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河

引子：席慕蓉说，生命是一条长河，我们都是过河的人。对于在外漂泊很久的游子，最心痛的莫过于回不去的故乡和忘不了的童年。随着光阴一天天溜走，怀旧和思乡的情绪与日俱增，像潺潺流淌的小河，不时泛起涟漪。那些悲或喜的旧时光，你想忘也忘不了，好似一只被按在水里的葫芦，趁你不注意就嗖地一下从手边滑开浮上来，你再按下去，它再浮上来，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一直延续至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我来说，苏北就是一只徜徉在我记忆长河里的葫芦，多少次按下去，它又多少次浮上来，摆脱不得。在冬天一个有阳光的下午，我仰躺在椅子上闭目遐思，忽然心生一念：为何不投到这条河里，与头顶的阳光、白云和远岸的树木一起，再捧掬一下曾经翻滚向前却没来得及说再见的水花呢？或许此刻，它们正在前方某个湾子里等着我。

 “大雁又飞回北方去了”

 我的家还是那么远……

 用蒙古话唱出来的歌谣，

 声音分外温柔。

 而只要想到那条河，

 还在那块土地上流着，

 就这一个念头就够碎人的心了。

          ——席慕蓉《长河》

花墩子是个小地方

时钟回拨到上世纪80年代初。花墩子是苏北无数个鱼米之乡中普通寻常的一个，就巴掌那么大小，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走岔路或者过了界，即使今天你用百度和高德地图去搜，恐怕也要搜半天。但不管多么小，它在我的记忆空间里却占据着很大一块地方，并且一直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它是外婆的家，是小时候我和哥哥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我的身体里有一半流淌着花墩人的血液。虽说几十年过去了，它仍像一枚结实的扣子，连同那段美好时光，牢牢铆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庄子为什么叫花墩子，小时候没问过大人，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大家就这么叫。后来听表哥讲，早先老祖宗刚迁来的时候，庄子在冈子旁边荒地，被一条河环绕，到了雨水淡季河水退潮，从外侧看，庄子像个木头墩子，刚迁到墩子的原住户又大多姓花，于是花墩子的名字便被叫开。之后庄子几经变迁，扩大了好几倍，但这个名字一直没再更改过。

我现在能记得的花墩子，多是夏天或冬天的一些景象，这个时候学校放假，我和哥哥便约好去外婆家玩。如果在夏天，路上一般会看到大片金黄的水稻在平整的田里铺陈着，有的已开始收割，有的还没开始，一些成熟晚还带点青的部分被留在那里，远远看上去像沙漠里的一小块绿洲。人们三三两两在地里干活，我们一边看一边飞跑，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但如果冬天去就要麻烦一些。苏北的河多，沿河而居仍是农村人的首选。这时候，河面上会翻腾上来厚厚的雾气，与到处弥漫的大雾连成一片，淹没了村庄、河流、田野，让你找不到北。加上周围的村庄基本上一个样，如果不能找到记忆中的物象或者标志性建筑，我和哥哥偶尔也会迷路，而一旦错过，就要沿着一条河或者乡间路走老远才能折回来。苏北的冬天比较冷，那时没有既保暖又轻便的羽绒服，一会儿我们就累得走不动了，手和脸冻得冰冰的。当然，即使这样也要去，在纯真无邪的孩提时代，玩耍才是一个孩子最大的心思。

我喜欢花墩子，不光是因为这里有许多亲人和小伙伴，还因为墩子人淳朴、敦厚、善良、亲和。在这块100%靠庄稼吃饭的土地上，我能处处感受它原始的朴素。与墩子人说话，不用提前想着说什么，直接说就是了，他们的热情主动让你始终总有种被温暖包围的感觉。花墩人也是世代种地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作为几千年刀耕火种民族的后代，敦厚老实仁义这些性格品性早刻在了人们的骨子里，融在了血液里，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这种地缘血缘的力量有时候强大到你想象不了，即使放到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也不足为奇。

花墩子的小也好，墩子人的实也罢，都不是我最关注的。我开心的是这里有很多玩伴，比老家的还要多。解放前，花墩子里姑娘远嫁的很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花姓一族香火鼎盛，成为方圆十里的大姓人家。到了拜祭祖宗的日子，花家祠堂前就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行礼的时候宗族人能跪出一里多地。和我年纪相仿的表亲堂表亲兄弟姐妹有二三十个，在这里不用担心缺少玩伴，钓鱼、跳绳、打鸟、游泳、甩铜板、捉迷藏，只要小孩子能想到的我们都玩过，男男女女、大大小小，打闹嬉戏，痛快又尽兴。现在想起来有点像在红楼梦贾府里的感觉，但大不同的是他们都是纯真善良的农家子弟，找不出一丁点骄奢淫逸之气，玩耍的时候也不讲什么斯文。

坐船

自小在河边长大，我们有许多关于船的美好记忆。在那个车马特别慢的年代，除了双腿外，坐船也是主要的出行方式。外婆家离我家并不远，坐船大概三四个钟头，比起走路我更盼望坐船，不堪劳顿的瘦小身板让我对走路一直充满恐惧，每次去外婆家都被家人甩出一大截。这时候两位哥哥便不停地跑回来给我讲关于人贩子的故事，吓得我一边哭一边跑，生怕自己走迷了被人拐走。

坐船通常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公家集体经营的小轮船，一个是民间个体合开的水泥船，无论哪一个都是极好的方式。我们可以继续在船上玩耍，看大人们玩纸牌，或者欣赏河上的风景，体验在陆地上体验不到的乐趣。河上的风景说不上好看，多是见惯了的杨树、槐树和榆树，以及夹在中间的青或红色的砖瓦房，或者用泥灰抹了外墙的土坯房，以及远处方方正正种了各种农作物的庄稼地。它们缓缓向前流淌，像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只不过被人换了内容罢了。

令我们兴奋的是看河里来来往往的各种船只，有不时冒黑烟鸣笛的洋油轮，有赶着鸬鹚潜水捕鱼的小渔船，有在生火做饭或者晾衣服的水上人家。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长长的运输船队，一艘船连着一艘船，每艘都压着吃水线装满货物，场面壮观，却也让人担心。遇到河道拐弯处，船头或舷边会立一个用一根长篙控方向的男人，敞着上衣，晒得黑黑的，样子倒很酷，令我们唏嘘不已。这些景象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

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印象里坐船去外婆家总共也不过七八次。随着苏北经济快速发展，公路通到农村每个乡镇，不少人家添了自行车，吃上了自来水，这时候河流的功能快速退化，坐船出行不再是最佳选择。到80年代后期，河里运营的主要只有货运和游轮，那些在小河道里运营的短途小型客船近乎不见了。从此，坐船去外婆家的快乐场景只能偶尔在梦幻里出现一下，慢慢成为心里一个虚空的念想。而每次做到这样的梦，我都会开心得笑出声来，直到被别人摇醒才发现是个梦，起来后又沉默好一阵。

后来我还坐过一次船，跟花墩子已没有任何关联。那是90年代的一个夏天，经过十几年寒窗苦读，我如愿以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父亲决定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同去的还有大哥，高考落榜后他一直郁郁寡欢，父亲便让他一起出去散散心。在选择交通工具时，我们仨毫不犹豫选择了坐船。理由很简单：一来实惠，我读书的城市正好在长江边上，坐船虽慢一点，但很便宜；二来安稳，我们都没出过远门，不用频繁去打探问路；最大的一个原因应该是我和哥哥小时候想坐船的念想还在，再重温一下旧梦，而江上风景是我们包括父亲在内都非常向往的。我们最终选择了一艘从上海至九江的过路游轮。

南京不愧为“四大火炉”之一，八月末还热得像下了火。这对刚“中举”的我没什么影响，与所有首次离家的学子一样，我一路心潮澎湃，迫切渴望见到心中的母亲河。虽说小时候见过无数条河，但像长江这么长这么大的河从未见过，我们马不停蹄，直奔南京港。当像游龙一样的“大河”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我心潮澎湃，情绪高涨。这条大河曾在书本和影视剧里无数次见过，在梦乡里无数次见过，它是那么亲切，又那么陌生。看着大大小小的货船、游轮，在江面上各自沿直线行驶，浑浊的江水翻滚向前，我浮想联翩。

我想起了渡江战役、南京长江大桥那些令人难忘的经典场景，想起了张明敏“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那激动人心的雄壮歌声，想起了周总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那首著名的《无题》诗。但一点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我便要独自跨进一条大河再也不回头了。我更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再看到长江时，已是明朝诗人杨慎写的“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一样的感慨。时间不经用，一阵风就把光阴吹走了，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高高兴兴地登上了一艘绿色的六层高的大游轮，依稀还记得船上的情况：或许是裸露的船表容易被腐蚀破坏，新刷了一层油漆，看上去艳丽明亮，但舱里设施显得陈旧，空气也闷热潮湿。可能图省钱，许多人同我们一样买了四等舱，每个人随身带了一大堆行李，把货物架和床铺间的走廊空隙挤得满满的。听工作人员说下面是大通铺五等舱，再向下就是四五十摄氏度的机组舱，我不敢想那里的景象。

白天大家不愿意待在舱里，纷纷涌到舱外的阴凉处站着，有的在甲板上，有的在走道里，一边说着话，一边看风景；留在舱里的多半在睡觉，呼噜声此起彼伏；少数睡不着的只能倚坐着，找些旧报纸杂志来打发时间。在找床位过程中，我们竟然碰到了一对打扮时髦的跨国情侣，这让我十分诧异，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也买了“低等舱”。这时我记起出门时带的几本闲书，便拿出来分享，我们很快忘记了周围和时间。书确实是能让人平静下来的好东西。

让人吐槽的还有船上难以下咽的盒饭，里面明显有一些砂粒和黑色的东西，这让我开始想念家里的各种好来。家里虽不算富裕，但是白米饭和干净的环境肯定能保证，而母亲一直用各种法子维系着这个家。好在农村人皮实，过了一个晚上我们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我和父亲、大哥断断续续说着话，讨论看到的新鲜事物和我开学的一些准备。那时候我对人生并没什么宏大规划，未来于我还是一条茫茫大河，我的小船刚刚开始启航。

江上的风景比去外婆家时要有趣得多，不时有豪华的游轮和大型货轮经过，全都是以前我们没见过的。甲板上风很大，视野开阔，令人神清气爽。遗憾的是坐船时间并不长，两天后我们便到了目的地。后来在大学里看到《围城》里关于方鸿渐坐船回国和坐车南下的那两段文字描述，我又想起了这段经历，心中五味杂陈，出门和回家的心情各自不同。那时我明白，小时候和父母、哥哥们一起坐船去外婆家的美好时光，我曾经快乐的童年少年，它们像河水一样越淌越远，真的是再也回不了头了。

外婆真的很老了

母亲是外婆七个孩子中的老小，我是母亲三个孩子中的老小，所以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外婆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喜欢。我喜欢她轻声柔语地说话，喜欢她额头上像河流一样布着的鱼尾纹。对于隔代亲的说法我一直很认同，外婆见到孙子辈孩子总是笑呵呵的，即使我们做错了事也不大声训斥。过去在子女多的家庭，长辈对排行最小的男孩子更亲，由于“小”外婆对我明显要比对其他孩子宠爱一些，每次来我家或者我们去外婆家，她都把大家孝敬她的各种好吃翻出来，哄我做听话的“乖宝宝”。

外婆个子不高，但身子挺硬朗。听妈妈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墩子上为数不多裹小脚的女人之一。从旧社会过来的女人，只有家境好的才裹脚，从这点看，她小时候家里应该还算宽裕。好奇害死猫，我曾几次想偷看外婆的小脚，都被母亲及时呵止。她严厉警告我，女人的小脚小孩子不能乱看。我自然不信这些“谎话”，但最终也没敢再去偷看这双大人们多次议论过的三寸金莲。

尽管裹了小脚，外婆却总是闲不住，上午到这个舅舅家，下午去那个舅舅家，一天来回跑好几趟，气得表哥表姐们说她没事找事、多管闲事，直到有一天她老得谁都不认识才没人批评。但一语成谶，外婆的多管闲事真给她带来了灾难。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她又从家门口的那条河湾走回来，意外掉到河里淹亡了，那年她八十三岁。此后，我再也没去外婆家的河里游过泳。

由于在村里年纪大辈分高，每年都会有很多亲戚来看望外婆，这时就是墩子里比较热闹的时候。按当地的习俗，过年晚辈都要给村子里年长的老人磕头拜年，听说这样能长寿、给来年带来好运。所以，每逢过年，来给外婆磕头的人就络绎不绝。轮到孩子们磕头的时候，我们都很认真，外婆照例要发一份额度不大的压岁红包。这时候，二舅要在装有神龛的堂屋中间摆放一张红木椅子，外婆就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笑呵呵地接受一家一家的顶礼膜拜。这样的场景，在城市里看不到。

场面最热闹的一次是外婆过八十大寿，二舅家专门放了场烟火，整个花墩子的人，每家都派人来磕头，几个主事的舅舅还要闹腾一下，比谁磕得多磕得响，以此证明他确实是讲孝道之人。其他大人和孩子们则在旁边围观起哄，对磕得不标准的绝不放过，场面好不热闹。我不知道那时坐在红木椅子上的外婆会不会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掠过烛影我看见她一直保持着微笑，眼角偶尔折回一线晶亮的泪光。

外婆也有伤心泪。这个泪只有母亲和姨娘们来的时候才看得见。她的长子一一我的亲大舅，一名解放军战士，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我听大人们讲过他的故事：在一次战斗撤退时，大舅的腿部不幸中弹受伤，为了不连累战友，他让背他的战友先撤退，自己伪装待援，但最终没能躲过敌人的搜查，被发现后敌人又补了几枪。后来大舅被政府评为烈士，每年县里乡里都派人来看望慰问，我也终于知道了二舅家门前军属光荣牌子的由来。

外婆一生儿孙满堂，我敢断定的是，当众人走马观灯轮流上来磕头跪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笑脸，她一定又想到了她那个唯一没有成家却再也见不到的大儿子。她的眼泪是一位农村老人心酸的泪，也是一位母亲骄傲的泪。

二舅和三舅之死

外婆有三男四女七个子女。除了大舅，我还有两个舅舅，二舅和三舅。自大舅参军以后，二舅慢慢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大事小事都由他来张罗。大舅牺牲后，二舅作为烈属被公家安排到县里一个工厂成了正式工，后来转成干部，当上了厂里的销售科长，也算是墩子里有身份的人了。

或许是在公家做事惯了，二舅与一直在地里干活的人不一样。他说话办事有条不紊，思路清晰，行事干练有主见，墩子人每逢遇到什么大事难事都喜欢找他来商量拿主意，二舅俨然成了墩子上的一位领导。在当地的习俗中，娘舅为大，对于家里和几个姨娘家的事，父母和姨娘们也都让着他，这让我们有点怕他。不知道二舅自己知不知道，实际上他对我和哥哥们挺偏爱，我们家离县城较近，他经常来家里做客，鼓励我和哥哥们好好念书。

二舅爱热闹，墩子里和亲戚家人多的地方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看他张罗大家坐席。在苏北农村，人们对吃饭坐席很讲究，谁家办事如果席位安排不好会被笑话，甚至引起亲人之间反目。我曾亲眼看见有个亲戚为了座次吵得面红耳赤。这时候二舅的组织才能和口才就凸显出来，谁做首席次席，谁做上风头下风头，他都门清，能把各个辈分各个方向的客人安排得服服帖帖，让大家交口称赞，这无疑进一步树立了他在家族中的威信。

除了大人有事临时代表一下，一般不安排小孩坐席，在厨房或者侧屋里弄个小桌，桌上撤下来的菜就是他们的“席”。如果年纪小一点可以跟着大人上桌，大点的肯定不愿意再去，否则要被伙伴们奚落半天。坐席除了能吃到好吃的菜、体验一下做大人的荣光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看到大人们各种“表演”，有的为了多吃少喝，有的为了少吃多喝，能吃能喝的自然是赢家。一般每桌主家商定一个晚辈给大家敬酒，这个人就是桌长。一桌席如果没怎么喝酒，主人怕就要被指责怠慢人，这样一来，如何把酒“卖”出去，就很考验桌长的能耐。二舅的能耐大，他不做桌长，但专管桌长。

在那个物质不发达的年代，席上撤下来的菜一般都所剩无几，遇到都喜欢吃的菜一上桌就被抢劫一空。对我们来说，抢菜吃既是一种辛酸，也是一种快乐。为了吃到喜欢吃的菜，二舅专门给我和哥哥传授了一道秘笈。这个秘笈跟那个年代广为流传的第一碗先少盛一点、第二碗盛满的故事异曲同工。他鼓励我们要放得开，“脸厚吃个够”，上席的时候主动给大人加菜，如果大人推辞，就趁势把菜加到自己碗里，这样你堂而皇之夹菜，既懂礼貌也不失颜面。不知道二舅是不是给我们开玩笑，这个方法倒是屡试不爽。我很佩服，二舅果然是老江湖。

二舅生性豪爽，加上在销售科吃吃喝喝的应酬多，酒自然不少喝。那个年代农村男人多半抽烟喝酒，被认为“能干有派头”，没人意识到它们对身体的危害，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养生专家和养生知识，不让抽烟喝酒显得抠门，没有主家做得出来。现在回头看，二舅那时该有高血压，每次喝酒脸都通红，眼神吓人。这或许就是后来出事的祸根。

在又一次酒后的夜里，二舅脑出血发作，没等送城里抢救就去世了，当时还不到六十岁。这个意外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对二舅家影响很大，几个孩子后来也没寻到什么好工作，家道开始中落。随着年纪增大，我和哥哥们渐渐去得也少了。失去了主事的二舅，墩子的热闹劲大不如从前，这让我时常又想起总能欢声不断的二舅来。

跟二舅比三舅明显是另外一个人。他平时话不多，是100%的庄稼人，他和三舅母最关注的就是地里的庄稼，一家人种了十几亩地，是墩子里种得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他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去地里干活的路上。每次去外婆家，我们往往都选择住到二舅家，一方面与外婆住在一块热闹些，另一方面也有人管饭。我曾几次傍晚去三舅家，竟然都大门紧锁，一家人下地干活到天黑还没回来。

三舅只有春节过年时才会给自己放假，这个时候是农闲淡季，再勤劳的人也会停下来歇几天。大人们玩耍一般都会赌钱，不一定赌很大，但必定带点“腥”。三舅平时不爱打牌，这时候更不会与他们赌钱，于是就掺和到我们孩子中来。有时我们学大人小赌一下他也参加，虽说赌场小了点，但场上大家都是一样的。三舅赢的时候比我们笑得还开心，跟小孩子一样，那是我见过的他最灿烂的笑容。

在我的认知里，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超乎寻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农民那样对土地爱得如此深沉。这不仅是因为土地供养了生命，还因为土地也倾注了他们甚至几辈人的汗水和心血。命从土里来，死了埋进土里，这是几千年来农村难以更改的风俗。

三舅把一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土地，他对土地的爱甚至大于他的命。上高中的时候听母亲说，三舅白天到十几里外的窑厂去做工挖土方，晚上又赶回家连夜到地里喷农药治虫。这两个活都是地里的重活难活，代表着一个农民的最高水准，一般人干不了，没有力气挖不了方，没有技术治不了虫。在半人高的庄稼里走一趟，浑身上下内外都湿个透，分不清是露水还是汗水，这种苦累只有干过农活的人才能吃得消。

三舅七十多岁实际上直到去世时，还在工地上打工。一天夜里，他放工后又骑自行车往家赶，这次没那么幸运，在一条没有路灯的乡下路上，他被一辆载满货物的卡车卷到车底成了植物人，在医院ICU待不到一个月去世了。他的死比二舅去世更让我难过，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我的心还隐隐作痛。我不是宿命论的人，不知道怎样的死是好死，不明白怎样活着才算有价值。在我看来，人生有时不是不想选择，只是被命运推着向前走罢了，包括死亡。而作为在我心河里流淌的水花，二舅和三舅也不会再回头了。

母亲的责备

母亲已经走了三年整，我也被折磨了三年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种痛彻心扉的痛让我难以自拔，它像一堆未融化的雪，将长时间在我心里白着。对我宠爱有加的母亲肯定不希望这样，我试着写点文字与她告别，但每次提笔却又不知从哪里写起。能写点什么呢？母亲不是什么传奇式女人，跟天下千千万万个母亲没什么区别。她老实、忠厚、纯真、善良，具有花墩人所有的特性，作为普通而平凡的女人这就足够了。在蜿蜒曲折的长河里，谁不是一朵瞬间漂过的水花？

今天，当我站在岁月的古城墙上再次回望故乡，关于母亲的画面又开始浮现。这些年和母亲聚少离多，除了童年的记忆完整一点外，大多是断壁残垣。那些曾充斥生命每一寸时光里的盈盈笑语、反复叮咛和日夜思念，现在只看得见阳光下隐约闪现的几片粼粼水光。我忽然记起母亲的几次责备来。

叨叨责备人是一个女人的天性和惯常，母亲也不例外。但自上高中以后，母亲好像就再没有责备过我。这让我多少感到难受，痛恨自己还是离家太早了，连母亲的批评都没挨够。我知道，这并不是我做儿子表现有多好，完全是“远香近臭”，是她包容我、纵容我，她知道小儿子在外地读书、工作、生活不易，不忍心多批评。她不知道，今天这是对我双倍的责备，正一下一下鞭挞着我的肩背。如果母亲还在，我宁愿让她再责备一万次，那又能怎样？现在只能呜呼哀哉。

母亲并不是个会批评人的人，她说话直来直去，有时也有各种计较甚至执拗。父亲说她属于刀子嘴豆腐心类型，确实如此。不过，母亲的热心肠在方圆七里八里是出了名的，我从没听说她与邻里有什么矛盾。总结母亲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件事，种地和持家，这两件事占据了她生命的全部。这几次责备也都是家里鸡毛蒜皮的琐事，并没什么特别之处。它们像一朵水花一样不起眼，我却因此更加怀念母亲。

在三个儿子中，母亲批评最多的要数二哥了。他比我大两岁，但比我壮得多，小时候我们经常干架，起因就是争抢食物。那时候总感觉饿得快，每次没到放学时间肚子就咕噜咕噜叫，到家后赶紧去厨房里找东西吃。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老人，每天她都会把中午的剩菜剩饭搁锅里给我们留着。如果二哥回来早我就惨了，他一扫而光、一点不剩，完了还不忘学大人在锅里放上水泡着，等我掀开锅盖时只能“望洋兴叹”，气得咬牙切齿。为了这，母亲总批评他不懂得照顾弟弟，与小的争食。这让我想起动物世界里狮子们争抢食物的场景。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二哥，那时候我们都是疯长身体的年纪。

等我上高中的时候，哥哥们已经辍学回家开始干活了，跳“农门”的最后希望落在了我的身上。回想起来那时书读得真是辛苦，经常晚自习回来还要学一两个小时。当时我又矮又瘦，听爷爷讲，我出生时还不到五斤，有一次他抱着我，居然把我从襁褓里滑到地上，把他吓坏了，大家都以为养不活了，后来倒是养活了，不过一直很瘦，上了高中仍不到一百斤。母亲怕我把身体搞垮，专门上街批发了一大箱苹果放床头，让我累了补充点营养。但由于学习紧张我总忘了吃苹果这档事。有一天她上来收拾东西，发现箱子空无一物，问我是不是吃完了。当听说全被二哥吃掉了，她非常生气，冲二哥狠狠发了一顿脾气，训的还是那句话——不懂得照顾小的。现在有时我还拿这句话怼二哥，让他别忘了照顾我。

都说婆媳不好处，母亲责备起儿媳妇来也不含糊，也许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我的爱人挨批算少的，但也不能幸免，她是河南人，我们同一年大学毕业，一起参加工作恋爱结婚，感情一直很好。母亲对这个小儿媳妇很满意，总夸她有文化人好，说我小子有福气找到这样的媳妇。但有一点她不称心，爱人从小吃面食长大，不会炒菜做饭。我批评母亲标准太高、求全责备，她呵呵一笑。

母亲第一次责备爱人在我们工作几年后，我刚被单位借调到机关，爱人生完孩子不久，母亲过来给我们帮忙。那时我加班太多，经常很晚回家。对于做家务这件事情，生孩子前我和爱人有个约定，我主要负责做饭，其他家务由她做。母亲来了之后，做饭被母亲全包，我成了家里的“闲人”。一次下班回来刚坐下，爱人便埋怨我不做饭也不带孩子。本来只是随口一说，没想被母亲听见了，当面就一顿批评。在她的认知里，男人负责在外做事情，不用做给孩子换尿布喂奶这些事。这种大男子思想过去比较严重，现在的夫妻家庭分工早已悄然变化。好在爱人很大度，战火没有蔓延，这事很快过去，现在或许只有我还记着。

最不留情面的要数责备父亲。还记得十年前的一次，我已调到北京工作，母亲知道我工作忙假少不能回老家，便来北京看我，顺便小住上一阵。等到春节的时候，我们商量干脆让父亲来北京一起过节。出门前母亲反复给父亲交代有关事项，告诉他要做什么、带哪些东西。她嫌城里的米不香，专门叮嘱父亲带一袋家里自己种的新鲜香米。可来了打开袋子一看，父亲居然拿错了，是普通的大米，她当着我的面把父亲好一顿埋怨，批评父亲这么大的人做事不靠谱。

年迈的父亲感到很委屈，说那么多袋米混堆在一起怎能怪他，再说这袋米多沉啊，大老远背过来也是有苦劳的。听了他们的对话，我心里酸酸的，当初母亲交代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反对过，现在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作为一个长年不在父母身边的人，我是没资格说不靠谱的，母亲这句话烙在了我的心上，始终无法痊愈。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仅这些已经够我咀嚼一生。母亲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一年多去世，由于工作和疫情我最终没能陪她走完最后一程。后来看到哥哥拍的她切开气管插着管子躺在床上的照片，我一下子想起了过去所有的责备，想到她再也不能大声训斥别人，更不会责备我了，我放声大哭，泪流满面。这是我生命的遗憾，只能让她永远一一欠着。

一条快乐的鱼

快乐的鱼是写给父亲的，母亲走后他一个人在老家守着老房子，我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是不是真的开心，但我希望他今后能变成一条快乐的鱼，自由自在在河里游走，即使我不在他的身边。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与母亲算不上多么恩爱，父亲年轻的时候基本上在外地工作，只有农忙时才回来住一阵子，家里大多数农活家务都落在了母亲的肩上，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对父亲保持着愠怒的情绪。直到我在大学里一双运动鞋烂到无法再穿却又不愿向家里开口要钱时，我才忽然意识到父亲的不易，开始理解这个常年在外的男人。外面的苦只有漂在外面的人才懂。远方不只是诗，没有面包写不了诗。

父亲过去是个开朗的人，自从母亲生病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母亲生病躺床上不能自理的一年多，大部分时间由他在床边照顾，由于护理级别高，我和哥哥一度反对把母亲接回家自我康复，但被父亲拒绝了。他告诉我们说母亲想回家，家里照料更方便精细。因为疫情期间不让家人陪护，我们最终听了他的意见，把母亲接回了家。但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我们的全部努力并没能留住母亲，又一个冬天，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个结局像石头一样压在我们的心头，那个冬天我们每个人心里留下一个结。打开这个结需要一个过程，春天的复苏也需要一个过程。我至今也想象不出在母亲最后一段日子里父亲是怎样面对的，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让记忆自己消退，只有时间能让我们忘记过去、忘记一切。我盼望大家能尽快好起来。

母亲离开以后，我对父亲有点放心不下，这段时间他几乎没出过远门，有几次我让他过来小住一阵，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总说再等一段时间。又一年过去了，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不过，最近情况有好转，哥哥在电话里告诉我，父亲情绪不错，身体没什么大毛病，现在开始玩抖音了。

我没有抖音帐号，但我支持父亲玩抖音。他过去喜欢黄梅戏、淮剧，每次收音机里播放戏曲节目或者干活累的时候都要哼唱几句。那个年代的农村人特别喜爱古装戏，听戏是最受他们欢迎的娱乐节目。在父亲70多岁以后，居然像年轻人一样玩起了抖音，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过去我在家里也爱唱歌，母亲总说三子回来了家里就热闹了。有歌声的地方是热闹的，唱歌的人是快乐的，听人唱歌的人也是快乐的。这无关音乐，无关喜好。作为河里的一条鱼，只有快乐才是最好的状态。

不管怎样路都要向前走。父亲的变化也提醒我，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河和港湾，任何时候都要做一条快乐的鱼，只有这样河流和鱼才不孤单。现在的我也是在外面流浪的一条鱼，我也必须快乐。不同的是，我再回不到过去那个港湾。

后记：弯弯的河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这些人和事从亘古恒远的时空中来，从天际旷野的缝隙中来，驰而不息、日复一日，在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内流淌，一路冲刷着漂过的记忆与悲欢。它们随河流浮沉又慢慢走远，去丰满更多的故事。我始终相信，岁月温暖我们的，除了血与火、大江大河外，肯定还有弯弯的小河，以及河里奔腾的无名的水花。这些碎碎念，因为碎所以不舍，因为念所以放不下，使我的心河熠熠生辉，激励我在被风吹乱的流年里不断向前，跟着河流走向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