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根生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血脉，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彰显着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它与宗教意识的不同，是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所在。

中华民族，一个与生俱来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忧患意识起源于殷周之际，它的酿出正是源自对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深刻反省。华夏文化的源头《周易·系辞下》中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论辩，散发着浓郁的忧患情绪，既充满着无限美好的掌权自信，又蕴含着无穷忧虑的守位愁思，既有对人间世的深沉思索，又有对政权兴衰的刻骨忧患，从此成长出中国最初的人文精神——忧患意识的胚胎。

忧患意识至先秦初具雏形。面对礼崩乐坏的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世道衰微变幻无常的人生世态，百家诸子都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既有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有忧生忧身之慧识，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阐发救世治世主张，汇聚成先秦史上一股忧患意识洪流。儒家学派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忧患礼道之不传，把周初的“忧位”意识扩展到礼道能否弘扬的担忧；孟子丰富发展了孔子的“忧道”意识，提出“终身之忧”“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主张“忧民之忧”，给儒家的忧患意识注入了“民本”观念的血液，把忧患意识拓展向“忧民”“忧国”“忧天下”的层面。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目睹人间世伪仁乱道，饱尝世间辛酸，深恶痛绝“奴性世界”，其忧患直插人生、社会、宇宙之根底，提出“静则无为，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内心无限忧伤的庄子发出“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的苍凉感喟。道家的忧患源自“与忧俱生”的人世苦难、源自时代的悲惨乱相、源自对生命的忧思与茫然、源自对人生价值的质疑和对人性扭曲的悲怨、源自对天命天道和广博宇宙的终极思考，从七尺肉体迸溢出的悲情灌进时空中凝化为忧情浓郁的十万余言《庄子》，正如陈鼓应先生评价其：“庄子的处世的忧患感，他的沉痛的隐忍程度，他对于时代的灾难和人群的祸患的敏感度，可以说是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的。”

中国哲学起源于忧患，先秦的大思想家都有深沉的忧患意识。翻开《南华经》，悲凉之雾遍布庄学，忧患意识充塞字里行间，不同于仅仅忧患家天下的儒家，对宇宙生命浸透着无法释怀忧患意识的庄子，把忧患哲学视域伸向无垠的宇宙空间，让人类在大生命视域中明天道、知敬畏、“无为”不作。其忧患意识之“深”，已沉潜到宇宙的内核；其忧患意识之“真”，对天地万物满怀大爱；其忧患意识之“远”，及至万世，天荒地老。

道术分裂方术勃兴的忧患意识。夏商周三代，道术遍用，天下太平，此道术即是儒墨两家每每相称的“先王之道”、“天下之道”、“尧舜汤武之道”，及至春秋战国周道陵迟、王纲解纽，赫赫宗周、天下共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不安的“天崩地坼”时代，古土中原发生着天下无道、天下大乱的急聚裂变，经济、政治层面的“天下裂”直接反映为文化层面的“道术裂”，“官学散佚”从此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百家”私学方兴未艾，诸子争鸣、辩难、攻讦勃兴，古之道术裂变为诸多方术，“纯一”道术散为“一察”方术，初裂于墨子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攻击，再裂于彭蒙、田骈、尹文以法理、法术说道，三裂于惠施治术而穷物理，“逐万物而不反”，尔后，诸子百家“不可穷其口”的论辩加速着道术的崩解，无知识疆界与学科论域的混沌“道术”向着专业化的“方术”蜕变，开启了学术分裂期，从此，道术破碎为百家方术。

何谓方术、何谓道术，历来都有争议。归一说者有之，唐代道士成玄英认为“方，道也”，把二者混为一谈。体用说者有之，宋代人林疑独认为“道术无乎不在，方术则有在矣。言道之体无不在，道之用未尝无在”，二者区别之在于“体”与“用”。学术说者有之，宋代人林希逸认为“方术，学术也……而道亦无不在其中”，把“方术”理解为“学术”，与《天下》篇“百家之学”的“方术”接近一致。微别说者有之，现代学者顾实认为，道术是已逝去的五帝三代行的治术，方术则是当世（即春秋战国时期）所行的治术。全体与部分说者有之，现代学者钟泰认为“全者谓之‘道术’，分者谓之‘方术’”。特定学问说与人生本源学问说者有之，当代台湾学者陈鼓应认为“方术，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源的学问”，即“方术”是有关“方”的“术”亦指特定的学问；“道术”是有关“道”的“术”亦指本源的学问。综上所述，综观“内圣外王之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语境，兼及被学界公认的《天下》篇是我国第一部学术论著的权威，“道术”意指战国以前的古代学术，其学术内涵表现为对“内圣外王”之治道的全面把握上，具有整体性、全面性；“方术”则指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只是在某一局部反映了“内圣外王”之道，具有局部性、片面性，二者是总与分、一与多的关系，“方术”源于“道术”，道术的全、备、纯皆主于“一”之道，方术的多表现为散、寡与舛驳之“不一”之杂。总概各家观点，这样理解更接近庄子原旨，我认为。

正如《天下》篇所言“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执于有见之“彰”便生不见之“障”，“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百家腾跃，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各执方术有所彰显，诸子各派异见迸发，大道崩离，遂激荡为文化轴心期的百家争鸣思想盛况。面对“天地之纯”不言大美的“道术”和百家“闻其风而说之”的沸沸扬扬“方术”，忧虑万世的庄子以俯仰哀吟和抑扬含吐之笔，为“道术”的远逝写下一曲挽歌《天下》篇。

着眼“为治”的汉代司马谈批判了诸子“各为其所欲”的偏执，“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认为各派应排除门户之见，取长补短，博取众长，如若“一方之术”广纳众多“一察”可接近“道术”裂变后的初始状态，以为我所用的态度消融了诸多畛域与隔阂，也给庄子的担忧开出药方。一分为二地看问题，方术的兴起有利于治学的体系化、专业化，同时，知识的破碎与隔膜亦是不争的事实，万化利弊皆在，庄子的担忧既有后者之弊也有对前者之利认识的不足。以后人的眼光看，庄子早已诊疗出道术分裂后知识破碎的弊病，现代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足见其之远见。

至德之世乡愁萦绕的忧患意识。乡愁，传承在华夏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较之于常人，庄子的乡愁更浓郁、更广博、更深情。从望之畅然的旧国旧都到“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的至德之世、悦情怡志的濠梁、茫无涯际的无何有之乡、冰清玉洁的藐姑射山，那些如梦似幻的大道原乡，经庄子情液的浸润，茁壮成长在华夏这片皇天厚土上，成为千秋后人向往回归的精神原乡。

史马迁认为，楚国庄氏以楚庄王谥号为姓氏，庄氏因政治牵连而迁居宋国蒙地，蒙泽湿地——庄子客居的异国他乡。漂泊他乡的庄子朝思暮想着故人，“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对故人的依依深情从“越之流人”的故事中汨汨流出；魂牵梦萦着故国，当他满怀期望地回到哀鸿遍野、饿殍枕藉的楚邦旧国时，不禁发出故国、他乡何处安栖灵魂的天问；寤寐思服着故乡，他渴望遗忘机锋重重的世俗社会，走进那个人性淳朴天然、生活熙宁甘怡、社会安乐祥和、万物齐一人人平等自由的建德之国，庄子心灵中圆融完满的故乡——混沌至世。彷徨于羁旅生涯中万般龌龊、偪仄、孤凄的游子的心灵故乡。

悲歌当泣，远望当归，庄子饱含眺望故乡、咀嚼归梦的离苦愁情，是寄情于忧思中的生命之勃发、悲情中的人世之牵挂，更是济苍生、系天下的天道大情。他忧患天道的情怀，既有别于儒家佛家的忧世情怀又更加凸显着对宇宙生命的深切忧患，发育着禅宗思想成长的“隔代土壤”。

“人生无根蒂，飘若陌上尘”，故乡在哪，身寄何处，历代宗教家、思想家探究的无解命题。那只孤独舞动着的庄蝶将飞向何方、栖居何处，岁月不言，时空不语，唯有阴阳无声地交替、大道静静地变易。

在我看来，人一旦直立行走，距离我们的故园只会越走越远，怎么能回归呢！

技道相悖天人相离的忧患意识。技，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人为的技巧即工具之技，这种技既指机械的制造和使用的方法，“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也指“礼”所助长的繁文缛节的仪式，“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圣邪？是相于艺也”等仁义法度治国工具；另一种是合于自然天性的手工技艺即通道之技，既指佝偻承蜩的“巧”，轮扁心中的“数”，也指体“道”、悟“道”的艺术或方法，“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庄子批判工具之技否定逆道“有为”之技，肯定通道之技褒扬“无为”之技。

技术，横跨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它是连接人与物的媒介也是治国理政的工具。庄子反对工具之技的根本在于其违背了自然之道，伯乐治马、陶匠治埴、以己养鸟等寓言无不揭示着“有为”之技对自然万物本性的摧残。其是社会混乱和生态破坏的根源，从自然层面看，“弓弩毕戈”、“钓饵网罟”、“削格罗落”等技术的运用导致鸟、鱼、兽的生存混乱，破坏了生态的和谐秩序；从社会层面看，“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仁义礼法的本质是社会性技术，实质是统治阶级专有政权治理民众的合法工具。其遮蔽了人的素朴本性，“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它诱发欲望，造成天下“惑”、“失其常然”的局面，使人陷溺于名缰利锁的漩涡身不由己，任由奴役摆布。

庄子否定逆道“有为”之技决定了他的价值取向，展现出超然无己的旷达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价值目标，展现出追求人与物和谐相处返朴归真的人生理想；决定了他的价值追求方式，展现出不求诸外持守内心纯一的自我修养。他的所谓忘也、忘生、忘杂，所谓心斋、坐忘、悬解，无一不是围绕“有为”之技主题而阐发的，足见其对技思之深、感之切、悟之透。即使两千年后的今人，对技认知的深度也难及其项背。

庄子清楚地看到，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破坏着生态、戕害着生命、异化着人性，对此，他深恶痛绝，深深担忧人类文明的走向。他以批判的态度主张通道的“无为”之技，“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其无为并非消极应对，而是以理性的智慧认识技术的利与弊，统筹兼顾技术的发展和制约，革弊含藏在技术中的机心及其机械性、功利性，使其通艺达道，回归到道的状态，让天地间呈现出完满无损的混沌之境、纯素不染的澄明净境。

作为后人，不禁感叹庄子对技术利弊的认知之全面、对由技入道设想之完美，然而，唯有艺术境界里映现着技道的哲光，环境治理、社会治理层面技道的呈现何其艰难。

世道衰丧欲望泛滥的忧患意识。历览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尤其是几大宗教的创始人无不有深沉的忧患意识，无不以祛除人世苦难超渡到达彼岸为指归，基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他们证悟出大道之真谛。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中对道认知的深邃无过于老庄，对时空、人间世忧患的深沉无过于庄子。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言：“在先秦，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沉的忧患意识，也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具有庄子这样深刻的批判精神，更没有哪一个思想家像庄子这样对自由充满渴望。他的忧患，不仅在于现实层面，而且在于心灵深处。”

天地徒广大，人生境地窄。庄子所处的时代生命轻于鸿毛，“刑戮者相望”，每个生命随时随处都有毙命的危险；世道昏浊，“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险恶的生存环境挤压出“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撕肝裂肺的呐喊；仁义道德虚伪，“夫尧畜畜然仁……其后世人与人相食与”，所谓的仁义道德只是统治者窃国窃权的工具，在庄子犀利的目光中其真相暴露无遗；欲望泛滥、人性异化，“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他以“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的囿、圃、宫、室等蝇头小利作喻，揭露争名夺利的人性之弊，指出“小人则以身殉利……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人皆“失性”的危害。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如蚁众生瘁死于欲者屡见不鲜的悲剧，让庄子目睹了“危身弃生以殉物”的残酷现实，他发出“可不哀邪！”的呼声，响彻千古，启悟后人。

欲望让人无情成魔。身处横逆、胸抱哀苦的庄子从荒淫无道嗜杀成性的宋偃王身上看到欲如魔，妖魔般残忍天灾般血性。脱胎于动物的人类，骨子里的兽性的孽根了未断绝，仁义外衣掩盖下的兽性一旦发作，会变本加厉地祸害万物。正是对人性的洞察，老庄要求“绝圣弃智”，提倡无功无名无己的无为思想，旨在消除因妄欲而为的人道祸患。

源于对世道、人性忧患的无为思想，旨在让人节欲制欲，不妄欲而为。历史长河中，老庄的思想不知熨平了多少心灵的褶皱，抚慰了多少忧怀天下的灵魂，使他们在滚滚红尘中秉持人性之真，顺境顺性作为，也以其人格高标活成了时空中的“君子”。

不可否认，这是社会的支流，毕竟代表着人性向往的方向，透射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曙光。

时空无垠生而有涯的忧患意识。庄子对生命的体悟、对人性的思考，在先秦史上无出其右者，他从浩瀚无垠的时空中洞悉到生命的有限、欲望的无限，深切认识到物质对生命的戕害，“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皆生之害也”；名利对人性的异化，“小人则以身殉利……其于残生伤性均也”；欲望对道的蹂躏，“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去就取与志能六者，塞道也”。正缘于此，他对短暂的生命充满忧虑、对人性的贪婪满怀忧思、对荒谬时世发出哀感，期望破解人生的困囿，不同于出世的佛家，而是主张“陆沉”于世，彻底让生命从有限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融入无限的大道流变，薪尽火传，实现生命的永恒。正是“参透最后一关以见无尽之象。”，庄子生命哲学呈现出洋洋大观。

物与化，庄子哲学中两个重要概念，更是他思考生命、人性的源头。从时光中看生命，“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时光不停息地流逝，无限的将来，永无止极，而较之于无限时光生命即是瞬间一现，“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从大千中看生命，人在万物中微不足道，“吾在天地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此其比万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不过是天地的附属品而已。“汝身非汝身也。孰有之哉？……是天地之委脱也。”；从时世中看生命，战乱频仍，肆意杀戮，血淋淋的现实惨不忍睹，“游于羿之彀。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从大道流变中看生命，生命是有限的、死亡是恒定的，人的生命不过是漫长生命链条中的一段，“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其化无穷。庄子以天地精神观照万物生命和红尘俗世，凸显了个体生命在浩瀚宇宙时空中的渺小、短促，对人类在宇宙生命中的方位的清醒认知，是沉淫于其心灵深处的最大忧患，也是“不可解于心”的生命悲情。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世事无常，自然之理，势所难免；人作为“道”之一“物”，生而无常，亦必其然，苦痛、疾病、祸患等难以预料，“死生、存亡、穷达……命之行也。”，在庄子看来，“命”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支配自然和社会的必然力量，同时又受制于时代的、环境的影响，他以子綦其子梱被人无故剁去双脚的厄运告诫世人，命运受人摆布。个体命运常陷入在进退两难境地，布衣百姓“人之生也，与忧惧生。”，碌碌一生盛世之牛马，乱世之炮灰；那些衣着光鲜命运掌控在别人手中的臣僚，“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进退维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寝食难安；个体命运“贵贱不在己”，历来阶层的固化都阻塞着下层上升的通道，由贱入贵之难难于上青天，即使身处上位者，其命运亦不可捉摸，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的悲剧接续上演。

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有着唯物说的成份，从理论上、逻辑上也讲得通，而以庄子的观点看造化和时命均是超乎人之知、行之域的力量，大化俗世中的常人无法摆脱亦又无能为力命运之困，生死穷达亦又无法主宰。万化无常，时命维艰，纵横观之，所谓的命运“唯心说”，历史反复地证明着其是个假命题并被世人所接受。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命有涯，欲望无穷，二者竟日相逐，耗神伤生，劳心悴形。透破生命之忧的危殆，庄子发出“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警世之言，劝诫世人不能“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用相对论的观点看，彭祖与殇子齐一，泰山于秋毫无别；用发展论的观点看，“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君子圣人、奸臣小人无一不是时空中的匆匆过客，宇宙间的无依浮尘。一笔消解了人类的万千忧思。既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又指出了解脱路径，这是千百年来，世人对他“爱之而不觉其过”的根本所在。

情满天地衰怨万世的忧患意识。学者陈鼓应指出：“纵览先秦传世文献，人性论范畴中的‘情’议题首见于《庄子》，情性论意义上的‘人情’概念亦始出自《庄子》。”庄子的情兼具“真”、“实”和“感情”的双重意涵，遍布在庄学中的“道情”、“天情”、“恒物之情”、“达生之情”等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人情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由人及天，由天及道，三者间呈现出逐层攀升的趋向，可见，庄子之情充盈天地、遍及寰宇，望之畅然的思怀中、坦然面对生死中、顺任万物的自然变化中，处处弥漫着他浓浓的悲情、真情、大情。其对苦难的生命感怀及其天人视角的整体思维，超越了一国一时的时空局限，化为一位哲学家悲天悯人的永世情怀。正如清代胡文英所言：“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

庄子的天地境界里人情无私、天情无心、道情无为，他认为大情无私，以林回弃璧的故事映射无私真情；大情无限，利泽万世，覆载天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大情无为，“天下将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莫若无为”，唯此才能安其性命之情，通于天地；大情无言，犹如水之于鱼，阳光之于万物，利物不语。然而，红尘浊世里假儒伪情、伪仁虚情肆虐，苦海无涯的世俗人生痛苦不堪。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磐石般重击着思想者的心灵，深怀哀怨的庄子于那个无情的人间世发出了“安所困苦哉”强烈呼声，这份深情苍茫而微弱，却由此形成“情”意激荡的文人传统，造就了中国人性论史上一往情深的“有情”时代，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抒情传统。

对伪仁虚情批判的庄子，主张“不以好恶内伤其身”，破除感性之情，涤荡情之负累，把个体生命的情调融入天地广博的情怀，与宇宙深沉的情愫相贯通、与万物之源的道情相契合，无情至道，回归到原初纯粹的性情之情，从而拥有“恒物之大情”的生命真情。

殷忧启圣，多难兴邦。忧患意识笼罩着思想者，弥漫于中华文化时空，庄子的忧患意识是将人涵融在宇宙万物中思考人之为人的生命存在，在大化流变中思考生命的永续传承，这种忧患意识饱含着兼济苍生的大悲大愿，内蕴着个体自身的精神救赎，感发着宇宙万物的深沉悲情，已融进血脉化为取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激励着华夏子孙勇敢地担当起人间世苦难危殆和整个族群的命运，一个古老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