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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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我父亲已经逝世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我潜意识里从来不认为我父亲已经死了，以为他还住在老家。我总以为，我有一天回老家，还会像以前一样看到父亲——看到父亲捧着烟锅坐在树阴下和乡邻谈闲，看到父亲板着脸教训两个闹矛盾的“冤家对头”，看到父亲……当然，我再回老家，不可能见到我父亲，但我仍然不认为他已经死了，只以为他还像以前一样，到谁家帮忙谋划事情了，等事情完了，他就该回家了……然而，这二十多年，我一次也没有等到我父亲回家。理智告诉我，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回家了……不禁悲从中来。这才意识到，以前回老家能见到父亲，是多么幸福。可惜，我以前并不懂得珍惜，空留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怀念。
我的父亲叫吴玉前，1922年出生于苏北一个叫面西的小村庄。1941年，共产党来到苏北，建立起苏北根据地。当时，我父亲正值青春年少，个头也高，对革命充满热情和梦想，积极投身革命，还当上了村里负责人。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前方急需补充兵力，我父亲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主动要求报名参军，开赴抗日前线。由于我父亲作战勇敢，入伍不久就当上班长，后又当上排长。
那是1945年的初春，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寒意和蒙蒙薄雾，我父亲所在的部队奉命开往前线，不料却在途中与一股日军不期而遇，双方均迅速占领有利地势，展开激烈的枪战。我军多次想发起冲锋，均被日军的火力压了下来。正当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时，突然听到日军的右翼响起“哒哒哒”的枪声。原来，父亲见日军火力太强，从正面很难突破，遂向首长提议，由他带领一排战士，迂回到日军右翼，打击日军。首长同意了我父亲的提议。本来，日军的注意力和火力都集中在前方，没想到自己的右翼却突然飞来密集的子弹。日军顿时乱了阵脚。我军正面部队乘机发起冲锋，日军彻底溃败。一名日军指挥官见大势已去，仓皇跳上一匹白马，企图逃跑。我父亲眼疾手快，抬手一枪，把这名日军指挥官打下马。于是，这匹白马就成了我父亲的战利品。战斗结束后，我父亲不仅被提拔为连长，同时还得到一件特殊的奖品——白马。从此，父亲与白马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所在部队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我父亲骑着他的白马，带着他的连队，在司令员王必成（当时敌我双方均称他为“王老虎”）率领下又投入到了解放战争，先后参加过涟水战役（1946年10月）、鲁南战役（1946年12月）和莱芜战役（1947年2月）等多个战役和战斗。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冲锋在前的父亲不幸连中数弹，倒在马上。这时候，我父亲还有意识，他知道，自己一旦落马，此生也就结束了，所以，他用仅有的一点力气，死死地抓住马鬃。白马似乎已经知道主人受伤，迅即踅进路边的树林，避开弥漫的硝烟，从一条小路上把我父亲驮回到后方。当时，我父亲被救护人员发现时，因为失血过多，已经昏迷不醒。救护人员立即对我父亲进行抢救，等我父亲脱离生命危险后，救护人员说，如果不是白马把他及时驮回来，这次他就没命了。
我父亲在部队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便出院了。我父亲要求继续随军作战，但部队考虑到他的伤势，没有同意，把他就地安置在山东，边工作边养伤。我父亲在山东工作期间，因为有白马相伴，倒也不寂寞。
1948年5月，我父亲得到了家乡解放的消息，遂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乡工作，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在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我父亲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跨上一直跟随他南征北战的白马，踏上了归乡之路。
当年，我父亲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我可以想象得到，那年父亲骑着白马出现在村中，是何等的威武。刚回乡时，我父亲担任乡武装部长，后又被下派到面西任生产大队长（后来又任支书）。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许多人都认为，凭我父亲的脾气，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对待，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出乎他们意料，我父亲竟然一句牢骚也没发，高高兴兴地骑上白马，到面西履新了。他们哪里知道，我父亲生于面西，长于面西，他热爱面西这块土地，也热爱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我父亲此次之所以甘心被“下放”，就是想到面西为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解放初期，家乡的社会治安形势还不太好，身为武装部长的父亲，为了保一方平安，常常骑着白马，四处察看。有一天，他从面西出发，策马向东，骑行了大约六七公里，眼前豁然出现一片广袤的湖地，杂草丛生，野兔出没，明显无人耕种。这片湖地位于面西东面，因而被面西人称为“东湖”。此时的东湖虽然一片荒凉，但父亲却从这些野生植物的强劲长势上看出，这片湖地的地劲很足，如果种上庄稼，一定会有好收成。父亲当时就看上了东湖。后来，父亲到面西任职，上任伊始，便组建一支垦荒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东湖。在我父亲的带领下，垦荒队员们吃住在东湖，挖沟修渠，刈草垦荒，奋战半年，一片荒芜的东湖变成了数千亩的良田。紧接着，父亲又发动群众，修筑了一条连接面西和东湖的土公路。这条公路一直沿用至今。当然，现在已经由土公路变成水泥路了。
有了这条公路，面西人前往东湖耕种收割，就方便多了。后来，东湖每年都能为面西产出数万斤的粮食，大大缓解了面西口粮紧张的局面。当然，虽说有一条公路连接面西和东湖，给面西人来往东湖带来不少方便，但毕竟相距较远，加之那时候运输工具极为落后，每个生产队只能有一两辆牛车，平时运送一些种子肥料之类的物资，主要还是靠肩挑人扛。面西人到东湖耕种收割，其实还是有诸多不便，所以，到了1976年，上级决定让面西拆迁一部分人到东湖。这就是现在的丰湖居委会。百度百科显示：“丰湖居委会地处泗洪县东北部，……全居共有13个村民小组，人口2300人，党员48人，预备党员1人，耕地面积5600亩。”目前这些耕地已经全部流转，按照目前每年每亩800元计算，这些耕地每年可以给丰湖居委会居民带来448万元收入。可以说，丰湖居委会就是当年父亲带领群众开垦出来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又干了一件被面西人一直称颂的事。1959年——1961年，面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基本绝收。那时候，农业水平还极端落后，主要还是靠天吃饭。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庄稼不收当年穷。”何况是三年基本绝收呢？那时候几乎家家都揭不开锅了。据村里老人回忆：“那时候，家家断粮，没粮食吃，就吃树皮，吃草根，稍微能够充饥的，都被吃光了。因为饥饿，个个都浮肿，出来都只能扶墙走。邻村已经饿死不少人了。”作为大队支书的父亲看到这种情况甚为着急，为了防止本大队出现饿死人的情况，父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把大队仓库内仅有的一点豆种分给群众度命。对于父亲这个决定，有的干部不同意，认为这是违反上级规定的，没有豆种，来年就无法发展农业生产了，这责任可就大了。这时候，父亲说出了一句至今还被面西人传颂的话：
“人种都要没有了，还要豆种干什么？”
于是，父亲不顾上级规定，不顾他人反对，毅然开仓分豆种。那时候，粮食比黄金还要金贵，只要有一斤粮食，就可以救一家人的命。父亲此举无疑是救命之举。许多人因为得到一点粮食活了下来。那时候，父亲手里还有一些权力，比如，遇到特殊困难的人家，他还会特批三两斤山芋干给他们。别小看这三两斤山芋干，那时候可以让一家人活命。据村里老人回忆：“那时候，邻近的村庄几乎每天都有饿死人的，而我们面西却很少有人饿死。”
然而，由于父亲性情耿直，对于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常常据理力争，不给领导留情面，平时难免会得罪人（面西人说他“抗上”）。这些人平时对我父亲颇有微词，正想找机会整治一下他呢，这次违规分豆种，成了很好的把柄。他被免去了支书的职务。父亲在人生黄金时期，政治生命突然被终结，按说这应该是他一生的痛，但我从未听父亲说过后悔的话。也许在他看来，用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换回众多乡亲的命，值得！
人走茶凉，也许会有人因为我父亲不干支书而轻慢他，但更多的人还是记得他的好，乃至在他逝世二十多年后，有不少老人仍然记着他，提到他的名字仍然肃然起敬。
当然，我父亲毕竟也是普通人，不可能完全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刚被免职时，也觉得无颜见人。我曾经听父亲在和乡邻谈闲时说过这样一件事。那年秋收后，父亲也想像其他人一样，带着耙子到田里搂草。但父亲过去是堂堂的支书，哪天干过这样的事呢？然而，支书虽然不干了，日子还要照样过，家里也像其他人家一样，缺草呢。犹犹豫豫，磨磨蹭蹭，等太阳下山时才带上耙子出门。那时候田里的草可不是随便搂的，有的地块已经收清，可以任由群众进去，有的地块尚未收清，则不可以进去。父亲那天第一次下田搂草，也分不清哪一块地已经收清，哪一块地尚未收清，懵懵懂懂地走进了一块尚未收清的田地。父亲刚进入这块田地时，就被坐在田地另一头看田人小Z看到了。当时生产队赋予看田人特别大的权力，可以没收擅自闯入尚未收清田地人的搂草工具，但小Z却不敢去没收我父亲的工具，于是就采用激将法，逗小W说：“那边有一个人在搂草，你敢去把他的耙子拿来吗？”
那时候，看田人大多是一些愣头青，耍起横来六亲不认。我们当地人称他们为“六叶子”。也难怪，如果不“六”一点，也看不住田。小W几乎年年看田，还没有遇到他不敢拿的耙子。他当然不服气，怒气冲冲地向这边走过来，等到他走到近前，看清暮色中搂草的人时，霎时像泄了气皮球，嗫嚅着说：“噢，是……是三大爷啊！你……你也来搂草啊！“（我父亲这一辈，有叔伯兄弟五人，我父亲排行老三，家乡人为了表示对我父亲尊重，总是用”三表哥“”三表叔“”三大爷“这样亲近的称谓来称呼我父亲。）我父亲说：“我不能来搂草吗？”小W连忙说：“能，能，我来帮你搂。”说着抢过父亲手里的耙子，搂了起来，不一会，搂了一大堆。他又把草捆成两捆，让父亲挑回去。等父亲挑上草走了，小W走回田地的另一头。小Z笑着说：“你不是吹牛说，你看田多少年，还没有遇到你不敢拿的耙子吗？你怎么不把这个人的耙子拿来？”小W反唇相讥道：“俺当然不敢动三大爷的耙子，因为没有三大爷，歉年的时候俺家可能就熬不出来了。难道你家也不是一样？那年过祭灶，如果不是三大爷把自家山芋干送到你家，你家已经饿得浮肿的老爷子，恐怕支撑不到过年吧。就凭这救命之恩，你敢去动三大爷的耙子？”小Z无言以对。
多少年后，父亲跟人谈闲时说起这件事，说：“小W这个兔崽子虽然‘六’，但却重情重义。”
提到“重情重义”，“贺建章”这个名字从我的记忆深处跳了出来，他叫我父亲“三表叔”。我父亲当支书时，他在我父亲手下当生产队队长，对我父亲重情重义。后来，我父亲不当支书了，他对我父亲仍然重情重义。我很小的时候，就见他们经常在一起，但不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直到有一天，我听到贺建章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家揭不开锅，三表叔一头粮食，一头草，挑到我们家。”这时候，我才知道，贺建章为什么对已经不当支书的我父亲仍然重情重义了。
贺建章有一个很有出息的儿子，在南京某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贺建章被这个儿子接到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六弟在南京服兵役，我父亲到南京看我六弟，我六弟便把我父亲带到了贺建章的住处。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贺建章，看到我父亲竟然激动得像个孩子，反复地说：“是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刮来的嗨？”他看到我父亲头发乱了，就把我父亲让到椅子上坐下，找来一把梳子，轻轻地给我父亲梳头。一位古稀老人，拿着梳子给另一位古稀老人梳头，每每想到这样温馨的画面，我都感慨万千。后来，我父亲回到面西，每每谈及这次和贺建章会面，也都无比激动。
这次，我六弟还给两位老人照了一张合影。这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合影，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合影。这次会面后没几年，我父亲就去世了。又过几年，贺建章也去世了。我相信，这两位感情深厚的老人已经在天堂相聚了。
在天堂里和我父亲相聚的人中还应该有我的表叔许贤纯。我叫他表叔，是因为他叫我父亲三表哥。我们两家成了表亲，只是因为我奶奶的娘家姓许，所以，真正论起亲戚关系，我们两家有点八杆子打不着。但从我记事起，许贤纯就是我们兄妹的亲表叔，因为他把我父亲当成亲哥尊重，把我们晚辈当成亲侄儿侄女看待。这其中缘故，主要还是因为他曾经在面西当过几年会计，老哥俩联手为面西做了不少好事实事，他们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年，我父亲被免职后，他继续留任，后来调至乡政府任职，成了乡政府干部。他当上乡政府干部后，每月有固定工资，家庭经济条件大大强于我们家。但他并没有因此看不起我父亲，反而更加尊重我父亲，千方百计照顾我们家。把我们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去干，把我们兄妹当成自家小孩去关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离家较远的农村中学任教。表叔知道后，甚为着急，多次带着我去找相关部门领导，宣讲我父亲曾经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希望领导能看在我父亲曾经为革命流过血的份上，能够考虑把我的工作调动一下。我记得，表叔当时还带着我去找过县教育局的蒋校长。蒋校长年轻时当过校长，后来年龄大了，校长不干了，退居二线后被调到县教育局。人们还习惯称他蒋校长，但我表叔不让我称他蒋校长，叫我喊他表姑父。因为他妻子也姓许，跟我表叔同辈，而且也是面西人。蒋校长是面西人的女婿，也在面西小学教过书，所以，他对我表叔和我父亲都很了解。当他听说我是吴玉前的儿子时，高兴地跟我表叔说：“他表舅（指我父亲）这人了不得，他的儿子不会差。”他似乎觉得还意犹未尽，又补充道：“我在面西教书的时候，听到许多人夸赞他表舅，说他当大队干部的时候，对老百姓好，一心想着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救了那么多人的命。”表叔说：“那还真不假，没有三表哥，面西现在可能有好多人都不在人世了，也有好多人连出生的机会也没有了，因为他们的老子可能早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就饿死了。还有，他当年带领群众开垦出来的东湖那几千亩土地，可以世代为面西人造福。”……听着这老哥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赞我父亲，当时我真想站起身大喊一嗓子：“我骄傲，我是吴玉前的儿子。”临别时，表姑父还亲热地跟我说：“以后有事就直接来找我。”后来，我果真直接去找过他几次，每次他都热情地接待我。我至今还记得，他带着我到一位负责人那里，坐在那人的办公桌前，低三下四地说：“帮帮忙吧！帮帮忙吧！”
当然，那位负责人最终未能帮上忙，因为我当时想调到县城，而当时想从农村调到县城，简直比登天还难。但表姑父对我这份情义，我却没齿难忘。我知道，表姑父之所以对我如此尽心，一方面是看我表叔的面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我父亲的敬重。他和我表叔一样，把对我父亲的敬重化作了对我的关爱。事实上，表姑父和我父亲交往并不多，但这不影响他对我父亲的敬重。
因为调县城不成，我表叔又退而求其次，找到我们本乡的领导，把我调回到了本乡中学。
两年后，我有幸因为一篇文章被本县金融部门的领导看中，于是我被调到了县城一家金融部门工作。拿到调令那天，我就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表叔。然而，这时候我却听到了一个噩耗：我表叔因突发疾病去世。
我匆忙赶回面西老家，匍匐在表叔的灵柩前，泪如雨下。在场的亲戚朋友劝了我好长时间，我才止住眼泪。
表哥（我表叔的大儿子）哽咽着说：“我爸要是知道你调到银行工作，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听表哥这样说，我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表叔突然逝世，对我父亲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此后，他常常一个人捧着烟锅发呆。过去我父亲身体一向硬朗，但从此以后，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后查出严重的冠心病。仅仅过了五年，即1999年12月13日，就被这个病魔夺去了生命。父亲未能看到新世纪的曙光。
写到这里，一股悲伤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像蚂蚁般啃噬着我的心。为了缓解一下内心的伤痛，请允许我把日历翻回去，记录一点轻松的事吧。
且说那年我父亲从支书的位置上下来后，父老乡亲出于对我父亲的信任，家里遇到事情，特别是红白喜事，还是习惯性地找我父亲商量，请我父亲出谋划策，坐镇指挥。我父亲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他就当上了这个不拿薪水的大支。虽然不拿薪水，但他却干得尽心尽力，不亦乐乎。
我父亲不仅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能把整个事情谋划得井井有条，还会精打细算，努力让事主家花最少的钱，办最体面的事。我从小就有印象，父亲隔三差五就要出去为别人家当大支。有一次，在一家婚礼现场，我看到父亲拿着一个喇叭，恭请客人有序入席，安排服务人员各就各位，准备上菜，俨然如一场大戏的总导演。
大支，在中国的七十二行中找不到这个行当，但在我们家乡，家家户户都有用得着大支的时候。我父亲虽然没有说过“群众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之类的话，但他却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除了大支，我父亲还有一个不拿薪水的头衔——义务调解员。俗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父老乡亲们住在一个村庄，抬头不见低头见，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时候。他们起了纷争，往往各执一词。但他们却一致相信，我父亲是公正的，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裁决。因此，父老乡亲们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往往会想到我父亲。
这是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因为我年幼，怕黑，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父母就在他们的房间放一张小床，给我睡觉。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我们一家人已经睡下了。这时候突然听到门前传过来激烈的争吵声，紧接着我们家的门被咚咚地敲响，我父亲披衣下床，打开门，进来一对兄弟。这兄弟俩均已结婚生子，各自立户过日子。但在这天晚上，兄弟俩却因为一点家庭琐事争吵起来，兄说兄有理，弟说弟有理，互不相让。僵持不下，兄弟俩一致同意，来请我父亲评判。当时，他们兄弟俩就坐在我的床沿上，各自向我父亲陈述自己的冤屈，指责对方的不是。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现在也记不清，我父亲听了他们各自的陈述后，究竟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他们进门时恶语相向，出门时已经心平气和了。至于他们是否做到重归于好，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却看到，通过我父亲的游说，一场家庭纠纷，就此平息。
现在，这兄弟俩均已八十多岁，均卧病在床，勉强度日。走到人生边上的兄弟俩，如果想起年轻时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置兄弟感情于不顾，盎盂相击，一定会感到无比羞愧吧！
在我们家西边，离我们家有一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西吴庄的庄子。庄上住着吴、朱两大家族，吴姓家族要大一些，人多势众，有时难免盛气凌人；朱姓家族虽然小一些，但也不甘示弱。某一日，一个姓吴的家庭和一个姓朱的家庭因为门前小菜地的边界发生争执，既而波及到吴、朱两大家族。两大家族均不能容忍本家族成员被外姓人欺负，纷纷聚拢过来，摩拳擦掌，要为本家族成员出气。眼看就要发生群殴事件，本庄上的干部也制止不住，情急之中，飞奔至我家，拉上我父亲就走。我父亲赶到现场，站到剑拔弩张的两拨人中间，大声说：“这边姓吴的，是我的本家，这边姓朱的，是我的亲戚（朱姓是我母亲的表亲），你们两家要想打仗，都可以冲我来。我当兵打仗的时候，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我没有怕过；面对国民党的枪炮，我也没有怕过。今天，面对你们的拳头，我也不会害怕。”
众人听我父亲这样说，都愣住了。我父亲见他们的气焰有所萎缩，故意倚老卖老，大骂站在前头几个后生：“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小小年纪不学好，倒学打架斗殴，坏了名声，以后连老婆也讨不到。”几个后生灰溜溜地走了。其他人也彻底丧失了斗志。几个年长者反而过来劝我父亲不要生气。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群殴，就这样被我父亲平息了。
我有个本家叔叔，叫吴玉华，住在我们家邻近的花庄。原任花庄大队支书，后调至乡政府任职。他极为尊重和佩服我的父亲，他像我表叔许贤纯、表姑父蒋校长等前辈一样，爱父及子，对我极为关心。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到面西，看到两个“愣头青”坐在面西村委会门前的小桥上说话，俩人不知什么原因，说着说着，竟然吵起来；吵着吵着，又打起来。两个人都“六”，都往死里打，一名村干部从村委会办公室里出来，呵斥他们，但他们不听。眼看要出人命，这名村干部叫人赶紧跑去找我父亲。我父亲闻讯赶来，大喝一声：“住手。”这两个人打得正凶，刚才谁也劝不住，听到我父亲一声断喝，两个人竟然都住了手，站到了一边。我父亲指着他们骂道：“你们两个兔崽子要是把这小桥护栏弄坏了，我叫村里找你们赔钱。”这两个人一声也不敢吭。吴玉华叔叔最后感叹道：“我三哥不干支书好多年了，但在村里还有这么高的威望，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多人都尊重他，佩服他，连‘愣头青’都服他，啧啧……”
吴玉华叔叔说的不错，我父亲已经不干支书好多年了，但仍然有许多人尊重他，佩服他。从小到大，我听到、感受到太多的人对我父亲的认可、尊重和称赞；从小到大，我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中。
记得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上学，正巧和几个赶集的大人同行。其中一个人看到我就亲热地说：“这是三表哥家的小孩。”那几位同行的大人都亲热地跟我打招呼：“上学啊！”接着，他们谈论起父亲。一个说：“ 三表叔是好人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我们这地方救了那么多人，如果没有他，我们这地方还不知要死多少人呢。”另一个说：“三大爷何止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救了那么多人啊，我们大队东湖那片几千亩土地，还不是他在解放初期带人开垦出来的？”还有一个说：“面西通往东湖那条公路，也是三表叔当年带领群众修筑的，有了这条公路，我们到东湖多方便哪！”那几位乡亲对我父亲交口称赞。
听着他们对我父亲的赞叹，小小年纪的我霎时有了“我骄傲”的感觉，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颇有点“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
我在县城上初三时，学校没有宿舍。我父亲便把我带到开客栈的陈奶奶家。陈奶奶的老伴去世了，儿孙也不在身边，孤身一人，房子多，又临街，便开了一个客栈。父亲曾经带着我到陈奶奶家的客栈住过。我记得，那天早晨我们父子俩起床后准备离开客栈时，我父亲转过身，背对着陈奶奶掏出钱包准备付房费，却被陈奶奶逮眼看到了，一步跨到我父亲跟前，一把抓住我父亲的手，说什么也不让我父亲掏钱。我父亲只好作罢。这次，我父亲带我去陈奶奶家借宿，陈奶奶仍然欢迎。她在她居住的临街前屋腾出一张床给我睡。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便背着书包，来到陈奶奶家。后来，学校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几个农村来的学生住，我也就从陈奶奶家搬出来了。那天，我去陈奶奶家拿被子时，她说：“我可没撵你啊？”我说：“不是你撵我的，是学校有地方住了。”我是1979年住在陈奶奶家的，距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四十多年了，我现在只记得我搬离陈奶奶家时，她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至于我住在她家那段时间，她还跟我说过些什么话，我现在一句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对我父亲非常尊重，以致对我也非常好。至于她为什么要尊重我的父亲，她当时也许没有说，但她却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我父亲行事为人值得她尊重。
我在县城上高中时，有一个周末回家，突发奇想，跟邻居小马到街上理发。我们生产队有专门理发师傅，不要钱，而我们上街理发是要钱的，但我们那天不知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上街花钱理发。到了街上理发铺子，理发师傅收了我们钱，先给小马理发。闲谈中，理发师傅知道了我父亲的姓名，立马对我格外亲热。轮到给我理发时，他突然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跟我说话，大意是如果我不是跟别人一起来，他不会收我钱的。我也不敢答话，怕被小马听到，只能咧嘴笑笑，算是表示理解。由此可见，我父亲在这位理发师傅心中的位置不一般。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理发师傅不简单。他叫朱世安，曾经从城里下放到我们村。据说，他刚到农村时不会干农活，生产队想照顾他，安排他看仓库，他却执意不肯，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于是，他拜师学了理发手艺，用一把理发刀养活一家人。我父亲当年常常夸赞他，他对我父亲也极为敬重，俩人还结为兄弟，算是惺惺相惜吧。
我在外地上大学时，一年寒假乘长途汽车回家，到我们家所在的乡政府前下了车，因为已经很晚了，便到在乡政府工作的堂姐家借宿。第二天早晨，我从堂姐家出来时，一位乡政府领导看到了我。当他得知我是吴玉前的儿子时，连连夸赞：“老子英雄儿好汉！”我知道，他当然不是在夸赞我，而是在夸赞我父亲。其实，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年过六旬了，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老头，但这位乡政府领导却借着我来夸赞我的父亲，足见这位乡政府领导对我父亲印象不坏。这位乡政府领导并非我们本乡人，是异地任职干部，他是如何知道我父亲的呢？无非是父老乡亲们的口口相传。
当然，在面西，对我父亲也不是一片赞扬。前文提到过，我父亲性情耿直，说话直来直往，难免会得罪人，尤其容易得罪干部。加之，一些父老乡亲也不顾及个别干部的感受，遇事不找干部，却找我父亲，导致一些干部对我父亲心怀不忿。起初，他们还能忍耐，等到文革爆发，他们也就“爆发”了，开始频频向我父亲发难。有一年，在几名大队干部的精心策划下，大队还召开了一次批斗我父亲的专场会议。那天，有一名女干部异常兴奋，早早就赶往大队部会议室，一路上逢人便说：“今天批斗吴玉前。”
批斗会开始了，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一名大队干部率先站出来向我父亲“开炮”，他说：“吴玉前，脸黑，黑到骨头……”文革期间，黑，简直就是恶和坏的代名词。比如，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 反革命分子 、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称为“黑五类”。我父亲是为革命流过血的人，他们当然不能把我父亲定为“黑五类”，但我父亲有一黑，他想赖也赖不掉，那就是脸黑。这位率先“开炮”者以为击中了我父亲的软肋，我父亲一定无可辩驳，只可惜他在攻击别人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祖宗。他的祖父和曾祖父原来都是地主，是货真价实的“黑五类”，我父亲是本地人，对他的家世当然一清二楚。我父亲揭露出他的家世后说：“我吴玉前虽然黑，只是皮肤黑，但肯定不如你黑，因为你从根子上就是黑的，你们家前面两代人都是‘黑五类’，你就是双料‘黑五类’子女，除非你不承认你是那两个人的后代。”
会场上发出哄堂大笑。这位干部本想当众羞辱我父亲一番，不料却自取其辱。其他几名准备发言的干部见第一炮未能打响，锐气顿失，不敢站出来了，有的还借故离开会场。一场精心策划的批斗会，就这样草草收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几名干部虽然对我父亲耿耿于怀，但对我父亲当年带领群众开垦出来的东湖却情有独钟。1976年上级号召向东湖拆迁时，这些人大多拆迁到了东湖，把这儿作为终老之地，死后也都埋葬在这片土地上。现在，这些干部均已作古，但他们的子孙还在继续享受着这片土地流转后带来的红利。
我父亲在文革期间受到不少责难，但他后来从未在我们这些晚辈们面前提及过，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事一样。不仅如此，有些曾经或明或暗攻击过我父亲的人，后来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求助到我们家，我父亲和我们这些晚辈仍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毕竟那些荒唐事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不能完全把责任归咎到个人。
说起来，我父亲的命算是苦的。他刚长大成人，祖父祖母就相继去世。他没能有机会奉养双亲，这是他一生的痛。
后来当兵，也是九死一生，侥幸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当上大队支书，又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之中，又遭受无端责难。但我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始终积极乐观，有爱心，有担当，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让大家伙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再好一些。
父亲在社会上是这样行的，在家庭亦是这样做的。
前文说过，我父亲这一辈，有叔伯兄弟五人，老四和老五都是儿女双全，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无须我父亲操心。老二早在解放前，在我父亲外出当兵期间，离开家乡外出讨生活，从此杳无音讯。这是我父亲心中又一个痛。老大一生无儿无女，日子过得有点凄惶，晚年尤感凄凉。为此，父亲把我过继给大伯父和大伯母做儿子，但我那时候还年幼，根本无法履行做儿子的职分，最终还是我父亲为大伯父和大伯母养老送终。
我父亲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也就是我的大姑、二姑和小姑，我大姑和小姑嫁在本村，我二姑嫁到了离面西有十多公里的一个村庄。我大姑父早年去世，留下大姑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我父亲就千方百计照顾大姑一家。俗话说：亲舅如父母。对大姑家的几个孩子，我父亲视同自家的孩子。大姑家的几个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表姐，对他们的舅舅，也像对待父亲一样尊重。有一年，有一个表哥家因为一点琐事吵闹起来，我大姑讲话他们不听，就叫人去找我父亲。我父亲来了，径直走到表哥家的堂屋，朝当门地的凳子上一坐，铁青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表哥表嫂见事不妙，双双扑通跪到我父亲面前。跪了好长时间，我父亲才让他们站起来，告诫他们说：“不许再吵了，再吵我来打断你们的腿。”表哥表嫂点头如捣蒜。
大姑七十三岁时，不幸查出食道癌，而且已经是晚期，医院已经不治了，要求家人准备后事。我父亲和几个表哥表姐都不想放弃，多方打听，得知西安某医院有药能治疗食道癌。然而，从我们老家面西到西安有一千多公里，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没有私家车，想把奄奄一息的大姑弄到西安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当时，我的父亲救大姑心切，不顾自己已经年迈，决定只身前往西安开药。那年秋天，父亲带上大姑的病历，先步行到县城，乘坐公共汽车到徐州，再从徐州乘火车赶往西安。
就在徐州至西安的火车上，我善良的父亲遇见了一位善良的西安小伙。当时，天已经快黑了，火车已经快到西安，坐在我父亲对面的小伙有点难为情地跟我父亲说，他在西安鞋厂工作，此次是回家探亲后返回西安，上车时没有买票，准备到西安下车时补票，但他刚才发现自己的钱包不知什么时候被小偷偷了，他下车时就无钱补票了。他希望我的父亲能借钱给他补票，等下车后跟他到他的鞋厂宿舍取钱。如果现在人在火车上遇到陌生人借钱，十有八九会认为遇到了骗子，不会理会，但我善良的父亲当时竟然完全相信小伙的话，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小伙。事实证明，小伙不仅讲诚信，而且心地善良，下车后就把我父亲带到了他的鞋厂宿舍，不仅还了钱，还留父亲在他那儿吃饭住宿。第二天早晨，小伙又早早起床给父亲做早饭，还说如果不是今天上班，他会陪我父亲去医院的。吃过早饭，他把我父亲送到去医院的公交车上。出门前，他还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地址写在纸上，塞在父亲的口袋内，说如果以后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就写信给他。父亲是第一次去西安，本来还为在西安的吃住和找医院犯愁呢，现在有这位西安小伙的帮助，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这次父亲在西安医院开了一些药回来。药吃完后，我父亲就按照西安小伙留下的姓名和地址，把钱汇过去，请西安小伙帮忙到医院开药寄过来。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粮票比较紧张，我父亲当时还托人兑换一些全国通用粮票，寄给这位西安小伙，以表示对他的感谢。
当然，从西安开回来的药并没能挽救我大姑的生命，但这并不影响我父亲对这位西安小伙的感激之情，时常在家人亲友面前说起这位善良的西安小伙。光阴似箭，转瞬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当年那位善良的西安小伙现在恐怕已是古稀老人了吧。愿这位西安好人一生平安！
我有个表姐，是二姑的女儿，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倍儿棒，八十多岁还照常下地干活。她时常骑着电动三轮车来我家串门，来了就跟我讲我父亲当年照顾三个姑姑家的事。
她说，那年年成不好，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我二姑父在家饿得不行，就到面西找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是大队支书。正巧那天大队干部聚餐，我父亲就把二姑父带过去，和大队干部一起吃饭。我父亲特别有心，把桌上一个最大的碗推到我二姑父面前。二姑父好久没能吃上饱饭了，那天连吃了几大碗。几个大队干部看他吃了那么多，惊讶得目瞪口呆。事后，我父亲跟我表姐说：“那天我真怕你大（你父亲的意思）撑死了。”
那时候，我父亲看三个姑姑家都是吃上顿没下顿，便从自家口粮中挤出二百四十斤豆饼，分给三个姑姑家，每家八十斤。我二姑家那份，是二姑父过来挑回去的。二姑父来挑豆饼时，我父亲反复交待他：“路上一定不能吃，回到家后，收藏好，每顿饭切一点放到锅里就行了。”我父亲可不是怕二姑父路上吃豆饼，他知道二姑父肚子里缺粮，一旦在路上吃豆饼，他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而一旦豆饼吃多了，必然要找水喝，胃里的豆饼碰到水就会迅速膨胀，这样真的可能会撑死人。还好，二姑父那天顶住了豆饼香的诱惑，在路上没有吃，径直把豆饼挑回了家。
可别小看这八十斤豆饼，在那个缺粮年代，堪称高级营养品。三个姑姑家靠着这八十斤豆饼，再搭配一些野菜、山芋干之类的东西，度过了那个荒年。后来，二姑父经常跟我表姐说：“你舅舅这份恩情，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父亲查出严重冠心病，几度入院抢救。有一次，二姑父不顾自己已经年老体弱，骑上自行车，载着同样年老体弱的二姑到医院看我父亲。看着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的我父亲，两位老人不住唉声叹气。那天中午，我请两位老人到我家吃饭，我妻子做了一桌菜，但两位老人只是礼节性地到餐桌前坐坐，基本没吃。劝他们，二姑父说：“不想吃。”
当我父亲入院抢救时，二姑父还能骑着自行车来看我父亲。谁也想不到，二姑父竟然走在了我父亲前头。此后不久，二姑父就被查出食道癌，而且是晚期。临终之前，二姑父躺在床上，拍着心口跟我表姐说：“我就想你舅舅。”表姐说：“你现在躺在床上，我舅舅在家也躺在床上，你不能去，他不能来，怎么办？”二姑父不吱声了。二姑父去世之前，只想见我父亲一面，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我现在想来，心里都感觉到特别疼。
当年，我父亲虽然用二百四十斤豆饼，帮助三个姑姑家度过了荒年，但是荒年过后，三个姑姑家的日子依然捉襟见肘，小姑家尤其困难。我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我们家也不宽裕，随着我们兄妹几人相继出生，我父亲养家糊口的压力也很大。加之，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年过半百，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从前，自顾尚且艰难，但我父亲还是决定要帮帮特殊困难的小姑家。其实，我父亲也没有什么良策，那时候，我们家喂养一头老母猪。那头老母猪每年能产两窝、二十几头猪崽，给我们家带来几百元收入。（放猪，是我小时候主要任务。）为了扶持小姑家摆脱经济困境，我父亲做出一个决定，把我家的老母猪送到小姑家。我父亲的想法是，这头老母猪每年能给我家带来几百元收入，也一定能给小姑家带来几百元收入。然而，我父亲的想法最终还是落空了。说来也是奇怪，这头老母猪在我家时，每年能产两窝、二十几头猪崽，然而，到了小姑家，每年只能产一窝、两三头猪崽。小姑家喂养了几年，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钱。我父亲有一次无奈地跟我表姐说：“你小姨家难道真是有穷根吗？老母猪在我家就能产两窝、二十几头猪崽，怎么到她家就不行了呢？”现在想来，其实不是小姑家有穷根，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家没有喂养老母猪的经验，没有把老母猪喂养好，导致老母猪产崽少。当年，我父亲只把老母猪送到了小姑家，但却没有把喂养老母猪的方法教给他们家，就好比你把一套设备送给一个企业，但却没有帮助企业培训操作人员，企业当然无法让这套设备正常运行。这算是我父亲的一个失误吧。当然，瑕不掩瑜，父亲这点失误并不影响小姑一家，包括大姑和二姑两家人对我父亲的感激和尊重，因为他们知道，我父亲是爱他们的。
现在，三个姑姑、姑父均已去世，但三个姑姑家的儿女们，比如我年过八旬的表姐，还时常谈起当年我父亲对三个姑姑家的关爱。
追忆我父亲这一生，其实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爱。他爱祖国，也爱家乡；爱有血缘关系的人，也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甚至对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也爱。因为爱，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不漠视他人的疾苦，不计算别人的恶行。因为爱，他也赢得了众人对他的爱和敬。正如孟子所言：“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因为家庭原因，没有机会读书，他肯定不知道孟子这句名言，但他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孟子的哲学思想。我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因为他懂得爱人敬人，他的人生也就变得不普通。我为我有吴玉前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行文至此，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二十多年，我潜意识里从来不认为我父亲已经死了？其实他真的没有死，他一直活在我们这些晚辈的心中，时刻提醒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都要始终坚持与爱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