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馍情结

我现在还有个习惯，每逢出远门，背包里除了装几本书外，还要背上几个馍。三十多年前的背馍上学情结至今还在，记忆犹新，五味杂陈。好多人回忆背馍上学的年代，总是忆苦思甜，无穷鞭策那个饥饿年代，放大苦难。但我却一直觉得，小时候能够背馍去上学，这是一生当中感觉最幸福的事情。

背笼是老家人老几辈的劳动工具，门前屋后都是山，干啥都离不开用背背。人们背的是生活，也是希望。能背着馍去上学，那种快乐真的是无法言说也难以忘怀的。

我的老家南沟口离县城有一百多里路，去最近的铁峪铺镇赶集，也要翻山越岭走四十多里路。我们那个村子叫石门村，又叫白庙子，学校是庙宇和戏楼改造的，雕梁画栋，神秘森严。神像和香炉都被搬走了，刻有小楷的石碑依稀可辨，却被用来铺成台阶。一张宽木板就是课桌，板凳要从自己家里带。我小学的五年读书生活，就是在庙宇和戏楼改造的学校度过的。

记得那时小学每周上六天学，早上七点到校，下午三点多才能放学回家吃饭。我家离学校近，只有二里多路，早上吃饱饭可以坚持到放学，十多里远的学生就不行了，要背馍来上学。从早上七点坚持到下午三点，饥饿的感觉还是时常有的。我就很羡慕那些离学校十多里远的学生能背馍来上学。但我们离学校近的同学也有让远路同学羡慕的事，冬天的早晨可以到窑场铲一大盆炭火，提到学校，烧红薯烤洋芋，上课时都能闻到香味。那时候虽然小但也懂得了分享，下课后，远路的同学给我们近处的同学馍吃，我们给他们吃烧红薯烧洋芋。最有意思的是，远路的一个同学三点了还没做完作业，被老师叫上讲台罚站，背馍的口袋被翻过来套在头上。“学习不用功，就只晓得吃！”老师很严肃地训斥，我们却哈哈大笑，他不哭，眼睛眯成一条缝，也跟着笑，一脸的幸福。

真正背馍上学的日子是到花瓶子中学上初中。学校离我家在有二十多里地，我家门前是庙沟河，从白庙子小学前流过的是东贝玉河，去初中上学要翻过梦子沟岭去西贝玉河花瓶子乡政府所在地。我家弟兄四个，我是老三，父母说不读书识字那能行，又坚决要供养我们兄弟读书，背馍上学就成了我家里最隆重的事，也是我们兄弟小时候最喜悦的事。

我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一台石磨就安装在父亲新盖的房子里，磨玉米也磨麦子。大哥最早从县城里买回一台收音机，放在磨坊里，我们和父亲转圈儿推磨子，母亲忙着箩啊筛啊，一直到深夜。就是大哥买的那台收音机，让我们知道了山外边五彩缤纷的生活，也不觉得推磨子的辛苦，手里机械地转着圈儿，满脑子都是悦耳的声音和神奇的世界。我们上学背的馍，玉米面的居多。母亲烙的玉米馍真的特别好吃，她用我们从山上掐的野小蒜、山韭菜搅拌，烙出来的馍里外焦黄，香气四溢，嚼在口里，余味无穷。我们兄弟一个挨着一个要上学，每次都能够背馍去上学，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好多次，父亲还要去花瓶子、铁峪铺疙瘩庙还有县城背着背笼给我们兄弟送米面送干粮馍。好多家孩子都不读书帮家里务农了，我们兄弟还能背馍去上学，至今想来，仍然感动不已。

梦子沟岭是我们背馍上初中途中歇脚的最大驿站，从油坊坪村来上学的学生也不少，每逢星期天下午，梦子沟岭黑压压一片，全是背馍上学的学生，叽叽喳喳热闹得很。有一次不小心，装馍的口袋从岭上滚下去，我立即跑到山底寻找，馍竟然没摔烂，完好无损，大家都笑我背的是车轮子馍。油坊坪村有一个同学，我们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芝麻馍”，他父亲是医生，家境好，每次背的都是麦面馍，上面撒有香气诱人的芝麻。但这位同学并不恼，也不因我们给他起绰号而疏远我们，反而和我们交换着吃，芝麻馍真好吃，他说玉米面馍也好吃。我到山外打拼的时候，他已经买了手扶拖拉机搞运输，那时老家修了路但还不通班车，一次回老家正好碰上他就坐了顺车，老同学相见十分亲切。好多年不见了，听说当年的老同学“芝麻馍”已经是移民搬迁的优秀干部了。

但上学仅靠背馍还是不够的，学校早晚只做两顿饭，大都是玉米珍糊汤，有时改善伙食，中午还能吃上珍子面。晚自习后就吃背来的干粮馍了，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背来的馍哪能够，西贝玉河滩就成了我们的露天炊事营地，三个石头支起一口锅，柴草满地都是，水就在河里舀，我们做的最多的是洋芋拌汤，家境好的同学下挂面，还放上炼好的猪油，满河滩香气扑鼻。西贝玉河滩的晚餐，真是一道难以忘怀的风景，同学之间有时也争吵，但更多的是友情和欢乐，做的饭五花八门，大家交换着吃，看谁的厨艺好做的香。

因为背馍，我还逃过一劫呢。我家弟兄多，大哥二哥也在武关或者县城读书，母亲给我们烙上学的馍，无论怎样精打细算也管不了一星期。上初一的一个星期三下午，我偷偷地翻过梦子沟岭，回家背馍。母亲连夜给我烙好了馍，我早晨五点多就出发，生怕挨老师的训。赶到学校一看，天啊，我的教室半边都塌了。也就是我回家背馍的四五点多钟，上下午自习的同学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我座位周围的四个同学被连夜送往县医院抢救。我身上吓出了一身汗，班主任也没有追究我逃学回家背馍的事。

我上高中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要走四十多里路翻过八里坡岭到铁峪铺中学上学，可能也是庙宇改造的学校吧，老家人都叫疙瘩庙高中。那时候，学校有食堂，一天三顿饭，伙食也不错，背馍的同学几乎没有了，背馍上学的我就有些另类。一是母亲怕我饿着，在父亲送足米面交给食堂外，母亲依然给我烙馍，让我背着上学。二来高中校门口每晚都有卖各种吃的，从龙驹寨和武关镇来的同学很有钱，换着花样买着吃，从来不用背馍。从花瓶子背馍上高中的大概就是我和勤升，勤升住在花岭上，路程要比我少一半，我们来回都一块儿，就是毕业后好多年，路过花岭还在他家吃过饭。在疙瘩庙高中上学，晚上饿了有母亲烙的馍吃，零花钱都省下了，我和培亮有时周末不回家，骑着自行车去县城，把攒下的钱全卖成了书。

商洛大山，高大又浑厚。背馍上学，让我积蓄了足够多的能量，翻山越岭，走向更远的地方。三十多年来，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修了路，通了电，家家有了摩托车小汽车，再也不用背笼了。在山外生活的这几十年里，常常想起背馍上学的日子，想起父母的艰辛，也一直喜欢吃像母亲烙下的馍。街头行尾，那蜂窝煤泥炉子打的烧饼肉夹馍是我的最爱，可惜的是，现在流行快餐文化，街上很少能找下那又脆又香的馍了。出门到外地，不背上几个家乡烙的馍，生活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这几年回老家，每每看到快乐读书的孩子，就不由自主想起小时候背馍上学的快乐情景。老家的乡亲自豪地告诉我，国家政策好，退耕还林，娃们上学再也不用背馍了，一日三餐，有面条有米饭，都是免费的，幸福得很。我告诉乡亲，虽然再也不用背笼了，也不用背馍上学了，但一定要让孩子们知道背笼的用途，父辈小时候背馍上学的意义。

2020年4月26日

于国良，陕西丹凤人，毕业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告文学创作班，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多年来致力于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曾获陕西省首届慈善文艺作品奖，入选陕西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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