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苏敏的头像

苏敏

网站用户

散文
202103/10
分享

干菜如玉

干菜如玉

在乡下,阁楼上不摆几个坛坛罐罐,算不上过日子的人家;坛坛罐罐里不装满几样干菜,那说明家里没有个贤惠能干的好女人。我家的楼上,陶罐、瓦瓮、泥钵、坛子,大的、小的、高腰的、细脚的、粗肢的,一字排开,摆满了阁楼。一年四季,里面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菜。

顺着木梯,便能爬上阁楼。阁楼下,是我们一家人的卧室。阁楼上,是我们家这些干菜打盹儿的场所。我现在想想,阁楼上,大概是我家最舒适的地方。你瞧它,风吹不着,雨淋不到,地上的潮气够不着;贪吃的鸡飞不上去,嘴馋的猪拱不到,要是有一两只老鼠胆大想要胡作非为偷吃点什么,它蹑手蹑脚,嘐嘐聱聱的声音,早就出卖了它的贼心,你看,角落里,父亲买的铁夹子,一直在那里张开着铜牙铁齿,坐等着享受一顿饕餮美味。

这些坛坛罐罐里,不同的季节,会装满不同的干菜。干菜的种类实在多,有干豆角,干辣椒;有土豆干儿、红薯干儿;有萝卜丝儿、红薯丝儿,榨菜丝儿;有蚕豆、黄豆、红豆、米豆;有红薯粉、小麦粉、糯米粉……

母亲的记忆力总是那么的好。她随便就能讲出,哪个坛子里储的是什么,哪个罐子里藏的是什么。母亲不仅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面装的是什么,她还清楚地记得这些坛坛罐罐里的东西还剩多少。日子过得清贫,可是母亲心里有一盘账,什么季节该晒什么,什么季节该吃什么,母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母亲说起这些干菜的时候,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我想,对于一个农家妇女来讲,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干菜更珍贵呢?

青黄不接的时候,母亲从一个高高的瓦罐里取出一木升子红薯丝儿。乡下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木升子。一木升子装大米,刚好两斤。有时候,家里的米缸里见了底,只好找隔壁邻居借一升。借过来的时候,大米装得平平的,还回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将它堆得满满的。借回来的大米,总是要省着点吃,比如说,熬一大锅粥。清水煮白粥,总是让人吃得不觉饱,走起路来,两腿发软,两眼老冒金光。大米粥,清汤寡水,实在没什么味道,我们总是不想吃。纵使吃了过后,老是不到饭点儿,便要嚷嚷:娘,我的肚子饿了。母亲帮我们紧紧裤腰带,说,等一下,娘就给你们做饭去。娘生起炉灶,淘好两三把米,将从楼顶瓦罐里取出来的红薯丝一并放了进去。咕噜噜,不到一会儿,粥的清香、红薯丝的清香,便冒了出来。我们在灶台边,敲着碗筷,流着哈喇子。

土豆新挖出来,堆满了满满一房子,母亲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土豆宴。清炒土豆丝儿,红烧土豆块儿,土豆片儿汤,土豆泥,青椒炒土豆,油炸土豆丝儿;或者放在米饭边蒸,或者干脆给我们煮一锅土豆;奢侈时,母亲还会做一盘腊肉炒土豆。新鲜的土豆总不能一天两天吃完的,但总不能等它烂掉吧?吃过晚饭,母亲看了看天,说,这两天是好晴天,明天晒土豆干儿。母亲看天的本领,似乎比现在的天气预报还要准。

母亲把洗净的土豆放进大铁锅里,舀满水。父亲坐在灶门前,生火。父亲是个教书匠,也是个烧火的好手。父亲在灶膛里架起木胚柴,熊熊的烈火,烧的“呼哧哧”作响。锅里的土豆开始躁动起来,不断传来“汩汩汩”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是啜泣,又似乎是期盼。乡下的土豆,想必是知道它们终究会有这一天,会被滚烫的开水煮熟,然后被剥皮,切成片,晾在竹匾里,等着那火一样的日头晒过来;它们还知道,晒成土豆干儿后,在瓦罐里,它们可以待上一整年,自己的生命又多了十二个月。

母亲一刻也闲不着,母亲把刀磨了又磨,把案板洗了又洗,把竹匾擦了又擦。我们也不能闲着,洗净小手,准备剥土豆皮。煮出来的土豆,一个个圆滚滚的,胖乎乎的,熟透透的,香喷喷的,闻着,便想吃一口。土豆多的是,我们尽管吃。我们给土豆剥皮的时候,刚剥出来的第一个,一定是进了我们自己的肚子。只是,这刚煮熟的土豆,吃第一个好吃,吃第二个说得过去,到第三个时,舌头便开始发麻,再也不想吃了。

母亲在竹匾旁放一碗清水。我们剥完一个土豆,便把手放在清水里蘸一下。我们的手,好像是一支写字的毛笔。父亲写毛笔字时,写几下,总要蘸蘸墨水,然后再放进砚台沿边儿舔一舔。父亲舔好的毛笔,光滑顺溜,锋毫毕露,那样子,像是一个刚梳洗过头的小姑娘那缕黑辫子,好看极了。我们把沾满土豆泥的手放进清水里,手便立马滋润起来,剥起土豆皮,便手到擒来,毫不费力。

薄薄的一层土豆皮儿,像是土豆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土豆大概和我们一样穷酸,衣服也没几件。我们轻轻一掀,土豆光滑的肚子就露了出来,胖乎乎的背便露了出来。土豆浑身长满肚脐眼儿,它们老是有些害羞,穿在肚脐眼儿上的衣服,老是不愿轻易被我们剥下来。我可不管,我用我尖尖的指甲,仔细地抠着,抠着,不到一会儿,肚脐眼儿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母亲的刀工精准、细致、娴熟,一刀一刀下去,土豆片便一块一块诞生。母亲切的土豆片,厚薄均匀,从不碎块儿。弟弟也是个好帮手,将母亲切好的土豆片一块块整齐地摆在竹匾上,就等着太阳爬上山来。

大概半天功夫,土豆片儿在竹匾上便开始蜷缩、变小、变薄。母亲带着我们,将它们一个个翻了个身。母亲说,我们的日子何时能翻身啊?那时,我还不懂母亲这句话的意思。自从与爷爷他们分家后,我们兄弟三人便陆陆续续、像是赶趟儿一样,来到这个寒酸贫穷的家庭。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块钱,母亲除了忙家里的事,承担着所有田里地里的活儿。母亲生大弟的头两个小时,还在地里挖土豆。挖着,挖着,母亲觉得肚子隐隐作痛。母亲心里想,莫不是老二要出来了?母亲加快了动作,挖满一担土豆,挑着便急匆匆地往家赶。回到家中,把扁担撂下,母亲这才发现,裤子已被鲜血染红。母亲大喊隔壁邻居,说,婶子,快来帮我一下,给我烧一锅水,我家老二要出来了。等婶子一锅水烧好,老二便哭啼啼地降临了。老二出来后,母亲说,瘦得像只猴子,只剩皮包骨头。

大概两到三天,土豆干儿便晒好了。晒好的土豆干儿,金黄、坚硬,放在阳光底下,如一块金灿灿的玉。阳光照射在一块块金灿灿的玉上,照在母亲的脸上。母亲好看的脸上,有了如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土豆干儿烧肉,那是最好吃的一道菜。可惜,我现在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上初中时,学校蒸饭,我经常在饭盒里蒸上几块,只要加点猪油,放点盐,吃起来,便像是在吃肉。

除了土豆干,母亲还要晒干豆角,萝卜丝,辣椒干,母亲亲手晒的这些干菜,颜色大都保持着原本的色泽,捧在手里,能发出“铮铮”的金属响声。新鲜蔬菜还没出来,这些干菜儿,便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干豆角烧肉,萝卜丝烧鱼,哪怕是一碗辣椒干,都是味道奇佳,让人垂涎三尺。我生病前有段时间,吃什么都不香,母亲每顿给我做一海碗辣椒干,满满的一大碗辣椒干吃下去,吃得满口生津,吃得满头大汗。那一直高烧不下的体温,也便随之而降了下来。

我最喜欢的,还是母亲晒的红薯干。母亲晒的红薯干,大抵可以说是这个世上独一无二的美食。这些年来,我也吃过一些红薯干,在县城里的小摊贩上也买过一些,可没有一家做的红薯干能比得上母亲做的。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清晰地记得,母亲做的红薯干的味道,以及母亲做红薯干的样子,

同样是要等天晴,同样是要在灶里生气木胚火。对于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要精挑细选一番,歪瓜裂枣的,有伤口的,个头太大或太小的,母亲一个也看不上。母亲挑选红薯的认真劲儿,比给我们兄弟几个挑媳妇还要细致。

做红薯干的红薯,母亲都要选红心薯。林清玄在《红心番薯》里写道:

“在我居住的地方,巷口本来有一位卖糖番薯的老人,那些番薯长得很细小,却总像记录着什么心底的珍藏。有时我向老人买一个番薯,散步回来时一边吃着,那蜜一样的滋味进了腹中,却有一点酸苦,因为老人的脸总使我想起在烽烟奔走过的风霜。”

我也买过红心番薯,我还给我的女儿亲手烧过红心番薯。那年,从医院回来,家中连吃的大米都成了问题,自然是拿不出钱给女儿买牛奶和零食。女儿刚满一岁,正值嗷嗷待哺、急需营养的时候。我有时候想想,这一辈子,亏欠我的女儿太多,小时候,没钱给她买衣服、买吃的,现在条件稍好点,却不能陪她。而时间从不等人,一晃,女儿都快要上高中了。

女儿小的时候,我每天在土灶里给她烧一个红薯。女儿捧着一个红薯,从客厅跌跌撞撞跑到房里,又从房里扭扭歪歪跑到客厅,一口一口地吃着红薯,一声一声地嚷着“好吃”,就连最后的红薯皮也舍不得丢掉。那时,我的泪水就像是手臂上输液管里的抗生素一样,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母亲将挑选好的红心薯洗净,削皮,放进大铁锅里。这个时候,父亲这个再合适不过的烧火佬,已经将土灶里弄得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火苗腾腾直窜。母亲说,火苗笑,客人到。儿子,你听听,这火苗笑得多好!

大铁锅里,开始冒着白汽,开始泛起红薯的香甜。再过一会功夫,红薯就熟透了。灶上灶下,可讲究搭配,妇唱夫随,在我家的灶台前表现得可谓是淋漓尽致、无可挑剔。我的父亲和母亲,年轻时因生活的艰辛困苦,吵过,闹过;可是,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提过“离婚”二字。母亲爱唱黄梅戏,会唱样板戏,电影里的主题曲或者插曲,听一两遍,便能丝毫不差地唱下来。母亲没学过音乐,甚至连学校也没正儿八经上过,但是母亲天资聪颖,记忆力超强。而我那有些木纳的父亲,不仅会写一手好毛笔字,更是拉得一手好二胡。他们经常一个拉琴一个演唱。这不,做红薯干的间隙也不放过,母亲嘴里哼着,父亲将手中的火钳敲打着。窄逼的厨房里,歌声,火钳声,锅里的蒸汽声,开水咕噜声,灶里的火苗声,还有我们鼻涕口水声,交织在一起。

母亲一边哼着,一边将煮熟的红薯捞起来,沥干水,放在比晒筐小的竹匾里。母亲趁红薯还冒着扑腾腾的热气,用铲子将红薯碾成糊儿。母亲不放过一块没碾碎碾透的红薯。那时候,母亲的眼睛,清澈明亮,像是珍珠里镶着一颗黑葡萄。我总在想,我的父亲肯定是被我母亲那一双大眼睛给迷倒的。前些年,母亲的眼睛受眼疾困扰,因为没能得到及时治疗,瞎了一只。现在,仅剩的一只眼睛,也就有一丝微弱的光芒。看着母亲那凹陷、发灰、无神的眼珠,我总觉那不是我的母亲,那眼睛不是我母亲的眼睛。

灯光下,母亲将碾好的红薯泥里,撒上黑芝麻。一粒粒干净的黑芝麻,洒在红红的红薯泥上,就像是晚霞的天边,火烧云里,飞过的一群大雁;母亲又均匀地撒上一层白糖,那些晶莹的白糖,像是夜晚的天空里眨着眼睛的星星。

母亲用手揉搓着红薯泥。母亲揉搓红薯泥的样子,和母亲和面的样子一样有力,优美。母亲这双手,做过太多的事情,穿过针引过线,淘过米和过面,砍过柴喂过猪,割过麦子插过田,打过我们也抚摸过我们,而现在,母亲的这双手,每到冬天,便会皲裂,像是松树皮,摸起来,硌得慌。

和好的红薯泥,先切成块儿,再切成片,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干。那时,我还不知道有“雾霾”这么一个词儿,天气总是那么好,到冬天,总有艳阳高照的时候。母亲切好的红薯片儿,大小一致,厚度均匀,四四方方,方方正正。红薯片儿上面,均匀地缀着黑芝麻。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晒上一两天,等红薯片儿的水分散去,待半干半湿时,再收起来,切成条,然后再晒。

红薯条儿晒干后,用透明塑料袋封好,装进瓦罐里,等快过年时,用铁砂炒。炒熟的红薯条儿,放在嘴里,“嘎嘣嘎嘣”,又脆,又香,又甜,好吃的不得了。客人来时,抓一些放在果盘里;上学时,偷一把装在口袋里;嘴馋的时候,嚼几根儿;饿的时候,吃一把;跟同学闹矛盾,想要重归于好时,塞一把母亲炒的红薯干,他那愤怒的脸上,一定会“咯咯咯”地笑过不停。

前些日子,一个地方的花菜滞销,急得农民愁眉苦脸。公司里的老总,自掏腰包,买了一些回来,算是做点公益事业。可是,买回来的花菜,该怎样处理?天公越来越不作美,前两天,温度还十几度,三九天里,只需穿一件褂子衬衫。昨夜,气温骤降,今天一早,太阳干脆不露面。这几吨的花菜啊,不仅急坏了菜农,更是急坏了我们。一大帮人,从装、运、卸、切、洗、煮、晾、烤,忙活了一整天,还没见一颗花菜干出来。烤箱里,有的被烧焦了,变得黑乎乎的;有的还水汽灵灵、湿漉漉的。而一旁,等着进烤箱的花菜,正在风扇里,呼呼作响,打着鼾。

我突然想,要是我的母亲在这里,她将如何变着戏法,将这些花菜变成干儿呢?

前几年,母亲的眼疾没这么厉害的时候,总会在我回家前,做豆粑干儿。母亲做的豆粑干儿,用料讲究,用糯米、大米、小麦、高粱、大豆、芝麻、绿豆做原料,用石磨磨成粉,调成浆,一锅一锅烫出来,然后切成丝儿,晒成干儿。晒干的豆粑儿,母亲帮我用塑料袋装好,放进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沉甸甸的,一大半是母亲烫的豆粑儿。从家里出来,每天下班后,我便烧一锅开水,抓上两把豆粑干儿,打一个鸡蛋,放点葱姜大蒜,几分钟,便是一顿佳肴美味。

可是,母亲现在正在一家洗脚城里做着清洁工,每天给那些摇摇晃晃、进进出出的人们收拾着,打扫着,只怕再也没有时间,给我做这碗我最爱吃的豆粑干儿吧?

那些乡下的坛坛罐罐呢?那些清爽透气的阁楼呢?那些如玉如金属一般的干菜呢?都没有了。没有的,还有我的故乡,我的童年。

我也说几句0条评论
请先登录才能发表评论! [登录] [我要成为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