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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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一个没有权势、没有欲望、没有纷争的世外桃源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婷婷她妈妈，那时她自费中专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她的伯父介绍她到当地乡政府办公室打字，工作很简单，收入较低，日子过得也很无聊。
那晚我们几个朋友都喝多了，大家都激情满怀地大谈当年是如何牵着女同学的手到学校附近的录像厅港台片，全然不顾旁边还坐着几个女的，谈到焦点时还发出欢快的笑声，好像自己占了大便宜似的。
一位稍微年长一点的大姐实在忍无可忍，就向我的朋友郑行要来一支烟，点燃之后冲大家吐了一个烟圈，煞有介事地说：你们这帮家伙一点也不给我们女同胞的面子，尽讲那些荤段子，有本事请我们到县城最好的KTV，我给你们讲更有趣的，如果不让你们脸红和难受，算我今晚买单。
听了她十分牛逼的的话后，这下轮到我们几个男的面面想觑了。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去还是不去，谁也没有表态。那时正是月底，我们几个刚转正的同事手头并不宽裕，能填饱肚子就已经不错了。
还是在地方政府待过半年的严晓聪明，能够在复杂形势下控制好局面，她起身说：别争了，不就是唱歌吗，今晚我请大家去一个地方去唱，但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们其中一个未婚青年送我回家，明天我还要起早到乡政府上班。
郑行一听就打起了精神，自作主张地对严晓说，这样好事留给小勇比较合适，他还没有女朋友，而且他今天下完第二个零点班，明天可以睡懒觉。
严晓瞥了我一眼，怀着高度的警惕性以飞快的速度瞄了我一眼，好像验明了我的真实身份，然后转身对大家说行，这事就这么定了。那时小小的县城还是在一个经济极度欠发达山区小镇，没有一座像样的高楼，就连县城最好的音乐吧也就是一台29英寸的平面直角彩电在撑门面。但工薪阶层还是乐意去那地方消费，原因很简单：花钱不多，还能陶冶情操。
郑行他们几个男的吼破了嗓子也没有赢得女人的掌声，这哪是什么歌声呀，纯粹是制造环境污染。鬼哭狼嚎般的抒情把我挤在包厢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几次借机到卫生间方便，实际上是为了躲避他们十分夸张的演唱风格和装腔作势的表情。这下真轮到没有表演天赋的我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了。
严晓见我闷闷不乐的样子，端起一杯啤酒坐在我的身边，带着妩媚的神态，半开玩笑地问我：你怎么不去唱唱歌？干坐着，你看你的朋友多尽兴，唱得感情多投入，唱得多有水平。
我说：今晚喝多了，再唱就会嗓子疼痛，晚上睡觉难受。
严晓先把一杯酒喝下，然后碰了我面前的酒杯，说：喝吧，今晚我请客，完后我自己回家，不用劳驾你送我回去。
我说不是这个意思，真是喝多了，现正在头痛厉害。
严晓摇了摇头：不会吧，刚才你们几个男的不是说得挺带劲的，还把那点雕虫小技拿到桌面上充分展示你们的才能，也不想想我们女同胞是怎样的感受。严晓带着责怪的语气在教育我。
拿人家的手短，喝人家的嘴软。我还是认真地听她唠叨，真想踢郑行几个人一脚，还吼什么吼啊，还不快点撤退回单身宿舍睡大觉。
我当时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扫大家的兴，用“不识好歹”这个成语来形容我的所作所为是最恰如其分的。那晚是谁送严晓回家的，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的心里装着依如在远隔千山万水送来的柔情，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占据的，然而这样的痛苦和折磨又让我尝不到半点甜蜜，只能在相思中慢慢消磨光阴，把身上的锋芒磨得像陶器一样的光滑细腻，摸上去有种透彻心底的凉意。
人为什么活得累？也许与他本人想得天花乱坠、心灵狭隘、观念陈腐有关吧。后来不知是谁偷偷地走漏了风声，班上几位结了婚的老大哥还说我泡到本地妞了。我说没有那回事，他们笑着对我说：过于谦虚也是骄傲的表现。
我还能说什么好呢，当无法解释清一件事时或者越解释越让别人猜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4
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一件大的事情，让我刻骨铭心，像一枚隐形炸弹埋在我年幼的心灵，时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事情的起因由于爸爸长年在外跑运输，家里的农活光靠妈妈一个人是不行的。快到双抢时节，金黄的稻谷熟得不能再熟了，如果不及时把头季稻抢回来，怕是影响下二季稻的收成。而此时奶娘家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依如的爸爸长年靠中药维持生命，责任田里大小农活都是奶娘一个人在打理，实在不行了就花钱请人家帮忙，请人家吃饭还不算还要给劳务费，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少的开支。而我当时正在读小学，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别人的田里的稻谷收割完毕，都插上二季稻了，我们全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奶娘来我家串门时就对妈妈说，还是请一帮人帮忙吧，要不再过几天按时间灌溉各家田里的秧苗了。妈妈只能采纳了她的意见，并开始挨家挨户请那些早已忙完农活的乡亲。
我记得那天大清早妈妈就让我起床到镇上砍了几斤猪肉，顺便用一个塑料胶桶打回几斤白干酒，而妹妹小玉则负责在家配合妈妈生火做饭、拔鸭毛。
我从镇上回来的时候，路过自家的秧田，看见依如跟着奶娘一帮婶娘们翘个屁股扯秧苗，用泡过水的干稻草捆成一把一把的。也不知道是哪位婶婶开这样的玩笑：依如，你的小勇哥回来了，你还不快点跟他一块回去帮你的“婆婆”洗碗去。
奶娘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你们都想到那里去了，孩子还小，懂得什么公公婆婆的。
邻居家的李婶这下笑过之后，把手上的泥巴在水上甩了甩，然后在卷起的裤脚上擦了擦，像对自己的女儿那样一本正经地说：依如，听婶的话，回家吧，这里有我们呢。
依如也不拒绝什么，大模大样地朝我起来：小勇哥，我来帮你。
我问依如：刚才她们在笑什么？
依如回答：她们说田里的蚂蟥，会吸血，用手扯都扯不掉。
我说：你怕吗？
依如默不作声，帮我提着那桶酒慢慢地走着，始终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知道提这样弱智的问题惹她不高兴还是另有其他难言之隐。由于乡亲帮忙，我家的责任田很快收割完毕，待爸爸回家时，田里的禾苗已经绿油油了，只待爸爸用赚来的钱买来农药和化肥了。爸爸到家后，妈妈说双抢多亏了儿子奶娘的全家，爸爸还特地买了营养品去看望依如卧病不起的爸爸。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爸爸不知从那里得来闲言碎语，说爸爸外出挣钱的时候，妈妈跟一个男人好上了。村上有些可恶之人隔岸观火，生怕不惹点是非出来，他就白活了一辈子似的。
家庭矛盾升级了，奶娘信誓旦旦在我爸爸面前保证了好几次，但最终还是没有打消爸爸的疑虑，反而让爸爸无意中增加了对妈妈的仇恨，甚至对我和妹妹都看不顺眼，动辄就拿巴掌威胁我们。
那是我们唯一可以避难的的场所就是奶奶的小屋，有几次都趴在小凳上睡着了。村里有些伙伴不再跟我玩耍，甚至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妈是破鞋，我是草鞋，我妹是拖鞋。这些很歹毒的话让我走在街头巷尾抬不起头，甚至在教室里不敢正面看老师的慈祥的面孔。
只有依如放学后都会提着篮子邀上妹妹到附近田里捡猪草，两个丫头无话不谈，像亲姐妹一样相互照顾着。以至于后来妹妹小玉都会站在依如那一边替她说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妈妈一夜之间变得苍老了，她永远也忘记不了那些多嘴之人把她伤害到如些境地，害她在乡亲们面前低人一等，胸上挂着一块“红字”，足以让她喘不过气来，抬不起腰。
后来虽然爸爸查清了事情的原委，但经过几年的内部矛盾的扩散和蔓延，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让他们的子女们像吃了添加剂一样过早地成熟起来。在红尘多变的晴雨表上总是画着那么几条看不见的伤痕——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伤痕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今后的生活。
那年夏天我接到心仪已久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而依如为了更好替奶娘分担家里的负担，从此离开了学校。之后又随同伴小翠她们南下广东，开辟新天地了。再后来家里指望我好好读书将来跳出农门，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我身上，懂事的妹妹被迫提前辍学，在家呆了两年也跑到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去了。
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等来了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村里建国以来唯一考取重点大学的宠儿，村委会还特意为我放了一场电影，村支书在放影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教育其他村民的孩子要以为我榜样。我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不是一双草鞋，是一双走在水泥路上锃亮骄傲的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