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头件事

常言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头一个“柴”字，真让人们做了不少难。四十多年前，在我们老家农村，不光吃饭成问题，烧的更叫人发愁。

那时候是大集体，能填进锅灶烧的只有豆杆、芝麻杆和苞谷杆，麦秸要铡了喂牛，高粱杆要织稿荐、编里子(盖瓦房用)，加上粮食产量低，秸杆也少得可怜，光靠这些，怎么够烧？

没烧的，还得从地里打主意。麦收后，庄稼苗长出，要锄草松土，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儿，干一晌喝两壶凉水，“盘”下麦茬根儿，背回家烧锅。再就是打苞谷、芝麻、高粱“疙瘩”。一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就带上短把脚锛儿，满地跑着找苞谷、高粱、芝麻根，打掉上面的土，用箩筐装满，扛回家当柴烧。有一回，我们跑到邻村地里拾柴，被该村一群孩子发现，继而对骂起来，引来两村大人抄起家伙，直打到头破血流才罢手。想想也真不应该，两个村地头搭地头，亲戚摞亲戚，平日见了客气得不象，这回却因为小孩子拾柴大打出手，都是一个“穷”字惹的祸。

没有柴禾，各想各的办法。为找点烧的，乡亲们砍树枝、搂树叶、割青草，千方使尽。父亲在县城工作，吃商品粮，有煤本儿，可供给他那些煤只够一个人烧。邻居惠老师，和县煤建公司经理魏亭甲是同学。隔三差五，老魏就腆着肚子找惠老师闲聊，偶尔也会留下吃饭。有回老魏刚在惠老师家吃了饭，正剔牙。父亲陪了小心，请他写个条子，买点煤。老魏哼哼唧唧，从口袋里摸出“白河桥”烟，把剩下两根掏出来，夹耳朵上，展平烟纸，写了两行字。这字如火柴棒拼凑，横七竖八，且一律向左歪：“门市同志，请给史老师开密煤叁佰公斤。魏亭甲，×月×日”(这条子大有讲究：“门市同志”，只要到煤建公司开票处，找谁都行，统吃，不耽误事儿；至于人名，条子掉了，别人拾去也无法顶替；“密煤”，不能开成焦碳；“叁佰公斤”，大写数量，不能错。)父亲拿回住室，如获至宝，小心把条子压到玻璃板下，笑着说：“别看老魏这字儿写的象‘豆茬儿’，可它管用，能买来煤啊!”过了几天，大哥找辆架子车，把煤拉到几十里外的老家，借了煤球模子打煤球，引来全村小孩看稀奇。

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不几年功夫，再不愁吃和烧。又过十多年，种地实现了机械化，从犁地、播种、收割，全部用机器，直接把粮食从地里拉回家，农作物秸杆撂一地。村人为省事，一把火烧掉。每到夏收、秋收之后，几十里地外燃的大火熏得城里人睁不开眼、上不来气。为禁止乱烧秸杆，乡里安排专人值班，在地头儿搭起棚子，白天黑夜让人守着。可三天两头儿，不是东边着火，就是西边冒烟，哪里禁得住？

副乡长万峰，别看年纪不大，可办事认真，肯为群众着想，大家平时不叫他乡长，只喊老万。这老万看着年年禁烧，年年禁不住，心里比谁都急。忽然有一天，老万召集村干部开会，将每个村子排好日期，到时安排专人开车到田间地头儿，用打捆机把秸杆捆成方棱四正的大块子，不断头儿往西拉，回来就按数给户主发钱。原来，老万打听到，西边离我们二百多里有个生物质能电厂，一年四季，敝开口子收柴禾。村里能人多。得到这消息，几个聪明人一商量，撇开老万，自己买了机器、车辆，同电厂签了合同，把这事当生意做，很是发了点财。

再后来，村人住上了二层楼房，格外讲究起卫生来。 “和尚床、姑娘房，漂白袜子、石灰墙”，这四样，我们老家谓之“四大干净”。在白亮亮的屋子里烧火做饭，烟熏火燎，难得净板，大家都不想烧锅了。正瞌睡碰着个枕头，也是凑巧。前几年，一条西气东输的天然气管道从我们乡南边十多里处通过，还是这个老万，厚着脸皮，三番五次跑到市里，求爷告奶，磕头作揖，终于感动人家修改了规划，同意给我们县西边四个乡留个接口。三个月后，管子接到每家锅台边，打开开关，手一拧，“喀啪”，蓝火苗不急不躁地烧。自此，困扰乡亲们几十年“烧”的问题彻底解决。

补记：邻居五奶，八十七岁，拾一辈子柴，烧一辈子锅，总说气做的饭不好吃，坚决不装。前几天忽然肚痛难忍，孙子发动小汽车，十五分钟送到县城，诊断为阑尾炎。医生在肚子上打个小洞，手到病除。五天后回家，活蹦乱跳，继续拾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