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嘴，歪嘴和尚及其他

说你乌鸦嘴，就是说你那张臭嘴，破嘴。

到了骂你臭嘴，破嘴的份上，马上就让人联想起臭气熏天，臭不可闻；满口恶语，信口雌黄。尤其说丑话，谁喜欢？说丑话的就是丑脾气的人，甚至丑人与歹人可以挂等号，丑人的命运注定有二：要么灭之而后快；要么闭上你的鸟嘴。

灭之，就冇得说的了。闭上鸟嘴，算是网开一面了，至少留下了一条生路，如果再是识时务者。

乌鸦嘴，是恨嘴及乌的结果。

这可能与中国一千年“乌鸦文化”的反复有关。

在唐代以前，乌鸦是吉祥和预言的神鸟，历史上有“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传说，最好的例证就是汉朝的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中援引《尚书传》时写到：“周将兴时，有大赤乌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

并非此一例，一直以来在中外民俗文化史上，乌鸦的形象一直是积极的，光明的，是尚德者，是富有大爱精神的益鸟。

首先，乌鸦是拯救者形象。

曾有“乌鸦救祖”的传说。在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兵偷袭宁远，被明守将袁崇焕的伏兵所挫，全军惨败，就连皇太极身边的侍卫也死剩寥寥。这样的生死光头，还有谁顾得上自己的主子，于是纷自散去。皇太极也不得已自顾奔命，岂料霉运当头，逃命的路上战骑被绊倒，自己也被摔出丈外而无法动弹。此时明军正杀将过来，皇太极深感绝望，索性闭目等死。忽然，一群乌鸦铺天盖地而来，并严严实实地盖在了皇太极的身上，追赶过来的明军一看，断定这人已死无疑且成了乌鸦们的大餐，明军一阵窃喜之后就匆匆策马回营领功去了，皇太极这才得以死里逃生。

皇太极为答谢乌鸦的救命之恩，便把乌鸦定为了神鸟，同时下令凡八旗官兵不得擅自射杀。这桩事情在《昭陵的由来》中也有同样的描述。

另有清代文献《满洲实录》记载:布库裏雍顺数世后，“其子孙暴虐，部署遂叛，于六月间将鄂多理攻破，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

乌鸦不仅是满清皇族的神鸟，也是老百姓心中的圣物，在过去，东北山民们进山打猎都勿忘“扬肉洒酒”，以祭乌鸦的习惯。

在加拿大的传说中的乌鸦一样是拯救者形象：在洪荒时代，一场滔天大水过后，飞翔在海滩上的一只乌鸦发现了大贝壳里的一群男人，又在海边石鳖下找到了一群女人，它把他们带到了一起，让他们互相交流，建立感情，同时招来星月，引来火种，还教他们耕作、捕鱼、狩猎，人类因此而繁衍且生生不息。

乌鸦因此备受尊重。

在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信教文化浓厚的国度以及日本，还有欧洲一些国家，乌鸦地位都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其次，乌鸦是德孝的化身。

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乌鸦不仅聪明，还会反哺。《本草纲目·禽部》记载：“慈乌：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

乌鸦的这种“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行为这正好切合了“百善孝为先”的儒家思想。

但乌鸦的负面形象也很明显。

在古希腊神话中，传说太阳神阿波罗爱上了格露丝，但又不放心格露丝的操守，于是派乌鸦“私探”，当有一天乌鸦发现了格露丝的“蛛丝马迹”，便以为与别的男人有染，就报告了阿波罗，阿波罗一怒之下杀了格露丝。当最后证实格露丝是被误以为时，阿波罗转而懊恼并迁怒乌鸦，让乌鸦一身洁白的羽毛从此变成恐怕的黑色。

有人认为：“乌鸦是异端的代词，是空气中的黑客，是黄昏的丈夫，也是天空的鸦片，它的羽翼仿佛经过熬制的忧伤，散着看不见的烟。”

确实，古往今来，乌鸦无论出现在诗歌还是哲学里，它的身影都很接近，“它总是与濒亡、思想、不祥之兆联系在一起。”

在哲学中乌鸦，只听说过德国逻辑学家卡尔·古斯塔夫·亨佩尔的“乌鸦悖论”，却在古诗词的乌鸦无所不在：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枯藤”、“老树”、“昏鸦”，“月落”、“乌啼”等等，时序和空间交错，具象和抽象汇织，但都透出一股衰微而凄凉的气息。

乌鸦的黑是沉闷和压抑的，杂食性是它不问稂莠，粗厉的叫声是绝望的开始，灵敏的嗅觉是在发布不祥预兆......

乌鸦，由此由爱及恨，恨得咬牙切齿，恨得入骨三分，简而言之，恨它得要死。

故有人把某些个人臭嘴，也就是开破嘴的人统统称之为“乌鸦嘴”。因为人们对事情圆满的看重或对意外、败局甚至是死亡的畏惧，生怕“一语成谶”。

历史上的乌鸦嘴事件很多。

一位叫介子平的写了一篇《历史上的乌鸦嘴》，文章中罗列了很多“巧合”的事情：

“元代皇宫专门用于大典、登基的正殿名大明殿，结果元亡于明；明代的朝门名乾清殿，结果明亡于清。大清武英殿的西配殿明焕章，结果驱赶逊帝溥仪出宫者冯玉祥字焕章。”

这些就当有趣的闲聊罢了，生活中乌鸦嘴才是真的可憎，虽然一句话不足以搅动整个世界，但可以影响你的整天的心情。

歪嘴和尚比起乌鸦嘴的危害就大多了，尤其把经念歪了后。

我没有找到歪嘴和尚的典出，可能是一句俗语。顾名思义，嘴歪的和尚，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是有可能的。尽管有，我还是觉得有点对不住出家人，心安的这只是个借喻。

古今社会，歪嘴和尚可谓多矣，大到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个系统，小到一个单位、一个集体、一个家庭。歪嘴和尚往往有意无意的把“经”念歪。你说左他说右，你说大他说小，你说重他说轻，你说白他说黑，有的是不理解“经义”或一知半解，念出来的“经”肯定就变了调。最怕的是嘴歪心更歪，事实上这样的“和尚”还不少。我看过一个叫小李飞刀李伟明的博客，他写过一篇《歪嘴和尚念经》，文章中列举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几个“歪嘴和尚”，一个是王安石的护法善者吕惠卿，一个是为变法大唱赞歌的邓绾，还有一个是“变色龙”的杨畏，再加上只顾自己升官发财不管百姓死活的吕嘉问以及大“奸臣”蔡京。

确实吕惠卿早就觊觎王安石的相位，其心中也只有相位，哪管你变法不变法，于是野心勃勃。

史载，吕惠卿是经欧阳修推荐而结识王安石的。吕惠卿不能说没有才，能被文坛领军人物欧阳修看中的人肯定是有那么几刷子，要不然王安石也不会买欧阳修的账。从王安石对吕惠卿的一贯态度也证明了这一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以“放郑声，远佞人”曾经提醒过哥哥，连与王安石针尖对麦芒的司马光也不看好吕惠卿，他曾在神宗面前说过：“吕惠卿阴险狡诈，并不是什么好人。”而且司马光还亲自告诫王安石：“吕惠卿是个小人，你得势时他会捧你，失势时他会落井下石”。

熙宁七年，王安石果然被罢相去了江宁任知府，吕惠卿却被提拔为参知政事。此时吕惠卿当然大喜，自认为时机已到决定出手彻底搞掉王安石，自己取而代之。他使出了“栽赃”和“离间”的伎俩，造成了王安石与宋神宗的裂隙，想不到在熙宁八年也就是次年王安石又被起用为相。按理说“吃一堑长一智”的王安石应该远离吕惠卿，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不计前嫌，继续重用了吕惠卿。

吕惠卿不但不感激还更加变本加厉，最后使得王安石心灰意冷，不得不彻底放弃，终于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再次去相，自此闲赋江宁，直到郁郁而终。

王安石身边有吕惠卿一个就够了，还加上要官不要脸的邓绾，变化多端的杨畏，贪得无厌的吕嘉问，奸佞巧伪的蔡京......王安石落到最后的尴尬地步也就让人不难理解了。

再说歪嘴和尚，若还遇到个“歪心方丈”，那一切都玩完了。歪心方丈必然有歪经邪经，再经歪嘴和尚一念还叫不叫经就不一定了，以歪传歪，以讹传讹，最后歪到不堪地步也是必然的。

再则，如果歪心方丈还要一味歪心斜想。

还要走歪门邪道。

还要沉溺在歪谈乱道之中。

这无疑会助长歪风邪气。

总而言之，上不正，下参差，这是和谐社会的大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