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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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头脑中储存的关于电影的记忆，最早的应该是在三四岁时，或者五六岁时，反正是很小的。是跟我父亲看的，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地点记得也很清楚，就是在大队部门前的那片空地上（后来放电影都在此处）。片名则记不清了，或许当时根本就不知道片名，只知道看个热闹。只记得一个镜头：有几个人，站成一排，拍打着胸前的腰鼓，转圈儿。记忆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好几十年了，其他情节都忘记了，唯独记住了这个镜头。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看电影成了我们这些农村少年梦寐以求的娱乐活动，关于电影的记忆也就越来越清晰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物质生活贫乏，文化生活更贫乏。每当夜幕降临，每家一盏小油灯，豆大一点光，把人照得灰灰的、暗暗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电视这种物件，知道收音机，全村也只能找到一两台。夜幕下的村庄，除了偶尔听到几声狗叫，想找点响儿都难。只有电影来了，村里才有响动，才有生机。
常到我们村放电影的，是公社放映队。放映员有两三个，村里人喊他们“老X”和“小X”。可别小看了这在姓氏前冠以“老”或“小”的称呼，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都是吃上公家饭的，才可享受这样的称呼。你一个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年轻时，别人喊你“小根子”、“二秃子”，年纪上了身，别人就喊你“老根头”、“大秃子”。单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放映员在社员心中的份量。放映队来了，大队要好吃好喝地招待，丝毫不敢含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倒楣的是社员家的鸡。当时在我们大队有这样一句顺口溜：放映队下乡，小公鸡遭殃。大队千方百计想让放映员吃好，无非是想让社员多看几场电影。然而，尽管大队很卖力地招待，但却没能赢得放映员好感。弄不过邻近的花庄。在放映队里也有一个顺口溜：宁愿到花庄喝凉水，不到面西啃鸡腿(面西就是我们大队的名字)。算是对我们大队那句顺口溜的回应。
你们不是喜欢到花庄“喝凉水”吗？这难不倒我们这些小孩子。那时候也没有电话手机啥的，但有关电影的信息却特别灵通。只要花庄晚上有电影了，我们白天就知道了。吃过晚饭，风龙、小六子、朱顿子、小四子，还有我，就鬼鬼祟祟地出了村，直奔花庄而去。不敢声张，一怕大人知道了阻止，二怕比我们小的弟弟妹妹知道了要跟我们去，成为累坠。两个大队相距六七里，月黑风高，路又坑洼不平，还要经过一个乱葬岗，晚上常有鬼火(磷火)，但我们全然不顾。只是由于路途遥远，不方便带凳子，去得又迟，正面早已被人家本庄人占去，我们只能委屈自己，远远地站在侧面看。有时侧面也看不到，那就只能看反面。看反面什么都是反着的，人反着还能凑合着看，字反了就不容易认出来了。就这样，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谁让我们是外庄人呢？看完电影回来，几个孩子走在茫茫夜色中，田野上不时有鬼火闪现，我们就非常害怕。理智一点时，我们就大声唱歌壮胆。总是有人沉不住气，有时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鬼来喽!我们就撤腿狂奔，跌倒了爬起来继续跑，膝盖磕破了也不知道。一口气跑到庄头，听到本庄狗的叫声，就有了安全感。停止狂奔，心仍然咚咚跳个不停。
最开心的还是在本大队看电影。虽然放映队公开说不愿到面西“啃鸡腿”，但无特殊借口，该来的时候还是要来的。也许他们心里上不愿意来，但放电影毕竟是他们的工作。不来，公社领导可能也不会让他们。每次来电影，都是跟大队干部沾亲带故的人先知道，他们会带着有点骄傲又有点自豪的口气跟左邻右舍说：“今晚大队部有电影。”一传十，十传百，全大队的人很快就全知道了。于是，早早的，汪边就有了淘酸菜洗山芋的妇女。她们也会喜不自禁地互相打招呼：“这么早就弄晚饭了？”“是啊，早早吃过好去看电影啊。”
看电影是大人们的喜事，更是我们这些小孩子的隆重节日。甚至比过年过节还高兴。从得到准确消息那一刻起，我们就会处在无比的兴奋中。我在这里之所以在消息前加上“准确”二字，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得到不准确的消息。因为谁都想看电影，而且是相当地想，就有人喜欢拿电影来逗人玩。逗人者会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说：“今晚有电影。”立马就会有人兴奋，惊喜地问：“什么电影？”逗人者就会煞有其事地说：“看不见的战线。”当时确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逗人者一语双关，卖弄一下小聪明。脑子转得快的，立马就知道被涮了一把，转得慢的，还会继续追问这部电影好看不好看。逗人者只好挑明：“看不见的战线，你去了也看不见。”说完，哈哈大笑。被捉弄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变得警惕起来。每每听到“今晚有电影”的消息时，我们总要仔细观察消息提供者的表情，还要反复打听、证实，确认确有其事时，我们才开始兴奋，然后就盼着快点放学，下午那两节课自然是听得稀里糊涂。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铃响，我们背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扛起凳子就往外冲。家里的山芋稀饭已经烧好，酸菜已经炒好，但我们不会回家吃的。我们直奔大队部。老远就看到，白色的银幕已经高高挂起，傍晚的阳光金灿灿地照在银幕上。我们已经来晚了一步，银幕正前方的好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有的地方坐着人，有的地方放着一条板凳，有的地方划着圈----这些都是有主的地了，咱就不可贸然侵犯了，只能靠他们的地边上，找一个地方放凳子。这地点现在不算好，但时间不长就会“增值”，紧挨着我们会一圈一圈坐上人。我们的位置也就成了黄金地段。看电影，我喜欢和好朋友坐在一起，比如，风龙、小六子、朱顿子、小四子。看到精彩处，评论几句，也能有个听众。其实也没有什么“高见”，无非是“乖乖”、“这么来劲的”之类的。也算是言简意赅了。
天还亮着，有的是时间，我们就找来树枝和瓦碴，在凳子底下挖尿窝子。因为一旦开映，我们就会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一旦内急，是无法出去的。活人岂能给尿憋死？此时尿窝子就派上用场了。太阳落山了，天很快就上黑影了，有带手电筒的，就拿出来往银幕上乱照，比赛似的，看谁的更聚光、更亮堂。不一会，大队部院内就传出了发电机响声，先是“轰隆、轰隆”两声短促音，接着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了，放映机上面的电灯也跟着亮起来了。然后，就能看到放映员剔着牙从外面往放映机前挤。人们无条件地给放映员让道。放映员挤到放映机前，先不碰放映机，还是剔牙，用一根细细的草棒。放映员的牙内一定塞了不少鸡肉。人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看放映员剔牙。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当时，我离放映员不远，我看他站在强烈的电灯光中剔牙，旁若无人，既潇洒，又自信，羡慕得了不得。心想：当放映员真好，吃香的喝辣的，还能天天看电影。长大后能放当上放映员就满足了。但这想法只是一闪而过，人家放映员属于社直机关的，个个都是公社干部直系亲属，你一个老社员儿子，是想也不该想的。放映员终于扔掉草棒，又朝桌底下吐了一口浓痰，开始摆弄机器。一束很强的光柱直射银幕。开始有点偏，调试了几次，终于正了。刚才还在乱照的手电筒相继熄灭，没有谁敢拿手电筒和放映机比。轮到坐在放映机前那些小孩子大显“伸手”了。他们纷纷把手伸向那束光柱，乱晃，银幕上就出现了一只只舞动的大手。放映员对着麦克风大声呵斥几声，那些手就缩了回去。先放幻灯片，银幕上显示出毛主席语录。放一张，放映员就读一张。学过几篇毛主席语录，还要放加影，大多是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纪录片。有时候也放一些科教片。记得有一天晚上放了一部介绍计划生育知识的短片，成年男女社员们看得既羞涩，又兴奋。那天晚上，我们大队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从正规渠道接受性教育，意义非同寻常。过去好多天了，还有人私下悄悄议论短片中介绍的知识。
真正的电影终于开始了。随着八一电影制片厂那颗光芒四射的五角星在银幕上出现，随着那段铿锵有力的片头曲响起，我们就像吃了兴奋剂一般，兴奋起来。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看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斗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等影片都是在那时候看的。那时候农村放电影，不像城里的电影院，只放一部片子，而是要放好几部，其中有一部新片子就不错了，其余的就是老片子。于是，许多片子我们都是看了好几遍，以至于影片的故事情节都能烂熟于心，台词也能背得滚瓜烂熟，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这些电影对我们这些乡村少年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是入脑入心，入骨入髓。
那时候，每看完一部电影，我们都以能学唱电影中的插曲、学说电影中的台词、模仿电影中的人物动作为荣。学唱电影中的插曲最难，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仅凭看电影时听一遍，过后再想唱是不可能的。许多插曲，比如，《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英雄的赞歌》，《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等等，都是在看过电影后很长时间才学会。那时候最流行的歌曲就是电影插曲，最时髦的事就是唱电影插曲。相对来说，模仿电影中的人物语言和动作就容易得多了。当然，我们是良莠不分，正面角色模仿，反面角色也模仿。模仿较多的还是反面角色。“八格牙鲁”、“蜜西蜜西”、“什么的干活”等等“中式日语”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在影片《渡江侦察记》中，有一个携带长江防务图的国民党小军官在长江边钓鱼时，被我军侦察员拖下水淹死，这份长江防务图就被我军获得。国民党将领发现这名小军官失踪后，说了四个字：去向不明。我觉得这四个字说得太好了，就牢牢地记住了。后来有一天，一位小学女老师见到我，随便问一句：“你妹妹呢？”我立即把刚刚从电影中学来的四个字用了上去，说：“去向不明。”女老师说：“看你这一点小孩，说多大话哟。”我颇为得意地跑了。我们也经常把英雄人物的精彩语言挂在嘴边。在上学的路上，走在前面的人会冷不丁地朝后边的人喊：“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台词）当一群人要从甲地到乙地时，就会有人振臂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电影《董存瑞》中的台词）
这些战争题材的影片，本意是通过战争中发生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教育人们要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我们这些歪耳和尚却听歪了经，虽然受电影潜移默化的影响，增强了爱国意识，但也滋生了战争情结。“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当时，我们作文中常用的语言），当然没有腥风血雨的战争了。但我们就在内部“开战”。那时候，我们生产队比较大，为了便于管理，生产队就根据居住地点不同，把全生产队分成四个组。我们三四组的小孩就把一二组的小孩视为“敌军”。我们三四组有十几个小孩，被凤龙编成一个“师”，凤龙自任“师长”，下设一个“旅”、一个“团”。小六子年龄比我大一岁，个头也比我高，任“旅长”，我被风龙封了个“副旅长”，小四子、朱顿子分别任“团长”和“副团长”。我们白天不是上学就是割猪草，“战争”只能在晚上进行，“战场”就在一二组和三四组的交界处。我们也有枪，而且是两支近乎真家伙的枪，一支是铁盒子，一支是长枪，都是凤龙哥哥从外地弄来的。据说是造反派用过的，能打火药。我们都相当地想背背这两支枪，千方百计和凤龙套近乎。有时凤龙一高兴，就会让我别一下他的铁盒子枪，那感觉，忒神气。凤龙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核心人物，除了他个头大、力气大外，手里有枪也是一条重要原因。看来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对：枪杆子里边出政权。
当然，因为我们没有火药，这两支枪在打仗时是派不上用场的。派上用场的是砂礓。也就是说，我们打仗不是打枪，而是扔砂礓。现在想来，这真是非常危险的游戏。万一有人被砂礓击中头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好在只发生几次惊险事件，双方并无人员伤亡。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小孩坚守在一个屋角后，时间很长，也没见到“敌军”，我就让他们撤退，我作英雄状断后。谁知，我还没来得及走，“敌军”已经到眼前了。我一下慌了手脚。如果我当时不理智，撤腿就跑，砂礓肯定会像雨点般地袭来。还好，我急中生智，大模大样地站到路边，大义凛然。他们倒也不敢向我头上扔砂礓，只是象征性地向我腿上扔了几个。时值冬天，我穿着棉裤，并未受伤。我呵斥他们几声，他们竟逃之夭夭了。颇有点张飞在长坂桥喝退曹操大军的英雄气概。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县城读中学。在县城读书期间，也看过不少电影，但现在只记得两部，一部是《青春万岁》，一部是《小花》。我考取一所师专后，我所在的中文系也经常组织学生看电影，但我现在竟然一部电影的片名也想不起来，一个镜头也记不得。记忆这东西真奇怪。从师专毕业，我又回到县城工作时，原来几处露天电影场已经拆除。电影院还在，开始还放过几场电影，后来就改成了会议中心，主要接待开会了。昔日热闹非凡的电影管理站逐渐门庭冷落，人员相继下岗。今年初，电影管理站所在的地址被一房地产开发商买去，计划建商业步行街，目前正在拆除中。不久，电影管理站这个单位将只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下一代人可能就不知道有此单位了。
当然，现在我们看电影的条件比小时候好多了。家里有DVD，可以租大片，看个够，但我却没有此兴趣了。有线电视有电影频道，每天都放电影，但我却很少看，偶尔吸引我坐到电视机前的，竟然还是《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之类的老片。只能算是重温少年时的记忆。看来，对电影的痴迷，只能停留在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了。
（原载《传承》2008.10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