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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林

鲁迅文学院学员

散文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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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头师傅

开始天黑了。剃头师傅朝着模模糊糊的村北走去。

他一个人夜行在村庄里,不时和星星说说话,又和月亮说说话。走几步天就更黑了,他想借点月光,或者借点星光。

每次出门他都不会带灯,一声不吭地行走在夜间的村子里。那些杂草和铃铛刺在他的脚下来回地缠着,想把他挽留下来。他熟悉村子里的路,走到哪里心里都有数。村子里没有豺狼虎豹,实在寂寞他就会变着调子唱歌,听见声音四围的狗就会汪汪地叫。

他是个老调的剃头师傅,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光鲜的景象。头发蓬松,胡子粗糙,好像永远也不会打理自己。他不会剃头。可他是村子里唯一的剃头师傅,他的手艺是他父亲传教给他的。其实他父亲也没有拜过师,也讨厌这门枯燥的行当,情愿干点别的事情。他的手艺学得不精,剃头也不尽人意。他想甩掉,可怎么也甩不掉。他说,这就是命。

他正犹豫着,是否可以带个学徒,把这门手艺传给其他人,那就自由了。

剃头不是门难学的技术,问题是村里没有感兴趣的人。大多数的孩子都愿意去学做篾做木,甚至贩牛,就是不愿意学剃头,这让他很悲伤。其他的手艺更好混饭,也能多搞几个钱,光靠剃头难以养家糊口。他真的有点担忧了,说不定哪天村里就没有了剃头师傅。

我们村子不大,山高路陡。站在稍高点的地方喊叫,声音全村都能听见。真正走起路来,那得费半天工夫。

剃头师傅住在我家对面的半山腰上。用劲喊他的名字,就会出来回应。他知道又要剃头了,就准备着箱子出门。他来之前是不打招呼的,就像是风一样来得及时。奇怪的是,每次他来的时候都是黄昏过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是摸着黑夜来的。

那时村子里没有电灯,只好在煤油灯下,把头搬来搬去。

“这鬼天气,恐怕年前没有好天了。”外面刮着冰冷的风。他一边朝椅靠上挂着的刮刀布上,用力来回地刮着刀,一边微笑着和我父亲说着话。他说话很有趣味,总是表现出津津乐道的样子。有时也会聊得肌肉僵硬,像是个孩子在思考问题。

父亲坐在旁边的长凳上抽着旱烟,窗户被报纸糊得密不透风,弄得满屋子烟雾。

“你也不早点来。”父亲一边磕烟屎一边说。

“咳咳。”他呛得连咳几声,看了一眼父亲说。"这算早的啰!”

狗围在他的脚下一圈一圈地转。

剪完了一个。“歇歇,反正晚了,来一口。”父亲终于把叼在嘴里的烟枪取下来,拎起衣角擦了擦枪嘴,装上一筒烟递给剃头师傅。

“下回尽量早点来喽。”剃头师傅接过烟枪,烟兜里咕噜咕噜地响起来。

父亲知道,剃头师傅每次出门都要跑几户人家。村子不大,从东边跑到西边,再从西边跑到南边。一来一回就得一天的路程,到我家时天就黑得看不见了。

冬天的日子短,换做是夏天,还可以多剃几个头。

后来我知道,剃头师傅选择夜晚来还有一个原因。

白天是见不着我父亲的,父亲在村外的学校教书,放学回到家时,已是黄昏过后。

父亲的烟瘾大,自己栽种了几亩烟。剃头师傅喜欢他碾的烟,每次来父亲都让他抽几口。久而久之,他也就和父亲成了好朋友。

可他也害怕父亲揭他的痛,“孩子还是要有一个的,老了怎么办呢?”父亲见着他就唠叨他孩子的事情。本来还高兴地说笑着,顿时脸上不见了光。父亲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剃头师傅有过孩子,他婆娘生了两个。一个是七岁时高烧死的,另一个是九岁时掉河里淹死的。有两次削骨之痛,他哪还敢再要孩子。自两个孩子走后,他婆娘就变成了一个人,成天在村里恍惚,找不着回家的路。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村子里四面起风,吹得田里的稻叶到处飞。人们都关紧了门,不愿再出门了。狗似乎听到了动静,汪汪地叫了起来,但声音很快就被风堵了回来。

剃头师傅是风吹进来的。狗扑上前去,在他的脚下摆着尾巴来回地圈。

“啊,来了!”父亲惊诧地说。

听见剃头师傅来了,我害怕起来。暗地里不停咒骂,风这么大不怕死。

我小的时候,头上有道疤痕,这是我母亲生我时留下的印记。剃头的时候,父亲总要剃头师傅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每次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瘪着嘴很不开心。

剃头师傅呢?全听大人的,从不观察孩子的脸。

父亲哪知道,这道疤痕给我的心灵带来了伤害。村子里的伙伴,与我玩得不开心时就会拿疤痕说事,说我头上修着一条“马路”,然后咯咯地笑着。

每次剃完头后,我就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上学,哪也不愿意去,总想躲藏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会恨父亲,反而恨剃头师傅。

只要知道剃头师傅要来了,就故意在外面玩得很晚不回来。外面的风特别大,那些狂风不停地摇摆着树木。当我黑黑地回到家里,谁知剃头师傅还悠悠地等在那里。

那年,大雪把村庄封得严实,连鸟雀也不敢出来,我以为剃头师傅不会来了。况且再过两天就是大年了,正月我还要去外公家拜年呢?

谁料到,他还是来了。这头一剃怎么见人呢?我的心里一种着酸溜溜的味道,眼泪就像雪崩一样流了出来。

我想趁机混进黑夜里,谁也找不出来。当我蹑手蹑脚地蜷缩到墙角里时,外面一片雪白,照得屋内也是一片雪白,分不清白天和晚上。父亲的喊声就像是寒冷的风灌了进来,我又悄悄地爬了出来。

“雪太大了。”剃头师傅把背上的箱子取了下来。然后把梳子、推刀、剪刀,和一把呈半月形的剃头刀放在桌子上。“不能拖到大年三十来嘛。”他好似没有观察到我的生气,依然和父亲有说有笑。

剃头师傅给我戴上围布。嗖嗖嗖,我听见剃头刀在刮布上反复磨,那声音刺得我的耳膜沙沙地跳。

我用力憋着气,满脸憋得通红。好在漆黑的夜里没有人注意我的脸。

我感觉那把可恶的剃头刀在我的头上来回挥舞,再也听不清他们说的话。

“去洗洗,用洋碱洗干净。”我装着没听见,一头扎进被窝蒙着头呼呼大睡。我不仅恨剃头师傅,还开始恨我母亲,感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这种恨在心底愈来愈烈。

我的生活越来越自卑和无趣。于是,我总是一个人,远远地看着孩子们捕捉蜻蜓,看烟尘稀散在村庄的上空。总是离人群很远,害怕听见孩子们的声音,听见声音我就躲得远远的。

剃头师傅最后一次和我剃头,是在夜晚的来临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剪刀也不听使唤。我一声不吭,任由他剪着。父亲还在放学的路上没有回来。剃头师傅的嘴里不停地叽咕着。"老喽,不能剃头了。”然后,弓着腰,把掉在地上的剪刀捡起来,然后在嘴里吹了吹,装进箱子里。父亲还给他留了口烟,到家时他已经走远了。

从那以后,剃头师傅没有再上门来剃头。我的头发一直留着,长得有点撑脖子了。按理说,我应该对这个人嫉恶如仇。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隐隐有些担心,总害怕剃头师傅会被风刮走。

我开始以为只要剃头师傅不来,孩子们就不会嘲笑我。可他们仿佛永远都记住了我头上的疤痕,好像这是村庄留给我永恒的罪证。母亲知道后为此大发脾气,“要是哪家的孩子瞎说,我就撕烂他的嘴。”母亲的话没有奏效,背后的嘲笑声依然没断。

我想着逃离村庄。小学毕业后,就到了集镇上中学。上大学期间,基本不愿意回来。

我大学毕业,分在乡镇医院当医生。我会经常回村帮母亲看病,剃头师傅也就成了我抢救的乡村病人。

那天夜里,村子里躁动不安。到处都在寻找剃头师傅,母亲说,剃头师傅估计掉下悬崖了。这是我小时候曾诅咒过的。我心头一惊,来不及拿手电筒,就冲进了村庄的茫茫夜色里,沿着剃头师傅可能走过的路,奔跑着,耳畔全是风吹落叶的声响。

“找到了,在这呢?”我赶到时,剃头师傅歪斜着躺在地上,头搁在旁边的枯枝上昏迷不醒。嘴角上流着乌黑色的血水,旁边是一担沉甸甸的稻谷,一只鞋不知去向。从他的症状来看,我判断患脑溢血了,我急促地跑回家取来急救药,从屁股给他注射进去,发动村民抬着送往山外的医院。救治还算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但术后有些口齿不清,左腿行走不便。

山外传来了移民的风声,全村人都在忙着登记,紧接着一阵风似的搬进了城。移民过后,村里的东西方向各留着几户人家,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就像是掉队的侯鸟,还得在村里坚守剩余的时光。

多少年后,我再次回到村子里时,空无一人,漆黑一片。剃头师傅和那几户村民也都埋葬在村庄的地底下,他们安祥地度过了余生。

我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害怕剃头的孩子,但一直保留着剃头师傅给我剪过的发式。

村庄越来越黑了。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月亮也出来了,大地一片光亮。

我站在村庄的高处,似乎听见有人在喊“雨贵”,这是剃头师傅的名字。

“我在这里。”

我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背着箱子,头仰得高高的,手里拿着一根木棍高一脚浅一脚地朝村里走来。

那时,天还没有完全黑透。我稍不留意,他便不见了,像是黑夜消失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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