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子坊

兴化人称扫帚为掸子，掸子坊是扎掸子（扫帚）制作坊的聚集地。

古城兴化南门城墙沿沧浪河而建，小南门内儒学街，拥有大量的明清时期的民居、庙宇、祠堂、园林、牌坊、书院、巷道、桥梁、亭台楼阁及宰相府、进士第等一批古建筑群，这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是十分罕见的。特别是儒学街中心地段的一座气势恢宏的明代宫殿式建筑群——文庙，文庙的东南方沿河有数十家掸子作坊（家家堆积高粱苗子），这就是闻名苏中、苏北的掸子坊。

关于扫帚的民间传说，与古兴化还有关联。明清之际，兴化人陆西星为东岳庙主持，其间著书《封神演义》中有一段“扫帚星”的典故。讲的是姜子牙的老婆马氏，据说她是个六十八岁的黄花闺女。谁要了她家里必然被扫得一干二净，所以姜子牙想休了她。但他算了算，命里注定，天命难违。后来姜太公有了封神榜，她老婆来求封神，姜太公说“你可以云游天下，到处可以收香火。”她老婆说：“到底你让我住哪个庙呢？”姜子牙说：“红门就进”。意思是说庙门你都可以进，可是马氏听错了，认为逢门便进，所以大年初一五更天，她逢门便进。因为她是扫帚星，进谁家，谁一年不吉利。老百姓知道后，每逢大年初一起床后，先放三个炮，意思是崩姜太公老婆这个扫帚星。

据有关史料记载，掸子（扫帚）是世人用于日常打扫清洁卫生（扫地、除尘）的专用工具，源于我国夏朝。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夏代，民间有一个叫少康的人，一次偶然看见一只受伤的野鸡拖着身子向前爬，该野鸡所经之处灰尘少了许多。他想，这一定是鸡毛的作用，于是便捉来几只野鸡，拔下毛来制成一把扫帚，这或许是鸡毛掸子的由来。由于鸡毛太软，同时又不耐磨，少康便用竹条、草为原料，把掸子改制成有用的扫帚。

据考证，兴化掸子的制作工艺可追溯到宋代，从众多的宋代绘画和我国一些出土文物来看，古邑昭阳早在宋代已有鸡毛掸子的踪迹和记载，城乡许多制作鸡毛掸子的能工巧匠与其他地方制作的掸子式样基本没有太大区别。明清以来，兴化工商业逐渐繁盛，在人流熙攘的兴化四门街道周边，众多手工业艺人聚地而居，形成编竹器的竹巷；打棺材的发财巷；补锅碗的补锅塘；扎掸子（扫帚）的掸子坊等。兴化小南门儒学街的掸子坊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掸子坊所产的掸子曾畅销四乡八镇，甚至名播于苏中、苏北县市地区。

兴化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漫长的渔猎文明和典型的农耕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大量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兴化扫帚制作技艺”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记事以来，出大南门舒家巷头，沿着沧浪河畔向东去小南门轮船码头，一路要路过儒学街河边的掸子坊。印象中，成熟的季节一过，掸子坊的扎匠们会耐心挑选优质稻杆，退去包裹穗杆的叶片，再把它们整齐地躺放在门前的路面上，既让穗杆晒干水分坚硬起来；又让来往车辆行人踩踏碾平穗杆便于制作，高粱苗、稻秸草散发出轻柔香味弥漫了掸子坊的天空。待穗杆脱去多余水分，根根“硬朗”起来，掸子坊像是一个掸子（扫帚）加工制作的村庄，沿路两侧家家户户都在扎掸子，男女老少都是手艺人。

掸子坊的手工匠们坐在自家屋前的小矮凳上，忙忙碌碌地将收回来的高粱苗子编制扎成掸子。一根长长的高粱杆条在灵巧的指尖舞动，通过穿、拉、勒、捆等手法，扎掸子的手和嘴也成工具，几个干净利落的动作，将水分已经晾干得差不多的高粱苗束拢、缠绕、压紧，上部编织出圆圆的手柄，中间高粱杆纹路整整齐齐，尾端稻秸草散开形成漂亮的扇形，伴着稀稀疏疏的声音，一把细致匀称、松紧有度、轻便称手的掸子（扫帚）就完工了，纯正手工工艺，粗糙到绝伦。

掸子坊的每家每户终年累月不停的帮扎着掸子，享受着其中的乐趣，并一直将这件传统手艺延续着、坚持着……在掸子坊，传统的手工扎掸子方法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掸子坊人家常年从事这一行业，纷纷以此为生。

记得，我读初中的那年，为写篇关于手艺人的作文时，曾专门去过掸子坊邹师傅家。他女儿和我母亲同在县电镀厂上班，她们相处的甚为亲密。印象中，那时年近七旬的邹师傅扎掸子已有50余年。据他说，刚扎掸子的时候他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让他那双饱经沧桑的手长满了老茧，然而就是这双手，一经一纬地编织着自己的生活。一杆一绳，在他双手的抚捋中，变得光滑、柔韧，在他气定神闲的排理下，清晰了，顺畅了，圆润了。

扎掸子是一门传统的手工活，每把掸子从选材到成品，都要经过多个细致的步骤。邹师傅扎掸子的工具很简单：一个条凳、一个拐子、一把镰刀、一团线绳和一个围腰就是他干活的全部家当。最吸引人的是他腰间系着的那个奇特工具——“拐子”，这是一个弓形的木板，两端分别连着的皮带刚好可以系在腰间。木板中间穿着一根钢丝，钢丝的前面拴着一个铁钩子。邹师傅拿起这个铁钩子告诉我，老辈人用的是一个“T”型的木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腿已不像年轻时那么有力，所以就把“T”型木架改成了铁钩。他随手拣起几根高粱穰，理顺了，操起拐子上的钢绳在上面绕了一圈，将铁钩子挂在长凳上，身子向后一挺便将钢绳绷紧了，两手握紧高粱穰，顺着绷紧的钢丝向怀里转了几圈便将高粱秸扎得紧紧的了。然后拾起嘴里衔着的绳头，往扎着高粱穰的钢丝下面一掩，反向转两圈，线绳便服服帖帖地紧紧勒在高粱秸上了，食指在绳上一绕打了一个漂亮的结，用镰刀割断绳子，解开钢丝，一道腰子便扎起了。再续上一束高粱穰，如此反复数次，一把掸子就成形了。为了让掸子的把结实硬挺些，邹师傅将一根指头粗的荆条秆插在掸子把里边，用一道道线绳将高粱秆扎成竹节状的把，最后用镰刀将掸子把的尾部修削成棱角分明的钻石状，用剪刀剪出略带弧形的笤帚头，一把结实耐用、美观漂亮的掸子便做好了。

至今仍清楚记得邹师傅说过，扎掸子的技术是祖辈传承的，有句老话说得好，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多一门手艺多一条路。他说，掸子坊匠人大多是家庭作坊，且其手艺并不复杂，捆扎掸子的技艺简单易学。所以，掸子坊匠人并没有形成固定的行规或特定的行业习俗。他们的技艺大都是“门里滚”，代代相传。因此，掸子坊匠人并不收徒弟，家中子弟只要跟上辈人学上几天，或是在师傅的指导下捆扎几把掸子，就可以掌握其中的技术要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要用心，只要肯下功夫学习捆扎掸子，人人都可以成为扎掸子人。

邹师傅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对这门古老技艺的热爱。用他的话来说，编一把掸子就好像做人，每一步都得扎实。在他看来，每一把掸子背后都是他的心血与坚持，似乎在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朴实而动人的故事。通过手工技艺，这些掸子承载的不仅是简单的清扫功能，更是浓厚的人文情怀。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分配了工作，负责南门片区工商管理。为调查城区手工业发展概况和趋势，我又一次专门去掸子坊邹师傅家中了解情况。记得，走进邹师傅家中，屋里整齐地摆放着绑好的掸子，每一把都十分的精致、结实，透着一丝憨厚，如掸子坊朴实的人儿一般。手柄扎实紧致，土黄色的绳线穿梭缠绕在手柄外围，勾勒出吉祥的字符和花纹，编织着掸子坊手艺人的匠心和祝福。

已年近八旬的邹师傅说，自己扎掸子已经有60余年了，他这个岁数干不动太重的活儿，这个坐在家里就能干，也不是很累。邹师傅说他喜欢这门手艺活儿。现在人们都喜欢用塑料扫帚，其实最好用的还是这手扎的土掸子，别看它颜色不鲜亮，用起来顺手得很。这些年，生活中各种掸子的用量还很大，邹师傅和老伴一天能扎几十把掸子，每把能卖10元左右。

对于邹师傅来说，虽然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有时也难免心生几份惆怅和落寞。对于扎掸子的未来，邹师傅心里清楚，生活需求早已大不如前，也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掸子坊现在就剩七、八家扎掸子了。一捆高粱，一团线绳，一个老人，一段历史，一门传承，这门老手艺也许因为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注定无法改变“后继无人”和被淘汰的命运，在岁月的年轮中，这门老手艺似乎顺其自然地要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上世纪90年代末，兴化南门迎来最彻底、最全面的拆迁改造，小南门及儒学街连同掸子坊均被拆除。仅存的四、五家掸子工匠虽然在坚守，也己搬迁分散到东门、北门和西城外等小巷内，继续从事掸子制作。历经百年沧桑的兴化扎掸子这个行当，正在我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