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地里的麦子熟了,该收麦子了。
端午回家,不到一个星期的功夫,原本还略带青色的麦田转眼间被染成一片金黄。麦秆修长而坚挺,麦芒纤细而扎手,麦穗硕大而饱满,又逢着连续几天似火骄阳炙烤着大地,整片反光的麦田刺眼难当,空气里也能隐隐约约闻到麦子熟了的味道,一片丰收在望。
犹记得小时候,学校还有个麦假,回家帮忙收麦子。说是帮忙,小孩子哪有那股子力气和耐力,顶着炎炎烈日和田里的庄稼打交道。充其量也挎个篮子或者拿个蛇皮袋,在割完麦子的田里找找有没有漏网之鱼。捡麦子算是一个轻松的农活,和玩伴们儿东走走西跑跑,捡着大麦穗当然高兴,毕竟还有光荣的政治任务——开学要交麦子。捡的不多,就动点歪脑筋,拿个小刀去还没有开割的地里划拉点,这可不叫偷,读书人的事哪能叫偷。实在是捡不着了,也不放在心上,开学后焦的麦子都是家里亲情赞助的,光靠捡,那得猴年马月。捡累了,就围在一起,坐到田埂上,拿个打火机点个火烧麦穗吃。眼看着麦穗黑乎乎的,还散发着有点烧焦的麦香味,就赶紧吹灭,顾不上烧手放到手心里来回搓,边搓还边吹,最后只剩下烤熟的麦粒儿留在手里,一股脑就往嘴里喂,吃着还很香。
那时候大人们全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割麦子,一人一把镰刀,纯手工作业,等割完麦子,一捆捆扎好,我们姐弟仨就在后面帮着老爸推着装满麦子的架子车,推到全队公用的打麦场,找好位置卸下来,就这么等着。机器不停,人也得候着。轮到我们一般也就是晚上,天黑就支一根竹竿,扯一根线,安个20瓦的电灯泡,发着昏黄幽暗的光。爸妈全副武装,毛巾全包着脸,只露出眼睛,在那一刻不停打麦,虽说包裹得很严实,但扬起的灰尘无孔不入,手和脸都是脏的,那边忙的不可开交,我们几个就得负责送饭。大姐负责做饭,简单下点挂面,刚熟我就连锅端过来。爸妈吃饭,我们就在堆的高高的麦秸堆里躺着,那时晚上夜黑且澄澈,夜空繁星闪烁,吹着凉风,时不时还有几声鸟叫,躺在上面还是很舒服的。
打完麦子,还得晒干;晒干以后,就要装袋,紧接着就是交公粮。正所谓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家境稍微好点,就开个三轮摩托带着,我们家就还是两轮架子车,满载着沉甸甸的麦子,前拉后推,前往村里的粮油店。到了那,自然排起了长龙,一两百米见不到头。等到了我们,收粮食的人拿起一尺多长的空心锥子,朝着蛇皮袋就那么一扎然后抽出,顺带出来里面的麦子。先用手捏捏然后熟练地往嘴里扔几粒,咬几下,那张嘴就是评判麦子质量的尺度,干湿、品质如何马上脱口而出,继而说出一个数,爸妈没再说什么,就一袋袋把麦子倒进一个人家那个超大的麻袋里。之后拉着空空的车子,回家了。
终于在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在中华大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至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