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孤独

卡夫卡的孤独

对于卡夫卡，以前个人只是觉得他的怪和不可思议。《变形记》在学生时代艰涩地读了一遍后，就不再拥有印象，对别人尊卡夫卡为“现代派文学之父”也颇不感冒。以为不过见仁见智而已。直到读过学者柳冬妩的论文《〈变形记〉与当代打工文学中的手伤之痛》后。才彻底颠覆我对卡夫卡的偏见，才觉出卡夫卡的伟大。可见好的评论和好的导师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柳冬妩在论文中写到：

“（卡夫卡）实际上是一个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卷入时代之中的人。作为在公共事务中任职的法学家，他了解波希米亚国家官僚主义中办公室日常事务的全部细节。对工业时代的工厂，对现代性陷阱中的那些可怕的地方，在任工伤防护鉴定人的过程中，有着十分深切的了解，卡夫卡的‘文学之择’,固然可看作阐释异化世界的方式，更重要的还是其应对现代性的‘龟缩之功’”。

卡夫卡的挚友勃罗德曾经论证过：“卡夫卡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以及他怀疑食物的悲观主义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务经历，来自于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们的接触，来自蜗牛般的公务办事过程，来自公文停滞堵塞的过程。”

据了解，卡夫卡在1907年10月之后，在私人保险公司人寿保险部们工作。1908年6月后又在“国家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当差，对不良工厂主展开工作，并写出大量工伤事故报告。因为这份职业，卡夫卡就一直生活在格里高尔的变形世界里。这一工作，注定卡夫卡这一段将以一种悲哀的方式面对来自现代化生活方式的“鲜血淋漓”。

“时间很少，我的精力有限，办公室简直恐怖，家里太吵，如果老天没能给一个人畅快、平顺的生活，那他就只能通过一小点、一小点的努力去争取了”。

以上所引文字出自卡夫卡1912年写给朋友的信。后来的读者只知道卡夫卡是大作家，未必知道他在那个时候还同时是布拉格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每天按时上下班，能够写作的时间，也只能是在业余时间。人们看到的从来不是日子的庸常，工作的辛苦，家庭的负担。人们只看到光环，只看到戴着光环的作家，一位每位作家都神一样有限而优渥。人们记住了《变形记》，记住了卡夫卡，但却不能体验卡夫卡在生活的痛苦之中一点一点挣扎到变形的苦楚。

个人认为，《变形记》的伟大不是成就了作家卡夫卡，而是卡夫卡终于通过《变形记》把自己的压抑和痛苦达到了充分的释放。他告诉友人：

“直到10：30（通常到11：30）我才终于能够坐下来写作，根据我的精力，写到凌晨1、2、3点，有时甚至写到早晨6点。之后再锻炼会儿，然后洗一下，躺到床上尽我所能地让我自己睡一会儿。你可以想见当我第二天来到办公室时，我身上究竟还剩多少能量。”

卡夫卡作品中携带的变形和无奈，是生活的赐予。因为经历过、无奈过、挣扎过，所以如此真实又如此荒诞。不是卡夫卡的艺术手段有多高明，而是生活的荒诞如此真实，而这种真实的生活写出来又竟是如此荒诞。

卡夫卡白天的工作是面对参保的客户的琐碎事务，和工伤事故的惨烈刺激，晚上是家人的吵闹，一个人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不变形几不可能。生活得庸常抹去了人的棱角，而它的艰辛又磨去了人的毅力，加之一地鸡毛的琐碎，一个人若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想有些成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一部分人退缩了，缩到了尘埃里，与世无争、和光同尘，混成为无奈的唯一选择。一部分人心比天高，欲争无路，只好过早陨落，如流星闪过天际。其实，每一个时代中都有那么几个有想法的人，在后来者的目光中灿然辉生，但细细考究起来，究竟又有几位一生过得真正可心如意。

卡夫卡其实骨子里是悲哀的。

内心的孤独无人知道。

“在我的办公室的走廊上，放着一个用来装文件、形状如灵柩的小推车，每当我进过之时，总觉得它是为我做的，它就在那里等我。”卡夫卡说这话让人毛骨悚然。

一语成谶。1883年出生的卡夫卡，仅仅活了41年就匆匆离世。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情恶化，个人能量终于被耗尽。卡夫卡巨大的能量体现在《变形记》中。事实证明，一个人的能量是会被耗尽的，一如手机电池，你不续充，它会拒绝工作的。谨以此文缅怀卡夫卡的孤独和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