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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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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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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河人家

枕河人家

 

雨中,撑一顶墨色的小伞,独自在细雨迷蒙的山塘街上走走,总能走出一点潮润的怀旧情结。石板街上深刻的轮辙,仿佛就是儿时所见过的马拉坐车留下的。街沿石缝里偷偷钻出来的草节,曾被我拔下来做过斗“赚积”(蟋蟀)草,现在草还在,蟋蟀的叫声是听不见了。偶而踢到的一颗鹅卵石或一角碎瓦片,就会想这或许是清道光年间时修街坊遗留下来的呢。

回望碧水桥影,探视古宅花窗,抚摸锈迹斑驳的门环,沉思龙飞凤舞的碑迹,我好像翻阅着缀连前世今生的百姓家谱;徜徉在散发出沉香味儿的字里行间,又好像与曾经的鼎盛与衰落、定居与转徙、传承与消亡的宦商人家作一次倾心交谈。

无论是下岸的枕河人家还是上岸的深宅大院,山塘都是衣食住行最百姓的一条老街。

杨柳岸,晓风残月,如水月色洒满井台。垂下长长的岁月吊绳,在苔色斑驳的一眼老井里吊起唐宋的水光波影;石埠头,雪飘舟轻,拴定沉沉的历史缆索,从船舱里卸下明清的记忆碎片;雕花木格窗透着酱色的光亮,隐隐泛出民国初年的生活折影。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的姑苏美食,一样的吴文化趣味,一样的枕河情结,缩短了贫富贵贱荣辱得失的距离。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我曾经住在山塘附近,像世代居住在老街上的左邻右舍一样,但凡有心回来寻旧,都能在这里找到儿时梦境。半个世纪的梦对于街史来说也许是短暂的,但对于个人来说堪称跨越了大半生时光。

时光似水,流水不腐,半个世纪前的随便哪一天,或者把几个“每一天”时空错位地拼接起来,就可以连缀成看似寻常却富润小康的生活日记:

早晨,轻纱般的薄雾尚未完全撩开,虎丘山下的菜农就挑着满满一担篮时鲜蔬菜,像头刀春韭、清明米苋、立夏蚕豆,那叶梗上还凝着露滴,“杭育杭育”挑担进城赶早市了,石板路上响起“踢踏踢踏”的脚步声。

到了太阳透过屋脊落在窗台上第一缕阳光,星桥周围的商铺就开始陆续卸下“塞板”做生意,伙计们互相打招呼;出店门口不远往往总有二三个卖早点的,或是卖糍饭团的木桶或是舀豆浆的面缸、煮馄饨的炉灶“丝丝丝”冒着热气,大饼油条的香味早已弥漫半条街;面店里的头汤面刚刚出锅,肩头搭一块揩布的店小二,满堂吆喝声此起彼伏:“来哉,鱼肉双交,二两半一碗,重青,硬点!”

到太阳懒懒地翻过星桥桥栏杆时,菜农们三三两两扛着空担篮回来了,就在山塘街上的茶馆里坐一坐,泡上一壶茶,与老乡邻扯扯“山海经”,顺便买一副大饼油条当早点或者到桥堍边的面馆里要上一碗葱油喷香的阳春面,吃个热气腾腾。

河边,山地货行的货船泊岸了,卸下舱里装的来自天目山的新笋、广德和长兴山里的菌菇、黄山脚下的杀青茶、甚至还有远在渤海湾营口的海蜇头。

老街上,虎丘山下的采花女头裹一方蓝布巾,手臂挽一只扁平的滩篮,用一块湿毛巾垫在篮底,上面整齐地铺满白兰花、茉莉花、栀子花,用略带点沙哑的糯糯乡音沿街叫卖:“阿要买白兰花,栀子花。。。。。。”乡音伴着花香,一路飘到城里,在大街小巷里蔓延开来,于是半个苏州城都被花香浸润了。

午后,山塘街上的几所会馆里开始唱堂会,唱晋剧、粤剧、黄梅戏的都有。

街面上停下来一挑骆驼担,宛如一个微型厨房,一头是叠加小抽屉,里面放着油盐酱糖,包好的小馄饨和桂花小圆子;另一头是炭基小火炉,上面坐一只汤锅,锅里煮着苏州人最喜欢吃的桂花赤豆糖粥。

黄昏时分,落日余晖洒在桥头、船埠、屋脊、街沿石上。卖糟鹅、酱肉、熏鱼、熏肠、白肚的卤菜摊逐一登场,一块砧板,两只瓦罐,都用玻璃罩着,罩不住的是馋人的卤香飘溢半条街;酒楼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谁家在办婚事,门前的三轮车、脚踏车排成长长一排,春风满面的宾客进进出出一派喜气;夜书场快要开场了,说的是与山塘街相关的长篇弹词《玉蜻蜓》,左邻右舍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笑着走进书场。

夜深了,只剩下几盏昏黄的路灯眨着惺忪的眼睛。

一只夜航船悄悄离岸了,船尾的“航灶”闪着点点火光。

有个老妇一边走一边喊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儿郎。。。。。。”一曲唤回夜啼郎的民谣哼了百年、千年,在迷蒙的夜色中回荡。

山地货行的伙计还没有歇手,正从船舱里卸货,扛到岸上的仓库里。

苏州的山地货行形成于清末民初,大多开设在城乡结合部的河道边。山塘街上有几家山地货行批零兼营,规模不小。所经营的山货有产自洞庭东、西山的缃桃、玉李、丹杏、花红、杨梅、樱桃、上沙芦橘等;地货指蔬菜,主要品种有豆类和各类水生植物,如紫茄、蜀芥、羊眼、阳山香笋及江南“水八仙”之类。每当新鲜蔬果上市,山地货行总是抢先卖时鲜货,正月有甘蔗、孛荠、柑橘;三月有荠菜、竹笋、蚕豆;四月起,桃梅李杏陆续上市;夏季有西瓜、莲藕;秋季有山芋、板栗、白果、香梨;冬季有芋艿、太湖萝卜等。

清人赵筠《吴门竹枝词》咏道:

 

山中鲜果海中鳞,落索瓜茄次第陈。

佳品尽为吴地有,一年四季卖时新。

 

古宫闲地少,人家尽枕河。前门临街,后窗见河,是下岸人家的建筑格局。我的邻居王师傅就住在河岸边,厨房间好像就搭在河上,下面有四根粗大的木头支撑着,有点像湘西一带河边的吊脚楼。从厨房开一扇小门,有石级伸向河里,淘米洗菜十分方便。到了盛夏时节,卖红菱或西瓜的木船摇进山塘河,一边悠悠前行一边叫卖“买红菱哉,又嫩又甜的水红菱”“沙瓤大西瓜,甜是甜得”,枕河人家听见这样的叫卖声,没有不心动嘴馋的。那就打开后门或者打开后窗,放一只竹篮下去。王师傅胆大,往往还要跳到船上,好像要经过自己挑拣的红菱和西瓜,吃起来才更加鲜甜爽口。

最具有烟火气的当是凌晨时分。这时候,勤快一点的人家就会早早爬起来生煤球炉,用拣来的碎木片当引火柴,垫满半个炉膛,上面码上煤球,不等其烟起就把煤球炉拎到屋门外,用一把旧蒲扇“啪答啪答”扇炉子,扇上一会儿炉子烟气里就腾起蓝幽幽的火苗,煤球炉就燃着了,就可以拎回家里,炉子上煮的第一锅就是泡饭粥,就着油条、咸鸭蛋,作为早餐简直就是最美妙的苏式享受了。

如果说山塘百姓的衣食住行是一篇周而复始的琐碎而朴实的生活散文,那么,书香门第或宦商人家则像一篇内容丰富而颇有意蕴的中篇小说了。

贝家是首屈一指的钟鸣鼎食之家,从贝家祠堂就可窥其一斑。它原为清礼部儒士、贝氏家族四世贝启祚的夫人贝程氏的节孝祠。清乾隆十九年(1754)江南名士孟樾籁《丰暇笔谈》中记有贝家“金蟾发家”的传说,其实能使贝氏一脉得以传宗接代发扬光大,贝程氏功不可没。她自幼聪慧勤俭,孝敬高堂,18岁时嫁到贝家,育有一子,取名“贝”。其夫君32岁就因病去世,贝程氏哭得死去活来。她想到膝下孩儿刚满7岁,翁姑都已白发苍苍,便擦干眼泪,默默挑起家庭重担。她起早贪黑,靠绩麻纺棉聊以度日,家里贫寒,难以供儿子上学,就自己教子读书习字。贝程氏赡养翁姑,抚养孤儿34年,最后累病了,一病不起,享年61岁。独子贝长大成人,经营药铺,施药救人,深得乡人敬爱。

江南学政张元臣得知其母贝程氏的节孝美德后感慨万分,特地赠送“不愧所天”的匾额给贝家,还题了“节孝”二字。乾隆三年(1738)苏州知府将贝程氏的事迹上报江苏巡抚,再经礼部奏报。乾隆旌表“节孝”二字,下诏在山塘桐桥西侧立坊建祠。

现在修复的贝家祠堂在原址东移50多米,祠堂门前有贝氏节孝坊,门厅为引导区,内院以一段与贝氏有关的传说作为主题。祠堂大厅为史料区,展现苏州贝氏家族兴衰史。西花园有凉亭,影壁上以连环画形式讲述贝程氏事迹。

“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的旧居据说坐落在山塘街桐桥堍,老辈人说那是临河用竹篱笆围成一个院子,房屋分前后两进,前面是几间茅舍,老梅疏枝横斜;后面是一幢精巧的小楼,楼后有竹影摇曳。如果这真是董小姐的旧居,那么,她随冒辟疆病怏怏从南京坐船到山塘,终于在风雨飘摇中寻得一处安身之处还是值得的。可惜,查无实据。

女主人寓居山塘时曾赋诗:

 

 

温柔婉丽复冰清,水入山塘便有情。

微雨凭君舟上望,小帘人影正盈盈。

 

诗是写得美艳至极,但小女子的心境未必有流水一般清丽。相传董小宛重回山塘后大病一场,病在床头无人问讯,甚至连一碗薄粥都是邻居施舍的。她以身相许的情种冒辟疆真的靠不住,一往情深换来的只是一个朦胧的约定,一个渺茫如烟的承诺。她整日泪眼婆娑过着举债度日的生活,复去金陵希望找到进京赶考的冒辟疆,得到的又是公子哥的冷言冷语。她三回山塘已是身心疲惫不堪,几次想跃入门前清清的水波,让一河清流洗涤迷惘的泪眼和出血的心灵。后来,她跟着冒辟疆去了如皋,只过了半年安逸日子,恰逢清兵南下,两人南逃,颠沛流离,食不裹腹,最后拖着一身重病辗转返乡,潸然病死在“水绘园”里。

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追忆董小宛,虽也写得情深意切,但读来总有几分假意虚情。

董氏故居在哪扇木门,现在已经很难指认,身世飘零的小女子不是门庭显赫的大家闺秀,哪会留下什么正儿八经的故居呢。所幸冒辟疆和董小宛的故事还流传在苏州评弹艺人代代相传的口中,不是完全的灰飞烟灭。

比董氏故居显赫的自然有可以凭吊先贤白居易的白公祠,还有张公祠、五贤祠、李侍郎祠、怡贤亲王祠、清末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的生祠、郁家祠堂、赵家祠堂、王家祠堂等,居然多达65家,合乎民间说法“一条老街数七里,名门望族六十家”。

厅堂楼阁是古民居建筑中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的“堂”,前方称堂,后方称室,堂两头有夹室,后室两旁有房,即东厢房、西厢房。玉涵堂是苏州城外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民居建筑,也是典型的江南民居。房屋现存四路五进,建于明嘉靖十年(1532),其主人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吴一鹏,故而亦称“阁老厅”。现有房屋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主体建筑共有五进,第三进主厅即为玉涵堂,面阔三间16米,进深14米,如此大体量的明式建筑在苏州的古建筑中极为少见。其名取“君子于玉比德”之意,把玉比喻为修身的道德标准,体现了主人崇尚的道德准则。

美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参观玉涵堂后,赞不绝口,欣然写下了“文物化新,玉涵于堂”的赞语。

会馆则是与官宦深宅、宗族祠堂不同的另类特色建筑,它更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场所。如陕西会馆,又称全秦会馆,始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六年完工。会馆牌楼门上有精美的磨砖雕刻,檐下饰磨砖斗拱,秀雅中透着沉厚。门楼的贴面用了大幅的砖雕梅兰竹菊,门楼正中“敦乡睦里”字样。想当年来自三秦的客商们相聚在一起,一边喝着家乡的西凤酒,喝到得意处冷不丁吼上几句阳刚气十足的秦腔,一边盘点远近的生意,那一分惬意非语言可以表达。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4),福建商人小心翼翼来到这条老街上,建起三山会馆,开通苏闽贸易,过起了宜商宜居的舒适日子。之后,他们在苏州建起8所会馆,其中6所始建于清康熙年前后。

与闽商一样,粤商也是各地商帮中来吴地经商较早的。他们在苏州建起岭南会馆,这几乎与福建商人的三山会馆建于同一时期。而明代天启年间东莞商人所建东官会馆,则开了县级商人单独建会馆之首。明清时期,广东各地商人在苏州建有7所会馆,其中有5所会馆都坐落在繁华的山塘街上。

明清时中国最活跃的经商群体晋商进驻苏州,主要是开设钱庄和当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苏州有山西钱庄81家。在民间,有“北晋(晋商)南徽(徽商)”之说。晋商为了显示其雄厚的财力,在准备建造会馆时,除了选用通常的花岗岩和青石,还看中了名贵的白石。白石又称“汉白玉”,若无杂质,皮色洁白如玉,石质细腻,软硬适中,易于雕刻,磨光后非常美观,为上等的建筑雕刻石料。其产地当时仅在江苏省镇江地区发现有少量分布。自汉唐以后,白石为朝廷专用建材,封为“汉白玉”,不经过朝廷批准,地方政府和民间不得随意开采和使用。苏州地区除了天平山的高义坊、文庙大殿的抱鼓石、万寿宫的牌坊石柱、忠王府的柱础,其它建筑很少见到白石。

全晋会馆的建筑因为使用了不少白石,故俗称其为“白石会馆”。朝廷恩赐会馆可以使用白石的原因,未见有关史料记载。财大气粗的晋商用金钱铺路,打通必要的人脉关节,也并非没有可能。会馆使用白石的建筑,为“一坊一桥二杆”。规模恢宏的会馆大门前,矗立一座白石牌坊,制式为冲天云纹柱。牌坊北面,有一条青砖镶嵌的通道。通道临河处,设置一座白石拱桥,端庄秀雅。两根白石旗杆,相映成趣。会馆门口,设置间隔有序的朱色木栅栏。隔山塘河,设置一座砖砌照墙。牌坊前的一片广场,俗称“会馆场”。夏天的晚上,附近百姓多在此纳凉。杂耍等江湖戏班,也常常在这里演出。会馆设有门厅、轿厅、大殿、关帝殿等建筑。后花园栽花植木,堆叠假山,挖掘池塘,塘内栽培荷花。其规模,为当时苏州的第一大会馆。可惜,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太平军攻占山塘烧了三天两夜的一场兵火。

如今,白石会馆只留下两块碑刻,移至苏州碑刻博物馆的经济碑廊。一块是《全晋会馆众商捐厘碑》,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凡是当初捐资建馆的晋商,都在碑上刻名留念。依靠商号捐资来募集资金,也是当时建立会馆的惯例。另一块是《全晋会馆应垫捐输碑记》,也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当时,捐资所得在建馆中仍不够使用。于是,发起者动员晋商再次捐资。根据捐资金额的多少,在碑上依次排列捐资商号的名称和捐资金额。晋商以坐落于半塘桥东侧的白石会馆(全晋会馆的前身)为中心,有条不紊地组织起了资本市场。这些走出娘子关的山西人似乎比别人更懂得利用会馆来联络乡情,互换信息,坐实买卖。

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们,要在这五方杂处的“东南一大都会”站稳脚跟、生存发展,会馆和公所就成了抱团取暖的亲商纽带。倘若绘制一幅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分布图,那就不难发现清乾隆年之前所建的早期会馆,大都集中在山塘、阊门一带。有稽可查的明清时期苏州会馆59所,坐落在山塘街上的就有13所。

曾藏于嘉应会馆的一块石碑,有段文字这样告诉我们:

 

姑苏为东南一大都会,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得所。

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恭祀神明,使同乡之人,聚集有地,共沐神恩。

 

类似的会馆还有传德堂、岗州会馆、山东会馆、泉州会馆、绍兴会馆、汀洲会馆等。会馆荟萃了不同地方的建筑风格,形成了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建筑样式,尤其是门楼建筑精湛为世人所赞叹。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会馆是远道而来的候鸟们的栖息地,也是安居乐业的“鸟的天堂”。在这个具有家乡特色的天堂里,既保持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又巧妙地引进吴文化而加以消化融合。它与店铺、民宅巧妙融合,形成山塘老街上一道独特的古建风景线。

老祖宗留下的亭台楼阁是凝固的音乐、哲理的诗篇,是一个城市文化、宗教、伦理、精神、风俗民情的曲折反映,更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见证。不同的古建版本,是人们纵观一座城市历史的最直观的参照物。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古建筑还在叙述着过去的故事。

加拿大杰出的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早在1961年出版的《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醒人们:

 

一个城市的建筑应各色各样,应包括有适当比例的老建筑。没有那些看似破旧的老建筑,城市很容易失去活力——面对那些曾经栖息着人类欢笑悲伤的老建筑,“征服”有时也会变成贬义词。所谓老建筑,指的不仅仅是博物馆之类的老建筑,也不是那些需要昂贵成本去修复的气宇轩昂的老建筑,更不是专指王府宫殿,而是很多普通的、貌不惊人的、普通人住过的老建筑,包括一些可能已经破旧的老建筑。

 

山塘古建筑居多的是白墙灰瓦的民宅、巧妙地沟通上岸和下岸的过街楼、还有石桥、驳岸、踏渡、码头等。其中古戏台和古邮驿令人叹为观止。古戏台为仿唐式的建筑,高约七八米,上下两层,梁柱古朴。古戏台最早是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祭神的社戏表演场所,后来渐渐变为欢庆节日、举办庙会的娱乐场所。苏州的古戏台很多,但大多深藏于深宅大院或是园林里,而山塘古戏台是唯一位于繁华街道上的开放式戏台。台上演的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上下千年,前世今生,它更像一个历史的万花筒,总是旋转着善与恶、是与非、贵与贱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苏州是中国近代邮政的发祥地之一。清末时,全国有两家专门的邮政学校。一家办在清朝北洋水师的驻地天津,一家就办在苏州山塘街上,人称“山塘邮驿”。门前的这个清末民初的古邮筒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四乡八村的信客背着沉沉的邮袋汇聚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四乡八村。岁月的风吹落了满地黄叶,邮驿却依然内蓄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泪与笑,依然向路人讲述着当年的信客风尘仆仆远走他乡的故事,也依然保存着贴有“大龙邮票”的信函。

山塘古建筑黑瓦灰墙,无论是宦商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一封封内涵丰富、意境幽远的书信自鼎盛的明清时期寄出,我们有足够的眼界、襟怀、耐心和细心去接纳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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