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义
网站用户
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91年，于慎行先生又一次遭贬，回到他的家乡——时属兖州府东阿县的谷城（今平阴县东阿镇）。那年的谷城，当时恰好春意正浓，狼溪河边杨柳茵茵，青草碧丝。河水从他的府前缓缓流过，像岁月抚平无数个伤痕和坎坷。狼溪河平静、安详，泛起的微微涟漪，一如他当时的心情，宠辱皆忘，波澜不惊。
此前的他，也曾得罪权臣遭贬，而这次，他终于又执拗地把自己打发回了老家，纵观慎行先生的人生，其实那时已进入暮年时期，虽然当时他才四十七岁。
远离朝堂官场，他的心突然安静下来，每天看着小院里的豆角、蒜苗、黄瓜可劲儿的往上窜，先生诗兴大发：“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在他的诗里看不出一点遭贬的失意与落寞，他现在的性子柔得像狼溪河里的波纹，每一丝涟漪都氤着一种熨帖；或者，对于家乡而言，他本来就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此后的一十七年间，他踏踏实实地做了一枚耕读翁。大多数时间闭门谢客，潜心阅读和写作。兴致来时，约几个要好老友乔学诗、孟一脉遍游家乡的山山水水，访古问今，旁搜博采，著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谷城山馆诗集》《读史漫录》《谷山笔麈》等鸿篇巨著，修成《兖州府志》《东阿县志》等地方史志。由此奠定了他在史学和文学界不朽的地位。
历史在评价于于慎行先生的文学与史学的成就时虽惜墨如金，但其著作却实实在在地凸显出它们在文学和史学界的价值，他在文学和史学撑起的这一片荫凉，不光是抒情臆志，谈史论经，其间多是暗隐着治国良策和历史功败垂成的经验和教训，是给当政者治国的一剂良方。
慎行先生以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眼光，管窥到当时的大明已病入膏肓，他每每在昏暗的烛光下奋笔疾书。那些关于顺从与敬畏，正道与迷途，国运与民疾的过过往往，因着他的笔端一直凝视着未曾靠近的真理。跟万历皇帝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神宗这个人先生最清楚，他不是一个知错就改的皇帝。面对时局的严重动荡，先生生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欲言不语，欲默不能，不得已而著书于庐。”居家赋闲的这些年里，是他官场上最失意的时期，但也是他创作的辉煌岁月，至此，他的史学和文学造诣达到巅峰，成就了他成为文冠一时的大家。
此前的二十三年中，隆庆二年（1568）二十三岁中进士做编修开始，从读书人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以后，他的人生就没有消停过。有人说慎行先生在仕途上总体来说还算平步青云，辉煌多于落寞，官至阁首——从十七岁就凭聪颖天资考取了举人，成为轰动乡里的少年英才。到万历初年以自己深厚的文化修养成为最年轻的帝师，当时他才二十啷当岁。这份殊荣，纵观中国历朝历代，可能唯有慎行先生能独享。虽然先生经历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代皇帝，但实际交集最长的，当属万历皇帝神宗。神宗对这位老师，可谓既爱又恨。他们师生在恩恩怨怨中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斗争。
在一来二去的过招中，神宗逐渐发现，他其实每时每刻也离不开这位“倔头”师傅。家乡人乃至后世到现在，都习惯地尊称先生为阁老，在先生还不是阁老的时候，他和张居正同为帝师。于先生在神宗眼里比看张居正可要舒服得多，在张大学士跟前，万历总也找不到一把手的那种感觉，起码在于先生面前他会踏实，自在，收放自如。在充满虚伪、欺骗、诱惑和贪婪的朝堂里，神宗有自己的辨人之道。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的不光是治国能臣，还需要诤臣、弄臣和佞臣，来平衡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于先生不光是一位能臣，说他是位诤臣更为确切一些。神宗看中的，是于先生的人格，是他的诚实持重。
于先生不光才学超群，上课不拘泥形式，能把一堂干巴巴的儒家哲学课讲的活色生香，回味无穷；关键是于先生做事有担当，做人靠谱。在一次讲学中，神宗拿出历代名画让老师们评判，于先生对画作赋诗一首，但自觉字写得不好，请人代写，皇帝看后大夸诗书俱佳，但于先生没有独霸功劳，当即奏明字是他人代写。对于于老师的这种忠厚平恕，神宗欣赏有加，当即御批夸赞先生“责难陈善”。于先生又赋诗回谢皇帝。这个时候，是君臣二人政治上的“热恋期”。
慎行先生在原则问题上一点也不“识相”，朝野中是出了名的“刺儿头”。按说这种软硬不吃的臣下，皇帝是排斥的，至少不会那么喜欢。但神宗却看中了老师这一点。如果他二人不是君臣关系，我想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万历打心眼儿里欣赏这位个子不高，却有一身傲骨的老师，甚至对他还有些依赖。因为朝廷里的水深不可测，有时候连皇帝自己都无可奈何，而他于慎行就敢凭着脖子上两根刚正的筋顶着一颗倔强的头颅，把那些企图为一己之利而置纲常于不顾的邪气压下去。神宗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为他镇场子。而慎行先生的耿直无私，襟怀坦白正好适合了当时还没有完全驾驭朝政能力的神宗的需要。
先生做事，朝廷大小官员，无论正的邪的，无论清流还是权臣，都不会挑出丁点儿的毛病，因为他每一次斗争都不是为自己，他争的是理儿，循的是道。慎行先生往往操着舌头不会打卷儿的，“四”“十”不分的，东阿镇特色“咬舌子”，在朝堂上侃侃而言，引经据史，掷地有声，刚硬的性子就像他的舌头一样不会打卷儿，把那些不靠谱的大臣杠得无话可说。有时候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因循着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本着为官的责任和义务，捍卫那些存在于他胸际之间的真理。
不得不说一下张居正。张居正之于神宗，在思想上有着即父即师的角色，张居正的威严于神宗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神宗还上幼儿园的时候，张居正确实给了他父亲般的关怀和教育。李太后和神宗他们母子也非常依赖张大人来维护捉摸不定的朝廷大局。但张大人在对待年幼的神宗上，确实严厉得有些过了头。据说神宗一哭闹，李太后吓唬他说，张师傅来了！吓得年幼的神宗立马噤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叛逆期一到，神宗对这种依赖逐渐演变为压力，他感觉在张居正面前有着事事被压制，被拿捏的屈辱。长大成人的神宗对张师傅的呕心沥血一点也不买账，绝没有感恩之心，有的只是反感和屈抑。一个皇帝，被一个臣子压了一头，群臣看他的目光和看张大人的目光热度都不一样，这神宗心中醋坛子被打得稀碎。
在朝堂上，于慎行性格硬得像翠屏山上的石头，对张居正的擅权专制尤其抵制。神宗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来钳制一下不可一世的张大人。而慎行先生绝不是迎合皇帝的这番心态，在原则问题上，他和大多数东阿的父老乡亲一样，认准的理儿，一头碰到南墙也不回头。就这样，于慎行先生就和张大学士杠上了！其实张居正对慎行先生来说，还有知遇之恩。张居正欣赏先生的才学和能力，在他的力荐下，于先生提拔得很快，于先生事无巨细，有条不紊，踏踏实实地推行首辅大人的“一条鞭法”取得良好的效果，张大人对他欣赏有加。可以说张居正是一个能臣，他主持下的万历前期，明朝政治经济呈现出一派向好的景象。虽然张居正毛病很多，但历史对张居正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记得初中的历史课曾把“一条鞭法”作为历次考试的主要内容，要熟记于心。
可张居正这个人独断专权，压制同僚，引起朝堂上下普遍不满。但都惧于张居正的权威而敢怒而不敢言。不光不敢言，而且还违心地曲意逢迎巴结取悦。张居正父亲去世，按礼制，须归家“丁忧”三年。张大人怕大权旁落，又担心刚刚起色的改革废于一旦，就撺掇门生奏本“夺情”不归，万历惮于其权势勉强答应。本来在“夺情”这件事上张居正要于慎行推上一波，助上一澜的，而慎行先生不光不顺水行舟“知恩图报”，反而联合其他同僚共同参劾居正违背人伦纲常，并看望因此而遭贬谪下狱的御史刘台。那时满朝文武皆惧于张居正的威势而对刘台唯恐避之不及，唯独慎行先生逆而行之。我想，这件事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大多数同僚都会给于篡修暗暗伸大拇指。
贬谪刘台，不是皇帝的本意，只不过碍于张居正的威势。我想，探视刘台之举，皇帝是站在于老师这一边的。在下朝路上居正质问慎行先生：“文远（于慎行字），子吾所厚，亦为此也？”，先生挭着倔强的脖子说：“正以公见厚故耳”。也许慎行先生的本意有二：其一，夺情本违背纲常伦理，应予以制止，其二，这也是为了老师张大人好，因为这样会引起满朝文武对张居正的诟病。只不过如日中天的张大人没有理解慎行先生的好意罢了。而正因为这件事，在张大人的压制下，慎行先生愤而辞职归田，遭遇了他为官之中的第一次贬谪。但在张居正病故后，所有人都在落井下石的时候，慎行先生却站出来为他说话，肯定他的功绩，致书办案官员善待居正家人，这是难能可贵的，我想，慎行先生的“拧”，是对事不对人，先生的刚正不阿又一次赢得了文武百官的点赞。
明朝奇葩皇帝不少。除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和篡权夺位的朱棣外，其他的十几代皇帝都不算经天纬地之才，却都有自己独到的一点点长处。例如明熹宗朱由校，他如果不做皇帝，潜心研究木工活的话，那肯定在这方面有不小建树，不能说会有鲁班之功，至少会成一个级别很高的工程师。嘉靖、万历二位皇帝二十年都不上朝，但仍可以玩得朝廷提溜提溜转。神宗这个人，不能说他是一个好皇帝，但还能算得上是一个好人。朱元璋能一言不和，就残暴地把上谏阻止立藩的大臣陈怀义摔死，官场上人人自危，而神宗做不到这一点，他不过是由于小时候受太后和张居正的压制，性格有点柔弱又有点扭曲。以神宗皇帝的性格，既不能像他的老祖宗朱洪武一样时不时地挥舞权力的大棒滥加杀戮，又得让群臣按他的意志行事，在决策上，他善于玩太极拳。张居正死后，神宗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伸伸腿，万历也有个“拧”脾气，在“立储”这件事上，他想脱开长子朱常洛而立次子朱常洵，这又不符合历代的朝廷礼制，得到群臣的一致反对，以申时行为首的大臣在数次劝谏无效的情况下，为了明哲保身，他们大多数放弃了劝谏，而朝廷上少数“杠头”依然不依不饶，屡劝屡谏，其中就包括他的老师于慎行先生，神宗和老师于慎行的矛盾自此像小荷一样露出了尖尖角。
神宗要把这些年的压抑和委屈补偿回来，他要翻身，要任性一下。但于慎行这一帮“顽儒”似乎不让他那么舒舒服服地任性。为了让朝廷上最犟的“拧种”于慎行在立儲这件事上和他穿一条裤子，我不知道神宗皇帝是不是和于师傅在办公室里有一次私聊，两人是不是在国本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反正两人最后闹掰了。后来只有于慎行先生在国本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万历过招。在原则问题上，于公是不会让步的。
最终的结局，先生从读书人又回到了读书人。归田之后的慎行先生依然秉承着他的一贯做人原则。他在朝堂上是一块硬骨头，但在家乡，他却是一个和善、低调有谦谦君子之风的学儒。因其个头不高，家乡人都亲切地称他为“于小人”。按先生的级别，地方官遇到要行礼，为了出行避免遭遇这些繁文缛节，给地方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慎行先生特申请在东阿城东南角开了一孔城门，不走正门。因此有歌谣曰：“来了于小人，开了东南门”。
慎行先生临狼溪新筑居所为读书写作之用，偶尔一些朝野对脾气的同僚不管是路过或者刻意造访，都爱到他的草庐来与之共饮。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地甩脸撕扯酱骨肉，不顾鼻尖腮帮都蹭了油；他们可以把官场的玄奥弃之一边，垂钓狼溪或者漫游泰山，吟出那千古绝伦的佳句。先生始终以博大的胸襟践行着他“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穷为第一义”的人生宗旨。他认为，当官如果都想着发财，那他每天所想的是一定是坏事。
慎行先生一生都在修行。修身为齐家治国，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文采；修心修性则修成了高尚的品格，不畏强权的宽广胸怀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人，他追求“德望、才望、清望”；为臣，他绝“目语、耳语、手语、足语”，意为交流要坦坦荡荡，正大光明，不要偷偷摸摸，意欲别用，“绝此四语者，可与论道矣！”。直到病重，他还劝谏皇帝，要开言路，亲臣民，补言官，试图给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补以治国救民的良药。
恩怨之所以深刻，实因恩怨有时太过感情化。神宗终于没有勤奋起来，也终于没有拧过他的老师，立储之事还是依例而行。倘或细思，十七年间，他也终于明白，慎行先生的“拧”是为国而拧，而自己的“拧”，则有点自私了。经过十七年的反思，神宗也到了该成熟的年龄。他终于放下架子，重新请回了他的老师。可先生此时已是风烛残年，病入膏肓。其实神宗一开始就没有真的打算置他的老师于绝境，虽然罢了官，但没有褫夺先生的俸禄。因为他从心里明白这样的老师是多么清廉的一个人。他知道，于师傅除了靠微薄的俸禄聊以度日外，银不余半两，地不置一顷，他的老师有的，仅仅一肚子学问和一身傲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