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怨恨到感动的灵魂涅槃

   王炜

有一位老人，患有三十多年的糖尿病，脑中风后遗症，严重的老年痴呆，再加上老年人各项功能的衰竭，任何一位亲人对他的呼唤都成了枉然——他的眼珠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完全僵硬，他的状态已成植物人。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亲人们费尽心机地在他面前提起西藏时，老人的眼球竟然会动一动，有时还喃喃地发出“西藏、西藏的”的声音。这种解不开的西藏情结，使全家人都为之慨叹！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一位早期的进藏干部。

  一人进藏全家“遭殃”

父亲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进藏工作的。是山东省十六名进藏干部之一。那年我刚满六岁，上有五十多岁的祖母，三十一岁的母亲，八岁的哥哥，四岁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父亲走的那年三十五岁，用现在的话说是“仕途”光明的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祖孙三代其乐融融、门庭红火、众人艳羡的家庭，因为父亲的进藏工作，突然变得门可罗雀人影稀、花前月下妇人泣。当时懵懵懂懂的我们还不懂什么叫生离死别，除了偶尔地说起爸爸，仍然不时地唧唧喳喳嬉笑打闹。然而，祖母分明是从那时脸上布满了阴云；母亲分明是从那时变得性情粗糙；我分明是从那时变得忧郁和多愁善感了。回忆起来，确实是父亲的进藏生涯，改变了我们这个家的幸福指数。

父亲是祖母唯一的儿子，他七岁的时候我祖父就去世了。祖母为了躲避族人的挤压，带着父亲和姑姑们去闯了关东，在东北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好不容易熬到父亲长大，且不到三十岁成为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祖母的脸上才有了阳光。然而突然间他却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见了踪影，对祖母的打击便可想而知。那时祖母正遭遇着现在人说的“更年期”，由于想儿盼儿，她几乎在一年之间就满头飞雪，一个原本善良的家庭妇女，严重的心理变态使其就像电影“雷锋”里的地主婆。她精神萎靡抑郁寡欢，又患上高血压、脑中风、失语瘫痪。

此时的母亲，本来就是一个要强上进的女人。父亲进藏后，她要求自己“没有男人的肩膀倚着也要站直了”，干好工作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哥哥正值“狗也嫌”的年纪却没有人管教，弟弟妹妹们需要营养却吃不饱肚子，而我这个含苞待放本该妍丽的花朵，却在祖母的“欺凌”、母亲的呵斥、外人的白眼中，自卑地走向凋谢。虽然“文革”前组织部门的领导在中秋和春节两个节日里，也来看望我们，可是“文革”以后，组织瘫痪人事变更，进藏干部家属就像被人用过的抹布一样，被丢弃在见不到阳光享受不到温暖的角落里。

经历过“文革”的一家人，都太需要父亲为我们遮风挡雨了！可是父亲一去五年多才第一次回家探亲。踏回家门后，祖母已经萎靡不振，母亲已经不像个女人，兄妹几人都不叫他爸爸，吃饭睡觉时还都往外撵他。因为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理想信念，不懂得民族团结，不知道祖国是一盘大棋。只知道父亲为西藏牺牲了家庭，祖母奉献了儿子，母亲奉献了丈夫，儿女奉献了父亲，家庭奉献了幸福和安宁。我们心里种下的是日益疯长的怨恨的种子，对西藏，对父亲，也对组织。

                   民族团结进步的使者

    在西藏一待就是二十年的父亲，给我们灌输的概念，就是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西藏人本真善良。但西藏的经济和物质生活还落后于全国，西藏需要中央的支持和全国人们的援助。

后来我去西藏考察采风后才知道，已经在内地干过多年党委书记的父亲，刚去西藏时是从自治区部门的一般干事做起，不仅政治上地位不高，经济上也常常捉襟见肘。当时经济落后的西藏，生产生活物资基本靠从内地高成本运进，物价是内地的倍数甚至几倍。所以尽管国家规定每一年半有三个月的休假，但不少进藏干部却因为买不到或买不起飞机票而不能回家。坐火车或汽车回家探亲，往往路途中又占去一半假期，不少人只有望家兴叹。父亲五年后才第一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工作忙走不开，更有交通受阻囊中羞涩的尴尬。有一次他回内地出差，途中被人扒窃。在此窘迫的情况下，他只好写信向只有51元工资、却养着祖孙三代六口人的母亲要钱。

作为子女，父亲对西藏的贡献我不好评价。但进藏三年期满后，父亲内调的事却被推迟了再推迟，就说明在西藏的工作没尽头，西藏还需要大量他这样的干部，需要像父亲这样的人帮助他们发展进步，以便能尽快跟上全国的步伐。十几年后，父亲在西藏成长为厅级领导，这在清正廉洁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西藏地区，不能不说是父亲个人努力的结果。父亲调回内地后，组织安排他担任了同等级别的地市级领导干部，他不但不给任何一个亲属特殊关照，而且敢于拍着胸脯对子女说：我这个领导职位是干上来的，不是靠打招呼照顾上来的。从这些方面可以肯定，父亲进藏工作的二十年中，是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党员领导干部的称号，是有理由理直气壮的。但对家人，对亲情，他实在是亏欠太多了！以至于她在做好一位本分的领导之余，总是在家里抢着做饭、洗衣服，甚至我带着儿子住院期间，他都亲自端汤送饭，帮我给孩子洗尿布，这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补偿啊！但成长中缺失的亲情，是能够补回来的吗？

后来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国务院授予他的奖励证书。这些荣誉的获得，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但我相信这些一定是他的底气来源，也是他的价值体现。可以断定，他们那一代援藏建藏干部，是民族团结进步的使者，是党和国家信赖的优秀干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鲜为人知的爱国者群体

父亲回到阔别20年的家乡后，把西藏人真善美的品质也带到了新岗位上。按说厅级行政领导给家庭成员的工作调动和安排打个招呼已很正常，且近几十年来，哪个贪官污吏不是在利用国家和人们赋予的权利谋取私利？但我们家没有。不要说是当官提拔、经营谋利，就是我自己靠个人奋斗，想在职场上挪个窝，父亲都是不允许的。他对我们兄妹几人，都是拿西藏说事，说西藏人如何淳朴善良，如何忠诚于理想和信仰。父亲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让我们对西藏、对父亲的怨恨与日俱增。思前想后都是怨的情况下，我们决定打开和探讨他的西藏情结，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他写一部回忆录，也借此了解他的精神世界。

07年那个大雪纷飞的元宵日，我躺在床上读着《西藏岁月》这本书。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就像我此时纷乱的思绪。书中那些人和事，虚幻得让人有点接不上气来。但从书中我知道了，其实全国的各个省份，还有许多像父亲这样的人，为了西藏的建设与发展，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还有许多个家庭，父母贡献出了儿子，妻子贡献出了丈夫，孩子贡献了父亲。但这些人的故事，除了家属亲人又有几个人知晓？深思中我明白了，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和谐，是由千万人的牺牲和奉献做代价的。从那天开始，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用来查阅相关图书资料，自费进行各种采访采风和实地考察。我想把自己的认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想让更多的人从对父辈的误解中解脱出来。

采访是从父亲的两位进藏战友和其家属开始的。其中一位是五十年代中期进的西藏，在西藏干过县委书记和自治区部门领导，后来患上了严重的高原病，不得已内调工作。但回来没几年，因高原与平原的落差，造成身体的不适，内调没几年就去世了；还有一位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别两次进藏，加起来在藏工作近三十年。不仅自己患上了一身病，妻子还因为跟随她去西藏，从此失去了正式工作，回来后只好到工地去打小工；小儿子在西藏被雪水冲走；唯一的女儿影响了发育，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大儿子影响了学业，改革开放后遭遇下岗……。采访中我发现，早期进藏干部中，舍小家顾大家、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人和事比比皆是。走遍全国的十几个省份，从山东大地到西藏边陲，我所接触到的人，只要听说我要写早期进藏建藏的人，我的采访进程就变得十分顺利。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书写着两个大字——爱国。他们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对西藏同胞的关心和爱护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还有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国家需要的服从，对理想信念信仰的坚守，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牺牲奉献。而这些都不是靠一两个典型形象所能涵盖了的。然而又有几人了解早期进藏干部的甘苦，有几个人知道西藏的今天是怎么来的，有几个人知道“老西藏”（进藏时间早，在藏时间长，边疆为家、长期建藏者群体） 精神的思想内涵！

采访的过程也是我受教育的过程。在此期间，我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提升，怨恨的情绪很快被化解，感动的情绪迅速占了首位。于是，我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援藏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党和国家是全国一盘棋、民族共繁荣、国家大发展；于个人是信念的坚守、价值的体现、无私的奉献。没有中央的关心，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没有共产党人的无私奉献，就不可能有西藏的发展进步；同样没有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就没有祖国大家庭的和谐与安宁。这种认知只有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潜在的社会价值才能显现出来，才能产生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业

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之际，祖国的和谐与稳定成为一个很大的主题。5.12汶川大地震后，全国人民深刻体会了国家凝聚力、全国一盘棋意义。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航天人的太空行走，又极大地提升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于是我联想到，各种援建事业，只有在我们伟大的中国才有可能发生，也才能合乎逻辑！伴随着种种感动的产生，我满蘸着泪水与汗水，几乎利用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在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之际，这部描写“老西藏”家国情怀的作品，被评选为“全国促进民族团结重点出版物”。

作品问世后，我自费购书三百多册送与相关人员。我认为，只要多一个人读书，就会多一份与我一样的感动，就会多一个人了解藏干部，就会知道党和国家的援藏事业，就会懂得西藏的今天是怎么来的，就会对“藏独”事件多一份批判，就会对我们稳定和谐的生活多一份珍惜，就会对党和国家多一份感恩之情！一个人的感动微不足道，一本书的问世也不足挂齿，但是口口相传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向心力，是中国共产党人感人至深的伟大牺牲奉献精神！这感动在无声的传递着，许多领导、同事和朋友，都把书钱送到了我的手上。好多男性读者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说，这本书赚取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多的一次眼泪；有的女性读者说是边哭边读完的这本书的。我远在美国的侄女读完电子版后，紧接着打来越洋电话跟我聊了两个半小时，问我：大姑，你写的这些人和事真的来源于生活吗？西藏真的是书中描述的那么美好吗！我告诉她，主人公鲁琪的形象尽管是若干位进藏干部合成的，但他却真实于生活，生活也远比作品更丰富。鲁琪是国家大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被党和国家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而韩冬梅和谭美兰这两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实都在诉说着援藏干部及其家属的艰难啊！侄女建议我建个网站，向世界宣传西藏是怎么回事，让外国青年了解中国的“老西藏”精神，让那些藏独分子没有市场。

事实证明，《来自布达拉宫的感动》一书，不仅年龄大的有受众，也有初中生的读后感在读经典的作文竞赛中得了第一名。《光明日报》载文称，“有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做依托，该作品一定能得到众多读者的青睐和推崇”；著名作家穆陶先生在《文艺报》撰文称，这感动不仅是作者的，也是全国人民的；《中国妇女报》发文称，该作者以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怀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有了这些评价，我便觉得已经付出的心血和泪水、健康和金钱都成了价值的体现。全国两会期间，我还购买了出版社的仅存的十九本作品，无偿赠送给了西藏的全国人大代表。

为了让“老西藏”精神影响更多的人，我又学习创作了四十集电视文学剧本《为了母亲的微笑》、话剧剧本《天边并不遥远》、电影剧本《你是谁》《小确幸》、歌词《老西藏》等。同一个题材用了六种文艺形式进行表达，对一个曾未涉足文学艺术的退休人员，实在也是因为其中的人和事，给了自己太多的感动和感慨。六种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诞生，也给自己的退休生活一个华丽的转身。几年内，自己先后被吸收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山东作家协会会员。这虽然于一个初涉文坛的新手万分艰难，但与“老西藏”们的贡献相比又何足挂齿!何况我的作品都带有抢救的意义，都符合“中国梦”的精神，都是在弘扬正能量和主旋律，都具有填补题材空白和开创先河的作用。更何况，有的已在国家级刊物发表，有的多次在全国入围和获奖。所有这些精神的慰藉，都让我实现了从怨恨到感动的灵魂涅槃。这些都是值得欣慰的。（4925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