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这个消息,这个消息还是来了。
这天,我接到了一位同事的电话,说王经芝去逝了。她已与病魔抗争了两年多,也许她确实累了,不想再争了,最终选择了离去。虽然几天前就听说,“她可能就在这几天了”,但我却不相信,总以为奇迹会出现的。但奇迹终没有出现,她还是走了。年仅47岁。
放下电话,我沉默良久。
1995年,王经芝从某乡信用社副主任的岗位上,调至县农行任打字员,虽然是降职使用,但她却干得无比尽心。我比她早一年调到县农行,因工作上的关系,和她交往颇多。她给人的印象始终是那么恬静、娴雅、善良……谁能想到,仅过了十多年,她竟然离开了人世。
回想起来,我在县农行工作这十几年中,县农行竟然有十多人先后离世。其中有退休职工,也有在职职工。而他们离世时的年龄, 30 多岁, 40 多岁, 50 多岁, 60 多岁, 70 多岁,都有。也就是说,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30 多岁,最大的也只有 70 多岁。这在平均寿命已达70余岁的中国当代,实在太低了。因为他们都不属于“瓜熟蒂落、寿中正寝”,这使活着的同事们时常叹息,感叹人生无常,命运多舛。
在这里,我要提几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们中最年轻的朱建国,去逝时只有 30 多岁。正处在人生黄金年龄的他,没能充分享受黄金岁月,却匆匆走上了黄泉路。他是一名非常敬业的农行柜员,生前有一段时间经常吊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把吊水瓶从医院提出来,挂在营业厅内,一边吊水,一边办理业务。他也是一位心地心地善良的人,受到过他帮助的人不计其数。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有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吃完饭后步行回家,他从后面骑着摩托车追上我,说要到前面办事,顺路载我回家。我心安理得地坐上了他的车。到我家楼下,我下了车,他却调转车头,顺原路返回了。我这才知道,他是专程送我回家的。
另一个就是丁兰香。他生前在农村工作了大半辈子,刚调到县城,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稳日子。不想,却突发脑溢血去逝。当时也就五十出头。在他去逝前几天,还在我办公室聊天。谈到身体时,他说:“我的身体很好,平时感冒都很少有,除了血压有点高”。然而,正是血压高的毛病,几天后要了他的命。据说他那天喝了一点酒,回家后就感觉到头疼。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但已经晚了。丁兰香是一个好脾气人,跟谁说话都和和气气的,走在街上碰到你,老远就会下自行车和你打招呼。丁兰香死后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他真的死了。我总以为会在某一天,他会推着他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突然出现在县农行的大院里。
还要说一位。他叫王开明,一直在农村工作。他生前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忙。忙工作上的事,忙家庭中的事。经常见到他往返于城乡之间。他在逝世前一天,还在县农行机关办事。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在家午休,就再也没有醒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 40 岁。
……
昔日读曹丕的《与吴质书》,对其因挚友“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颇不以为然。今日再读其中语句:“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不禁潸然泪下。
曹丕在文中追忆的,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瑒和刘桢。此四人生前不仅都担任着很高的官职,而且个个文采斐然,皆“一时之隽也”。而我所追忆的同事,生前既无显赫的官位,也无骄人的业绩,更未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普普通通的农行员工。他们的死,像许多普通人的死一样,几乎未在这个世界上激起什么反响。就像秋天的几片落叶,随风飘落,投向大地,融入泥土,悄无声息。但,他们的亲人、同事还会时常想起他们。他们的亲人、同事也都是普通人。普通的亲人想起他们时,就会用普通的方式祭奠他们――在他们的骨灰盒或坟前烧几张纸钱。普通的同事想起他们时,就写下了这些普通的文字,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