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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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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202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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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鹱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我确信这一点。七岁的时候我杀了一只狗,这只狗竟然把我刚穿了一天的新鞋子拖进了猪圈。十六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杀人。那是一个土匪头子,当然啦,他确切的身份应该是我的姐夫。他把我的姐姐带到山上去当了他的押寨夫人。为此母亲哭瞎了眼睛,父亲在一棵歪脖子柳树上上吊死了。我杀了他。我杀他的时候,他醉得跟死猪一样。我找来一把杀猪刀并毫不犹豫地捅进了他满是横肉的躯体。我不知道究竟捅进了什么部位,心脏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只是有一股热血喷了我一脸一身。哼都没哼一声——我是说我的姐夫,这个杂种竟然连哼都没有哼一声。这让我很是失望,我甚至觉得跟杀一条狗宰一头猪没有什么区别。我的姐姐就躺在他的身边。她被我的动作惊醒了。她惊恐地睁大眼睛,看着我。我没理她。我用不着理她。我只是瞥了一眼她赤裸的身体,很白。是的,我的姐姐的确很白。

我把杀猪刀别进腰里,用袖子抹一把脸上的血迹,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常常回想起这些场景。每当想起那些死在我手里和间接死在我手里的人,我的内心就非常愧疚。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我相信,正是这些浓重的血腥味儿让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我老了,我的大脑已经不够灵活,我的双手已经不再有力,甚至我的双腿,只能蜷缩在轮椅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活着,并且将继续坚持下去,直到老天爷来把我带走。

我还活着。我相信,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若干年后,我的身份是军统局的一名特工。我的代号叫灰鹱。灰鹱,据说是一种海鸟的名字,但我没有见过,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特征,我甚至连大海都没有见过。我不知道这个代号具体有什么意义:一种活动在灰暗地带的鸟类?好吧,我没有搞清楚,我始终都没有搞清楚。我只知道灰鹱就是我,我就是灰鹱。事实上,我也没兴趣搞清楚。我感兴趣的是:杀人。

我们的头儿姓戴,叫戴雨农,又叫戴笠。他是我们的局长。我们私下里都把他叫作戴草帽。后来我才从一个农民的口里弄明白,草帽和斗笠根本就是两码事儿。但不管怎么说,戴草帽这个称呼还是很流行,有时候我们甚至把“戴”字取掉,直接喊“草帽”。草帽,多好。像我,就没有名字,所有的人都没有名字。我们这一组五个人:

              黑蛇——蓝狐——红蛛——灰鹱——黄雀——

看,都没有名字。当面是不敢喊的,头儿很凶,他是委员长跟前的红人。他只要眉毛一皱,十有八九就会有人要准备掉脑袋。

我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干掉一个德国佬儿。这个德国人弄到了一把剑。他要把这把剑带回德国去。一把剑本来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是,这把剑是乾隆的。想想看,皇帝老儿的随身之物,怎么能让外国人拿去呢?我们去了三个人。黑蛇、黄雀和我。他们两个把风,我潜进了德国佬的卧室。卧室很大,也很漂亮。我大大方方地走了一圈。这是我的习惯。我不害怕。我从来没有害怕过。然后,我走到他的床前。我用衣摆对着那个德国佬儿。我穿着长襟大褂,褂子上有两只很大的对襟口袋。我就用自己的口袋对着他,当然啦,口袋里还有一支左轮手枪,1925年德国造,手枪上还安装着一个小小的玩意儿——千万别小看这玩意儿,它会让你的子弹在射进对方身体的时候,只发出极为轻微的“啵”的一声,就像是随便吐了一口痰。真有意思,我竟然拿着德国人造的玩意儿来杀德国人。不过,我还真是很喜欢这支手枪。我习惯不时地拨动它的轮子,当轮子飞快地转动的时候,我就能够产生一种愉悦,我敢说,那种快感是在女人身上得不到的。

我迟迟没有开枪。我在等他醒过来。我喜欢看对方满眼惊恐的样子。我“嘘”了一声,但他只是咂了咂嘴巴,并没有醒过来的意思。情况的突然变化让我不得不临时改变自己的计划。他旁边躺着一个女人。她这时候刚好醒过来。我只好扣动了扳机。一股灿烂的火舌喷了出去,以不可想象的速度钻进了德国佬的心脏。是心脏,我曾在一百二十多个人身上做过试验,打左眼就不会打中右眼,打心脏就只能是打中心脏。这么说吧,天上飞过一只鸟儿,你如果要我把它的鸡巴打下来,那就一定是鸡巴了,而不会是睾丸什么的。为此,戴草帽曾经很高兴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已经是很高的奖赏了,平时,你根本近不了他身前三尺。我赶在那个女的张开嘴巴即将喊出声之前开了第二枪。她的那声喊叫就只能留给阴曹地府的阎王爷了。我检查了他们的尸体。尽管我对自己的枪法很自信,但我还是很认真地试了试他们的鼻息。我是在执行任务,这任务是党国给的,我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我确信他们已经被阎王爷的勾魂使者给勾走了。让我意外的是,那个女的竟然是中国人。也就是说,我在德国人的寓馆里杀死了一个中国同胞。但我不后悔。我从不后悔。没什么可后悔的,谁让她去陪外国人睡觉呢?她的脸孔因为害怕而扭曲变了形。她同样赤裸着身体,但她没有我姐姐白。

真的,她没有我姐姐白。


我顺利地带回了那把剑。它装在一个紫檀木盒子里,用黄绸布一层层地包裹着。我打开看过,剑身上镶嵌有七颗硕大的宝石,当时是夜间,光线惨淡,但在微弱的月光的映射下,那把剑依然珠花四射光彩夺目。这就是皇帝老儿用过的东西,真他妈奢侈。我把剑直接交给了草帽,啊不,局长。事实上,除了我知道此行的真正任务以外,其他人都还蒙在鼓里。黑蛇和黄雀只知道此行的目的是干掉那个德国佬儿,却不清楚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拿回乾隆老儿的那把剑。头儿很高兴。他额外奖赏给我100大洋。我不是个贪心的人,所以,我给黑蛇和黄雀各分了20块大洋,又请大家伙儿撮了一顿,在翠红楼潇洒了一回。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小桃红的。那天晚上,弟兄们的兴致很高。我的兴致也很高。我把左轮手枪拍在桌子上,让老鸨儿把他们最好的姑娘带上来。老鸨儿显然吓坏了,她说,军爷,您甭急,就来了,就来了。翠红楼所有的姑娘站成了一长溜儿。弟兄们咕嘎咕嘎地笑着,我也咕嘎咕嘎地笑着。之前我们消灭了十二坛烧酒。这些烧酒现在都化成了一团团的火焰,在我们的身体内部燃烧着。我准备让弟兄们先挑,但我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发现其中一个姑娘很像我姐姐。自从十六岁那年走了以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也再没有见过我的母亲和姐姐。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她们或许已经死了,或许还活着,或许跟这些窑姐们一样,在卑贱地讨生活——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真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先挑了那个像我姐姐的姑娘。她有点儿腼腆,有点儿扭捏。这没什么,我一抱子把她拦腰抱了起来。我抱着她径直走进了一个房间。我把她扔在床上,像拨洋葱一样把她拨了个精赤。她确实很像我姐姐。她很白,跟我姐姐一样白。她的眉眼儿,她的柔弱劲儿,都跟我姐姐一个模子。

我坐在床前的一只藤椅上。我抽着烟。我不时地把烟圈吐向她的裸体。

我问她:几岁了?

十九。

几岁了?

十九。

几岁了?

十九。

我问了三遍,她回答了三遍。我决定干掉她。当然啦,这个“干”字不是那个“干”字——虽然我喜欢杀人,但当面对一个十九岁的女性裸体的时候,我会暂时把杀人的事情抛诸脑后。我扑了上去。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章法。我很强悍地进入了她。

然后,她喊了一声:哥哥!


我们这次的任务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要去杀一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在社会上的威望很高,人们管他叫“教授”或者“学者”。他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抨击党国政府的弊端。委员长很恼火,非常恼火。头儿也很恼火。他命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让他闭口。你知道,杀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这费不了多大的事情。问题是,这个读书人是一个公众人物,有那么多的人紧紧团结在他周围,拥戴着他保护着他。我们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干掉他,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糟糕的是,在干掉他之后,我们自己如何脱身。我们的身份都是秘密的,一旦在公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面目,下场只有一个:消失。没有谁会让你继续活下去,公众不会,党国更不会。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有时候我想,自己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杀人以外我没有任何爱好和乐趣。我想过很多次,但我没有想出个名堂。想不出就不想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让我头疼的是这个读书人,他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举行演讲。成堆成山的工人和学生还有别的什么人,总之人很多。他们汹涌着,呼喊着,群情激愤。我挤过人缝,朝那个读书人靠近,三十米,二十米,十米……这就够了。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他站在高高的用桌子拼成的台子上,不住地挥舞拳头,他花白的头颅在灿烂的光线下闪闪发光。我看见他的嘴唇一张一翕,唾沫星子乱溅。不能再等了。我感觉到周围的人群在骚动,如同巨大的火山,马上就要爆发。热得要命,是真热。我用袖子擦了擦汗,又擦了擦,不起什么作用。我不得不撩起褂子宽而长的衣襟——当我擦完汗,低垂下衣襟的时候,那个读书人倒了下去。我似乎听见了“啵”的一声轻响,又似乎没听见。但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必须赶在人们明白之前离开现场。他们还不知道有一颗金属子弹穿过了他的头颅。我迅速转身,向旁边穿插过去,同时不忘戴上早已经准备好的草帽,是草帽,农民头上戴的那种。局面有些混乱,很混乱。我在往出挤的时候被人碰倒了。有人踩了我的脚,紧接着有人倒在了我的身上,有一双大脚直接踩中了我的肩胛骨。疼,很疼,钻心的疼。不行,我必须尽快离开。我的全身开始发力,是发力,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二十分钟后,我挤出了广场。我一瘸一拐地进了一条窄小的胡同。


小桃红在家里给我包扎伤口。是的,我有了家。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家。但我确实有了一个家。小桃红就是翠红楼的那个姑娘。我说过,她有点儿像我姐姐。她管我叫哥。那天晚上,当我从她身上滚下来的时候,她哭了。我不耐烦地呵斥了她一声。我最烦女人哭。她的哭声就变成了无声的啜泣。我重新回到藤椅上,继续对着她的裸体抽烟——这不是怪癖,是习惯。我的习惯就是这样。这时,我看到了一片红色,是一片,鲜艳的红,它在她裸露的大腿边,拖了长长的一溜儿。我的头有些发懵。我他妈的是说,我在妓院里玩了一个处女,处女,真正的处女。

我把小桃红赎了出来,给她租了房子。我有的是钱,大把大把的钱,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来花它们。我给她租房,给她买家具,给她买衣服买法国香水,反正,能买的我都买了。于是,小桃红的住处就成了我的家。她给我做饭,洗衣,捶背。她管我叫哥,但我们不是兄妹。


有人走火了。我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叫山本的日本少将,一个疯狂的杀人魔鬼,一个杂种。我们中了埋伏。蓝狐当场就倒了下去。一颗子弹擦过我的左臂,火辣辣地疼。妈的,有人出卖了我们。我感到背心一片冰凉。我感到全身上下都是一片冰凉。我滚到了一处墙角,那儿有一大堆杂物。我开枪还击。一个机枪手从墙头上栽了下来,又一个机枪手栽了下来。

巴格亚鲁——巴格亚鲁——

枪声暂时停止了,他们在喊话。

我咬着牙,不吭一声。

他们从墙头上扔下来一个人。是黄雀。

去你的八格亚鲁。我猛地打了一梭子,然后,蹿了出去。黑蛇和红蛛紧跟着我。我不能死。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子弹一直跟着我们,那些玩意儿在我的耳边发出嗖嗖嗖的响声。


我死了两个弟兄,剩下的都挂了彩。我把黑蛇和红蛛送进医院。我自己不打紧,只是擦破了点儿皮。我说过,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离开医院,马不停蹄地赶回我的家。小桃红在等我。她每天都在等我。我的样子吓了她一跳。我的左臂上缠着纱布,额头上也是。她紧张地走前几步,又停了下来。

她说,哥……

脱衣服,脱。

我命令她。我经常这样命令她。

哥……

脱。

她不再吱声儿,顺从地把手伸向衣扣。她先解开了脖子下的第一个扣子,然后是第二个。她鲜亮的乳房“托”地跳了出来。我咽了口唾沫。她的乳房让我着迷。她继续解扣子,直到完全裸露出身体。她躺下去,像一尊玉雕,洁白,无暇,充满诱惑。她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轻微地颤动着。我坐在椅子上。我经常坐在椅子上。我开始抽烟,并把烟圈喷向她的裸体。第一支烟抽完了,我又点上第二支。我今天很有耐心。我决定抽三支烟。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想把自己往日的习惯改变一下。事实上,第三支烟刚抽了一半,我就忍不住了。我受了伤,被医生缠了纱布,但这丝毫不影响什么。我还有右臂。我相信,有一只胳膊就够了。我慢慢地走向小桃红。这也跟我往日的习惯不一样。往常我都是扑上去的。我走过去,俯下身子,覆盖她。我让自己进入她,缓慢地,让她的躯体和我的躯体完全叠加在一起。这是一种侵占。

我侵占着,用力地碰撞。她呻吟着。她扭动着如蛇般的滚烫的躯体。

最后,她眼光迷离地喊了一声:哥哥!

我停下来,但我没有立马从她的身上滚下来。没有。我只是跟往日一样,伸出右手去抚摸她。她出了汗,脸上柔软而湿润。我的手顺着她的脸庞往下滑,搭在她细长的脖颈上。

我的手猛地用力,卡住了她的脖子。


我仔细地检查了小桃红的住处。在一处夹壁里我找到了一个小型电台,一把小巧的巴掌大小的手枪。手枪上刻有几个字:山口美惠。我想了想,又把它们放回原处。我厌倦了自己的这个家。我经常厌倦。这么说吧,如果我厌倦了某个人,就会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现在,我厌倦了这个家,非常非常地厌倦。

我放了一把火。


很长时间里,我都打不起精神。我变得郁郁寡欢。我甚至厌倦了自己的这种生活。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我经常梦见那些死去的人,一会儿是那个读书人,一会儿是小桃红,一会儿又是那些被我当作活靶子练了枪的监狱里的囚犯。伴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消息。不用说,情形越来越糟,党国的军队开始节节败退。事实上,党国的军队似乎就从来没有打赢过。报纸上和我的耳朵里天天是共军攻陷某地的信息。日本人走了,共军又来了。我不气馁,一点儿都不气馁。我已经有些麻木了,无所谓了。我只是觉得厌倦,厌倦,厌倦……无边无际的厌倦,无边无际……


我们开始作撤退前的准备。堆积如山的文件,需要带走的都挑了出来,剩下的付之一炬。同样堆积如山的还有那些金银珠宝,它们开始被秘密地运往台湾。头儿的面目那段时间非常狰狞。我们没有人再叫他戴草帽,也不叫他草帽,那没意思。我们恭恭敬敬地叫他局长。一天深夜,头儿的专机起飞了。我躲在暗处看着它消失在灰暗的夜空中。两个小时后,这架美国造的型号为DC-47的飞机将坠毁在一个不可预知的地方,不出二十四小时,所有的报纸上都将出现这架飞机坠毁和戴笠身死的新闻。一切都天衣无缝,一切都朝着预想的进程发展。我抽了一支烟,然后回到自己的车上。

头儿说,安排好了?

我说安排好了。

头儿说,那就走吧。

我说走吧。

我们要去南京,在那里与委员长汇合。之前,头儿接到密令,让他只带三二心腹赶到南京,其他的,咔嚓——是的,我是头儿的三二心腹之一。头儿安排其他的人坐他的专机先走,当然啦,头儿是送他们去鬼门关。我们乘着夜色赶路。车子驶出三十公里,开始上山。头儿微闭着双目,他在休息,他太累了。我也微闭着双目,我也在休息,我也太累太累了,真的,我实在太累了。再驶出二十公里,汽车开始盘山而下。它像蝌蚪一样,在弯曲的公路上行驶。我看着它拐弯,打滑,然后糊里糊涂地冲下了悬崖。是糊里糊涂,我也糊里糊涂。我在草坡上睡了一觉。我相信头儿和他的心腹已经尸骨无存了。我发誓,那是我最后一次杀人。

我带着那把剑,就是乾隆老儿的那把。剑鞘里藏着一张小纸条,是小,它只有拇指宽。它在头儿收到密令之前到达我的手里。纸条上说,干掉头儿和其他人,带上剑直接飞台湾。头儿不知道的是,我,灰鹱,他属下的一员特工,可以直接接到来自党国的任何命令。他永远不会知道。


我没有去台湾,没有。我不喜欢那个地方。我担心有朝一日海水会淹没了它,真的,我怕死。我越来越怕死。事实上,我已经死了。所有的报纸都登了消息,在戴笠座机失事的同时,军统头号杀人魔鬼灰鹱和他的同伴坠下了万丈悬崖。他们称我为头号杀人魔鬼,嘿嘿,头号,杀人魔鬼,嘿嘿。

我现在不叫灰鹱,灰鹱已经死了。我现在是一个叫德旺的老汉。德旺老汉有一个婆姨,这个婆姨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成天在我脚边绕来绕去,像一群吃不饱的小猪,哼哼唧唧哼哼唧唧。我老了,走路打摆子;我聋了,需要别人在耳边大声吆喝我才能听清楚;我说不出话来,经常支支吾吾半天让听的人不知所云;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我只是偶尔出了一趟门。

若干年后,报纸上登了消息,说是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乾隆的墓葬,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乾隆御用的尚方宝剑躺在尸骨的旁边。七岁的孙子咿咿呀呀地给我读这则新闻。我“唔”了一声,又“唔”了一声。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

我老了。但我还坚持活着。我相信,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直到有一天,一个陌生人走进了我的院子。他俯身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你认识灰鹱吗?我茫然地摇了摇头。我努力睁开浑沌的眼睛。我看见他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他说,那末,你认识德旺老汉吗?

不,不认识。这次我非常坚决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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