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岗！“站岗？”

我当兵六年，经常“站岗”，却始终没有站过岗。不了解内情的人也许认为我自相矛盾，在说胡话；其实，我说的一点也不假。要想知道究竟为啥，且听我从头慢慢拉话。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上了一首激情澎湃的歌曲，对它的歌词反复哼唱：“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巡逻在边防线上，我为伟大的祖国放哨站岗。”我的心里呀，从此就充满了对握枪“站岗”的无比向往。

1969年2月，中苏大战一触即发，全国大规模征兵。我为了“手握钢枪”，就积极报名参军。征兵的初次体检站就设在离家七里地的岳庄的岳飞庙里，我虽然已年满十八岁，但个低体瘦，在第一关的目测室里就被推了出来。部队来带新兵的廖俊秀排长对我的文学程度和文人气质特别赏识，下定决心要把我带走。他又强行把我推回到了第一室中。我也多了个心眼，踮起脚来量身高，兜装秤砣称体重，总算糊弄过了这一关。然后，在廖俊秀排长的亲自监护下，我岳庄初检、县医院正检、军医复检三关全部顺利通过。就在我兴高采烈的时候，不知被谁打了小报告，廖俊秀排长被新兵营长训了话，我也被取消了当兵资格。我当时那个气呀，直冲头顶，头脑一热，就咬破手指，立即给新兵营长写了血书：“我要当兵！”廖俊秀排长也在旁边紧敲边鼓，我的决心终于把新兵营长感动了。新兵营长挥了挥手，一锤定音地说：“就这吧，破格录用。”

我坐在运送新兵的火车上，就得知了要去“守卫小岛”的消息。我心里想，肯定是“珍宝岛”吧，那里正打得热闹，这一下我可要“手握钢枪”了！

最起码，我就要在新兵连“放哨站岗”了。有谁知，因为战事紧张，一切从战争胜利出发，实行了战时体制。我在从蓬莱港到北长山岛的登陆艇上就被直接分到了守备营的电台上。没有什么新兵连，也没有发到什么枪，以战代训，我整天被关在电台室里紧急培训收发电报。我手敲电键，心里头特别沮丧，什么“手握钢枪”，什么“放哨站岗”，虚无缥缈，想都别想。

电台实行特级战备，我当兵几个月，睡觉没有脱过衣服，困了就倒在电台旁边的行军小床上。台长人丑脸疙瘩，说话特别狠，我到电台的第二天就板着黑脸对我训话：“咱是战时体制，你昨天算新兵，今天就是老兵了。你要按老兵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别给我光找不痛快！”我个低体瘦，人小力薄，面对那么沉的笨重电台，眼睛里不禁流露出了“发怵”的眼神。台长觉察到了，就瞪着眼对我说：“一切按战争要求，人人背得动，背着跑得快。你要拿出吃奶劲，多背多练，一定要尽快达到要求。”从此，他就把背电台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一拉战斗警报，我就得立即背上电台紧急爬山1326米，火速进入战时指挥所的山顶坑道里。别人是背罢电台汗流浃背，我是一听到背电台就立即汗如溪流。冰雪寒天，背罢电台我就像刚从冰河里捞出来，浑身冻得邦邦硬。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很偶然地碰见了笑容可掬的廖俊秀排长。廖排长是重庆口音，名如其人，长得特别俊秀。他虽然比不过潘安，但肯定要比戏台上的英俊小生还要长得秀丽，俊俏得赛过了美姑娘。当廖俊秀排长得知我的背电台情况后，就红着眼圈对我说：“你先好好干吧，我会活动安排你到我们排来背最轻的武器。”没过一个星期，廖俊秀排长果然神通广大，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就办成了常规上无法办成的事情，如愿以偿地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四连二排当战士。我迫不及待地向廖排长要求“手握钢枪”、“放哨站岗”。廖排长却像无比慈祥的妈妈一样，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不停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咱们是火力排，下有三个班，四班是重机枪，五班是迫击炮，六班是火箭筒。重机枪和迫击炮比电台还要沉得多，唯有火箭筒的重量只有五斤半，比七斤半重的半自动步枪还要轻上二斤，你就先到六班去背火箭筒吧。”我憋红了脸说：“我不背火箭筒，我要背枪，我要站岗！”廖排长拿出手枪笑着说：“二排长是手枪，六班长是冲锋枪。你先背最轻的火箭筒，等你长高了个子，练大了力气，然后再背六班长的冲锋枪，再换我二排长的手枪。最轻的火箭筒你若背不好，其它的你想都不要想。”我无奈地推开了排长的怀抱，低下了头。廖排长深情地拉着我的双手又说：“火箭筒全名叫五六式40火箭筒，别看弹尾细，弹头却比迫击炮弹还要大，打坦克、打地堡威力巨大，击中一发就能彻底消灭，很容易立功。我参加中印边界战争时就是一名火箭筒射手，打印军地堡一发灭一个，真叫过瘾！我立了一次二等功，两次三等功，所以战后才当了这个排长。我若不背火箭筒，怎么能够当上这个排长？”我听后立正向廖排长敬礼，然后发誓说：“排长你不要再说了，我一定把这个火箭筒坚决背好，我一定要背出个样来给你看看！”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后来，我开动脑筋，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把火箭筒打得声名远扬，每次打靶，发发命中。在一次打坦克运动靶的考核中，我竟然获得全守备区（师级）第一名，受到了全区嘉奖，然后被司令员指名借调到教导队担任了三个月的反坦克火箭筒教员。在这期间，我确实没有站岗的机会。

战备升级，为了严防敌人的原子弹袭击，连队全部住进了坑道。我们的坑道在山的半腰，里面弯弯曲曲足有十来里长，四个出口全是轨道巨炮的阵地，用来封锁海上航道。里面的房间很多，通信连的女兵们就住在我们的左边，防化连的男兵们就住在我们的右边。指挥大厅很大，我们排的房间很小，二十七个人的大通铺挤得满满当当，想转个身子都很困难。整个坑道每个转弯处都有三道厚度30公分的钢筋水泥大门或大铁门，分别叫作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和密闭门。整个坑道对于防御原子弹爆炸毫无问题。警报期间，坑道大门紧闭，里面就不存在什么“放哨站岗”的道理。

战备降了级，连队又搬回到了山脚下的营房里，我终于有了可以站岗的大好机会。我们海岛地处渤海狭口，是首都北京的铁门闩，历次外国侵略，都从这里经过。此处面对国际航道，历来是外国间谍和美蒋特务偷渡登陆的重要目标。他们把大船停在公海上，为了躲避我军雷达的监视，就换乘橡皮舟在海面上偷渡或是换穿水鬼服（潜水服）从海底走上来。他们只要能带回岛上的一包土，回到大船上就能升官发财。我军对此严加防范，在可能偷渡的夜间11点至凌晨3点之间的时间内，在可能偷渡登陆的天气与地点，全部都暗上了“潜伏哨”。

本来“潜伏哨”已大有人在，还轮不到我肩负如此重任。但一次可笑的风波，却把我推荐成了最合适的候选人。

上“潜伏哨”有特殊规定。在此期间，“潜伏哨”是一个人，除了很机密的派出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还要隐藏得叫谁也发现不了，不能出任何动静。所警戒的范围之内都是任何人的禁区（包括派出人），只要发现有人，就可以立即开枪打死，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样规定是为了严防敌人换成我军服装、盗取我军口令以及严防我军有人叛逃。

有一个老兵上了“潜伏哨”，白天因找老乡会面而跑得太累太累，不由自主地迷迷糊糊睡起了小觉。那一夜，星月昏暗，海风狂啸，浪头足有两三丈高，一浪接着一浪，打得礁石直冒火花，轰隆隆，轰隆隆，声音比霹雳还要使人心惊肉跳。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趴在地上的老兵突然惊醒，恍惚间发现面前四百米左右，有几个敌人的水鬼一窜一窜直往前跳。他慌了神，不等水鬼再前进到一百米距离，就手握冲锋枪急忙开了火，一连打完了四个弹匣（每个弹匣30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上的子弹全都打光了，水鬼还是照样向前挺进。他更慌了，一摸，身上还背有四个手榴弹，就咬了咬牙，揭盖拉线，轰，轰，轰轰，一个接一个全都扔了出去。水鬼特别顽固，还是依旧向前进犯。这个老兵红了眼，横下了心，心想后退也免不了一死，还不如向前冲锋死了落个光荣，于是就端起了刺刀，自己给自己壮胆，大喊“冲啊”，迎头向水鬼冲去。结果，他冲到了跟前，什么也没有发现。阵阵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传到了营房里，我们全连紧急集合，火速跑到了滩头阵地上，结果是一场虚惊。

那个老兵被调去喂猪了，上“潜伏哨”的就少了一个人。于是，我就有了可能被连长内定为上“潜伏哨”的候选对象。

我们的连长名叫张永贵，膀大腰圆，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天生就是个扛机枪的好苗子。他是从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无数次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福将”机枪手。他面相富态，整天乐呵呵的，就好像人世间的如来佛，虽然只是个小小的连长，“威风”却大过了官高位显的守备区司令。如若不信，请看确凿根据。有一次，守备区司令员急着出岛要去济南军区参加会议，海军的几艘舰艇看不惯司令所坐的交通艇驾驶员的盛气凌人，就故意挡住了交通艇的出路。脸瘦眼小、身材低矮的司令员急得站在艇头跳起来大喊大叫，海军的舰艇就是要看笑话，根本理也不理。这情景恰巧被张永贵连长看到了，他就挺身上前救了司令的大驾。只见他威风凛凛地站在码头上，也不说一句话，只是做了几个手势，就把这几艘海军舰艇的所有官兵吓得够呛。海军官兵齐刷刷立正敬礼，立即为交通艇让出了航道。事情过后，感到后怕的海军官兵有的说：“本来，我们与守备区不一个系统，他陆军司令员也管不了我们海军舰艇，我们就是要办他的难堪。有谁知，事情给闹大了，惊动了中央大领导。我们若再闹，就要倒大霉了。”在那个年代，没有军衔，无论官兵，都是红色帽徽红领章，从中央军委到基层连队，全军上下一个样。海军官兵把长得很像中央军委大领导的张永贵当成是真正的中央军委大领导，这也是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

张永贵连长是个很罕见的神枪手，枪法奇准。打手枪全凭感觉，瞄都不瞄，甩手就打，百发百中。打起抛射在空中的飞碟，个个粉碎。打起机枪来，

弹弹中靶。他曾经自豪地说，他用机枪“消灭”了无数的敌人，却从来没有打死过一个。别人笑他说胡话，他却一本正经地解释说：“我用机枪只打人群的腿部，这样打倒一个，就至少需要两个人拖他回去，从阵地上来讲，我就消灭了三个敌人。打死一个敌人，其他的敌人暂时觉察不到，还会照样往前猛冲；打伤几个敌人，他们痛哭惨叫，就会吓得全部敌人赶紧后退，就等于我在阵地上消灭的敌人更多。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被张永贵连长内定为“潜伏哨”的条件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必须是共产党员，政治上绝对可靠。这一点我符合，我是在特级战备中“火线入党”，没有预备期，一宣布就成了正式党员。家里苦大仇深，三代老贫农，思想上一贯进步，政治上绝对可靠。

第二个必须头脑冷静，办事稳重。这一点我特别合适，好像这个条件就是专门为我而设。我天生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文绉绉的书生气十足，凡事都要考虑再三，办事特别谨慎。

第三个必须是神枪手。这个我也算达标。虽然我打过班用轻机枪，也打过冲锋枪和手枪，打得都很窝囊；但是，我若使用我的火箭筒副射手的半自动步枪，就打得那叫一个神！打四百米人头靶，发发命中靶心。夜间打闪亮3秒钟灭黑10秒钟的200米人头靶，别人能打中靶心，而我却能打断电线，叫它长时间也亮不起来。这支枪的枪号尾数是303，其貌不扬，在我的副射手的手里基本上就等于是一个烧火棍；但到了我的手里，就成了一支百发百中的神枪。张连长曾经多次问我是否在家打过猎，有什么打枪秘诀。我回答说在家没有打过猎，也没玩过枪，倒是出于猎奇好玩，练过用筷子夹苍蝇。我开始连静止的大苍蝇也夹不住，后来连飞在空中的小苍蝇也能夹住几个。别人的视力1.5，我的视力在2.0以上，看近处我并不怎么出色，看远处我却有特异功能，越远我看得越清。别人打步枪都是严格按照操作规范，而我却是另搞一套。别人脸腮紧贴枪托；我是尽量后移，尽量加长瞄准基线。别人是瞄准好了闭嘴闭气用力击发；我是张嘴轻轻击发，绝对不会破坏瞄准基线。我认为，绝对静止的东西是没有的，枪的晃动也是同样，只有在相对不动的一刹那果断地击发，才会容易打得准。张连长听了，连连点头说 ，有道理，有道理。你也称得起“神枪手”。不过，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不宜宣传，也不便推广。

第四个必须胆子大。这个嘛，说实话，在家时我的胆子很小，因为看过《聊斋志异》，对蒲松龄写的女鬼呀妖精呀什么的特别敏感，一到晚上就吓得不敢出门。在连队里，张连长看我文绉绉的样子也怀疑我胆子不大。他为了考证我胆子大小的准确系数，就想出了一个立竿见影的高招。

一天半夜，张永贵连长亲自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布置了一个紧急任务。他很严肃地说：“昨天傍晚，军事禁区的电网边电死了一位英姿飒爽的十九岁女民兵，现在原地未动还停放在那里，等待上级派军地双方联合调查组前来处理。我今天下午不慎将我的手枪套丢在了死者的身边。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了，派你立即给我取回来。”我提出回班里带步枪前去，连长不许。我的心里十分害怕，就趁连长没注意，偷偷把连部的水果刀藏到了身上。我心里反复盘算，横下了一条心，有了这把水果刀，不管它是人是鬼，它若敢侵犯我，我就拼命捅它一刀！

我强装勇敢，大步走在前进的路上，不由自主地心脏砰砰直跳，小腿肚也禁不住阵阵发抖。走到半路，我的鞋带开了，我就突然蹲下来系鞋带。猛然觉察到身后不远处有极轻极轻的脚步声，紧接着声音也停了下来。我脑子紧急转动，恍然大悟，心里豁然开朗。哦，我明白了，这是连长派人跟踪保护我以及实地验证我的胆量。怪不得不让我带枪，原来是怕我伤害了跟踪的人。我不由得心里笑了，有人保护我，我的胆子也突然变大了。到了目的地，我格外冷静地反复搜寻，终于找到了藏在女尸身下的手枪套，我特别尊重这位不幸逝世的女民兵，为她重新摆放好了遗体，端正了她的脸部，并用白布轻轻地为她蒙上。

连长接住了我呈献给他的手枪套，对我特别满意，确信我的胆量不小，立即通知我以后负责上“潜伏哨”。廖排长和六班长也对我表示了极其热烈的祝贺。

从此以后，我就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上“潜伏哨”的光荣资格。几年下来，不管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我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静悄悄地隐藏在狼牙交错的礁石之中，紧紧地盯着眼前的汹涌澎湃的辽阔海面。当我有些疲倦的时候，我会在海滩的砂砾低处赶修一个简易工事，趴在里面隐藏起来，手指放在枪机旁边，耳朵紧贴地面，以便听到尽量远的声音。礁石旁，海岸边，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着前浪，浩浩荡荡涌上海岸，向我猛烈地扑过来，撞击在礁石上,发出天崩地裂的吼声,喷溅着雪白的泡沫。我忠于职守，岿然不动，守卫在祖国的海防前线。

我上了无数次的“潜伏哨”，没有发现过任何敌情，也没有任何人查过我的岗，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差错，真真是太幸运了。

我上的“潜伏哨”从来不敢站着，因为站着就会违犯规定，就会暴露目标，就会送掉自己的性命。因此，我这样放哨真不叫站岗！但是，我“手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海防最前哨，难道也不算为全国人民“站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