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梗记

这是一个艰难的年情，大家一样，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我也不例外，在这一场疫情当中，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进出家门和公司，和同事和亲人几乎都保持陌生人一样的礼貌距离，即便这样，我所在的小区封闭管理了。整整一个星期，我、我太太、孩子三个人蜗居在家，按有关要求做核酸、买菜，甚至进出门。坚持了一周，这不是第一次，我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了，但只要一周，就可以解封出门，继续过两点一线的生活。对疫情，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特别的想法，热情和希望已被三年的封和解磨灭殆尽，平安就好，还活着就好，健康就好……

我们这三年已经够倒霉的了，我想。

这是大家倒霉的三年，而属于我个人的“倒霉”，在一切如常中悄然而至。

11月28日，我所在的小区解封，吃过早饭，我跟太太报告说我要回公司，一周时间，公司的地板、桌椅凳板都该有一层积灰了，我上午去打扫，儿子吃完中饭后，再到公司上网课，公司网络信号好，一个人一个办公室上课，安静，无人打扰，形式上有利于他学习。安排好后我便到了公司，公司旁边几间房装修，开了我公司的门，地上一层白灰，踩一脚地上一个鞋印，看了其他地方，情况差不多，自己能动手，绝不假手他人。搞好卫生，孩子背着书包也过来了，还没到两点，网课还没开始，我感觉有点头晕，像往常一样，喝口水，在沙发上一躺，迷糊一会，醒来就没事，这是我以往的经验，没有任何征兆预示我将经历一场生死混战。

睡之前，我还像往常一样抽了一支烟。

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又起身去了一趟厕所。

回来再躺下，感觉左肩有点麻，便坐起来，抚摸左肩，这一摸便不得了，麻木抽搐感从肩到手背，到手指，复从肩膀到胸前肋骨、到腰、到大腿根、到膝盖、到脚背，一条线，麻木，抽搐，又像一根木头一样僵——我想到了我的小学老师蒋老师，五十来岁，年纪应该跟我现在相仿，在讲台上还在讲课，突然扔了教鞭，捂着左肩，一边哎哟哎哟，一边蹲了下去，倒在地上，然后被几个老师用被子包住，抬出教室——我想，我这状况跟蒋老师当年很相似，拿过手机打120，居然口齿不清——这吓了我一跳，从肩膀发麻到打电话，应该不到三分钟，就已经口齿不清，半边身体僵硬了，这还得了？我赶紧大声叫孩子，把孩子从上网课的办公室叫出来，告诉他我半身僵硬了，赶紧打120.开始他还镇定，联系了120，准确的报告了位置，还留了他妈妈的电话。120的工作人员要孩子到门口接引，孩子通知了我太太，我太太从家里往公司赶来。我在沙发上动弹不得，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肩膀开始剧烈抽搐，感觉人扭麻花一样要扭在一起了，便喊东初，这一喊不打紧，不仅把东初喊了上来，也把楼下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喊了来，他们以为我遭遇了什么意外，东初见我在沙发上扭成了一团，没见过这阵仗，一边帮我按摩肩膀，一边叹息着哭起来。管理处的李生看了我的情况，说是“脑梗”，又对我孩子说“你守在这里，我去门口迎120”。东初使劲地摁着我的肩膀，仍是挡不住我的身子要蜷缩，我说话的声音变小，嘶哑，口齿不清，还哆嗦，天色一下子阴了下来，灰暗了许多。

120医生来的时候，我太太也到了。

120的医生帮我联系急诊医院：新市医院、白云医院、民航医院……我一听，不行，这些都是小医院，治个感冒或许还行，治疗中风脑梗，可能就差大发了，我便建议：去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不管怎么说，那里专家教授一堆，比地方小医院有保障多了。联系了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医院急诊愿意接受，护士给了我一颗小药丸让含着，七手八脚把我弄了救护车，我看了看，一边是护士，等不了一会便问我一次感觉怎么样。一边是我的太太和孩子，我太太倒还一脸平静，抓着我的手，一路安慰我说“没事的”，我那上高一的孩子，正襟危坐，泪流满面，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我的身体里似乎有千军万马在倒下，然后开始收缩、僵直，我用右手抓我的大腿，却是那么柔软，没有一点僵硬的感觉。我看我的脚——脚在绷直，我光着脚，抬上担架的时候，我的孩子帮我找了一双拖鞋穿了上去。

到了医院，我不能动弹，孩子在我太太的指挥下，挂号、缴费、拍片，跑前跑后。要打溶栓针——医生跟我谈：打这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不打溶栓针血管也有可能破裂……

我并没有想到死。

我想到的是生不如死。

年轻的时候，我见过朋友的亲戚，货车司机，脑梗，全身不能动弹，每天早上，他的家里人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把他从床上倒腾在一块门板上，收拾了床，帮他擦洗一遍，便搁在后门，对着无边田野。他在门板上一躺一天，一躺几年，然后悄无声息地死了。我见过他，他躺在门板上，要我给他烟抽，笑着，像个孩子——而他是四个孩子的爹，当时我还为他的乐观动容，现在，我觉得与其全身瘫痪在床上，只活一张嘴——没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了。

我想起了一个远房伯伯，六十多，平日健康得很，走路噔噔噔虎虎生风，没想到中风，半瘫，走不了路，用拐杖都不行，每天都是坐轮椅，去哪，都要人推着。不知他从哪听到信息，说他这病能治，他要去治，家人也给他治，一年，两年，三年，治了三年，人还是没能站起来，信心没了，不知道在那个杂屋里觅了半瓶百草枯，揣在衣兜里，在夜里喝了。哦，我的亲舅舅，也是脑梗，起初还能走几步，坚持不到半年，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死于非命……

这是我的结局不？

如果我像他们，我想，歹活不如好死。

向死而生，死期临头，应该坦然接受。

医生说打溶栓针有3~5%的可能会血管破裂，我太太跟我商议，脑血管破裂，结果很糟糕，不打溶栓针，结果一样很糟糕，那就赌一下，打。

然而，在医学上，或者在我身上，没有死马当活马医的奇迹，没有万一的幸运。两针打完，再去拍片，血栓并没有溶掉，要住院治疗。医院的规矩只能留一个人陪护，我太太什么用品也没带，而我的孩子——高一了，没有一点生活经验，现在，在他妈妈的调教下，回家做饭，帮妈妈找衣服，帮爸爸找衣服，找一个箱子，收拾好，拖到医院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上午还屁事不懂，现在，就要当男子汉用了。

我虽然打了两针溶栓药水，但毫无作用，我是在劫难逃？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始病于结肠癌，终于原发性肺癌。我理解了他眼里的死灰，也明白了他挂在唇角的坚强。我怎么办？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母亲、岳母、弟弟、妹妹和我的孩子。我想，已经到了这凶险之境，但还没有性命之虞，可以把我生病的事告诉月祥，我唯一的兄弟，其他的亲人，一概不要通知。我母亲三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高血压二十几年了——我之所以这样，也是拜她遗传，我外公外婆高血压，最后死于脑溢血之类的疾病，我舅舅我小姨也是因为高血压，死于脑梗脑溢血，我妈高血压，我高血压……这要命的遗传！我岳母更浑身是病，从头到脚都是老年病，这两个老太太知道我躺床上了，万一出点什么岔子，都是大事，所以先瞒住他们。而其他的亲人，相距几百公里，知道了，和不知道一样的效果，或许还让他们徒增烦恼，干脆不要告诉他们了。我想，我父亲也会同意我这种安排，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死了，就埋了。他们怎么样，无需理会。

打针后病情没有得到缓解，11月29日，医生又要我去拍片，拍大血管。拍完片之后，医生会诊，我觉得我的心口里的气（肺活量）越来越少，左边身子可谓排山倒海一样迫向右边，手脚不听使唤，什么意念、什么气功，什么什么，在病魔面前变得不堪一击，折腾一夜，我都感觉半边身体不是自己的了，失控了。医生跟我太太聊，如果是保守治疗，可能全瘫，也可能半瘫，想完好是不可能的。如果做介入治疗——我的廉价拖鞋放在床下，估计医生也看见了，认为我是一打工仔，承受不了做介入手术的高昂费用，但还是给我们说了，做介入手术，拖走血栓，可以恢复个七七八八，不影响正常生活起居。我太太一听说这样，便决定做手术，医生便要我太太去交十万押金——我抖抖瑟瑟微微弱弱告诉我太太，我的农行卡里有十二万家庭备用金，招行卡里有多少万，支付宝里有多少……像交代后事一样，把存在各种卡里账号里的钱老老实实报告给了太太，还说了一句赖皮话：就这样，我不行了，两个孩子也交给你了。

说完这些，释然了，生死不纠结了，甚至觉得死一点也不可怕。我看了看医生，看了看光影中的门窗，看着俯身看着我的太太，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包括孩子，包括我母亲，我岳母，我的太太，我的亲人，都像一道光一样轻，一样可有可无。我居然没有感到痛苦，我感觉不到神经麻木的那种强烈的挤压感了，我的生命定格在五十二岁。只要闭上眼睛，跟这个世界就毫无关系，就像煮熟的鸡蛋，鸡蛋壳和鸡蛋分开那样，干净，利索，自然。我没有享受过人生，一直平平淡淡，一直平平静静，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就这样吧，甚好。

医生护士一伙人手忙脚乱地把我推进介入手术室，一楼，他们把我放在地上，脱裤子，刮毛，一个小伙子教我数数“54321”，一个小伙子在我脚踝处问“打四个单位还是五个单位”麻药，我数“54321”，数了两遍，便没意识了，很舒服的没意识了，没有噩梦，没有美梦，没有梦，没有轻飘飘，没有沉重，没有痛，纯粹的一根木头桩子一样。如果可以选择这样死，善莫大焉。

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在我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一天两夜。

我醒过来的时候，在一个房间里，一张床，周围都是仪器，床很软，仪器的电线铺在枕头上，很硬。房间里各种声音响，嗡嗡，滴滴，当。左手臂上套着量血压的袖带，三十分钟就嗡嗡收缩两分钟测血压，鼻腔插着胃管，胸口贴着按钮，下面插着尿管，想扭一下，才发现两手两脚都被绑着。

我想起了父亲。

父亲当年做完结肠癌手术后就是这样，全身插满管子，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但眼睛会滴溜溜转。我也是，我的眼睛会滴溜溜转。一个房间，一张床；隔壁也是一个房间，光线很暗，里面一张床，旁边的机器时不时发出“哒”地一声，好像在给什么打气。我又望向右边，有一个窗，我能看到电视塔，和一座火柴一样的房子，没一会，天就阴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掀开我的被子看了看——我什么也没穿，还插着尿管，我已经无所谓，护士看了一眼，盖上被子，又拿针管，在胃管里抽了一管，这下说话了“消化挺好，没有胃潴留”。

我问：外面怎么样了？

护士故意压低声音回我：可以堂食了。

我不知道这是ICU,我父亲七老八老做了手术也没进过ICU，我压根不会想到我会进ICU。

几号了？

现在是12月3号早上，广州开始降温了。

我昏迷了三天？

离开ICU,我太太说我昏迷一天两夜，摘掉呼吸机的时候，我醒了，醒了一会，又睡了。

在ICU里躺着，感觉到左边身体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卷的厉害了。手指能动，脚能动，但还是麻木，尤其是大腿根，像套了一根钢丝，紧紧的，要把腿给吊起来；腰也不舒服，整个胸肋像一版墙一样，肩、胳膊，沉重发麻，唯一人人惊喜的是，腿可以动，手指也能动，但全身不协调，别说站起来，就是在床上坐起来也办不到。只有躺着，像个纸糊的人，也不用吃东西，不过内心有些惊喜，我没死。除了一个护士，见不到任何人。醒久了，累，又睡。睡了两天，我能在床上坐起来了，便问护士，外面情况怎么样了？护士回我：天气变得更冷了，不检测核酸了。孩子可以回学校了？回：不知道。

又过一天，我在床上可以毫不费劲的坐起来了，左边身体发麻，手可以动，脚可以动，但无力。我不用一辈子躺在床上了，想了想被瞒着的母亲，竟独自潸然泪下，在护士面前哭了起来，还说了一句很荒唐的话：人家生病，恨不得所有亲戚都知道；而我生病，却像躲着，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想，我的这种苦，只有我这个年纪的人才能理解，母亲、岳母、伯父、伯母、叔父、婶娘，都是七十以上的老人，老还算了，还有各种疾病缠身，告诉他们，我讨不到半点好处，还有可能拉他们下水；而对于兄弟姊妹，一个是距离，一个是生活，还有疫情，都不容易；而我的两个孩子，我已经告诉太太，东杰二十二岁了，可以独立门户了，当年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赤手空拳闯广东了；东初十五岁，小了点，但饿不死了，我死了，他们一样生活；而对于朋友们，生病不是好事，而且跟他们毫无关系，还是自己消化吧，免得让朋友看出小来。

我可以坐起来了，我跟管床医生说我要转病房。

管床医生同意了，说明天，明天会通知家属。

护士私下悄悄告诉我：你是你们这一批进ICU里第一个转病房的。

我知道，我死不了了，也知道，我余生不用躺在床上打发时间等死了。

四个护士用一张床单，把我从床上很熟练的弄到了移动的病床上，帮我反穿了病号服，盖上被子，收拾了我的用品，把我推出了ICU,护士跟我说：“你可以继续住在这里的，不信，你出去就会后悔，会想回来的。”我说不会，出去了，还回来，这意头就不好。出了ICU,过了大堂，我心里还有点喜悦，我终于脱离危险了。在更衣间，护士还在说我出去就会后悔。我有点莫名其妙，转到普通病房，是病情好转的标志。我莫名的笑了笑，开始担心起我的手机——我想，这时候，我没有秘密了，在太太面前是个透明人了。出了更衣室，太太就迎了过来，摸了一把我的脸，就哭了起来：这六天，她都守在重症室门口，早来晚走，一步未离，向每个医生护士打听着“欧阳杏蓬”的情况，得到的答复都是“你爹没事，恢复的挺好”。他们把我当成了我太太的爹，我太太解释，是先生，一位医生还认真的问我太太：你们领过证吗？现在，不少男人在外面养了情人，为了经济目的，很多小女孩都守在门口…… 我太太说：我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为了获得更多的消息，我太太还向护士买了水垫，给保洁的男工二十块钱……没有护士跟我说过一声，我太太在门外守了六天，保洁大哥在我床前拖地，眼神都没有一个。我太太还告诉我：东杰也来了，东杰在高铁站混管阳性，现在和东初封控在家里。我问太太：东杰来干嘛？我太太又开始流泪，说：你是不知道，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让我签手术同意书，我身边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只好叫东杰来广东，他出高铁站做核酸混管阳性，来了六天，在家里封控了六天，什么忙都没帮上！哎！

从六楼的ICU，到脑病科的十一楼，我太太一路上都在流泪。

是我活过来了，她喜极而泣？

还是我从ICU出来，不成人形了，她因物是人非流泪？

还是，这六天，她没有白守护？

在脑病中心折腾了十几分钟，把我安排在了护士站对门的病房里。护士说：所有从ICU转过来的病人，都安排在护士站门口的几个病房，做一级护理，观察两天再转其他病房做普通护理。病房里三张床，第一张住着一个破伤风病人，自我进了病房起，便在吸痰，做雾化，声音很大；我的病床在中间，里面一间据说是个本地老太太，拍片去了，病床空着。我躺下来，第一感觉便是吵，护士站，外面走廊、病房做雾化的病人，各种声音，像街市。第二感觉便是冷，普通病房的空调、床、被子，都不如ICU暖和。我让太太把她的外套盖在皮上，又让太太找护工阿姨要了两件病号服搭在上面，才勉勉强强止住冷。

我的左半身还在发麻，还不稳定。我不知道会恢复到什么程度。会拄拐杖？会坐轮椅？还是多半时间躺在床上，过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虽然已经死不了，但接下来，我该怎么适应生活？接下来，是什么样子？像个巨大石头压着我，也像一把刀悬在我头顶，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我从没想到我会如此狼狈。一想到接下来的生活，我不是一筹莫展，而是想哭，一个废人，除了哭，没有更好的宣泄之法了。

太太在安慰我，说：这个病就得靠养，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之后，就会慢慢好起来。

我看着憔悴的太太，心里五味杂陈，我甚至觉得她已经离我而去，她却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守了我六天！我自认为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一向比较平淡，某些时候还会冲突，彼此放狠话，没想到，关键时候，我太太一心以家为重，以我为中心，对医生的要求不打折扣，对孩子反而放下了，我们死了，孩子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并不会因我们的失去而改变样子。所以，我们活着，才是自己的。经过我这一事，太太対生死也算看通透了。

入夜，第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吸痰，嗡嗡的。

里面那张床的病人还是自言自语，一口白话，从投资三十万做项目，到卖地瓜，到认识香港欧阳小姐，到她的玩伴郑小姐，到广场舞，至此，她开始唱歌，什么大海航行靠脱手……反反复复，一刻不停。我还没跟她照过面，不知道她年龄多大。而听她声音，字正腔圆，精力很好。护工阿姨说她家里人把她送过来，交了钱，请了护工，就回去了。在医院，吃喝拉撒，都是护工帮助完成的。

老太太在里面叽歪个不停，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从入夜到天明，旁如无人，不知疲倦……

我的中风症状在反复，左边身子，时而像一堵墙，时而像一根棍子。我能感受到的是，前面身子和后面身子像一挂沉重的面条挂在我左肩上，还不断地往下坠。我想起了“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但这并不能给自己壮胆，我甚至害怕闭上眼睛睡过去。在ICU，各种仪器都连在身上，时刻监控，而在普通病房，那个测血压的仪器都罢了两回工，万一我睡了过去醒不过来，那岂不是前功尽弃？脑梗的死亡率可达到70%。这可不能掉以轻心，而且，我是付了巨大经济代价的，现在活了过来，万一……我乱七八糟的想着，加上隔壁老太太一段一段不停地述说往事——我想，她也是不敢停下来，她需要时刻听到自己的声音来证明自己活着。如此我更心烦意乱，无法入睡。我很疲倦，而身体里面也是各种状况，这让我疑神疑鬼，怕闭上眼睛不醒了。这是我怕死。虽然经历里一次生死考验，但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我得活下去。睁着双眼，很累，但一直想不到方法安抚自己。我想起了父亲，父亲生前最后几年，也是在医院病房度过的，他的口头禅就是人总有一回死，生和死一直在一起，就像人的左肩和右肩，一直同行。什么时候死，怎么死，在那死，一切看造化。生死和乌龟一样，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与其畏惧，不如坦然接受。这比“生死看淡不服就干”有用，我想着父亲面对死亡的无惧，居然迷迷瞪瞪的睡了过去，然后又在那个老太太念经般地往事述说中醒了过来，早上医生查房，问了那老太太好几个问题，最后问她现在在哪里，她说在东平，医生摇摇头，安排拍片；又问了问我的情况，叫我伸腿，伸手，伸舌头，我一一照做，还一把抓住床栏坐了起来，医生笑了，说我恢复得不错，再过几天，就可以考虑出院，或者去复健楼，做复健了。

是这样吗？

我有些不相信，我这样子，再过几天，就能出院？我还不能下地走路，我的半边身子一点都不受控制，我的腿脚还发麻……

我看看太太，太太倒泰然起来，说：这个病至少得半年才能康复，你不要着急，医生知道的。半年时间，你只管康复训练，其他的都不要想。

太太没有告诉我最后的结果，康复训练后，是行走如常，还是依靠辅助器材行走。

但我想，我活了过来，那就得甩开死，无论用什么方式，也得生，只要有生机，坚持，最后就会站起来。我不信，我站不起来。而接下来的情况也印证了我的想法，在一级护理病房住了两天，我便能下床，在太太的帮助下，去洗手间上厕所。医生见了，便给我换了病房，换了一间双人间。换了病房之后，我便下地，扶着床，开始深蹲和高抬腿，腿很麻，脚走路也没有准星，这无所谓，比起能走路，我想，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困难。开始还需要太太辅助、搀扶，练了一天之后，第二天，便开始自己走路，颤颤抖抖，风雨飘摇，但无论如何，我已经能走路了，今天能走一百米，明天我就能走一千米……

太太嫌我话又多了。

我想，我以前话就多，现在话又多了，说明我的身体在恢复。我没像以前驳她，而是默认了她的话。夫妻本是同命鸟，要生死相依，争口舌之快，最没意义，这便是劫后余生的感悟吧。

2022.12.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