芍陂与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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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寿县旅游却不去芍陂，基本等于没去过寿县。

但同事告诉我，芍陂现在叫安丰塘，除了一潭大水面，只有一块石碑了，没什么可看的。我问，连孙叔敖纪念馆什么的都没有吗？他说，哎，还真有，就在离石碑不远，一个小院子，几间屋子，从没进去过。

网上查了一下，还是2A景区、文保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应该值得一去。

2

毋庸置疑，孙叔敖是历史名人，我很小时就记住了他。除了杀双头蛇的故事给人印象深刻外，主要原因你可能有些意外，就是他泽被后世的水利工程——芍陂。这可是写在历史书里的事啊。凡事异则易被记住，我惊奇的正是这两个字的不同正常。“芍”按解释是因“引淠入白芍亭东成湖”得名，却不读“sháo”而读“què”，字典和百度也不给解释或语焉不详；“陂”字也奇，读“bēi”，我的老家有个“黄陂湖”，是读“pí”，湖北武汉的“黄陂区”也是读了“pí”，虽然字典上“池塘、水边、水岸”这一义项的注释是读“bēi”。说实话，我到现在都对这一解读深表怀疑。

倒是无意中看到的卧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的解释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他的解释有两点：第一、他说“芍”字可读芍药的“sháo”，也可读què。读“sháo”的“芍”在湖北方言主要是“笨”的意思，如“你好芍”，意思就是“你好笨”，并无辱骂之意，用于较为亲切之人的调侃。这倒让我想起来合肥一带也有土话“你sháo什么sháo？”意思是“做了点事你炫耀什么”。只是我不知寿县当地方言有无此类情况。第二、卧马先生因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古代水利工程遗迹，与古代江淮之间水利工程一样，都是因地势而“斗折蛇行”，像极了篆书的“勺”字。“勹”是弯弯曲曲的引水、泄水河道，“丶”就是积水的塘陂。至于“勺陂”变成了“芍陂”，就如同加“氵”常做河名，加“艹”则意味是蒹葭丛生的荒凉之地呗。也有可能是，加“艹”就变成了名花，屈原的诗篇中不就是多香草美人吗？至于读“Quèbēi”，是否可能是将之变为专名以表敬意，意味它在当地人心中“独一无二”？

我更愿意把“独一无二”送给修建它的孙叔敖。

3

孙叔敖毫无疑问是大能人。他不到30岁就被认为令尹，执掌楚国国政。别以为他是靠贵族身份或者功臣后代什么的，全都不是。他虽是楚王的宗室远支，但父亲在他很小时就被杀，他和母亲一直在逃亡、隐居中，身份反而成了负担。他是因治理“期思之水”显示出才能，被令尹虞邱荐于楚庄王代替自己的。期思在今河南省淮滨县境，淮南子·人间训》说，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决期思之水（今史河），而灌云雩之野”。固始县的期思陂百里水利工程遗址地，至今在卫星地图上清晰可见、能够精确测量到，证明是孙叔敖“期思陂治水工程遗址地”无疑，它是中国古代治水工程的鼻祖。而他担任令尹后，兴建了更大的水利工程，就是“芍陂”。据说，“芍陂”能灌溉良田万顷，从而有效地振兴了楚国的经济，使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由此可见，它的作用巨大。300年后，当楚都郢被秦军攻破时，楚最终将都城东迁至寿春，可以说，正是孙叔敖对江淮流域的大力开发的功劳。

据说庄王准备任用孙叔敖时，有人不同意，说，孙叔敖治水的确是好手，但这不代表他能胜任令尹。这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的确也非凡人，他认为，孙叔敖能把水变害为利，让水驯服，肯定能治理好国家。的确，孙叔敖的治国之道有如治水，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令尹，主张“施教导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

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这么记载孙叔敖：“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史记》列举了两个孙叔敖“施教导民”“布政以道”的例子：

第一件事，当时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蚁鼻钱”，楚庄王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但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纷纷放弃商业经营，使得市场非常萧条，甚至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就恢复了繁荣的局面。

还有一件事，楚庄王曾下过“换车”令，他认为当时楚国民间喜欢用的车子太小，“不便马”之外，也显得落后，于是命令全国一律改建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庄王，若以“行政令”强制，容易招致百姓反感，他建议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小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果然，“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司马迁赞赏地评价道：“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执政，首先要从“便民”出发；对于民众一时无法接受的事物，是用“导民”“教民”而不是“强令”的手段。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中曾说过，“王天下”的条件是“保民”“教民”，孙叔敖在200多年前就用实践证明过了。

有意思的是，孙叔敖虽然反对打仗，但他的治国、整军的措施，运用到实践中，效果很快就出来了。楚庄王十七年，楚、晋大战于邲，楚军打败了中原霸主晋，让楚庄王也过了把“霸主”的瘾。

4

孙叔敖的为官之道令人钦佩。

令尹是一国之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高位。但“高位”通常也是“高危”，不是有句话，“做官是最危险的职业”吗？

然而，把“高位”变成“高危”的人，可能忽略了这个“变”的原因。他可能没弄懂做“官”的本质，他可能忘了“初心”，因而也就没明白为官之道。

在这方面，想当官的人不妨多参悟参悟孙叔敖的想法、做法。

据说孙叔敖被任命为令尹时，一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来“贺”，但有一个老人却是来“吊”。熟谙这些楚狂做派的孙叔敖知道老人是有话说，便恭敬地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他，虚心求教。老人告诉他：“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因此要求他，地位越高，态度越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越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孙叔敖不以为忤，诚恳地对老人说“甚善，谨记之。”

《列子·说符》也记载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隐士曾对孙叔敖说，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逮之。”这次孙叔敖明确告诉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孙叔敖并没有否认这三怨的存在，但他明确阐明避免三怨的方法：爵位越高，心气越是卑下，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要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权力越大，处事越是谨慎小心，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权力界限之中，绝不擅权用事；俸禄越厚，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多，丰厚的俸禄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

爵位、权力和俸禄是一个人做官的三种伴生物，并且一般与官职的高低成正比，官越大，权越大，能据为己有的东西越多，心中没有一根“弦”，当然就越“危险”。做官为民，谨守本分，厚施博爱——孙叔敖以自己的“为相三方”，破解了狐丘丈人关于“高位三怨”。这是他的为官之道，也是他的高超的处事方式。

5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人如何看待“得”与“失”的问题。

淡化“得”与“失”，要能“得”之淡然，“失”之也坦然。

想到了《庄子·田子方》里的一段文字：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仲尼闻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伏羲、黄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况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经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渊泉而不濡，处卑细而不惫，充满天地，既以与人己愈有。”

用现代的白话，就是说楚国的隐士肩吾问孙叔敖：“您三次出任楚国令尹，执掌大权，又三次被迫下野，形同庶民。在任时，你从不炫耀；下野了，你面无忧色。最初我怀疑你是装的，现在看来我错了，你气色不错，心情也舒畅。你对自己的三起三落是怎样看的？”孙叔敖说：“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我来说，富贵要来，推也推不掉的；富贵要去，拉也拉不住的。如果说，富贵来了是‘得’，富贵去了是‘失’，那么我认为，‘得’来‘失’去与我无关。既然与我无关，‘得’来不喜，‘失’去不忧，便是很自然的了。如此而已，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况我也弄不明白，当初富贵是冲着令尹这个官职而来的呢，还是冲着我这个人而来的呢？如果冲着令尹这个官职而来，那么富贵本来就与我无缘；如果冲着我这个人而来，那么当了令尹也值不得炫耀。自下野到如今，我忙于四方走走，到处看看，哪顾得上人捧人笑呢？”

孔子对人的评价，一向是“严苛”的，记得《论语》中有一段子张问孔子如何评价令尹子文的话：“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也？’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连大名鼎鼎的令尹子文在孔子眼里只算得是“忠”，都算不上“仁”。

但你看孔子评价孙叔敖的话：“古有真人，智士说不服他，美女迷不住他，强盗斗不过他，就算伏羲、黄帝还在位都没法高攀他做朋友。死生问题够大了吧，仍然触动不了他的内心，影响不了他的行为，何况富贵贫贱小问题。那样的真人啊，他的灵魂自由漂泊，飞越高山而不碰撞，潜入深水而不沉溺，处在卑贱而不疲惫，充满天地之间，既帮助了他人，又充实了自己。”

我想到了《庄子》的另一篇文章《逍遥游》。庄子在这里也许是借孔子之口告诉世人，“无所待”的境界，才是“逍遥游”的境界，才是远离“高危”的境界！

6

可能有人会说，那当官还有什么意思？

想起了一个与孙叔敖有关的成语故事——“优孟衣冠”。

孙叔敖为令尹时，勤于政事，他要息兵安民，除患兴利，发展生产，致富国民，为此他常轻车简从，身体力行。他不到40岁就去世了，我怀疑是积劳成疾，因为他还吃穿简朴。《韩非子》说他家无余财，妻子穷困，负薪而食，本人更是“栈车牝马，粝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去世时，家里竟穷得徒有四壁，连棺木也未准备。

《吕氏春秋》里记载，孙叔敖病危将死前，告诫他的儿子：“楚王多次封赏我，我都没有接受。我死后，楚王一定会封赏你。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的封地。楚、越交界处有块叫寝的山地，这地方贫瘠，地名（古代诸侯家宗庙后殿藏先人衣冠之处叫“寝”，常指陵墓）又不吉祥，楚人敬畏鬼神，而越人事奉鬼神以求福，可以长时间享有的。如果一定给你封地，你就要这个地方吧。”孙叔敖之子推辞了楚王好意，只接受了寝地。母子虽生活艰难，但封地百年不失。眼前的利益不一定是长久利益，别人不要的、不眼馋的，才有可能长久保有。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坚决推掉；推不掉的，只象征性捡拾一些大家认为“没用”的。这就是圣人比普通人看得远的地方。

孙叔敖死后，其子生活贫困。楚王身边有一伶人优孟，有感于清官的“尴尬”，有一天穿着孙叔敖的衣冠，并模仿他的动作、神态去见楚庄王。庄王想起孙叔敖生前为国勤苦，他死后却难荫子孙，感悟而厚恤孙叔敖之子。“优孟衣冠”一语如今被引申为演戏，但我从中看到的是，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国家和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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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早过了2000多年，但可以这么说，孙叔敖还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心里，虽然芍陂在日益缩小，虽然留存的遗迹可能越来越少，虽然去祭拜的人也不算很多。他成了中国人为官的一根标杆。套用现今对干部评价的几个角度，他是标准的在“德、能、勤、绩、廉”几方面都成为千古典范的人！

孔子的学生曾赞孔子不辞辛劳推行周礼是“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那么，孙叔敖也应是在欲为官者面前的一个“木铎”。孔子的行为，是启迪世人应“仰望天空”；那么，孙叔敖的模范，是启迪后来者要“脚踏实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还是很希望芍陂的影响更大点好。记得湖北天门石家河遗迹考古者曾有推断，芍陂可能不在寿县，而是在湖北。其实大可不必纠结于此。遗迹越多，说明当年孙叔敖做得越多，影响越广。芍陂不只是一个水利工程，更是一座丰碑！一座镌刻在人们心底的一座历史丰碑！

“芍陂”不读sháo pí而读Què bēi，是否有寿县人的自豪：孙叔敖费尽心力完成的这一工程，不是他“傻”，不是他“笨”，而是的“确”在建一座永久的丰“碑”之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