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甫江阁

后人提及诗圣杜甫，往往容易想起成都和杜甫草堂，却鲜有人会关联到长沙和杜甫江阁。杜甫入蜀六年，在成都创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些诗句可谓妇孺能详，为成都增色不少。而潇湘收纳了杜甫晚年的最后岁月，他近百首湘中诗作，有大半作于长沙。同样，这之中也不乏声名显著的力作，且容我脱口吟诵一首来：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怎么样？你是否已张大了惊讶的嘴！你没看错，正是这首《江南逢李龟年》，被誉为绝句版《长恨歌》的“压卷七绝”。你们可能会再生疑窦，诗句里明明写的是“江南”啊。好吧，我再来说说个中原委。

唐朝大历五年（七七〇年）的暮春时节，也是杜甫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彼时，王维已翩然飞升九年，李白八年前纵身跃入月夜下的扬子江心，再也没上来。这一日，清癯落寞的杜甫踽踽独行在长沙的街头。从一群人的围拢中，传出了熟悉的歌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杜甫疾步走入人群，一个两鬓斑白、怀抱琵琶的老叟正在弹唱王维的《相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唱到“相思”二字时，歌者已是几度哽咽，不能自已。周围的观众也多眼中含泪，掷下碎银零钱后，摇头离开。

杜甫擦了擦昏昏老眼，干裂的嘴唇微微颤动：“是，是李龟年！”就是那个曾经极受唐玄宗赏识、名重一时的宫廷乐工李龟年。杜甫少年寓居洛阳姑母家时，多次在歧王李范宅里和殿中监崔涤的府第听过李龟年的歌唱。没想到，“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在小酒馆、小茶馆里卖唱谋生。杜李二人垂暮之年重逢长沙，竟已是这般落拓光景。欣喜之外，更是百感交集。当晚，杜甫便在长沙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

寥寥二十八个字，浑然无迹，举重若轻，描摹出一部唐玄宗盛衰史。有意思的是，这首诗却很难让人想起是作于长沙，诗中的“江南”多被人误以为是吴越之地，实则谓指长江以南，江湘之间，是广义上的江南。

我曾为长沙感到几分惋惜，杜甫既然已经来过，也写出了千古名句，却不言明是在星城，未能如崔颢之于黄鹤楼，王勃之于滕王阁，辛弃疾之于郁孤台一样，使长沙增色添光。再转念一想，长沙自古就是历史文化名郡，它更早就接纳过流落湘楚的屈原和被贬长沙的贾谊，单凭湘江西岸的岳麓书院就足够闻名四海，更不必细数爱晚亭、橘子洲、天心阁、白沙古井，这座城市自有其底色与真气。

熟悉杜甫的人都知道，在这之前，他不是筑草堂于成都浣花溪畔，过着一生中最明净绚丽的日子吗？即便后来到了重庆夔州，也曾租田买园住了近两年，还迎来了诗歌创作的高峰，为何要东出夔门到潇湘？通常都认为，离蜀是因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了依傍；离夔州，是因为思乡心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我们把时针拨回到两年前，杜甫携家小离开夔州，乘舟出峡，一路跌跌撞撞。不曾想，船到荆州还没上岸，城内兵乱未息，交通阻隔，亲友尽疏。北归之梦，再成泡影，杜甫只得掉头向南，一头扑入山川绣错人烟鳞集的湖湘怀抱。

岁暮，杜甫泊舟岳阳楼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阳楼，凭轩远眺，面对烟波浩渺、壮阔无垠的洞庭湖，感于自己晚年漂泊无定，家国盛衰无凭，胸中万千块垒，写下了《岁晏行》《登岳阳楼》等著名诗篇。

次年初春，杜甫乘舟入洞庭湖，历经半月，沿湘江溯流至长沙，系舟江畔，揽胜怀古，游览岳麓、道林二寺，眼见安史之乱未曾波及的长沙城一片繁荣，情绪顿时好转，遂感叹“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褚公书绝伦。

高名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发潭州》

乱世之中，杜甫虽有绝世文才，却欠安身立命之途，一路辗转投亲靠友，以图后进。杜甫此行，是准备投奔旧友、时任衡州刺史的韦之晋。于是，他继续南下，舟过湘潭、株洲，约于三月中旬抵达衡山，因路途颠簸劳顿旧病复发，实在无力登上祝融峰，只得第三次望岳兴叹。稍作将养后，赶往衡阳。不料一路辛劳来到衡阳时，他要投奔的韦之晋已转调长沙，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两人恰好于途中错过。天意弄人，当杜甫折回长沙时，韦之晋已暴卒于任上。他再一次陷入困境，只得老病孤舟，寓居湘江之上。

杜甫漂泊湖湘三个年头，前后勾留长沙一年多。一家老小总是以船为家也不是个办法，风雨飘摇，备尝艰辛。既然北还无期，那还得设法住到岸上去，哪怕是草屋茅舍。于是，杜甫在小西门外的湘江边赁居了一间简陋的楼房，因楼房面临湘江，他取名为“江阁”。“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山水不做泥，江云薄为雾”。看这两句诗，还是一线广角江景房无疑。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江阁”成了他唯一的安身之所。长沙的江阁如同成都的草堂一样，有其存在的意义，但草堂是真家，有没有不动产证不好说，但房子是自己盖起来的，在草堂的杜甫是快乐温柔的。江阁却不能称之为家，他只是借寓，搞不好还要担心下个月的房租从哪来，在江阁的杜甫应该多数时候是一副悲愁深沉的神情。不论如何，他和家小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安宁，还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杜甫在江阁大约住了一年，湖南兵马使臧玠作乱长沙。为避战火，杜甫半夜出逃，借道衡阳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伟。船至耒阳方田驿，遇大水不能前行，五日不得食物几近绝境。耒阳县令闻之，着即送去牛肉白酒，方才让杜甫得救。从耒阳到郴州，还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道阻且长，加之洪水未退，杜甫一心北归，便改变行程，调转船头折返长沙，这是诗人第三次进长沙。这年冬天，贫病交困的杜甫为北还故乡做出最后一次努力，“秋思归故里，孤舟入洞庭”，留给长沙一个孤绝清瘦的永恒的背影，摇摇晃晃地消失于湘水的五十九朵余波之中，终究没能走出浩淼潇湘。

斗转星移，斯人已渺。江阁遗迹，早已湮灭。但长沙人没有忘记一代诗圣杜甫。今天的湘江两岸，江堤几无建筑，上百年的香樟郁郁葱葱数十里，唯有湘江中路上一阁高耸，巍巍江干，独临风月，正是二〇〇五年于原址上重建完成的杜甫江阁。湘江辽阔，岳麓屏长，杜甫江阁壮观无比，自西向东勾连起岳麓山、橘子洲、天心阁，错落有致地凌空搭起长沙城的一条横向文脉。

杜甫江阁为四层建筑，高三十余米，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屋面歇山顶，远挑檐口，曲线舒展，青黑色筒瓦，唐代建筑的古朴、雄伟、厚重集于一身。南北连廊为诗碑廊，刻杜甫湘中诗作五十九首，暗合诗圣五十九年人生岁月，由著名书法家沈鹏、黄永玉、李铎、颜家龙、李立、何满宗、刘立稳等书写。这之中，我尤其偏爱刘立稳先生书写的杜诗《白小》一幅，承书二王，兼收苏米笔意，工稳典雅，大方纯净。这位湘籍书法家是青年一代中的云章翘楚，翰墨风流，品貌高格。我对他慕名已久，流连于这幅作品前，却于千古的时空罅隙中生出一丝故人重逢的欣喜来。

不知是否有细心者发现，与别处的名楼显阁不同，杜甫江阁远眺是楼，近观是阁，最别具匠心的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无正负主次之分，从东西两向看，都以正面示人，南北莫不如此，恰好体现了它的光明大度和平等开放，气象仿佛更胜滕王阁、黄鹤楼。如今，杜甫江阁已成为湘江风光带上的封面级景观，每天慕名前来的游人络绎不绝。登楼临江远眺，橘洲生机盎然，麓山峰峦叠翠。倚栏面街，高楼鳞次栉比，山水洲城的姿容绰约。

“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夕阳下，杜甫江阁在湘江边熠熠闪光。纵观历史，许多文人儒客一经苦难，或贬官之后，多遁情于老庄，内心归隐泉林。几乎只有一个杜甫，从始自终，一儒到底，把苦难和家国盛衰谱成诗篇，在屐履所至的地方结成一串串艺术的珍珠。

“咸同之前，碌碌无足轻重于天下”的湖南，却接纳了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几位大诗人，屈原、贾谊、王昌龄、杜甫、刘禹锡、柳宗元、苏辙、秦观，何其相像，他们都饱经苦难，都有经天纬地之才，又都落拓湖南，尤其是屈原和杜甫最后都魂归湖湘。同样，一个个贬谪南来的潇湘之客，在无意中促成了中原文化的南输。杜甫寄居江阁之外，其余时间都寓船漂流湘江、耒水和汨罗江，行船三千多里。他的潇湘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仿若一条无形的文化运河，全方位沟通了杜甫和湖湘文化，从而带来了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碰撞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