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东关桥

有着“闽中屋脊”之称的戴云山脉为福建第二大山脉，山脉横贯福建中部。群山叠嶂、泉清树绿的戴云山脉中，有座美丽的城，因其“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序春”而得名“永春”。永春有一条清澈明丽的溪水，叫桃溪。桃溪从永春锦斗雪山南麓奔腾而下，蜿延八个乡镇，出东关镇入晋江。桃溪流经东关镇地段，叫湖洋溪，湖洋溪上有座古意盎然的风雨廊桥叫东关桥。

几年前的一个澄明而宁静的春日，我第一眼见到东关桥的时候，着实惊艳了：蔚蓝色的天空下，一道色泽艳丽的彩虹横架在两岸青山间，漆红色的屋顶，飞檐重叠，如翼高翘，尖头船形的桥墩顶起了长龙似的桥屋，碧绿的溪水从桥孔中潺潺而行。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廊桥！第一次知道廊桥二字是因那部催人泪下的经典的爱情电影《廊桥遗梦》，不能达成心愿的爱情总是比大团圆的结局更动人心魄，自1992年《廊桥遗梦》在美国发行后，无数的游客慕名造访美国麦迪逊廊桥，同名电影上映后，麦迪逊廊桥更是声名远扬。或许是麦迪逊廊桥的暗示，有个执念便在我脑海里生了根，凡是廊桥必是有典故的，那么，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关东桥一定也是有传奇的。

果不其然，永春的东关桥是很有一些渊源的。相传，宋朝时候，泉州有一府官到永春桃溪巡游，当船行到湖洋溪，只见溪水潺潺、波光粼粼，两岸上风光旖旎，景色秀丽，可惜水面上只有一条渡船，极不方便。于是，他下令永春县官在一年里架设一座桥。县官令总管家马用负责建桥，马用仗势欺人，趁机强征暴敛，搜刮民膏。正好这一年永春遇上旱灾，稻田颗粒无收，民工无心建桥。眼看期限已近，建桥毫无进展，这时，一位鹤发童颜，道骨仙风的老人出现了。老人巧布机关，使马用付出了大米5000担，银子1.5万两，及时建成此桥。大桥建成后，老人便踩着一朵白云含笑从桥上通过，向泉州府飘然而去。老人走后，众人恍然大悟，莫非老人是神仙，从此把这座桥叫做通仙桥。清代王光华写有《通仙桥诗》：“桃谷寻源路不迷，垂虹人渡石林西。双鱼塔近残霞散，五岫台空落照低。置驿此间通上国，放舟何日到仙溪。会当立马金鳌上，大笔淋漓认旧题。”传说未必真实，然而传说寄托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同行的永春朋友告诉我，东关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是闽南绝无仅有的长廊屋盖梁式桥，有桥屋26间，全长85米，宽5米，全桥用青岗岩石和特大木料构筑而成，墩下以松木作卧桩，古称“睡木沉基”。舰形桥墩以上全是木材构造，技艺之精湛，构造之奇特全实属罕见。他说：“我从小在东关桥边长大，我最爱东关桥的夏天。桥上有人卖肉羹汤、地瓜、稀饭等食物，非常热闹。夏天晚上，我常卷着草席在桥板上席地而睡。上大学后，离开了这里，每每想到家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东关桥。”

伫立桥首，可见桥屋顶用本地产小青瓦铺面，青砖砌脊，漆红色的屋顶，就像有顶棚的人行天桥一样，廊屋里，两排红色的护栏座椅一直延续到了桥尾。每间的屋架楣额都画有神话故事的图，有麻姑献寿、文王求贤、神猴降妖等，这些图画色泽明丽，人物生动形象。桥中桥墩上有一佛龛，供奉着观音像。龛下有青石雕刻双狮戏球、荷莲花卉，雕工细腻。龛额上书“观自在”，楹联碑刻：香阁峙中流，万众恒河自在；慈灯悬彼岸，千年般若常明。龛下设有金坛和青石雕就的双狮戏球，荷莲花卉，麒麟献瑞。坊间盛传这里的观世音菩萨十分灵验，当地百姓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到这里敬香，他们会把自己心思愿望说给菩萨听，他们的神情很专注、很虔诚，他们坚信把心底的愿望说出后，他们与菩萨就达成了隐秘的黙契，菩萨就会保佑他们的心愿达成。除了香客，桥上还有一些老人与孩子，老人慈眉善目地围坐在一起聊着家常，打发着时光；孩子们在老人的身边嬉戏玩耍，小商贩兜售着本地的土特产，行至桥尾，便可看见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知州翁学本题词的“古桥通仙匾”。

春之永春，青山巍巍，绿水滢滢，两岸路径的树上开满了艳丽的花朵，如火如荼；天边白云悠悠远远，河风吹来的气息又柔又软，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唯有关东桥凹凸斑驳的桥板、一道道凹陷的木痕，诉说着穿越悠悠岁月的一种沧桑、一种神秘、一种深邃。

许久许久以前，东关桥两岸远非现在这般安然宁静。在人类古代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存在一个海上航运和贸易路体系，它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七个多世纪以前，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完成了他壮丽的世纪之旅，旅程的起点是被称为“亚得里亚海明珠”的意大利水上都市威尼斯，终点就是今日的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从公元前2世纪持续到19世纪中后期，其中宋元时期（10至14世纪）为繁荣时期，当时，古泉州以“刺桐港”闻名于世，是世界千年航海史上独占400年鳌头的“世界第一大港”， 泉州海外贸易繁荣，蕃商云集。那时，东关桥正是永春人通往泉州唯一的必经之路。这里官府文檄穿梭往来，民间商旅熙熙攘攘，溪中帆布木船阵阵，两岸纤夫号子不绝。永春是晋江河流的源头，从五代后周期间至民国时期，主城区桃溪有众多码头。来自大洋彼岸的海货，顺着晋江、顺着桃溪，在永春五里街进行交易。永春几十万华侨，也是穿越东关桥、下晋江、出泉州湾，前往东南亚。800多年来，东关桥见证了宋、元、明、清各代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盛景。东关桥成了集交通、休闲、文化、宗教于一体的文化地标，是海外游子乡思、乡愁的精神载体。

最早知道五里街，是因为五里街的特色小吃咯摊。咯摊有点像火锅，几个人围锅坐在一起，锅里的大骨汤咕咕作响，大肠头、灌肠、瘦肉、蛋肠、猪肺、猪肝经过简单地手抓地瓜粉之后就一起下锅去，然后捞起来放在大碟子里。根据各自的口味调配醋和酱油，有人会放点泡水辣椒。咯摊的吃法是有讲究的，葱花是必不可少的，吃时，先在碗中放些切碎的葱花，将煮沸的汤舀到碗内并搅拌几下，让葱花烫熟，先用这碗葱花热汤暖暖胃，大骨汤的鲜浓和葱的清香开启你的味蕾，再慢慢地品尝食物的本真味道。据说清朝时期，五里街是繁荣的海鲜农副产品集散地，南北商贸往来频繁。商人们聚集五里街，到了吃饭的时点，摆上朱红色的八卦桌和长条矮方凳，把各自带来的食物围着热锅烫着吃，吃饱了就走，下一拨客人来了，继续吃，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咯摊。由于食材煮熟后会在锅中翻滚，发出"ko ko ko"的声音，和"咯"的闽南语发音相似，咯摊因此得名。

五里街与东关桥的关系密不可分，历史上，它们都是内地与沿海流通的枢纽。五里街的许港码头是“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的内地首站码头。明清以迄民国，这里舟楫往来，航运繁盛，溪舟货船沿桃溪向下游可直通泉州后渚港。那时，永安、三明、南平、德化等内陆山区的茶叶、香菇、笋干、土纸、陶器等，沿着崎岖山路，到这里集散；沿海的鱼、虾、糖、盐等则由这里转售内陆山区。因此，五里街十三阶、海客巷、新亭路等处，客栈林立，商贩云集，成为闽南沿海与德化、大田、永安商贸流通的重要集散地。五里街的商号也远到东南亚及闽西北、上海、广州、福州、厦门、泉州等地设立分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厦门、泉州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口岸，永春商业急剧变化。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合吉街范围扩大，向丰岑头街、官田市延伸，并与中街、儒林街联成名实相符的五里街，时称西门，成为繁盛街市。《永春县志》称，“民国初以其地距离县城五华里而改称五里街，是永春、德化、大田一带货物集散地，繁荣盛况为全县第一，也是闽南著名集镇之一。”现在，还有许多店铺一直保留古街建筑和卵石铺路的风貌，道路两旁的建筑均是两层或三层土木砖柱结构骑楼，上楼下廊，极具南洋风格。

如今街道两旁斑驳的骑楼在春光里显得古朴寂寥而沧桑，然而这里每一块破旧斑驳的石碑、朱红剥落的残垣断壁都隐含着它曾经有过的光辉，我在五里街看到一口挖于清乾隆初年的“四角井”，井口长方形，长2.2米，宽1.8米，水源充沛，水质优良，一年四季，甘甜的井水可供居民和商旅行人四、五百人饮用，故又被称为“千口井”，可以想象五里街曾有过的繁华盛景。民国年间，五里街是永春县商会所在地。抗日战争期间，沿海不少机关、学校、内迁永春，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福建银行、集友银行也都在这里设立机构，商贸十分繁荣，被誉为“闽南商贸重镇”。永春的商贸文化、武术文化、红色文化、建筑文化、教育文化、纸织画、根雕艺术等都起源于五里街。

永春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五代后周时期（951—960），就有永春商人到交趾经商。在东南亚至今仍有“无永不开市”之说。“永春多山，在昔闭关时代，先辈多经商本省上下游各县，以谋什一之利，持筹握算，角逐市廛，多能以机智勤谨取胜，用执当地商界牛耳，遂有‘无永不开市’之美谈。洎乎海禁既开，又能放开眼界，改换方针，乘风破浪，前往东南亚各国，披荆斩棘，垦荒创业。或更挈眷定居，长育子孙，繁荣当地，建立功勋，留名青史。” 这是李汉青所撰《永春人海外拓殖志》一文的开头语，也是最早关于“无永不开市”的记载。目前永春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以及港澳台同胞达120多万人，足迹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侨居地与当地人民一道垦荒种植、办厂经商、建设港口、道路、开办运输业，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他们虽然久居海外，甚至加入了外籍，但他们没忘记祖宗神主、坟墓和宗祠在故乡。他们不忘祖国、不忘故乡，每年清明、七月半、冬节、过年，大多会寄钱委托故乡的亲人为其扫墓、祭祀；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捐资兴办教育，修桥造路，修建祖祠，扶助贫困乡亲，修建寺庙，还有的在家乡投资兴业，带动家乡经济发展。“一镇三侨领”的达埔镇，先后有尤扬祖、李铁民、颜子俊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侨领的楷模示范，激励众多侨资、侨力回馈家乡，为家乡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光不停地流转，花开了一季又一季，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唯有关东桥依然伫立在湖洋溪上，坚守着家园及世代生息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东关桥承载着很多华侨的童年记忆，是他们思念家乡时最容易联想到的标志性建筑，在他们心中，东关桥就是故乡，它在，家就在；东关桥在永春人的精神世界里，呈现出其生命的某种诗意和永恒的本质，东关桥与永春人有着血脉的联系，也有了同样的使命与命运。

(发表于《华夏》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