭子造事，我吃父亲的爆炒栗子或者棍棒绳索。父亲向人家赔礼道歉赔物赔钱。母亲跟人家争吵……
养鸭子几年，母亲几乎和东干脚的女人吵了一个遍……
打也罢，赔钱也罢，吵架也罢，鸭子不能不养。
养鸭子是父亲母亲积累家庭财富的坚强计划。
我是家里老大，必然成了他们的生产力。
我想跑，最远跑到皇家洞。我外婆家，或者我四姑家，然后半夜被我父亲去领回来。
我心里火，把带头撩事的鸭子抓起来，挂在棍子上，要以儆效尤，然后挨一记父亲的闷棒。
父亲打人从不挑东西，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我挨过绳子抽，锄头把子敲，苦竹棍子的暴风雨……
我不反抗，也不记恨他。
是我把事儿搞砸了，我得心甘情愿接受惩罚。
除了一年二季的稻子之外，放鸭子也有放鸭子的快乐。
让鸭子溯游往上，过了可怖的蓑衣岩、敞口岩，上了坝，就是吕仙岩。蓑衣岩之可怖，是里面曾住过和尚，和尚死了，装进棺材，不入土，竟摆在岩洞里；敞口岩，据说里面躲过土匪，而且，岩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土坟。吕仙岩是个出水岩，是龙溪的源头之一，洞口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出，当年吕仙钻过，所以叫吕仙岩了。秋后，水线下降，吕仙岩会干枯。我曾跟着勒桑里放牛的人进去过，里面岩石孔洞森然，经过这些岩石孔洞后，是天坑，天坑下的水槽金光闪闪。现在是丰水期，洞口的水汩汩而出，但并不可怕，抬头，水田坡上的林子里，就是鸡鸣狗吠的勒桑里。
勒桑里的人会来这里取水，担回家做饭、饮用。
在吕仙岩前，我时常可以遇到勒桑里出来到这里挑水的人。
我希望遇到福昌，或者伍昌。
福昌是父亲的朋友，是个老单身。家里有梨树和桃树。
伍昌是父亲朋友黑狗叔的老五儿子，年岁与我相仿。他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黄梨树，黄梨下果，可以装十挑。哦，他家后门侧还有棵油桃树。
勒桑里虽十来户人家，但家家有果树，有竹园。
听老辈人说，勒桑里的人是九甲人，曾经从平田院子搬来三十来户，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人又搬回平田院子住了。
勒桑里其他人虽不是父亲的要好朋友，但都是熟人。只要进了勒桑里，随便摘几个桃，打下一个梨子，是不会有人说三道四的。当时，碍于面子，或者家教，我是不会这么做的，怕人家说偷。
如果遇到福昌、伍昌，就不一样，我不说，他们也会邀请我去他家的果树下，打几棍子，捡一捧果子。
如果不遇到他们，也没事。鸭子在坝上歇脚，我就脱了衣服，走进水里，扑腾几下子，然后到石壁缝里摸鱼。这水刚从吕仙岩里出来，清凉，但石壁里有鲤鱼、鲫鱼、马口、螃蟹，或者螺蛳。水田沟渠里，也有不少鱼。只要不嫌辛苦，到沟渠里抓上半天，也能出半斤八两黄鳝泥鳅。中午时候，父亲喂了鸭子，把鸭子赶回鸭圈，我就会拎个小桶，去水田的沟渠里捉鱼，一晌午下来，多的有两斤，少也有半斤八两。我不怎么吃鱼，母亲也是，弟弟妹妹也不嗜好，便攒起来，有了几斤，便由父亲提到平田院子去卖。父亲没空，派我去，我也颤颤惊惊去过——生怕卖不掉。一斤泥鳅，五毛钱，帮父亲换五包龙山产的燕归烟。父亲也不表扬我，还怼我，说他八岁的时候，就上山下河了……
不信，问你奶奶去。
哎！
东干脚有山，秋风起时，艳阳高照，上山捡茶籽。
东干脚有田，收割了二季稻后，到田里去挖泥鳅。
东干脚有水，水边有前人手植的吊柏树，月夜里威武如哨兵。
月夜里，东干脚连在一起的瓦屋，如一艘归航的小船。
瓦屋丑陋，但粮仓有满仓温香的稻子。
生活不愁吃穿，大人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尤其是听到平田院子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县中，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北大，要放电影庆祝了。东干脚的父母牙痒痒的，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又没有其他办法。儿子，女儿，一样看待，只要上进，北京上海，砸锅卖铁也乐意。东干脚家家户户都有人读书，然而，能考学的，却没有。
我们家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翻历史，东干脚第一个考顶子的，就是我家祖上。在平田院子和何家乡教过书，在东干脚还开过私塾，响当当的阙汉骞就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你伯父，小学五年级都没读完，满十六岁就跑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了军校，如今当营长……
我父亲讲这些的时候，比教室里上课的老师还声情并茂：到了你们这一代，时代这么好，放开肚子吃，放开门读书，你们个个都和猪一样了…… 说完，神色暗淡下来。我是留级留级再留级，成了酸水萝卜；妹妹嘛，做家务勤快，学习成绩一般般；月祥嘛，才启蒙，是不是块好料，现在看不出……
东干脚的人虽然住着瓦屋，种着自己那份田土，也势利，但眼光并不短，思想也不狭隘，盖因众多前辈、先辈从石板路、田埂路上走了出去，以前进朝堂，现在各个城市的部门里有编制，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对东干脚的人就是刺激，个个都想盘两个像样的人才出来，不仅是争口气，也是让孩子从土里刨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改了身份去过新鲜的有头有脸的幸福日子，父母就算活得值了，苦死也值。
我想起了孙少平。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家里穷，他上中学，吃黑馍。我上中学，吃咸菜。我父亲养鸭子挣了钱攒了起来，盖了红砖房。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个创举，是家庭富裕的象征。然而，父亲用尽积蓄盖房子，还欠了债。欠债盖的房子，只是个壳子，是个粗糙的壳子。对于父亲来说，他完成了一个使命。对于家庭来说，收入抵不上开支，开始拮据。在舂陵中学三年，我的同学们吃食堂，我吃咸菜。食堂开饭，孙少平可以最后一个去，我不能。舂陵中学的食堂，过时不候，按时关门的。孙少平停学回家帮助劳动，我不用停学回家，但每周周末回去，一样是要参加劳动的。孙少平挣工分，我不需要，我只是帮家里劳动。在父亲的教导、示范、敲打下，我学会了播种、插秧、犁田、耙田、收割、交公粮……
跟孙少平还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喜欢读闲书。
孙少平有田晓霞提供书籍来源，我们学校有个不超过三百本书的图书室，大部分图书都是旧的——老师们捐的。
比如说《平凡的世界》。
孙少平记性比我好，能记住读过的书的内容、情节，甚至细节。
我记不住，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猎奇，获取阅读的快感。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读书打开了视野，变得眼高手低，又野心勃勃。
在舂陵中学读书，寄宿。
离开了东干脚，我并不想念东干脚。舂陵中学在柏家坪南边的丘陵里，离东干脚不过八里地，虽然山重水隔，但毕竟还是在乡下。山还是那些山，河还是那条河。不过，学校边的田野里，分布着好几个大水塘，夏末秋初，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偷跑出学校，穿过田野，去大水塘野泳，——说到底，是为了省去到水塔提水到澡堂洗澡的麻烦。在这片田野里，发现这片风景还是蛮漂亮的。柏家坪连屋共舍的瓦房近在眼前，电影院的灰色高楼形同鹤立鸡群；周家院子、蔡地里、左洞，这些泥瓦乡村的周围都种着一些树，杨柳、吊柏树、椿树、棕树，高高矮矮，渲染出层次。面前的田野，顺着丘陵的坡势向下延展，直到东舂水边上的枞树林子。田野里，一条青石板路宛若被追捕的青蛇，朝着潮水岩、杨柳桥、姑娘庙的方向奔去。
洗了澡，暮色四起，我会想父亲母亲，想奶奶，想弟弟妹妹，想东干脚的人。
家里鸡鸭猪牛，管过来，都是七、八点钟了。父亲从早忙到晚，像秒针一样，一刻不停。他压力山大，也不敢停。其时他咳得很厉害了，抽烟更厉害了，在床前放一个铺了煤渣子的撮箕，也不去医院检查。他舍不得花钱，以前还抽龙山出的燕归——那是东干脚烟民的标配，一包一毛钱，他都舍不得了，抽自己营务出来的劲道大的旱烟。盖了房子后，他已经开始硬扛，我、弟弟、妹妹上学，都要花费。孙少平还有个哥哥孙少安挣工分，我是家里老大，我得读书，并且出息。弟弟、妹妹都要读书，一个不能拉下。父亲只有一双手，他也只有靠一双手来营务全家人的生活。他被生活压成一张弓了，然而，他精神还好。或者，他撑起了三个子女读书的花费，他在为此自豪吧。
奶奶是家史的讲述人，也是我的心灵按摩师。她能把我们的家史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讲个半天，也能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观念跟我讲上半天。
我家养鸭子，鸭子撩事，弄得我父母跟东干脚很多户数关系紧张。紧张的另一面，就是紧密。查叔、珍叔、贵叔，还是一如既往善待我家，在我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个人总会挺身而出搭把手。
在舂陵中学三年，第三年是我最不堪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帮同学婚姻失败的姐姐打架，冲撞老师——这是最致命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中考失败。
在舂陵中学，我记下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张土茂，语文老师，教了我初一年级就调离了。一个是李生龙，教我初二、初三的语文，直至在舂陵中学退休。语文老师在书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所以他们对任何学生没有偏见。
回到东干脚，东干脚除了我家的红砖房子，火勒叔也盖了红砖房子。
东干脚在变化，这种变化很慢。但变化快的是人家看我的眼光，如刀似火像冰水，弄得我都不敢出门。父亲也是绝望至极，买回一个高压锅，要分开我单独过。他很冷静地分析了家里的情况，我已经回村，弟弟妹妹要读书，需要花费，他不想牵累我。红砖房归我，东边的水田，随我挑。自家有牛，化肥农药，他会在买回来后分给我……
我十七岁，我能怎么办？
我想找一个陌生地方躲起来。最好没有熟人，自生自灭，咎由自取。书上什么天无绝人之路，什么世上本无路……只是他们经历绝境后的洒脱，在绝境里，人和关在笼子里待宰的鸡的毫无区别。
好在我有奶奶。
奶奶训我父亲：红崽还没有成年，你父亲父亲，责任还没有“付清”，过一年再说。你现在就能看死红崽？人看人不死，天寒草不生，到时来运转的哪天呢……
父亲心底里，也只是想教训教训我，并不想和我分开过。
只是，我伤他太深。
我长大了，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挥舞棍棒打我，分开我，是他想让我认清现实，让我独立，让我思考，让我担当……
该说其他地方了。
从舂陵中学毕业后，由三叔担保，我又到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
父亲以为我深蹲一次后，能抓住机会雄起。
然而，我是来要债的。
我并非不珍惜这次机会，但数门功课的漏洞太大了，补不上。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后，我又去了九疑山读高一，再到宁远四中读高二……一个劲地折腾我的父亲。其时，妹妹在四中读高一，弟弟在清水桥中学读初一。父亲那张弓，已经拉得满满当当，再撑下去，随时绷断。
家里在父亲盖了红砖房之后，经济一直没有好起来。
供我们兄妹仨读书，是父亲最后的倔强。
父亲撂话说：就是把他九十斤的毛头熬膏药，也要。
我在东干脚的两个同龄人——春哥在地区农校，富贵在宁远二中。在经历过分家事件后，我想我得学会一个技术。高考失败，父亲分开我，我也有谋生之道，而不是在东干脚分家里的责任田，要父亲供给化肥农药。便横下心来，向父亲讨要了十块钱，向转业到衡阳工作的伯父讨要了十五块钱，报了一个写作函授班。我读了很多闲书，记性不好，但能通过写作谋一条出路……这想法很奇葩，让我兴奋。未来很美好，美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拿出种田人种田种地的韧劲，谋个生活应是稀松容易的。
我还是那么幼稚，又那么自信……
我当时不知道，这叫做盲目自信。
还相信孤勇者一定会抵达理想的彼岸……
其他的地方，包括潮阳、深圳、东莞，甚至广州的番禺。
在潮阳耗时最多。
夕贬潮阳路八千，雪拥蓝关马不前。
在潮阳有写作函授班的学友——姑且这么叫吧，虽然素未谋面。一个学友在潮阳和平镇，一个学友在潮阳沙陇镇。和平镇的学友马东涛，沙陇镇的学友郑少华。通信后得知，马东涛在和平镇文化站上班，郑少华在和平中学教书。得知我想去潮阳谋生打工之后，两个学友既不拒绝，也没有应允，只是说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比不上珠三角，但工作不难找。而我，只需要一份工作，一个落脚的地方，或者，只要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
其时，东干脚、平田院子、郑家院子、柏家坪、清水桥，我那些没有继续上高中的初中同学，甚至妹妹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务农的同学，都陆陆续续往广东跑。据说，很多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在广东办厂，工作容易找，待遇还好。一时之间，社会上就兴起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旋风。即使在宁远四中，自觉高考无望的同学，也退了学，跟了熟人去了广东打工。
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
像穿云箭，把乌云笼罩的山地天空刺出了窟窿。
大家也认识到，在家种地是一种选择，去南方也是一种选择。
不甘愿被土地束缚的年轻农民，天天打探着消息，等待着在广东落下脚来的熟人、乡亲、同学的回信，随时准备出发，去过跟农民不一样的生活。路上的班车多了起来，跑运输的货车也多了起来。原来简易的坑坑洼洼的省道，也重新铺了砂石。永州古盐道变成了大马路，直接修到了南风坳。南风坳在哪，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听老辈人说，过了南风坳，就是广东。奶奶以前也说过：过了南风坳，担子轻一炮。一炮，十斤。于挑盐的挑夫，这是莫大的轻松。我猜测，那边应该不像宁远到处是山，行路难。
90年代初的南方，树了一面大旗，呼唤着各路英雄。
我不是英雄，我不能去珠三角，我选择了在宁远无人注意的潮汕。
李嘉诚，潮汕人。
饶宗颐，潮汕人。
……
想象中，潮汕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当我悄悄摸摸以一个逃跑者的姿态离开东干脚的时候，我觉得非如此不可。并不是我对东干脚失望透顶，而是对生活产生了恐惧。也并非不愿意告诉家人，反而觉得不让他们知道，不要他们纠结和牵挂，对他们是一种解放。我是要回来的，不论何年何月，我过好了，就回来。过不好，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肯定是爆炸性的，父母是不可能承受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扛着。在南去的班车上，这些纷纷扰扰的想法，让我变得麻木、无趣和决绝。
宁远到广州四百公里，橘子味的班车摸黑在南岭众山中颠簸缭绕了六个钟头。
为什么是橘子味——那些和我一样的背井离乡的老乡带了家乡的土产橘子，一个劲地在车厢里剥橘子吃。七月，早熟的橘子，剥开之后，散发出强烈的酸味氨味。
下南风坳，清晨微光，大地宁静。
拉了一个晚上的话的老乡们，有的趴在前排座位背上，有的仰着头，脑袋耷拉在座位后背上，靠窗边的脑袋歪着靠着窗，都睡了。
南粤大地的风景，委实跟一山之隔的宁远大不相同。
这个山，是南岭。
南岭，是南方最长，覆盖省区最多的大岭，从福建到贵州，其中间是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同时，南岭也是南方最为险峻的岭，纵横千里，像一道无法超越的屏障，不仅切分地域，把气候都切割了。
清连公路两边，是田野，一蓬一蓬野草绿得出油。
过了连州向南，阳山路边的山，一如宁远的山，层层叠叠，云蒸雾绕。隐现的村子，跟东干脚的泥坯房没有什么不同。我睁大了眼睛，大家口口声声称道的发达，就是这番模样？跟我一样惊掉下巴的人不少。来过一次广东的“老江湖”说：这是粤北，和我们宁远一样在山里，一样穷，发达的是珠三角，我们要去的东莞，到处都是工厂和工地。
潮阳会怎么样？
东涛说潮阳有工厂，工资低，大家都往外跑。
我不太在乎工资有多少，我要的是一个远离东干脚的地方。
只要我会了一门工作，工资自然会加上去。
我一定要会一门工作。
看着他们兴高采烈，我在下决心。
没有人带我出来，我也不愿意去找已经在广东落脚的同学或者村里的熟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让他们看我窘态的时候。
年轻人的那种无知和无畏的自信、傲气、倔强，我表现得很彻底。我终究要自己趟出一条路来。
在广州换了车——广州站前路人山人海，摩托车、小贩、架子车乱穿，公交车、轿车、货车喇叭声响成一片，看起来，像是一锅煮沸腾了的汤水。
出城公路宛如山间峡谷中的小道。
经过增城、博罗、惠州、惠东……一车说潮汕话鸟语的乘客已经在暮光中昏昏沉沉。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过了惠东，车窗两侧空荡荡起来，是夜色，是山，是无边田野，是海，我不知道。车厢里除了我，还有没有外省人，我不知道。
在海丰、陆丰地界不知行驶了多久，车停了下来。
前面的车已经排成了队。
据猜——听潮汕话只能靠猜，前面广汕公路修路。
下车，找了棵树，在树后面尿了水，爬上车，睡觉。
七月，并不炎热，反而觉得还有些清凉。
我已经离开了以东干脚为中心的生活，前途未卜，人困马乏，与其担心前途怎样，不如痛快睡一觉。
我不知道，我走出这一步，是我七年流浪生活的开始。
等我从迷糊中抬起头，发现车窗外阳光灿烂。我使劲在飞逝而过的马路边的建筑外墙上寻找着潮阳、和平的蛛丝马迹，却什么也没找到。下了车，问司机。司机说已经到了终点站：潮阳。再问司机，司机也是湖南人。和平镇已经过了。要倒回去，很近，只要两块钱车费。谢过司机，往台阶下走，一地光斑。抬起头，路两侧，是小叶榕，间或有一棵木棉树。阳光透过树叶缝隙，落在地上玻璃碎片般闪亮。天空无云，晨风轻盈。
我本意是第一时间到和平文化站找东涛。
然而，我找到的是少华的家。
东涛当时只是文化站的临时工。我去文化站，他没在。我在和平镇政府前面的街上溜达了几圈，又进去找，还是没找到他。又反复几次，终于在文化站遇到了一个浑身彩漆的工作人员，问了后得知东涛已经好几周没来文化站了，联系不上。
时间已经快到四点了。我还没有落脚之处，急了，记起了暑假住沙陇浩溪的少华。在三角路口，看到了去沙陇的面包车，问了卖票的年轻人，得知浩溪村就在沙陇镇边。另一个乘车的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也热情的说：下了车，找一部单车送我去。
浩溪村不是东干脚那样只有百来号人的小村庄，浩溪是一个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全村人都姓郑，叫少华这个名字的，不下十个人。骑着单车驮着我的庄稼汉大叔幸亏是个本地人，带着我穿街走巷，逢门就敲，逢人就问，问了不下十条巷子，找到了好几个少华，都不是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太阳西下，霞光红了半天，我心里却是拔凉拔凉的。
还有两条巷子。
大叔安慰我。
望向那一条深深的巷子，空荡荡的，狗都没有一条。
潮汕人并不像老家人，黄昏的时候在屋前屋后忙来忙去，喂鸡喂鸭。他们进了家门，反手关门，就不再出来。
幸运的是，接近巷子尽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
少华不在家，迎我的是他的弟弟少功。
少功是个戴眼镜的皮肤白皙十分斯文的少年，迎了我，帮我付了二十块车费加带路费，便领我进了屋。
少华的家进门是个天井，天井里有口井，向南一座雕花大门，进去，又是一个带回廊的天井。天井里有假山，天井两边是厢房，天井之上是中堂，中堂的大梁雕龙镂凤，花花绿绿。靠北角是茶几。少功让我坐下来，点亮煤油灯，开始煮水泡茶。
我饥肠辘辘，铁观音茶水浓如墨汁。
几杯下去，便觉得头脑昏沉，如同醉酒。
又不好意思拒绝，我只有硬着头皮一杯一杯喝。
少功见了，笑着夸奖我：你厉害，外地人没喝过这茶，一般喝一泡就会醉。
哎，他这不就是说我嘛！
临近晚饭时间，少华才骑着摩托车回来。
少华高高大大，满脸胡茬，说话声音却是低沉嘶哑。
少华是物理老师，按他外形，教体育更有说服力……
在少华家安顿下来——其实很惭愧，我走了两千里，却并没有带来一份礼物。除了我一副躯壳，我身无长物。少华也认识东涛，不很熟。他觉得东涛门路多，和平工厂多，找工作的事，东涛应该有办法。
我空手来到潮汕，冥冥中也注定了我空手离开潮汕。
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层因果。
七月，潮汕的台风季刚过。
在少华家住了一星期，把少功藏的零花钱都花完了，少华才跟东涛联系上。
东涛，方脸，小眼睛，小胡子，说话慢条斯理，有写作才华，在农田和文化站之间游嬉，比教书的少华阅历丰富多了。他身边有一批南桥中学的朋友或学生，也有一批依恃报德古堂做公益行善的长者。通过东涛，我认识了南桥中学的学生马同城、马楚峰……如果我热爱学习，此时，我应该在宁远四中，和他们一样备战高考。可是，人生没有可是！东涛还领我去大峰风景区的报德古堂见管事的领导，领导送给了我一条有花格子的澡巾、一顶草帽和一件白背心，对我这个外省人表达了关照之情。
东涛带着我在和平镇溜达了两天。
和平镇和沙陇镇不同，和平镇靠着广汕公路，练江从镇北边上流过，交通便利。沙陇镇只有一个大印象减肥茶，和平镇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眼镜厂，还有自成体系的磁带产业。广汕公路两边，各种名目的磁带厂随处可见——不过不是高楼大厦，是棚屋。和平镇唯一的工业区——双凤工业区看起来都是现代化厂房，基本上都是眼镜厂一家工厂的厂区。
潮汕地区，省尾国角。
一条广汕公路，把汕头和广州连接。
两条大江——练江和韩江。练江把揭阳、潮阳连接起来，韩江把潮州、汕头连接起来。练江在海门入海，海门港是小港；韩江在汕头入海，汕头港是中型港口。
东涛告诉我：用潮汕话读唐诗，比用普通话读起来更有韵味。
潮阳县有三百万人口。
……
东涛说了很多，我记住的很少。
我没钱了，唯一的想法就是早点工作。
东涛说给我联系好了工厂，他朋友开的马赛克厂。在里面工作，包吃包住，开始一个月三百块钱，以后会加工资，加多少，老板加多少就多少。
是工厂，行。
东涛骑着他的破自行车，把我驮到双凤工业区后面的山坡上。
山坡上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马赛克厂，一个是轧钢厂。
马赛克厂的大门左侧有一排低矮的瓦屋，对面的厂房是棚屋，被七月台风刮翻了，竹架子塌了，沙地上到处是各种颜色的马赛克。高炉顶上的铁皮棚子也被台风掀翻了，露出一个大洞。如果不看见几个忙碌的工人，会觉得这里是个破烂场。
进了马赛克厂，山坡下面眼镜厂灯火通明的车间就成了我仰望的地方。
在马赛克厂，先收拾破烂，然后收拾铁皮顶棚，然后挖排水沟……
在家种地的力气，在这里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我也感到幸运，幸亏我种过地。
马赛克厂所谓的车间，不过几张大板桌，几个四川来的妇女每天用筛子抬片。
打杂的，做饭的，车间的，老老少少算起来，不到二十个人。
我是打杂的。
打杂的，什么活都干。
挖水沟，挖土方，砌断墙……
从八月干到十一月，老板没开一分钱工资……
每当看到山坡下面的眼镜厂车间，看到自己光着背，像个农民——哦，小工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小丑。如果按时开工资，或许还能蹦跶、开心。一个月一个月只记一个帐……
好吧，跑的惯性又开始冲撞我的头脑。
跑出马赛克厂，我开了更不堪的生活。
先是修广汕公路，两个月后，标段工程完成，老板没有项目，队伍解散，我去棉城边上的石场，由于口袋里有一本从东涛那里借的什么书，被工头发现，这个外表看起来很斯文的潮汕人告诉我：你不适合这工作。下了山，直奔练江边的码头，和本地一帮中年妇女挑船……
我像面团，任生活揉搓。
这是惩罚，还是报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得活下去。
潮阳除了水资源——其实正在遭受污染，练江水没有一天是清澈的，水面上水葫芦一片一片，随波起伏，个头硕大的福寿螺巴在水葫芦肥厚的茎叶上载浮载沉；江里淤堵严重，航道里只能跑一跑拉沙子、拉煤、拉贝壳的小吨位机船。其它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又多，封印在省尾国角，老一辈人就坐“红头船”下南洋，现在的人就全国各地跑。本地人办的企业，首先是满足亲人、家族、宗族关系需要，规模上来了，管事的，仍是自己的人。由于资源有限，竞争激烈，各宗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成立了各自的宗亲会。到了家族，就是竞争生孩子，谁家孩子多，谁的拳头硬，谁就在竞争中占优势。人多了，又地偏，竞争环境恶劣，有的人铤而走险，靠海不吃海，靠海上走私；有的人沿着广汕公路、深汕公路走出去，靠着吃苦和韧劲，在全国各地落脚，开杂货店、电器店、五金店…… 潮汕人有钱，钱都是从外面挣回来的。潮汕本地，靠着当年坐“红头船”去东南亚闯荡发达了的长辈的资源，办起了一些加工厂，解决了一些富余劳动力。
潮汕的发展，只是有了一些个雏形，就像路边的棚屋工厂。
我没有退路，只能死扛，任凭生活打扮。
我偶尔会想起东干脚，甚至泪流满面。但感情发挥完之后，还是得面对眼下生活的挑战。在东干脚，也未必比现在好。种地能安贫乐道，但现在自由，虽然穷不拉几，疲于奔命，但总能找到活干。有活干，就有办法，就能看到希望。而种地，最后只能被土地收留，杳无声息。我既然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刨挖——在异乡，我仍是用力气刨挖，但厂房就在身边，机会就在身边，总有一天，我会穿上工装，在灯火通明的车间里上班。
我觉得那才是人生正途。
攒了点钱，我决定离开这里，去深圳、东莞看看，碰碰运气。
当我得知我的朋友杨波退伍了，在深圳布吉做保安，我决定去投奔他。
来了潮阳四年多，潮阳也在缓慢变化，现代化的工厂多了几个，粤东磁电、粤华磁电、星光磁电，一栋一栋新张的楼房里，啤机啪啪响。可我不会开啤机，学都没有机会。其他工作岗位，打螺丝什么的，不招大老爷们干。而杂工什么的，本地人或有关系的外地人才能干，不会要我。
树挪死，人挪活。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深圳委实做到了样板的作用，全国的民工都恨不得长一双隐形的翅膀飞奔而来。
我在布吉找到了杨波，住他的宿舍，睡他的床。他白天上班，我白天就一个人出去找工作，哪怕是建筑工地当小工也无所谓。然而，在南门墩、水贝、南岭附近的几个工业区转了一圈，发现很多招工的工厂，但我不适合任何一项工作。要求不是熟手，就是女性。我没有任何经验——除了当小工。当小工也不用经验，有一身力气就能干。在附近转了两天之后，没有收获，我便尝试走远一点，从布吉走路去龙华、观澜、平湖、沙井，再回到布吉，一走一天，仍是一无所获。
我吃杨波的、住杨波的、花杨波的，他也犯愁。这样的生活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后铤而走险，借了他的身份证，在职介所交了二百块钱介绍费，职介所推荐我到石岩工业区里的港资塑胶厂当保安，一个月月薪三百。我接受了，这比每天折腾杨波好。
当了保安，我终于穿上了制服！
这是我第一次穿上正正规规的工装，哪怕月薪只有三百！
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车间，看一楼啤机部的工人操作啤机。
啤机师傅一个月月薪可以拿到八百元！
这并不使我羡慕。工资是自己的能力决定的。保安，除了看大门，往办公室送送信件——老大爷都能干的活，可我不是老大爷，我想和办公室的罗小姐谈恋爱！
罗小姐是办公室的会计，四川人，白白嫩嫩，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的那一口四川话像加了糖，听起来特别甜。加上办公室白领气质的加持，风姿绰约，电视剧里才有。我鬼迷心窍，居然想和她交往。只要邮局送信来，我就第一时间挑出她的信，噔噔噔上楼，唯恐怕慢见她一步。她对每一封信都很淡漠，更懒得看我一眼，只是让我把信件放在她的写字桌上。
我在想方设法靠近罗小姐的时候，我却被解雇了。
保安队的河南籍队长来了一个老乡，需要安排工作。对于我这个从职介所来的员工，辞退我就像丢一个烟头一样轻便。
我也明白了，在这里打工，也需要关系。
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再过一百年，还是会这样。
所以，我没有申辩，乖乖走人。
塑胶厂里湖南人多，但不是我一个地方的，平时也没有交往，没有理由帮我。湖南人不喜欢抱团，除非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镇子的，湖南人都会选择各人自扫门前雪。我有点不甘，为罗小姐。而罗小姐帮我算了工资，塞进早就准备好的工资袋，面无表情的推到我面前，要我清点一下。我拿起信封，老实告诉她：我不是杨波，我是欧阳杏蓬。便头也不回的扭身下楼了。我为最后没有骗她而心里感到踏实。
一别从此是天涯。
在人海茫茫的深圳，我是一粒沙。
回到杨波的工厂，我又开始找工作。
从揽排出发，抄小路去水贝，那里有工业区，转一圈后，沿着进山公路，去龙华、平湖，然后乘车去松岗、福永、宝安……
夜色起时，才慌张找班车回布吉。
这里是一片热土，到处都是工厂，白天，也能碰到几个像我一样在路上乱撞的找工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不是他们找到了工作，而是找到了老乡所在的工厂。有熟人担保，进厂容易。看着层层叠叠一模一样的厂房，我竟找不到一个熟人！
在深圳的外围——龙岗、宝安两个区转了个遍，我当保安所得的那点工资剩的已经不上百了。进深圳市内需要边防证，我是进不去的。转念一想，深圳呆不下，我就去沙岭边的油柑铺、官井头、凤岗去找工作。那里是东莞，或许有机会。
杨波说那里有我们村里的人。
这个时候，有村里的人，至少，有个希望。
从布吉出来，沿着莞深公路，紧走慢走，用不了一个钟头，就到了沙岭加油站。往北塘厦，往东凤岗，往西平湖。平湖我去过好几次，东莞这边，我还没去过。沙岭向东，就是凤岗，一条路走到底，是横岗。中间有好几个工业区，油柑铺工业区、沙岭工业区、官井头工业区、小塘工业区……路上，货车轰隆隆过后，带起一片风尘，劈头盖脸而来，不一会儿，一摸脸，沙沙的。
这边的厂房也是楼房，即使工业区里的厂房，也不规整，好的现代派十足，里面灯火通明，不好的灰头土脸，还用木板挡着没装玻璃的窗子。比深圳差一个档次，比潮阳好上不少。
转了一圈，招工的工厂不少，清一色要女工！
这性别歧视，让我无话可说。
在五金厂找到富贵，借了他身上的三十七块五毛。
在纽扣厂找到春哥，借了他身上的十七块。
回到深圳，跟杨波说，两个老乡是见着了，他们工厂都不招人，我还得继续找。
杨波——这个老实人不能把我推出去，甩到路边不管，还是跟以往一样，管吃管住。
东莞比深圳，相对来说落后一些，但我直觉告诉我在这里能找到工作。就像我在潮阳一样，干完了一个工地，找几天，总能在另一个工地找到活干。当我走得两脚都积满灰尘的时候，在油柑铺水沟边的港资家具厂找到了一份工——杂工。一个月三百元——我在潮阳第一份工三百元月薪，在深圳第一份工三百元月薪，到东莞，还是三百元月薪，我跟三百元月薪不是有仇，就是有缘！
家具厂的杂工是个苦力活，来货了卸车，拉货了装车，若有闲暇，就到车间里打扫卫生，收拾师傅们的工具。我堂堂七尺男儿——在车间里，干的是老太太能干的活。除了能和大门口三百元月薪的河南人门卫拉上几句话之外，其他的人，对我简直是视而不见。
我并不觉得自己卑微，而从工友们的眼神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卑微。
天下打工是一家。
其实并不然，有人的地方，就有阶层。
我想起了在潮阳无拘无束的日子。
这个时候，东涛已经去了潮阳报当编辑，少华已经辞职下海，跟他大哥去做服装生意了，同成也不再是青涩的少年，在潮阳的一个乡村学校当了主任，貌似憨憨的楚峰从广州回去，在潮阳自己开了设计公司……
一个多月后，我找了一个理由，辞工，一个人带着一卷行李，叫了摩托车送我到深汕公路横岗路口，去坐开往潮阳的过路班车。
在很多外地人看来，潮汕人是很排外的。
在潮汕，潮汕人见到外省人，不是惊讶，就是轻蔑。
惊讶的是怎么会有外省人跑到“省尾国角”的这块地方来，轻蔑外地人是潮汕人心里有一种地主的心理优势。
或许我的朋友也曾轻蔑过我，最后还是接纳了我。乃至我在广东其他地方穷途无计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东干脚，而是这一帮朋友。潮汕人有不少特点，比如他们都好面子，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拉下面子对待朋友。他们把朋友当做自己的另一张脸。可能也是这个缘故，潮汕人才在商界风生水起吧。
东涛除了当编辑，业余开始研究潮汕的民俗。
同成除了当主任，业余开始写诗。
楚峰除了做平面设计，业余开始画画。
他们的生活很充实。
我去了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充实，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多了一个外省人。
同成拜托楚峰，楚峰拜托亲戚，我就进了和平镇唯一一个五金厂当锉工。月薪再也不是三百，成了五百。
五金厂生产铝材分线盒。
东涛、同成、楚峰都有业余爱好，我望尘莫及。
五金厂很少加班，夜里，到和平街头闲逛，南侨中学门口居然有旧书摊，以前我会买几本杂志，然后回到宿舍打发时间。在旧书摊上，我发现了叶茂中的书《广告人手记》，还有《文案策划》、《策划学》，五元两本，又挑了一本《厚黑学》——《厚黑学》厚厚的一本，可以翻很久，贪这个便宜，凑成四本，付了十块钱，买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不当总统就做广告人。
我隐隐约约觉得广告行业充满机会，但我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东涛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同成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楚峰有了BB机，给我留了一个号码，有事CALL他。
我们工厂的老板，屁股上的裤袋里插了一只砖头大小的大哥大，有点外星人的感觉了。
信息化正在以前所有未有的速度覆盖每个人。
父亲来信，说不养鸭子了，街上的饲料鸭很便宜，养鸭子赚不到钱了。现在种烤烟，一亩田种得好能收入二千元，我们家四亩水田都种上了。还有，我在东莞找富贵借的三十七块五毛，找春哥借的十七块，他们的父母找上门要，都替我还上了。
我一个月五百块工钱，刨去抽烟和其他零花，剩不下三百，满一年能存下三千，就需要我精打细算过日子了。
娶个老婆，成个家，至少要二万。
我干十年才能娶下一个女子成一门亲！
我想起了养猪，想起了种烤烟。
养猪，一年可以存个七八千，种烤烟，一年也可以存个七八千。
我突然对打工绝望了。
我回家种田去！
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他需要一个帮手。
我主意已定，分别CALL了东涛、同成、楚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这些亲爱的朋友没有反对我的决定，他们都曾打过工，上岸的原因是打工发家致富不了，打工成就不了光明伟业。同成有些黯然，说你既然决定了，就放下手里的活计，到学校小住几天，开开心心玩几天，然后再走——这一走，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嗯，他们把我来潮汕称做回。
我抠了抠手指，我已经来这里六年了。
婚姻有七年之痒，我在潮汕地区呆了六年，最好的年华，像无名野花，该是分别的时候了。
同成说：潮汕有三大江，练江、韩江你都去过了，榕江你还没去看过。
潮汕有三条江吗？
同成怪怪地说：榕江在揭阳。
在周六下午，同成骑上摩托车，从峡山出发，载我去看榕江。这里是司马，这里是陈店，这里是流沙……风大，我听得含混不清。
广汕公路两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店的粤东电子城。很大的牌楼，崭新的楼房，很突兀的出现在面前。
流沙的药材市场、流沙的服装市场、榕城的电器市场……同成阴阴柔柔地说，我听得含含糊糊。
到得榕城，在大桥上停下，看夕光下的榕江。
榕江水比练江水干净，比韩江水平静。
榕江水缓，苍茫辽阔。
我努力的在四周寻找榕树，江叫榕江，江畔肯定多榕树。
在方盒子的建筑中间，果然看到了榕树。
步行下桥，在巷子里，大的榕树冠盖如巨伞，树身两个人都抱不住。地上，榕树的根，如我手背的筋一样隆起隐伏。
华灯初上，江水红绿交替。
同成说：揭阳是新设的，发展还没起来。我们回去吧。
江风悠悠，暮色如铁。
二十几岁的同成，风华正茂，却成熟老道——我想，这是他的几年打工生活教给他的世故。广汕公路上，货车隆隆。同成开摩托车，却一点不慌张，风驰电掣，风像刀片一样轻划过耳廓。
同成是诗人，喜欢这风一样的自由。
我是风，我不知归宿。
耗费四十多分钟，我们回到峡山——当地人称小香港的地方，下了车，同成第一时间摘下腰里的BB机，说东涛CALL了他，复完电话，神情异样地说：东涛朋友的广告公司要一个文案，问你有没有兴趣去试试。每个月工资六百，还有奖金。
我在心里算了算，一个月存下五百，一年至少能存个五千！
广告公司在哪里？
同成笑了，说：在粤东电子城，我们下午才经过，那老板姓蔡，很年轻，有点爱出风头，每期潮阳报都有他的报道。
我想起了路边看到过的粤东电子城，墨写的五个大字苍劲有力。
和同成在路边摊吃了一份海鲜河粉，同成又收到了东涛的呼叫，去复完电话，同成说：我拉你去陈店，蔡老板今晚要和你见面谈谈。
我不知道这就是面试。
蔡老板的公司在电子城的三楼，会客厅铺地毯，摆花色圈椅，吊顶射灯，落地音响，在我看来，算是富丽豪华。
蔡老板问了我在哪些地方工作过。我把潮汕、深圳、东莞报了一遍，末了又把广州也算了进去。我在广州的广东省站来来回回转了十几回车，候车的时候，一个人溜达过站前路、西湾路、环市路。还好，蔡老板没有仔细问具体。
蔡老板和同成用潮汕话交流起来。
可能是东涛这个荐头面子大，我就这样过了面试关。
潮汕也是一个人情社会，我想，盖因这里的经济才起步，经济规则还没有影响和破坏人际关系。
蔡老板有两个公司，一个是电子公司，一个是广告公司。粤东电子城规模在粤东地区最大，但粤东地区除了潮州有一点电子生产企业之外，其他地区的生产可以忽略不计。支撑粤东电子城营业的，是陈店后面的贵屿镇。贵屿人利用正常、非正常的渠道，进口大量的旧电器旧电子产品，通过拆机和翻新，为粤东电子城提供产品支持。
贵屿我去过，几乎家家户户都参与了旧电器、旧电子产品的拆机和翻新。
走进贵屿，路边的彩色电视机、显示器、机箱一排一排，堆砌如山。空气里，二噁英的味道刺激鼻膜发涩，水沟里的水，黄色、红色、黑色……各种颜色相互拥挤。空气里充斥着燃烧塑料的胶味，冒出的黑烟，让天空都弯曲了。
这是不可持续的。
蔡老板也看出了端倪，便收缩电子公司的规模，运用参加各种会议拓展的人脉，开了一个广告公司，要研究、策划、出版一本类似黄页的电子行业企业名录，收集广东的电子企业信息，收入编费、购书费和广告费。
依公司惯例，蔡老板给我印了一盒名片，职位不是文案策划，而是总经理助理。
蔡老板说，名片是递给外人看的。
果然也如此，我不仅写广告文案，编写材料，还要跑外联，跟着蔡老板做公关。王杏元、黄廷杰、张伟雄……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他们都是潮汕文化名人，写小说，写小品，写律诗……
然而，我小人得志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安定下来后，我给父亲写了信，为了安慰他，把名片也寄了一张回去。我想告诉他，我在外面混得不错。对帮过我的富贵、春哥反而不以为然，那么一点小钱，还要告诉家人向我父亲讨要，把我的隐秘公之于世，这方法很不地道！我还决定，以后尽量跟老乡保持距离，因为不知道老乡会用什么法子涮自己的颜面。
上班后，慢慢了解了公司的架构，在我进公司之前，公司已经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中山、汕头设立了办事处。我进公司一个月后，蔡老板便把各地办事处的业务经理叫了回来，开会推动项目的进展。负责潮汕地区业务拓展的邓洪、负责惠州地区业务拓展的谢天湖、负责广州市业务拓展的曾生、负责中山业务拓展的江海生、负责东莞地区业务拓展的李泽光、负责深圳地区业务拓展的罗伟通都赶回了公司。
邓洪，二十三四岁，四川人，瘦小，精明，戴白金眼镜，一脸粉刺，还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谢天湖，二十七八岁，四川人，高大，络腮胡，当初是在海丰县城蹬三轮送货的。
曾生，三十五六岁，广东人，肥肥胖胖，说话吐字不急不缓，让人感觉很稳。
李泽光，三十岁出头，皮肤黝黑，颧骨高耸，戴黑框眼镜。目光坚定自信，每个人说话的时候，他都微张着嘴往前凑，准备随时反驳。
江海生，跟邓洪年龄相仿，比邓洪斯文，还有点羞涩。
罗伟通，潮汕本地人，不到三十岁吧，瘦如老猴，说话含含糊糊，像是一直打圆场。
他们开会，我在一边做会议记录。
他们把当地的电子行业发展情况、电子企业分布情况都做了详细的整理。这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大到一个人不敢想象。然后听他们的业务拓展计划、人员配置和资金需求。这让我另眼相看，他们年龄和我相仿，知道的比我多太多了。除了记录他们的开会内容，我在心里也开始谋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不会学他们，我选择了文案策划，我想，我应该坚定的走下去。广告人不仅需要广告业务员，也需要文案策划。文案策划烧脑，但不像广告业务员一样风里来雨里去，看人脸色，用最大的信心，去做没有把握的事。这不是我的风格，我现在需要稳稳定定的职业。
开会休息期间，大家逛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电子城后面的服装市场。这里大大小小两百多个档口，卖各种款式和面料的服装——陈店的支柱产业，并不是电子行业，而是服装。这里生产的文胸、睡衣、婚纱，在全国各地专业市场都有份额。
在公司食堂吃了饭，听他们闲聊，他们几个中间总会有一个会找到一个缘由起哄，要某个人请喝啤酒吃烧烤。大家回到公司的机会不多，聚在一起了，一起哄，就把蔡老板抬了出来，一起去服装市场前面的空地——夜里是夜市，在这里吃烧烤喝啤酒，分享个人的所见所闻。
岁月静好，蔡老板负重前行。
蔡老板在生活里，是个低调的人，没有车。每天来公司上班，不是骑一个自行车来，就是他的小弟骑摩托车驮他来。电子公司的收入，不足以抵消广告公司开支。广告公司的项目刚成立，还没有变现，一分一毛，都是蔡老板从电子公司调用。然而，他坚定的相信自己的选择，只要成功了，经济回报、社会效益都是他陈店的同行不可比拟的。为了达成这个计划，他不仅省吃俭用，还开始拖欠其他项目的应付款项。他对未来很乐观，很兴奋，却掩不住他眉间的疲惫。
我一边学着写文案，一边跟各个办事处的经理们联系，收集他们采集到的资料，某些时候，还借用蔡老板的名义，监控他们的业务拓展进度。
九零年代中期，广告业是蓝海，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
待到电子行业信息收录达到一定数量，蔡老板派我去广州出差，督促办事处增加广告收入和信息目录的征订数量。
广州办事处在我到广州前的几个月，一直在登峰宾馆长租了一套房子办公。等我去的时候，业务员发展到了七八个人——比总部的人还多，办事处的曾总便退掉了宾馆的长租房，在永泰新村租了一套民房，供办事处的业务员吃住。
我不知道的是，我到广州办事处前，他们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在跟房东玩“躲猫猫”了。
办事处的曾总还以为我从公司带了钱来开支，特地安排了业务员杨学武到车站接我。
杨学武是邓洪的老乡。
永泰新村在白云区西北边，我们在火车站前面的公交站坐866路公交车，一路经过环市西路、解放北路、广园路、柯子岭、白云大道、元下田……已经看到公路两边的菜地了，看到广从公路了，公交车才右转弯，进了一个田园之上的村庄。
866的终点站，就在永泰新村。
所谓的永泰新村，不过是一个郊区农村。
不过，我来了，广州。
这一次，我不再是一个匆忙的过客。
这一次，我不知道待多久。
1997年，是中国历史值得记录和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我到了广州。我的工作还挂在远在潮汕的公司，工作正常，因此不再像以前那么慌张、战战兢兢，而是多了一份从容。
我来广州办事处的第一件事，不是督促、检讨办事处的业务，而是帮着他们向公司要经费，这让我哭笑不得。
白白嫩嫩的杨学武——像个雪娃娃，私下里向我介绍了广州拉广告的业务情况，除了正规出版物，还有很多广告公司出版DM杂志，可谓竞争激烈，业务难做，但找工作容易。
我对在广州找工作的要求很好奇。
我十几次路过广州，都不敢停留一夜，一个是不了解广州的用工需求，一个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虽然火车站有皮肤黝黑的小工，推得小货车比路上的小车还快，但我知道，这活是我干不来的。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西装革履也罢，白衬衫也罢，连衣裙也罢，齐臀小短裙也罢，不是手里握一个包，就是肩上挎一个小包，说不上精致，但精干，说不上精美，但妖娆。而我自顾，觉得自己与他们完全不同。他们的皮肤白皙，我的皮肤依然还像农村的黄土地。城市和农村的区别，在我和他们对比来看，一目了然。这让我自惭形秽，觉得自己跟广州不匹配。我只能到其他地方，潮汕刚起步，最适合我了。像已经发展开来的深圳、东莞，我就像一只苍蝇，驻不下足，只能嗡嗡飞过，灰头土脸离开……
杨学武像邓洪一样热情，安顿之后，晚上就带我出来，去农林下路，去沙河市场，去农林下路。坐最后一班车回来，还在永泰新村的小店里买半打啤酒，带回宿舍和大家共饮。
广州的杂货店多，角角落落里都有。
广州人休息也晚，半夜了，路边的小档口还有喝啤酒的人。
蔡老板坚持了一个月后，来了一个电话，宣布办事处解散。对于我的去留，蔡老板没有明确说法。我知道碍于东涛的面子，他不能明说要解雇我，但我知道，我和他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身上并没有多少积蓄——我仍是没有完成存款过万的梦想，我已经出来七年了，我居然拿不出一万块！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七年，是我必须经历的七年，一个农民要进步，必须有一个衔接，并形成梯次，经历起伏波折，受尽各种锻炼折腾，不抛弃不放弃，不断蜕变，才能进步。只是，这代价大，不过值得，毕竟，我已经到了广州！
办事处解散，大家重新择业。
杨学武说广东电子杂志社招人，我们比较对路，都可以去试一试。
我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
杨学武豪气地说：怕个卵啊，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干不成就找下家。
杨学武不知道的是我担心学历。
我自始至终也没说过我的学历。
广东电子杂志社的老总是我们湖南老乡，姓邱，摄影师，大胡子，做派像极了艺术家。他面试了我们，全部都收了。当时，音响、CD机、VCD机行业发展如日中天，广东电子杂志社亟需业务员去跟企业对接。
因为我有广告文案写作经验，邱总安排我做广告文案编辑，兼广告部主任。邱总自己兼任广告部总监。我跟着他，除了写写文案，还辅助他管理广告部人员和业务。同时，我也可以去拉业务，按最高提成。
邱总给我的定薪是月薪一千五——我在蔡老板公司的两倍多工资！
我跟永泰新村说了再见，和杨学武几个人搬到了天河石牌村。
石牌不是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但是是外地人最多的城中村。
早上，石牌往中山大道的路上，是络绎不绝的人流。路两边的狭小空地上，摆摊的人使用各种材料和用具搭建了摊点，卖各式早餐。晚上，道路两边不仅有原来的摊点，还多了“站街妇女”，令人感觉诡异。村子里，农民房都是“握手楼”，一楼商店、餐馆、发廊，楼上塞满怀揣各种梦想的年轻人。
这里是广州的商业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石牌电脑城、太平洋电脑城、宏城广场、天河城、南方人才市场、广州购书中心、体育中心……都在这一条路上，天河路东边的天河北路，中信大厦像从天而降的大碑，后面是火车东站的水幕。
天河东、天河西，体育东、体育西，是广州最大的堵点，上下班，路上的车，一堵两个小时！
我知道进来广州的不容易，唯一可持续待在广州谋生的方法，不是赚钱，而是学习。广东电子杂志社就在广州购书中心边上的天涯海角楼，当我们下班的时候，购书中心大门口有很多卖旧书、盗版书的“走鬼”，无论厚薄，一律十块钱两本。我就在这些“走鬼摊”上淘啊淘，从广告策划、到新闻采编，到文学创作，到文学作品……
宿舍里，除了能做饭，电视机什么的娱乐设备，一概没有。还好有灯，舍友们在灯下闲聊，我就在一边看书。他们知道我要做广告文案，烧脑，需要不断寻找新点子，都不吵我。
而这个时候，我陆陆续续地把邓洪、李泽光、江海生几个原来的同事拢到了广告部，或做专职，或做兼职，他们拉到业务，我也有提成。我之所以找到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在有意无意之间当过我的师傅。
广东电子杂志社发展也快，邱总有无数个想法，然后把杂志办成了几个刊，从硬件到软体，每月出几本……
但发展迅猛的时候，危机随之降临，管理部门一纸文件，广东电子杂志社一刊多号，违规，停刊整顿！
邱总懵了。
我们又到了分别的时候。
其时我已经做了软体杂志的主编！
对邱总来说，这是一个悲剧，整顿、罚款、停刊，代价巨大。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教训。这里是广州，不是乡村，没有空子可钻营！
我的收获，不仅获取了一份报酬，更重要的是，我边学边用，让我积累了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我感谢同事们，感谢蔡总，感谢邱总，也感谢我自己那份与生俱来的清醒。我想，这是东干脚的烙印，跟在家种地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付出，迟早会有一分收获。
没有离别的站台，也没有告别的仪式，收拾好行李包包，自我感觉良好的，临走留一个BB机号码；了无牵挂的，枯涩的笑一笑，出门汇入人流，就像蚂蚁进了枯叶堆，无影无踪。
我跟父亲打电话——父亲接电话要去平田院子，要提前预约，拜托别人先通知父亲，到了约定的时间去接电话。
东干脚在变化，我们家的红砖房已经落伍了，现在流行盖楼房。盖两层楼，花费不到四万块。我明白父亲跟我说这些话时背后隐藏的意思。他再也无力去盖一座楼房，他要交班了。
我跟父亲表态，我挣到十万了就回去。
十万，在1998年，对于东干脚种田人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而对于广州的城里人，对于某些人，十万，不过一年的年薪而已。
于我，我不知道多久能挣到这个数目的收入。但我知道，回到东干脚，盖房，娶亲，生产费用，人情费用，没有十万打底，是应付不了的。
进城是一种冒险，求职是一种冒险，哦，生活就是一场冒险！
我赤手空拳来，没什么好怕的。
体面是相对有钱人、有地位的人说的。对我们打工仔，没有什么东西比有一份工作更体面的了。
我要在广州立下脚来，工作是唯一的依靠。锦上添花的什么，我得先要有一匹锦。这匹锦就是工作，花就是自己学习的结果。离开石牌，我搬到了天河棠下，然后搬到了白云棠下，然后搬到了石井，然后搬到了春暖花园，然后在机场路买房……从广告公司，到影视公司；从策划公司，到动漫公司；从媒体公司，到互联网公司；从产权交易公司，到房地产开发公司；从打工上班，到自己创业……工作的地方不断变化，工作的企业不断变化，然而，工作的性质始终没有变，无论在什么类型的公司，我做的都是策划。我想，我应该做这个，因为我喜欢，我喜欢它，不是它稳定，而是我没有时间去折腾其他的职业了，坚持做自己最熟悉的工作，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作改变，我就是着么固执。你也可以理解为固执或坚持。
抠了抠手指头，二十年多了！
二十年多，弹指一挥间！
广州或许不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的存在，但广州收留了我。广州太多人了，而且，大多数的面庞都一样，焦急与向往，激情与速度，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太需要改变自己，太需要机会证明自己。失落也罢，认命也罢，不甘也罢，然而，我都感谢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把我们从土地上，从原来的岗位上解脱出来，把我们推到发展的前沿，在未知的领域里自由发挥，败了再来，再败再来。广州负责提供无限宽广的平台，一波一波的弄潮儿在这里演示、发挥，能不能留个名？三元里有抗英纪念馆，先烈路有十九路军的纪念碑，越秀路有鲁迅公园，解放路有越王墓，中山路有农讲所……能不能留名，跟广州没有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我能在广州停留、谋生、置办房产、创业，是我的决定，亦是历史的选择。
二十年多，我似乎还没有看清广州。
城与市是有区别的。
广州把城与市融合在了一块，是所有城市之中，把城与市融合得最为完美的城市。
城的高贵与市的繁荣，亦来自历史的积累与时代的推动。在解放桥上，可以看到惠福路榕树下的红瓦房；在北京路穿过繁华街市，可以看到古朴的石板街；在洪德路，可以看到骑楼在珠江的涛声里静默；在越秀山，你可以仰望黒瓦的镇海楼……它们像历史遗留的瘢痕，透过它们，可以感受到广州的厚重。当然，在天河北，可以看到半楼入云端的中信大厦，在珠江新城，感叹建筑宏伟的时候，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广州最高的天际线——小蛮腰，而在每条主干道，都可以找到专业市场，环市西路的服装鞋帽、解放北的皮具、机场路的化妆品、中大布匹、惠福电器……他们象征着广州今人的追求，市场的灵活，现代的服务，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冰冷。
在广州结交的朋友，一般都是在通讯录存在的。
大家都在忙，或者变化了，圈层不一样了，只能在通讯录里留一个符号。
这是现实的选择。
每每念起何雪光、温远辉、郑星……他们跳出了利益观念，心里没有高低贵贱，都是平等之人，纯粹、真诚、坦率，然而，却都英年早逝，乃至我半夜三更想找一个聊友或酒伴的时候，只能翻开微信，翻看他们固化了的朋友圈。我还会交到新的朋友，又常常被利益当成饰品。
远在潮汕的东涛、少华、同成、楚峰……像一张老照片，只要看到，就会想到“念天地之悠悠”这阙词。
人之所以孤独，多是因内心清高吧。
当我一个人去海珠桥上看落日——城市的落日，把城市辉映得像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绿色如柔软的海绵，建筑如积木，车辆如玩具，道路如迷宫，天际苍茫，唯有珠江上的那叶扁舟，才能把人从迷思中唤醒过来。而夜里上白云山摩天崖，仰望星空之后，俯瞰山下的广州，如一个璀璨的绣球，在幽蓝的天空下闪射着光华。人不再是一只蚂蚁般渺小，也不像一只蜂一样忙碌，静静地与广州对视，会觉得人力的伟大。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广州，都是小人物一木一草建设起来的。
这是我的广州吗？
不是。
属于我的，只有东干脚。
东干脚的汗味已经浸透我的灵魂。
我是原来的我吗？
在办理户口迁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把户籍留在了东干脚。东干脚的汗味像一副中药，治愈了我这半生的颠沛流离，我怎么能离开它！广州收留了我身子和我的向往，东干脚收留了我的灵魂。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注定是飞翔的。挺不起脊梁的人，不配拥有这个时代！哪怕我渺小如一粒沙，也得填充进去，这是使命！
当我从住处的窗口打量夕阳的时候，我开始计算归期。
这是人在他乡的宿命。
虽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正在这个时候，楼下的喇叭响了，通知小区居民下楼做核酸。
隔壁邻居出来，在门口叫唤：下楼做核酸了。
危难时候，大家多了一份彼此的关照。
危难，把人心揉在了一起，这是外人很难理解的力量。
夜色起，华灯初上，小区的人排着队，在红马褂的指挥下，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突然觉得，广州这个城市若有灵魂，这些队伍就是这个城市的灵魂。
我是其中一丝儿游魂。我感觉到了，笑了。
家在哪？不得而知。
2022.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