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裳变奏曲

晚饭后，妻子要我陪她散步，连哄带骗到街上，来到百佳超 市就说要买衣裳。我说，身上的衣裳都好好的，既没有褪色，也 没有补丁，你就不要多此一举了。她说，不穿新衣服哪像过新年 呢。对啊，过年穿新衣裳，这是早有的风俗习惯，我怎能忘 记呢？

在我儿时记忆中，父母每年六七月就要请公社企业的钟师傅 到家里来，用好酒好肉好菜好饭招待他，为我们量身裁剪。我们 过年时就能穿上新衣裳，给新年带来喜气洋洋的氛围。记得那时 穿的一般是比较粗糙的叫 “本耕布” 做成的衣裳，顾名思义， 本耕布就是用本地人耕种棉花而织成的布。

我那时亲眼看着父母播种子，摘棉花，晒棉花，亲眼看着奶 奶妈妈用木制的手摇拉纱机把棉花拉成纺线，再用简易织布机把 纺线织成布，亲眼看着把本耕布染成了黑布，然后到水井里把黑 布洗涤干净，亲眼看着裁缝师傅裁剪，那时就知道身上穿着的衣 裳来之不易，体会到自力更生的意义。

那时，我就最怕穿着本耕布衣裳到野外放牛、砍柴，一不小 心粘上那些粘性大的植物果粒就麻烦了，几天都摘除不下，尤其 害怕到有大拔针 （星子方言）草的地方，衣裳很容易粘上大拔 针，只要粘上一支大拔针，就会反复挠刺皮肤，痛痒得让人很不 舒服。当时供销社的 “坚过人”布就光滑，穿上这种布的衣裳可以出灌木入草地，但这些好布都要凭布票购买，还要有一点余 钱，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读三年级的一天回到家，听到房间传出 “哒哒哒”的声音， 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看到父亲正坐在一台华南牌新缝纫机前 练习踏空车。

我高兴地问，这是哪来的衣车 （注：山区人把缝纫机叫衣 车）？

凭证购买的，父亲告诉我。

我从大人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当时一两年一个公社只有一台 衣车的分配指标，能买得起的家庭也很少，华南牌衣车的价格是140元，相当于一个国家干部三个月的总工资。我那时就不得不 佩服父亲。

我们一家人都不会裁缝，只把衣车用来补衣裳、缝袜底。亲 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喜欢到我家补衣裳、缝袜底，衣车就成为家 庭炫耀生活质量的资本。记得有一次，一个表哥要相亲却没有新 衣裳，我就帮他把那条半新半旧的裤子屁股处和膝盖处车缝成圆 心图，既耐用又好看，那女朋友知道表哥有一位有衣车的亲戚， 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读中学时，社会上流行北京蓝布、上海蓝布，父母就请师傅 为我们做四袋军装衣服和西裤，还有的确良衬衫，那本耕布就无 人问津了，棉花生产就停止了，木制织布机也被遗弃扔掉。过年 时，女孩子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玩游戏，大部分大人也改穿西 装，村里村外充满了朝气。

工作第一年时，不少农村家庭都有衣车，学校来了两位裁缝 师傅开办裁缝技术学习班，周围村庄的十多位女青年都来参加了。我们７位老师也和他们一样每人交了15元学费，利用学生放农忙假的十天时间参加学习。

也许我擅于画画的缘故，每次都是第一个画好裁剪图，得到师傅的器重，受到其他学员的羡慕。只要师傅给出身体各部位数 据，我就很快根据各种服装公式画出不同服装的裁剪图。这些女 学员也许不大适应师傅的广州话，就喜欢用星子方言与我交流， 有意无意地走来问这问那。我不但不耐烦，而且耐心指导她们， 成为好学员，甚至把自己画好的裁缝图装订成一本，用彩笔在封 面上画了一个女孩子正裁剪的画。每个学员都请求我用业余时间 在他们的裁剪图封面里画上图画。在多次的接触中，有五六位年 轻美貌的学员不时向我暗送秋波呢，让我心慌意乱，但我尽量控 制自己不当她们的 “俘虏”。师傅看到我有这个能耐，有时干脆 就让我替他讲课，还利用暑假、寒假带着我到了其他村庄办班， 我也就成为大家眼里的裁缝师，但我心中有数，纯碎是一个只会 纸上谈兵而没有实践经验的书呆子。一些亲戚、朋友不时要我去 为他们裁剪衣裳，我在实在无法再推辞的情况下也滥竽充数去应付一番。

好景不长，市场上逐步有成衣出售，我也不想因裁缝影响工 作，更不想花费过多时间去实践裁缝技术。唯独谈情说爱之时为 了证明自己有这门手艺，就认真地为自己和女朋友各裁缝了一条 裤子。她父母曾经是裁缝师傅，十分肯定我的裁缝技术，我们的 恋爱关系也很快确定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式各样的衣裳遍布于城市各成衣店 和乡镇圩场衣裳摊，过去曾令人羡慕的企业裁缝师傅逐步失宠， 让人炫耀家境的衣车也逐渐被搁置，农村很多人再不穿补丁的衣 裳，城市人连褪色的衣裳也扔进垃圾桶，随时随地都可以到商铺 购买新衣裳。我感觉到，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今天，过年才穿新衣裳的观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喜欢哪种布料的西装？”妻子指着各式各样的衣裳，突然 一声提醒就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们认真挑选了符合自己身份和年龄的新衣裳。这时，我看 到一对老人家正挑选衣裳，就想起我们恩重如山的父母，然后在 妻子耳边嘀咕一下，也为双方父母买了新衣裳。

（发表于 ２０１２年 ２月 ２６日的 《清远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