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藏在针线盒的密码

母亲藏在针线盒的密码

每当我入梦，母亲的影子便浮现在我的梦里。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母亲依旧坐在老屋的那个土炕上，小心翼翼地从她的包袱里，颤巍巍地拿出一个被她当做针线盒的小铁盒来，取出针线，戴上顶针，针尖在头发上擦抹几下，便开始千针万线地为我缝补过冬的棉袄；或者纳鞋底，做鞋绑，忙着给我做棉鞋……每个严寒的冬天，我都能穿上母亲亲手缝补的棉袄和棉鞋，和同年伙伴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奔跑在上学的路上，虽然天寒地冻，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我曾记得，有年冬天从沙雅县城来了一个照相师傅，张罗着给村民们照相。那时候照张相不容易，也很麻烦。一般情况下，年轻人结婚了，条件好些的，也许要到城里去照个结婚照。其他的村民，也没有照相留影的奢望。那时候，照相设备也很落后，照张相还要等着洗胶卷。我记得那位照相师傅，先给我们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又给我父母留下一张合影，主要想寄给老家的姐姐。可惜，我们家唯一一次照的这两张照片，一张也没保留下来，现在一张也找不到了。所以，我的父母也就没有给我留下一张照片。

母亲一生颠簸流离，一贫如洗，他没给我留下什么家产，现在家里只有她用过的一个黑黢黢的小铁盒。这个小铁盒不知她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现在我已无从知晓了。现在只能看到这个小铁盒上还依稀泛着一层铜锈，说明它已经有些年头了。盒盖和盒底已经凸凹不平，这说明它已经跟着主人颠簸流离的岁月沧桑。盒盖上仍依稀可见曾有过的红色花卉图案，还有模糊不清的外国文字，这说明此物乃外来物种，因为我不懂外文，所以至今我也搞不懂这是哪国文字，也搞不懂这个盒子当年是做什么用途的。因此，我每当看到母亲用过的这个小铁盒，就如同看到母亲一样，她的历历往事和她的音容笑貌，立刻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生于宣统二年，出生在一个贫穷而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她们兄弟姊妹六个，一男五女，她是老大。母亲那个时代的少女普遍逼迫裹脚，听说不裹脚的姑娘嫁不出去。因为她是世袭的基督徒家庭，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比较开明，虽然家境贫寒，她还是没有被严格地裹脚，躲过了对肢体的残害这一劫。这对她后来的生产劳动和生活提供了健全的体魄。

母亲没念过书，目不识丁。但是，她家离凉州松树庄天主堂近，她每天早晚都可以进堂参与弥撒和祈祷活动。圣经中的故事，像亚当夏娃的伊甸园啦，洪水灭世啦，传说中的巴比塔什么的，她几乎都能耳熟能详，讲得头头是道。玫瑰经也能像装在她针线盒里的密码一样，她似乎能用针线把玫瑰经串起来，边做针线活，边将她生活中的喜乐忧苦，全献给祭台上烛光中的圣母妈妈，以增加她的种种恩宠，并起到“光”和“盐”的作用。

她说，她曾有过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子，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夺走了。因此，她抱怨过主，咀咒过主。她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死过去。在恍惚之中，她好像路过一片坟地，突然感觉天转地晕，从坟地冲出一群手持短枪长矛的人来，将她摁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圣母妈妈踩着祥云，显现在她头顶，轻盈地落在她眼前，拍去她身上的泥土，将她裹在氅衣下，说，别怕，我送你回家去。在圣母送她回去的路上，圣母对她说，我会赏给你两个孩子……她说，她的两个娃子是主收走了。她也相信，她的两个娃子会成为小天使，在她临终时，他俩会来接迎她的。

母亲四十一岁那年才生的我，因此她特别疼爱我，生怕我也早早死去。因此，我的乳名就起了“望德”。她说，我是她在祭台前祈求来的。因此，她给我起这个名字，也是求主格外眷顾我的意思。尽管如此，她还是因为失去了两个娃子，伤心过度，尤其眼睛哭得都快瞎了，患上了顽固的眼疾，后来变成了严重的沙眼，眼眨毛倒长着，直刺瞳仁。等我长到八九岁时，她就经常叫我帮她翻开眼睛，拔掉倒长的眼眨毛。就这样，维持不了几天，就又长出来了，她又得叫我去帮她拔掉……尽管这样，她还是没耽误为我缝衣做饭，做鞋织袜……现在我才知道，这种眼疾，手术可以治愈，可在那个时候，哪有这个条件，这种眼疾，一直陪伴着她老人家离开人世。

听父亲说，母亲年轻时心灵手巧，针线茶饭样样能行。青稞饱了她会给我磨麦索子，拌油泼辣子吃；新麦子下来了，她会给我行醒面、做臊子面吃；山药（洋芋）挖了，她会给我做搅团吃。她进凉州城了，就给我捎个镶边烙锅盔来，或者捎碗面皮子来，这可是凉州城百吃不厌的好吃头啊。她说，小时候我口细，也就是现在说的小儿厌食症，她就让我父亲从山里搞来“獭拉”（凉州土语：旱獭）油炼开，把面条捞到碗里，再浇上些“獭拉油”（旱獭油）让我吃，说是这样吃可以开胃。

老家过年，又是炉炉盔子，又是炸油果子。过年了，来人去客都有现成的吃头。有一年过春节，湟城滩来了一家父亲在那里放羊时结识的藏民，老家人叫“西番”（凉州土语：藏族人）。我那时也就五六岁吧。这家藏民赶着牦牛，住在我家院子，每天都能吃上我家的炉盔子和油果子，还能喝上酥油茶，还能吃上醒面、臊子面，他们高兴的不得了。他们回到湟城滩了，还一直在我父亲跟前念叨着，说我母亲真是个贤妻良母，待客人热情，尤其她的茶饭更让他们垂涎欲滴。

六十年代初，我家所在的农场，没有学校，在村民的强烈请求下，办起了一所小学，有了这所小学，我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在那个年代，像我一样的儿童，因为没有学校可上学，最终成了文盲。我母亲比起别的农家妇女来，她更操心我念书。在我上学的问题上，她从不含糊，只要有可能，就是砸锅卖铁，她也在所不惜，一定会让我去上学，这也许是她的一生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吧。

在我们当年的“马厩”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对象，（因为那个年代，来新疆的汉族人里面，女人很少。）因为没钱，结不成婚。我母亲看到他整天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样子，便拿出她多年积攒的20元钱，送给老师结了婚。20元钱，搁在现在，连一包像样的烟也买不了。可在那个时代，还真是起了大作用。她的目的很单纯，就是让这位老师好好教我念书。因为在那个时代，摊上了天灾人祸，耽误了我上学的年龄。有了这个“马厩”学校，有了这样一位民办老师，我就可以一边打草喂猪，一边读书，学会了几个字，幸免成为一个“睁眼瞎”。当时和我同龄的好多孩子，有的没捞到学上，现在都成了文盲。

母亲过惯了清贫的日子，她从不愁肠刮肚。她有自己的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她的信条是过好每一天。她常说，明天的事主自有安排，连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都不为吃穿发愁，何况我们有灵性的人哩？因此，我外婆常常抱怨她不会过日子。她从不恼恨别人，从不咀咒别人，从不毁谤别人。

母亲希望我长大了当个医生或者当个老师，好为众人服务，做个有用的人，可我什么也没当成，她的愿望一样也没实现。因为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遇上了三年大饥荒，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遇上了十年“文革”大动乱，城里的孩子可以下乡接受“再教育”，几年后可以返城安排工作，可我们农民的孩子先天注定当一辈子农民。好在我在关键的当口，遇到了义人的相助，上了沙雅县一中双语师资高中班，还没有毕业又是党和政府保送我进入自治区党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翻译班）学习，在党的培养下，我学到了一门专业技能。学成回来后，正好赶上阿克苏军分区征十个翻译兵，我便应征入伍，当了兵，提了干，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和饭碗，这真是人生不幸中的万幸啊。

当兵的人就是吃皇粮的人，吃皇粮的人就要做出奉献，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在父母双亲的晚年，在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守候在他们身边，不能伺候他们，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尤其在母亲患老年肺气肿晚期，在她病危的时候，我请了假，回来伺候她十来天。正在这时，“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全军一级战备，一份加急电报，催我归队。命令如山倒，我不得不舍弃生命垂危的母亲归队了。

记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我被奉命调乌什人武部工作。报到还不到三天，就传来母亲逝世的噩耗。当时交通条件极差，从乌什到沙雅才三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走了三天时间。因为当时路况很差，没有泊油路，三月份又是泛碱的季节，乘坐公共汽车，从乌什一天赶到阿克苏。第二天再换乘公共汽车赶到沙雅，第三天才赶到农场。就在前一天，我的母亲已被埋葬了。我悲痛欲绝，脑子一片空白，亲友陪着我，在母亲坟上加了几锨土，也算是入土为安吧。南疆每年春天都是刮沙尘暴的季节，在归队的路上，我的心情也和沙尘暴一样昏天黑地……

母亲走了，悲痛过后，反倒觉得豁然开朗，轻松了许多。我想她与其在这个尘世上受苦受罪，还不如到她的天国里去。不过，她常对我说的“忏悔自己，宽恕别人”的话语，倒是对我日后的为人处事有相当大的影响。

每当我孤独的时候，偶尔也把心连接到她的针线盒来过滤心窗，这个针线盒上织瞒她的目光，织瞒她淡淡的花香，织瞒她对我殷殷的期待……虽然我们相隔阴阳之间，那丝丝温情仿佛又一个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