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顾

                 孙巨才

2019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三)晚上，河南省武陟县小董乡党委、政府在小董村举办第七届“董永孝子文化节”文艺晚会，气势恢宏，人山人海，隆重表彰小董乡十大孝子和十大道德模范。在颁奖晚会的一个环节，节目主持人请我在台上对着话筒讲讲“把武陟县的《董永传说》成功申报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我鼻子一酸，百感交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他的催促下，我才憋出了一句话：“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后，不少人再三要求我这个古稀老人在有生之年把这个“过程”详细讲清楚，不给后人留下悬念。难言其中味，一把辛酸泪。我无奈打开了不愿提起的密闭的闸门，流着泪水对这个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家住在武陟县小董乡小董村，老宅邻近董永墓，从小听着董永故事长大，培育了我非常浓厚的董永情结。

1969年我参军入伍，在部队里有时说起了家乡的董永故事，好几个省的战友都争着说他们家乡也有董永墓，他们也会讲起自己家乡的梗概相同、各有地方特色的董永传说，有时还争论得非常厉害。对此我感到迷惑不解，到底俺家乡的董永墓是怎么回事？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弄个明白。

1975年我从部队转业后，先后在武陟县粮食局、卫生局、经委、土地局、小董乡政府工作。我的职称是经济师，整天的工作就是和数字打交道，没有干过与文字、文化有关的岗位。但我时刻牢记着自己的心愿，雨雪天往外跑，节假日不休息，充分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实地考察遗址遗存，访问请教知情老人，查阅相关文史资料，用了30多年的功夫，收集整理了六大类（文人派、百姓派、医药派、神婆派、艺人派、武术派）100多万字的董永传说文字资料。

从1985年开始，在武陟县文化馆编辑（先是王光先、后是王小片）老师的帮助下，我在各种报刊杂志和民间故事书籍上发表了59篇有关董永传说的文章，表明了武陟县是董永和张七姐真实人生故事的原生地，也是董永传说的发源地。从移民学、人文学等方面加以探讨，认为全国各地众多的董永墓都是董永后人移民各地，按照祖籍地民俗建立起来的祖宗空堂（衣冠冢）。武陟大地为董永和张七姐的传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生地的自然环境，小董村的董永和村东北方二十二里西大原的下封村的张七姐（乳名七鲜）互相爱慕，在小董村东去十二里的大凡村的大槐荫下相会成亲，然后二人东去三里到傅村傅员外庄园打工抵债，保留着传说故事中的所有构成要素，具有全面、完整、互为关联的故事情节发展链条，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的背景。武陟县具有董永故事发生的原生性，遗址遗存保存的真实性，群众基础的广泛性，民风民俗的延续性。故事以小董村为中心，分布周围数十里，后来才随着移民传播到了全国各地。我的不懈努力，为以后的武陟县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扎实的文字基础。

从1990年春天开始，我为武陟县的董永传说四处奔走，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开发。但四处碰壁，受尽了白眼与嘲笑，还有人骂我是“神经病”，被赶了出来。他们说：“董永传说在《二十四孝》上说是千乘，在《天仙配》上唱是丹阳，与武陟县毫无关系。”

我的观点和文字资料后来得到了焦作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荆文鹏（武陟县人）、市政协办公室王振亮（小董村人）、焦作日报社范光等人的理解和支持。范光老师还把我的文章《董永墓在焦作》刊登在了《焦作日报》2004年11月30日第四版上，引起了市里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荆文鹏和王振亮活动运作市政协以及市政府支持武陟县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十年的努力看到了成功的曙光，我兴奋若狂，每天晚上都高兴得睡不着觉，夜以继日写文章。没料到乐极生悲，因整夜坐在电脑桌前不变姿势，突然得了很要命的“脊髓型颈椎病”，到郑州大学一附院拍片检查，王利民教授说是颈部脊髓严重受压，有立即全身瘫痪的危险，必须马上手术。2005年1月5日王利民教授给我做了“颈椎后路双开门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住院一个月，自费一万五千多元，死里逃生，返回了家中。医嘱我戴着颈托卧床休养三个月，严禁再坐在电脑前面打字。

2005年春天，在焦作市委、政府的指示和支持下，武陟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安排武陟县文化局以及文化馆进行申报。

刚开始，武陟县的不少著名文人和饱学之士认为武陟县的董永传说缺乏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也没有现存的历史文物可以证明，说我写的文章是“胡编乱造”，认为申报是天方夜谭，劳而无功，强烈反对申报。但文化局局长张晓红（小董乡人）、文化馆馆长刘跟路（小董乡人）力挽狂澜，排除一切干扰，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没有物质形态，它存在于武陟县人民千百年来的口头传说和表述中，存在于各种民俗、节庆、礼仪之中，完全符合申报要求，坚持申报武陟县的《董永传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武陟县文化馆馆长刘跟路和编辑王小片老师拿着刊登有我写的《董永墓在焦作》的那张《焦作日报》找到我，要我提供我所写的有关武陟县《董永传说》的所有文章和文字资料。我的老婆和两个儿子坚决反对我参与此事，要我严遵医嘱，卧床休养；我却说：“我花费了三十多年的心血，现在快要出成果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干一天。不叫我干，比死了还难受。”

因我写的资料有些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刘跟路馆长就叫我吃住在县文化馆，坐在打字员的电脑跟前，逐字逐句口述并及时纠正错别字，帮助打字员把文章都打出来。打字员一个是闫冬青（小董村人段玉梅的儿媳妇），一个是刘菊香（小董乡磨庄村刘学力的女儿），她俩替换着打字，抢赶时间，特别辛苦。等到三十多万字的资料打出来，闫冬青累得眼睛看不见，戴上了近视眼镜。刘菊香累得右臂疼痛难忍，几个月以后方才治好。我也被她俩的“车轮战法”累得视力模糊，戴上了150度的老花眼镜。我带着颈托保护颈椎手术的刀口，颈椎没出问题，却新添了腰疼难忍的腰间盘突出症。

虽然很辛苦，但面对丰硕成果，刘跟路馆长、王小片老师和我都很高兴。王小片老师选用了我的计有165536字的56篇文章，还用我提供的素材撰写了一篇46859字的小说《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他把这篇小说和我的56篇文章编成了一本书《董永传说》（武陟县卷），加上其它，共有220395个字，作为向上申报的依据。

当时为了出版这本书，生产“云通复合肥”的老板李战通慷慨捐款5万元，后来因为申报过程长，花费大，没了资金，结果这本书也没有出成。

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宋彬和县文化局长张晓红非常关心和支持申报工作，经常亲临文化馆进行现场检查指导。为了激励干劲，批准挂牌成立了“武陟县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任命王小片为主任，孙巨才为副主任，许艳红为执行主任，让我们“名正言顺”地开展申报工作。

文化馆长刘跟路和党支部副书记、会计许艳红对我们俩关心备至，问寒问暖，倾力搞好后勤保障。刘跟路给我们送开水，端饭夹菜，陪我们一起吃饭。许艳红不辞劳苦，给我们送饭，她特别害怕我的颈椎手术刀口出问题，每逢我上下楼梯总是格外小心地搀扶，我对许艳红非常感激，工作的劲头就更大了。

为了填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书》表格中的内容和口头文学传承谱系（四个村：小董村、傅村、大凡村、西大原村），县文化馆派出李新才和我等几个人去傅村、大凡村、西大原，额外还有驾部村、陶村护国寺召开座谈会。李新才等人管外交、组织、安排吃饭。我负责执笔记录，回去连夜整理成文。

去小董村由刘跟路馆长、会计许艳红和王小片老师带队，文化馆去了好几个人。刘跟路管外交、组织，许艳红管录音与后勤，王小片老师负责执笔记录。当时，小董村村委主任孙国兴在村里主持工作，他热情接待，积极组织座谈会、帮助了解材料、到各个祠堂查看族谱、家谱，抄写传承谱系，村里群众积极性很高，各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下乡工作从4月份一直进行到6月25日，为了赶时间，中间的五一节不放假，反而加班加点，更加紧张。

所需的一切原始材料齐备之后，由刘跟路馆长、许艳红执行主任最后审定，王小片老师负责填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

《申报书》中填写的现存传承人

小董村：孙文海、孙志和、孙国峻、孙菊梅、孙巨才

傅村：吴有良、吴自深

大凡村：赵立珍、赵发平

西大原村（下封）：张芳清、张同有

在这11个人中上报代表性传承人时，我提议写王小片老师，王小片老师却执笔写成了我的名字孙巨才，我要求改掉，刘跟路馆长说：“孙巨才是小董村的，对《董永传说》了解得比较全面，就不要改了。”刘跟路安排给我照了标准像，还让王小片、王光先这两个河南省作协会员各自给我这个“土作者”写了推荐材料并签名盖了指印。

在申报期间，王小片老师经历了父亲病重、逝世，自己牙疼难以吃饭；但他强忍悲痛，每顿吃开水泡面包，丝毫没有影响申报工作的进程。在他的光辉榜样带动下，我感到我的颈椎手术刀口就不算什么了。

2006年5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发【2006】18号文件公布河南省武陟县的《董永传说》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获得了成功。我们再接再厉，连续作战，又成功地进行了武陟油茶制作技艺、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盘鼓、二股弦、芝麻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工作。

武陟县委、政府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为了奖励我们，2006年7月26日，宣传部副部长孙爱青、文化局长张晓红、副局长李卫星带领我们到巩义市浮戏山雪花洞风景名胜区游览，并参加了第四届“黄河两岸当代作家创作研讨会”。

对于我个人在其中的贡献，各级领导和媒体给了我很高的荣誉。省市县的电视台和省市多家报纸《河南日报农村版》、《文化时报》、《东方今报》、《河南科技报》等对我进行了宣传报道，称赞我“把董永留在了河南”、“把董永留在了焦作”。其中：2006年11月21日《焦作日报》第6版宣传我：《他把董永“留”在了焦作》，2010年1月8日《焦作广播电视报•每周刊》第8版、第9版用了两个整版宣传我：《孙巨才：把董永留在了焦作》，2011年4月28日晚8点，焦作市委宣传部在市广电局1号演播厅举行电视颁奖晚会，播放了我申报《董永传说》的回顾视频，对我进行了表彰，并颁发了“大写的焦作人优秀人物奖”的奖杯。《孙巨才：把董永留在了焦作》这篇报告文学被编入了《大写的焦作人系列报告文学集》。

武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于2007年5月20日申报我《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11月申报我《首批焦作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后来听说《董永传说》属于民间传说类的，不审批代表性传承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继续努力进行《董永传说》的文化传承。

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坐在电脑前直至8点，整理打字了上百万字。从2007年开始，在《福客民俗网》、《艺龙天地网》、《中国民间文学网》等各大网站发表86万多字的《董永传说》的文章，在省市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董永传说文章有156篇，保存了满满一纸箱；从2017年12月20日开始，在《江山文学网》发表254篇，在《中国作家网》发表189篇，其中大部分是有关《董永传说》的文章。

我虽然发表有近百万字的宣传文章，但看的人不多，影响也不大，真不如丹阳的做法，只出了一个短短的黄梅戏《天仙配》，就宣传得天下尽知，也引起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切实保护与利用。 因此，我也在中国作家网发表了《槐荫配》、《董永与张七姐》、《孝子董永》、《董永正传》（上下本）等董永传说的戏剧剧本，还发表了有关董永传说的戏剧剧本《喜鹊说媒》、《猪倌招妻》、《体己钱》，影视剧本《活人碑》、《诚心真情》、《嫁娶奇缘》、《税花扶贫结良缘》。

我参加了有关董永传说的几本书的编写工作。其中：在王小片主编的《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一书中，提供了56篇文章16万多字；在王光先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武陟县卷）一书中，提供了21篇、8万多字的有关董永传说的文章；担任编辑编写焦作市政协编辑出版的《文化焦作》一书的第十篇【怀川风情】共九章83936字，其中提供有关董永传说的资料4万多字；在王光先主编、孙巨才副主编的《武陟县民俗志》一书中提供10篇2万多字的有关董永传说的文章。另外，还拿出自己2万元的工资，自费为董永庙编印了2000本内容22万多字的《董永传说》内部资料进行学术交流。

长时间坐在电脑桌前打字创作，积劳成疾，腰间盘突出症越来越严重，我进行了三次腰部手术，2010年10月在焦作一院动过手术后腰部不再剧烈疼痛了，但也不能走了；2011年在焦作五院动过手术后，恢复了行走；2016年国庆节前后在焦作中央医院住院七天，自己花费六千元，做尽了各种检查拍片，要求做腰部大手术，主管医生恐怕承担责任，不敢做手术。我随即转到焦作五院做了微创手术，花费近万元，有明显效果，现在可以不拄拐杖走路五十米，能够骑电动车和驾驶电动三轮车。手术医生告诫我以后无法再做腰部手术了，严禁我坐在电脑前打字。我却死不改悔，现在每天不打个两三千字就心慌意乱，浑身不舒服。老习惯难改，只好舍命换爱好了。

我的老伴注重我的身体，经常劝我说：“你舍命干这个，反倒惹了人，咱别干了。”这番话勾起了我的伤心往事。

2006年12月21日《文化时报》第四版刊登了一个长篇报道《董永庙被封事件调查》，（这张报纸我至今保存）。文中对国务院5月20日公布《董永传说》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没几天，就查封了董永庙的事件进行了详细报道。报道中有记者和我在一起的照片，提到了我的申报贡献，也记录了记者采访县委宣传部长、小董乡党委书记、县文化局工作人员、县文化馆长的过程与回答。这个记者好心办了坏事，可把我给毁了！这些人在回答中都对我大加赞扬，但在内心里都误认为记者是我找来的，我对记者说了什么，给武陟县添了麻烦，给武陟县抹了黑。有的人在暗地里就开始对我打击报复，干的常见事我就不说了，最出格的是我已经57岁了，还查我生了两个儿子的事，对我老婆和大儿媳干的村第二卫生所反复搜查，大肆罚款，使我家损失惨重，一家人哭天无泪。后来落实了记者只是在俺家见我一面，在场有人作证，我什么也没说。我当了几十年国家干部，深知与各级领导保持一致的重要性，真的什么也没敢说。时间长了，才知道我是无辜的。

我本来和县文化馆的刘跟路、许艳红感情极深，关系很好。有个人与刘跟路关系不好了，反感我与他俩的关系，就使了反间计，结果使刘跟路误认为我参与告刘跟路、许艳红的状，让我有口难辨。时间长了，他俩才明白我是无辜的。

有个人与王小片老师面和心不和，反感王小片老师写的那篇小说《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选用我的文章，抵制王小片的小说，要拉我破坏王小片出书，我没有听他，他就怀恨在心，后来告我自费2万元编印的2000本《董永传说》内部资料是“非法出版物”，要求抓我坐牢。幸亏武陟县文化局的领导对我同情与厚爱，事情才得以妥善解决。我瞒着老婆自费2万元印书的事被暴露后，老婆没收了我的工资卡。

我本来与村里当权者的关系可以，因为董永庙的事产生了不一致。申报《董永传说》时，我和王小片老师多次在小董村召开座谈会，根据十二位老人的口述，我整理写出了5370字的《董永庙的变迁》，王小片老师整理写出了1680字的《大明皇族的忏悔》，都对董永庙的前身董家祠堂“良史堂”的遗址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与描述。申报成功后，文史工作者都提出要对“良史堂”的遗址遗存和古建筑严加保护。但村里的当权者不听我的劝告，将古建筑拆掉，把遗址遗存卖给了私人建成了新房。现有的董永庙的周围被民房挤占，地方极其狭小。我与所在的生产队长（习惯叫法，应叫组长）协商好，动员周围家户搬入村里闲置的面粉厂里，其土地归于董永庙，用于董永庙的扩建，以村里在村北2里外的十几亩种子田作为对生产队的补偿。我把这个方案报告给了乡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非常支持。但村里的当权者不同意，将面粉厂暗地卖给了私人，把种子田继续承包给了私人。后来，乡党委书记十分无奈地对我说：“做不通工作，事情办不成。”因为我与村当权者不保持一致，因此我被他剥夺了“传承人”的地位，虽然我照样是董永庙的管理成员，照样每天从事“董永文化传承人”的工作，但去县里开会，重新申报市级、省级传承人，就对我封锁消息，不通知我参加了。一直等到他下了台，换了新领导，2016年6月才通知我重新申报第五批焦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我感到很惊讶，想不通为什么我2005年6月28日申报国家级、2007年5月20日申报省级、2008年11月申报首批市级都不算数了也不知道，需要重新申报时无人通知我，干传承工作时上级领导都来找我，等确定传承人时只由村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无论干不干传承实际工作，他说谁是传承人谁就是传承人。其实，我年已古稀，有没有“传承人”的名称，仍然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一如既往，照样拼命干董永文化的传承事业，只不过看不惯这种不正常现象而已。

让我欣慰的是，这一届的小董乡党委、政府对《董永传说》的保护和开发格外重视，新一届的小董村两委会成立了“董永文化保护开发服务中心”，拉开了干事创业的新架势。

我回头顾去，真想把满肚子的辛酸话都说出来，思来想去，点到为止，很多话还是不说为好。

通过以上的回顾使我深刻地体会到，人的一辈子干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要受尽艰难困苦，纵然干成了功劳也不一定是你的，残酷的历史事实从古到今不乏其例。但为了理想，为了事业，只要无愧于天，无愧于地，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还是决心继续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