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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杏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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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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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记

这是一个艰难的年情,大家一样,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我也不例外,在这一场疫情当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进出家门和公司,和同事和亲人几乎都保持陌生人一样的礼貌距离,即便这样,我所在的小区封闭管理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我太太、孩子三个人蜗居在家,按有关要求做核酸、买菜,甚至进出门。坚持了一周,这不是第一次,我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了,但只要一周,就可以解封出门,继续过两点一线的生活。对疫情,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特别的想法,热情和希望已被三年的封和解磨灭殆尽,平安就好,还活着就好,健康就好……

我们这三年已经够倒霉的了,我想。

这是大家倒霉的三年,而属于我个人的“倒霉”,在一切如常中悄然而至。

11月28日,我所在的小区解封,吃过早饭,我跟太太报告说我要回公司,一周时间,公司的地板、桌椅凳板都该有一层积灰了,我上午去打扫,儿子吃完中饭后,再到公司上网课,公司网络信号好,一个人一个办公室上课,安静,无人打扰,形式上有利于他学习。安排好后我便到了公司,公司旁边几间房装修,开了我公司的门,地上一层白灰,踩一脚地上一个鞋印,看了其他地方,情况差不多,自己能动手,绝不假手他人。搞好卫生,孩子背着书包也过来了,还没到两点,网课还没开始,我感觉有点头晕,像往常一样,喝口水,在沙发上一躺,迷糊一会,醒来就没事,这是我以往的经验,没有任何征兆预示我将经历一场生死混战。

睡之前,我还像往常一样抽了一支烟。

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又起身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再躺下,感觉左肩有点麻,便坐起来,抚摸左肩,这一摸便不得了,麻木抽搐感从肩到手背,到手指,复从肩膀到胸前肋骨、到腰、到大腿根、到膝盖、到脚背,一条线,麻木,抽搐,又像一根木头一样僵——我想到了我的小学老师蒋老师,五十来岁,年纪应该跟我现在相仿,在讲台上还在讲课,突然扔了教鞭,捂着左肩,一边哎哟哎哟,一边蹲了下去,倒在地上,然后被几个老师用被子包住,抬出教室——我想,我这状况跟蒋老师当年很相似,拿过手机打120,居然口齿不清——这吓了我一跳,从肩膀发麻到打电话,应该不到三分钟,就已经口齿不清,半边身体僵硬了,这还得了?我赶紧大声叫孩子,把孩子从上网课的办公室叫出来,告诉他我半身僵硬了,赶紧打120.开始他还镇定,联系了120,准确的报告了位置,还留了他妈妈的电话。120的工作人员要孩子到门口接引,孩子通知了我太太,我太太从家里往公司赶来。我在沙发上动弹不得,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肩膀开始剧烈抽搐,感觉人扭麻花一样要扭在一起了,便喊东初,这一喊不打紧,不仅把东初喊了上来,也把楼下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喊了来,他们以为我遭遇了什么意外,东初见我在沙发上扭成了一团,没见过这阵仗,一边帮我按摩肩膀,一边叹息着哭起来。管理处的李生看了我的情况,说是“脑梗”,又对我孩子说“你守在这里,我去门口迎120”。东初使劲地摁着我的肩膀,仍是挡不住我的身子要蜷缩,我说话的声音变小,嘶哑,口齿不清,还哆嗦,天色一下子阴了下来,灰暗了许多。

120医生来的时候,我太太也到了。

120的医生帮我联系急诊医院:新市医院、白云医院、民航医院……我一听,不行,这些都是小医院,治个感冒或许还行,治疗中风脑梗,可能就差大发了,我便建议:去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不管怎么说,那里专家教授一堆,比地方小医院有保障多了。联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急诊愿意接受,护士给了我一颗小药丸让含着,七手八脚把我弄了救护车,我看了看,一边是护士,等不了一会便问我一次感觉怎么样。一边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太太倒还一脸平静,抓着我的手,一路安慰我说“没事的”,我那上高一的孩子,正襟危坐,泪流满面,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我的身体里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倒下,然后开始收缩、僵直,我用右手抓我的大腿,却是那么柔软,没有一点僵硬的感觉。我看我的脚——脚在绷直,我光着脚,抬上担架的时候,我的孩子帮我找了一双拖鞋穿了上去。

到了医院,我不能动弹,孩子在我太太的指挥下,挂号、缴费、拍片,跑前跑后。要打溶栓针——医生跟我谈:打这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不打溶栓针血管也有可能破裂……

我并没有想到死。

我想到的是生不如死。

年轻的时候,我见过朋友的亲戚,货车司机,脑梗,全身不能动弹,每天早上,他的家里人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把他从床上倒腾在一块门板上,收拾了床,帮他擦洗一遍,便搁在后门,对着无边田野。他在门板上一躺一天,一躺几年,然后悄无声息地死了。我见过他,他躺在门板上,要我给他烟抽,笑着,像个孩子——而他是四个孩子的爹,当时我还为他的乐观动容,现在,我觉得与其全身瘫痪在床上,只活一张嘴——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了。

我想起了一个远房伯伯,六十多,平日健康得很,走路噔噔噔虎虎生风,没想到中风,半瘫,走不了路,用拐杖都不行,每天都是坐轮椅,去哪,都要人推着。不知他从哪听到信息,说他这病能治,他要去治,家人也给他治,一年,两年,三年,治了三年,人还是没能站起来,信心没了,不知道在那个杂屋里觅了半瓶百草枯,揣在衣兜里,在夜里喝了。哦,我的亲舅舅,也是脑梗,起初还能走几步,坚持不到半年,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死于非命……

这是我的结局不?

如果我像他们,我想,歹活不如好死。

向死而生,死期临头,应该坦然接受。

医生说打溶栓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我太太跟我商议,脑血管破裂,结果很糟糕,不打溶栓针,结果一样很糟糕,那就赌一下,打。

然而,在医学上,或者在我身上,没有死马当活马医的奇迹,没有万一的幸运。两针打完,再去拍片,血栓并没有溶掉,要住院治疗。医院的规矩只能留一个人陪护,我太太什么用品也没带,而我的孩子——高一了,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现在,在他妈妈的调教下,回家做饭,帮妈妈找衣服,帮爸爸找衣服,找一个箱子,收拾好,拖到医院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上午还屁事不懂,现在,就要当男子汉用了。

我虽然打了两针溶栓药水,但毫无作用,我是在劫难逃?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始病于结肠癌,终于原发性肺癌。我理解了他眼里的死灰,也明白了他挂在唇角的坚强。我怎么办?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母亲、岳母、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我想,已经到了这凶险之境,但还没有性命之虞,可以把我生病的事告诉月祥,我唯一的兄弟,其他的亲人,一概不要通知。我母亲三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高血压二十几年了——我之所以这样,也是拜她遗传,我外公外婆高血压,最后死于脑溢血之类的疾病,我舅舅我小姨也是因为高血压,死于脑梗脑溢血,我妈高血压,我高血压……这要命的遗传!我岳母更浑身是病,从头到脚都是老年病,这两个老太太知道我躺床上了,万一出点什么岔子,都是大事,所以先瞒住他们。而其他的亲人,相距几百公里,知道了,和不知道一样的效果,或许还让他们徒增烦恼,干脆不要告诉他们了。我想,我父亲也会同意我这种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死了,就埋了。他们怎么样,无需理会。

打针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11月29日,医生又要我去拍片,拍大血管。拍完片之后,医生会诊,我觉得我的心口里的气(肺活量)越来越少,左边身子可谓排山倒海一样迫向右边,手脚不听使唤,什么意念、什么气功,什么什么,在病魔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折腾一夜,我都感觉半边身体不是自己的了,失控了。医生跟我太太聊,如果是保守治疗,可能全瘫,也可能半瘫,想完好是不可能的。如果做介入治疗——我的廉价拖鞋放在床下,估计医生也看见了,认为我是一打工仔,承受不了做介入手术的高昂费用,但还是给我们说了,做介入手术,拖走血栓,可以恢复个七七八八,不影响正常生活起居。我太太一听说这样,便决定做手术,医生便要我太太去交十万押金——我抖抖瑟瑟微微弱弱告诉我太太,我的农行卡里有十二万家庭备用金,招行卡里有多少万,支付宝里有多少……像交代后事一样,把存在各种卡里账号里的钱老老实实报告给了太太,还说了一句赖皮话:就这样,我不行了,两个孩子也交给你了。

说完这些,释然了,生死不纠结了,甚至觉得死一点也不可怕。我看了看医生,看了看光影中的门窗,看着俯身看着我的太太,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孩子,包括我母亲,我岳母,我的太太,我的亲人,都像一道光一样轻,一样可有可无。我居然没有感到痛苦,我感觉不到神经麻木的那种强烈的挤压感了,我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二岁。只要闭上眼睛,跟这个世界就毫无关系,就像煮熟的鸡蛋,鸡蛋壳和鸡蛋分开那样,干净,利索,自然。我没有享受过人生,一直平平淡淡,一直平平静静,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就这样吧,甚好。

医生护士一伙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推进介入手术室,一楼,他们把我放在地上,脱裤子,刮毛,一个小伙子教我数数“54321”,一个小伙子在我脚踝处问“打四个单位还是五个单位”麻药,我数“54321”,数了两遍,便没意识了,很舒服的没意识了,没有噩梦,没有美梦,没有梦,没有轻飘飘,没有沉重,没有痛,纯粹的一根木头桩子一样。如果可以选择这样死,善莫大焉。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我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天两夜。

我醒过来的时候,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床,周围都是仪器,床很软,仪器的电线铺在枕头上,很硬。房间里各种声音响,嗡嗡,滴滴,当。左手臂上套着量血压的袖带,三十分钟就嗡嗡收缩两分钟测血压,鼻腔插着胃管,胸口贴着按钮,下面插着尿管,想扭一下,才发现两手两脚都被绑着。

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当年做完结肠癌手术后就是这样,全身插满管子,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眼睛会滴溜溜转。我也是,我的眼睛会滴溜溜转。一个房间,一张床;隔壁也是一个房间,光线很暗,里面一张床,旁边的机器时不时发出“哒”地一声,好像在给什么打气。我又望向右边,有一个窗,我能看到电视塔,和一座火柴一样的房子,没一会,天就阴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掀开我的被子看了看——我什么也没穿,还插着尿管,我已经无所谓,护士看了一眼,盖上被子,又拿针管,在胃管里抽了一管,这下说话了“消化挺好,没有胃潴留”。

我问:外面怎么样了?

护士故意压低声音回我:可以堂食了。

我不知道这是ICU,我父亲七老八老做了手术也没进过ICU,我压根不会想到我会进ICU。

几号了?

现在是12月3号早上,广州开始降温了。

我昏迷了三天?

离开ICU,我太太说我昏迷一天两夜,摘掉呼吸机的时候,我醒了,醒了一会,又睡了。

在ICU里躺着,感觉到左边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卷的厉害了。手指能动,脚能动,但还是麻木,尤其是大腿根,像套了一根钢丝,紧紧的,要把腿给吊起来;腰也不舒服,整个胸肋像一版墙一样,肩、胳膊,沉重发麻,唯一人人惊喜的是,腿可以动,手指也能动,但全身不协调,别说站起来,就是在床上坐起来也办不到。只有躺着,像个纸糊的人,也不用吃东西,不过内心有些惊喜,我没死。除了一个护士,见不到任何人。醒久了,累,又睡。睡了两天,我能在床上坐起来了,便问护士,外面情况怎么样了?护士回我:天气变得更冷了,不检测核酸了。孩子可以回学校了?回:不知道。

又过一天,我在床上可以毫不费劲的坐起来了,左边身体发麻,手可以动,脚可以动,但无力。我不用一辈子躺在床上了,想了想被瞒着的母亲,竟独自潸然泪下,在护士面前哭了起来,还说了一句很荒唐的话:人家生病,恨不得所有亲戚都知道;而我生病,却像躲着,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想,我的这种苦,只有我这个年纪的人才能理解,母亲、岳母、伯父、伯母、叔父、婶娘,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老还算了,还有各种疾病缠身,告诉他们,我讨不到半点好处,还有可能拉他们下水;而对于兄弟姊妹,一个是距离,一个是生活,还有疫情,都不容易;而我的两个孩子,我已经告诉太太,东杰二十二岁了,可以独立门户了,当年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赤手空拳闯广东了;东初十五岁,小了点,但饿不死了,我死了,他们一样生活;而对于朋友们,生病不是好事,而且跟他们毫无关系,还是自己消化吧,免得让朋友看出小来。

我可以坐起来了,我跟管床医生说我要转病房。

管床医生同意了,说明天,明天会通知家属。

护士私下悄悄告诉我:你是你们这一批进ICU里第一个转病房的。

我知道,我死不了了,也知道,我余生不用躺在床上打发时间等死了。

四个护士用一张床单,把我从床上很熟练的弄到了移动的病床上,帮我反穿了病号服,盖上被子,收拾了我的用品,把我推出了ICU,护士跟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的,不信,你出去就会后悔,会想回来的。”我说不会,出去了,还回来,这意头就不好。出了ICU,过了大堂,我心里还有点喜悦,我终于脱离危险了。在更衣间,护士还在说我出去就会后悔。我有点莫名其妙,转到普通病房,是病情好转的标志。我莫名的笑了笑,开始担心起我的手机——我想,这时候,我没有秘密了,在太太面前是个透明人了。出了更衣室,太太就迎了过来,摸了一把我的脸,就哭了起来:这六天,她都守在重症室门口,早来晚走,一步未离,向每个医生护士打听着“欧阳杏蓬”的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你爹没事,恢复的挺好”。他们把我当成了我太太的爹,我太太解释,是先生,一位医生还认真的问我太太:你们领过证吗?现在,不少男人在外面养了情人,为了经济目的,很多小女孩都守在门口…… 我太太说:我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为了获得更多的消息,我太太还向护士买了水垫,给保洁的男工二十块钱……没有护士跟我说过一声,我太太在门外守了六天,保洁大哥在我床前拖地,眼神都没有一个。我太太还告诉我:东杰也来了,东杰在高铁站混管阳性,现在和东初封控在家里。我问太太:东杰来干嘛?我太太又开始流泪,说:你是不知道,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让我签手术同意书,我身边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好叫东杰来广东,他出高铁站做核酸混管阳性,来了六天,在家里封控了六天,什么忙都没帮上!哎!

从六楼的ICU,到脑病科的十一楼,我太太一路上都在流泪。

是我活过来了,她喜极而泣?

还是我从ICU出来,不成人形了,她因物是人非流泪?

还是,这六天,她没有白守护?

在脑病中心折腾了十几分钟,把我安排在了护士站对门的病房里。护士说:所有从ICU转过来的病人,都安排在护士站门口的几个病房,做一级护理,观察两天再转其他病房做普通护理。病房里三张床,第一张住着一个破伤风病人,自我进了病房起,便在吸痰,做雾化,声音很大;我的病床在中间,里面一间据说是个本地老太太,拍片去了,病床空着。我躺下来,第一感觉便是吵,护士站,外面走廊、病房做雾化的病人,各种声音,像街市。第二感觉便是冷,普通病房的空调、床、被子,都不如ICU暖和。我让太太把她的外套盖在皮上,又让太太找护工阿姨要了两件病号服搭在上面,才勉勉强强止住冷。

我的左半身还在发麻,还不稳定。我不知道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会拄拐杖?会坐轮椅?还是多半时间躺在床上,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虽然已经死不了,但接下来,我该怎么适应生活?接下来,是什么样子?像个巨大石头压着我,也像一把刀悬在我头顶,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我从没想到我会如此狼狈。一想到接下来的生活,我不是一筹莫展,而是想哭,一个废人,除了哭,没有更好的宣泄之法了。

太太在安慰我,说:这个病就得靠养,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之后,就会慢慢好起来。

我看着憔悴的太太,心里五味杂陈,我甚至觉得她已经离我而去,她却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守了我六天!我自认为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一向比较平淡,某些时候还会冲突,彼此放狠话,没想到,关键时候,我太太一心以家为重,以我为中心,对医生的要求不打折扣,对孩子反而放下了,我们死了,孩子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并不会因我们的失去而改变样子。所以,我们活着,才是自己的。经过我这一事,太太対生死也算看通透了。

入夜,第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吸痰,嗡嗡的。

里面那张床的病人还是自言自语,一口白话,从投资三十万做项目,到卖地瓜,到认识香港欧阳小姐,到她的玩伴郑小姐,到广场舞,至此,她开始唱歌,什么大海航行靠脱手……反反复复,一刻不停。我还没跟她照过面,不知道她年龄多大。而听她声音,字正腔圆,精力很好。护工阿姨说她家里人把她送过来,交了钱,请了护工,就回去了。在医院,吃喝拉撒,都是护工帮助完成的。

老太太在里面叽歪个不停,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从入夜到天明,旁如无人,不知疲倦……

我的中风症状在反复,左边身子,时而像一堵墙,时而像一根棍子。我能感受到的是,前面身子和后面身子像一挂沉重的面条挂在我左肩上,还不断地往下坠。我想起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这并不能给自己壮胆,我甚至害怕闭上眼睛睡过去。在ICU,各种仪器都连在身上,时刻监控,而在普通病房,那个测血压的仪器都罢了两回工,万一我睡了过去醒不过来,那岂不是前功尽弃?脑梗的死亡率可达到70%。这可不能掉以轻心,而且,我是付了巨大经济代价的,现在活了过来,万一……我乱七八糟的想着,加上隔壁老太太一段一段不停地述说往事——我想,她也是不敢停下来,她需要时刻听到自己的声音来证明自己活着。如此我更心烦意乱,无法入睡。我很疲倦,而身体里面也是各种状况,这让我疑神疑鬼,怕闭上眼睛不醒了。这是我怕死。虽然经历里一次生死考验,但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我得活下去。睁着双眼,很累,但一直想不到方法安抚自己。我想起了父亲,父亲生前最后几年,也是在医院病房度过的,他的口头禅就是人总有一回死,生和死一直在一起,就像人的左肩和右肩,一直同行。什么时候死,怎么死,在那死,一切看造化。生死和乌龟一样,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其畏惧,不如坦然接受。这比“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有用,我想着父亲面对死亡的无惧,居然迷迷瞪瞪的睡了过去,然后又在那个老太太念经般地往事述说中醒了过来,早上医生查房,问了那老太太好几个问题,最后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在东平,医生摇摇头,安排拍片;又问了问我的情况,叫我伸腿,伸手,伸舌头,我一一照做,还一把抓住床栏坐了起来,医生笑了,说我恢复得不错,再过几天,就可以考虑出院,或者去复健楼,做复健了。

是这样吗?

我有些不相信,我这样子,再过几天,就能出院?我还不能下地走路,我的半边身子一点都不受控制,我的腿脚还发麻……

我看看太太,太太倒泰然起来,说:这个病至少得半年才能康复,你不要着急,医生知道的。半年时间,你只管康复训练,其他的都不要想。

太太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结果,康复训练后,是行走如常,还是依靠辅助器材行走。

但我想,我活了过来,那就得甩开死,无论用什么方式,也得生,只要有生机,坚持,最后就会站起来。我不信,我站不起来。而接下来的情况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在一级护理病房住了两天,我便能下床,在太太的帮助下,去洗手间上厕所。医生见了,便给我换了病房,换了一间双人间。换了病房之后,我便下地,扶着床,开始深蹲和高抬腿,腿很麻,脚走路也没有准星,这无所谓,比起能走路,我想,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困难。开始还需要太太辅助、搀扶,练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便开始自己走路,颤颤抖抖,风雨飘摇,但无论如何,我已经能走路了,今天能走一百米,明天我就能走一千米……

太太嫌我话又多了。

我想,我以前话就多,现在话又多了,说明我的身体在恢复。我没像以前驳她,而是默认了她的话。夫妻本是同命鸟,要生死相依,争口舌之快,最没意义,这便是劫后余生的感悟吧。

2022.1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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