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记忆

姨爹在年龄上稍长于父亲，倘若还在世，已是耄耋之人。这终归是倘若，刚刚进入古稀，姨爹的生命之旅就被疾病划上了句号，距今已有十年之久。

姨爹留下的朴素形象仍然十分清晰：他外衣的颜色只有两种，深蓝和黑色。样式是唯一的，那就是中山装，冷了在里边加毛衣、绒衣，热了就单穿。无论春夏秋冬，姨爹的头上都会戴着一顶帽子，颜色跟他的衣服差不多。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上满是纵横交错的皱纹，扁平的鼻子，尖鼻头。眉毛稀疏，下边一双不大的三角眼。姨爹最大的爱好是抽烟，但只是抽他自己种的兰花烟，烟锅烟袋也就成了他的贴身伙伴。姨爹家祖上来自江西，长期居住在昭觉县滥坝乡（今洒拉地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举家搬来西昌，受彝族文化的熏陶，他说话时总是彝语汉语混杂。

突然想起姨爹，源于一位同事的父亲。那同事的父亲年近八十，身体还算硬朗，长年背着一把小提琴脚蹬一辆自行车，生龙活虎跟一群老友合练曲目或者演出。前两年，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后，老人家着实萎靡了好一阵子。不过，一年半载，时间很快冲淡了记忆，老人家抹干眼泪，重新牵手一位伴侣，一起弹奏残年的曲调。

姨爹却不同。姨妈去世的时候，姨爹还不到五十岁。膝下五个子女，只有大儿已经成家，其余四人年龄悬殊十多岁，小女儿当时只有六七岁。姨爹明白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他没有耗费过多的时间去掂量伤痛。他像一个斗士，跌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投入战斗。和时间争斗，他夜以继日；和精力争斗，他分身有术；和智慧争斗，他深谋远虑。家，是一只小船，在行进中遇到滔天巨浪，姨爹凭一己之力，载着家人摆渡到了岸边。有人劝他“多一个伴儿就多一份温暖”，他总是憨厚地笑笑，然后坚定地摆摆手，三个字“不合适”完成回答，不再解释。

“不合适”只是他搪塞别人的理由，我们知道，选择独身只因他和姨妈之间难以割舍的感情，没有人能够超越，也不会有超越的机会。在姨妈生病之前，他们和睦的家是家乡那片土地上一道美丽的风景。把相敬如宾、相濡以沫、鸾凤和鸣这类词语用在他们身上，感觉才是最恰当的。

姨妈生病，很突然也很蹊跷。平时的她和正常人无二，去医院检查多次也没查出什么结果。一旦发病，情况非常糟糕。她浑身剧烈抽搐、颤抖，几乎无法站立。堂屋的木门是她最好的伴侣，两只手各把住一扇门，“嘣嘣嘣”的撞击声传遍整个村子。平常和蔼可亲、贤妻良母的形象荡然无存，身体里仿佛挤进了一个魔王，她有时紧闭双眼，有时目露异光，嘴里不停念叨，时急时缓，时轻时重，没有人知道她在说什么。起初，发病的频率不高，两三个月甚至半年一次。后来，三五天就发病了，有时达到一天两次。最恐怖的是，姨妈一旦发病，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逼迫着她去寻死。上吊，喝药，跳崖，溺水，她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整个家被她折腾得面目全非。即便如此，姨爹始终不离不弃，他将自己打造成“金钟罩”，时时刻刻庇护着姨妈，一次次将她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却分分秒秒被山盟海誓相连。

有人说姨妈的病是因受了刺激，也有人说是闯鬼中邪了，如果发病时，以毒攻毒或许有效果。有一次，在发病时，百般无奈，姨爹在姨妈脸上狠狠抽了一巴掌。姨妈的嘴角流出了丝丝血迹，却依然没有从病态中复苏。姨爹绝望了，他一个人退到角落里，掩面哭泣，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见了他脆弱。

姨妈最终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带离了这个世界，将当母亲的角色留给了姨爹。

姨爹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大家心中德高望重的生产队长。他很正直，也很热心，人活得干干净净。队长补助不如上山去找两次柴，可那种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一直驱使他为村民服务。谁的家庭不和了，他上门调解，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开导；农闲了，一声哨响，他带领大家挖沟开渠，为增产增收忙碌；新政策新指示下达了，他及时向大家传达……在大家的眼里，队长是最贴心的服务员，有半点私心者，都会敬而远之。队长这职务，姨爹一直扛到姨妈生病之时，而继任者经他“培育”，已经茁壮成长起来。

如今，姨爹和姨妈早已并排长眠于一片翠绿的山坡下。他们的故事，正在一点点剥落、归入尘土。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我的心中涌出了许多怀念。小时候，我们家里，父亲固执地坚持只种水稻、小麦、蚕豆等粮食作物，产量少、售价低，一家人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有一年，我家种的长秆水稻开花时遭遇了久雨天气，大幅减产，使原本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姨爹一次次上门，耐心开导父亲种植烤烟、大蒜等经济作物。即便碰壁多次，他都没有放弃，直到最终改变了父亲的想法。

记忆正在远去，沉淀在心里的，除了敬佩，还有许许多多的“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