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

保姆（小说）

郁枫

葛慧兰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渭城市金湖小区的大门走出来，走到一条东西向的街道上。她不时地转过身，躲着身后按响喇叭的小轿车。有一次她向后躲车的时候，被路沿绊了一下，差点摔到。小轿车在她身后停下来，一直到她恢复了正常的行走，才慢慢从她的身边开过，然后“轰”的一脚油门，快速的冲向街口。

五月份，天就已经很长了。虽然已经过了六点，天还很亮。被高楼挤得细长的天空，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雨，就有了比平时更深的蔚蓝。高楼的半腰以上，阳光显得非常的亮丽。因为在房子里待久了，她的眼睛被阳光刺的痒痒的，干涩而迟滞。她突然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注意到天空和太阳了。她的日子好像总是在忙碌中，在不住地洗洗涮涮中悄不作声地滑了过去。细想想，她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好像就是靠自己的体力和耐心默默地伺候人——小孩，病人，老人——给条件好的家庭做钟点工——做佣人。这也许是她和这个城市的唯一的联系。如果没有了这个联系，她还能够在这个城市做什么呢？这个城市还需要她做什么呢？一想到这些，她就悲哀起来，她的目光就会自然而然的低垂下来。她甚至觉得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都会一眼就看出她生存的卑微和局促。这使她常常产生一种自己能够察觉，别人并不在意的自嘲的讪笑。有时候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就会莫名其妙地很无奈地摇着头讪笑一回。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就站在自己对面的不远处，一下子会将自己的自嘲和忧伤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她觉得自己好可怜！在众多的行人中显得孤零零的，就像是一个孤单的幽灵，永远那样漫无边际的游走，永远找不到停靠的岸。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她接近自己居住的小区时，她才会觉得有一点温暖向她靠近——首先是那个看门的老头——他总是在看见她的时候，朝她点头并给她一个和蔼的微笑。再就是她看见丈夫送货的电动三轮车停在楼道口——他肯定是早早回来在灶房里做饭。还有就是一进门看见她的上高中的女儿——像小燕子一样轻盈地扑过来抱住她亲热地叫一声“妈！”这是她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尽管在外人眼里，她只是个保姆，但当他们一家三口人坐在饭桌上的时候，她才觉得自己每一天的努力有了意义。她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也安慰丈夫和女儿——“我们一起努力，好日子就要来了！”

一

1987年那会，渭城市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虽然它当时是陕西省的第二大城市。老一辈的人都说“渭城市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记得那时候铁道两边还有很多低矮的只有弯腰才能进屋的房子，每每有火车经过，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片空旷的回声之中——通过市区的铁路都高悬在路基之上，几座通过城市中心的铁路桥，将铿锵的声音毫无遮挡地传遍整个城市。据现在的资料表述，那时候的城市人口只有20多万。连最繁华的经二路，也是将东西两头加起来还不足一公里。站在街这头喊一声，街那头都能听得见。这是一个因为三线建设而新兴的工业城市，有好多备战时期兴建的国防工厂，对外的说法是造飞机仪表及导航设备的。其中有一个叫四公里的地方，全是清一色的国防工厂，那里的工人据说就有十来万，以上海和东北人居多。而市区居住的大多是河南人，有一种说法是，当年花园口黄河决提，逃难的河南人扒了火车来到渭城市，就在火车路两边随便找个地方，搭个窝棚居住，暂避风雨，做些织棉纺布、瓜子糖果、蒸馍锅盔、甑糕醪糟等小生意。本钱多一点的，就做个贩卖牲口、布匹、烟酒、茶叶等有个店面的生意。什么不会做，又没有本钱的，就做个力气活——为人装车、搬用、挂坡，勉强能活得个性命。这个城市形成的最初，还没有宝成线，宝天线，火车路到了这里就是终点。所以，大量的逃难人口都滞留在这里——宛若被筑起了一道水坝，所有的人和事都被蓄积在这里，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

葛慧兰来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个城市依然有很多低矮的民房。因为这个城市南边是秦岭，北边是陵塬和蟠龙塬，中间又有渭河和金陵河交汇穿越市区，因此，这个城市的地形落差很大，两边高处，楼房民房错落杂陈，中间低处沿着河道两边，都是一些新兴的城市建筑，不高，座向和形状雷同，但却有了明显的现代城市的特征。对于一个从山区走出来的孩子，看到眼前的情景，毕竟有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幸福感。

葛慧兰和她的姐妹们是经县妇联和市妇联的对接被介绍到渭城市来当保姆的。从汽车站到市妇联劳务介绍所的路上，她们坐了三站的公共汽车，随后是步行去的。这一路，她们就像是叽叽喳喳的一群喜鹊，表达着自己对这个陌生城市的感受。她甚至在一个铁路道口等火车通过的时候，一直很用心地数着火车的车箱，“妈呀，整整六十三节车厢！”那次之前，她是没有见过火车的。以至于现在，她常常想起当初自己的没有见识，想想许多在这个城市的经历，她就觉得时间缺少一种真实感。这个城市的变化的确是太大了，大到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相信自身的变化。她有时候很想把某一年，某一段的事情想得仔细，或者说想得头绪完整，细节清楚，但不管她用了多少的心思，除过几个清晰的局部情节外，其他的都已经非常模糊。就像是一本被岁月洇湿的画面，大多的地方因为雨水浸泡，光照和风化，已经渐渐泛黄残缺，已经古旧的无法辨识了。这其中，也有许多伤痛和疲累已经被越来越丰满的日子平滑掉了。有时候，她喜欢这样的模糊和平淡，这能使人轻松，能使人一直大胆地往前走。

二

那一年她才十六岁，因为家里穷，辍学在家。

在她的老家，有一种观念，就是女孩迟早是人家的，念不念书都无所谓。所以，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一般会选择让男孩读书。葛慧兰早早就不念书了。但十六岁，待在家里实在是个累赘。她因为年龄小，不能帮父母干农活，只能帮妈妈做些洗洗涮涮的家务活。父母早就动了用它给哥哥换媳妇的心思。再说，她的确很讨厌干农活，讨厌从小到大看惯的那片天，那些山岭和那个手巴大的村庄——山脚下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她觉得鸟儿是自由的，云朵是自由的，风是自由的，而她，为什么却只能蜷缩在一个小小的山村里，最终再嫁给另一个山村的一个和她命运相同的人，然后守着几亩薄田，生儿育女。

她第一次当保姆是给一个双职工家庭看小孩。那是个只有六个月大的小女孩，肉呼呼的，皮肤细腻光滑，眼睛大得像葡萄。先是孩子的母亲教他怎样抱小孩——尽管，她来市里之前县上进行过专门的培训，但她们抱的是假娃娃。真正抱着一个真娃娃的时候，才知道要抱好还真不简单。她想尽量地抱好小孩，但孩子认生，一离开母亲就哭个不住。那时候记得雇主家的门前正在盖楼房，挖掘机正在挖地基。她在屋里待不住，就抱着小孩坐在工地边上看挖掘机挖土方。她觉得那台挖掘机力量大极了，一抓斗就能顶得上好多台手扶拖拉机的装量，而且，轻松自如。她看得出神，冷风嗖嗖的，她全然忘记了她还抱着个孩子。孩子尿湿了裤子，孩子发烧了。她急得什么似的。她垂着手耷拉着脑袋，站在手忙脚乱给孩子喂药的雇主夫妻俩旁边，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夫妻两对她挺好的，从不对她发脾气，还经常问她对城市的生活习不习惯？问她家里的饭菜吃得习不习惯。其实，从内心讲，那对夫妻的生活水平跟现在任何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都要差许多。但在当时，吃饭能有两盘菜，一月里能见几回荤腥，那已经很不错了。

半个月头上，她要回家看父母。对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想家尽在情理之中。那夫妻俩给她卖了点心和糖果，还给了她10元钱的车费，她又谎称给母亲买药，预支了一个月的保姆费30元钱，就坐上了回家的汽车。之后，她再没有回到那个雇主家里。那个雇主左等右等不见她回来，不得已，又去妇联找了另外的保姆。

她在家里呆了几天之后，又回到了渭城市。经自己一块出来的姐妹介绍，来到另一家看小孩。那个年代，保姆带小孩很流行，不像现在这样都是爷爷奶奶、外婆外爷带小孩。所以，一个村子，一个县出来当保姆的，都是彼此有联系的。有时候，她们都会抱着孩子，站在外别的马路边上，或者约好到附近的空地上；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公园和绿地，大不了就是一些刚拆迁的空地或者宽敞一些的马路。马路上车很少，人也不多。她就是想和小姐妹们离得近一些，才和那家夫妇不辞而别的。现在想起来，挺内疚的。人家那家人男的每月的工资也就五十六块钱，女的每月也只有四十五块钱，你说，她就把人家的钱预支了，而且一去不返。在城市里慢慢长大之后，她常常想，如果那天见到那家人，她一定是要给人家道歉的。最起码，要证明自己的诚实和善良。她一直都记得那家夫妇的长相，两口有夫妻相，面相和善，说话温和，从不为孩子的事和她脸红。那家的男人是从县上考大学出来的，对来自农村的人有一种天生的同情。

后来的这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人家两口都在政府工作，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家里条件要比先前那家好很多。那孩子就非常金贵，冷不得热不得，轻不得重不得，只要一有哭声，那个媳妇就给她甩脸子，轻则说她笨，重则骂她蠢，急的时候爆粗口，骂她什么都干不了，只会吃干饭。她特别烦她凶巴巴的样子——五官使劲往一块抽巴，好端端的一张脸，瞬间就变得丑陋无比。她心里记恨她，你凭什么这样气势，不就是生在一个城市家里吗？如果你也生在我老家的穷山沟里，你也不和我一样？每每这样一想，却使自己无端地忧伤起来。她就会想到自己的命不好，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家里的爸爸妈妈成天说，人的命是先天注定的，是前世的造化。那她的前世是什么呢？她为什么要生在大山沟里，而不是生在城市里。城市里的人吃得好穿得好，日子过得安稳体面，冬不怕冷，下不怕热，一个个长得俊俏，穿得干净漂亮，每天上班8小时，其余时间都是休息，吃饭，逛公园。而她却只能低三下四地伺候人？他们也领着她去过几回公园，那公园可漂亮了，有湖面、草坪、游船、有各种各样的动物。那时候，她最爱看的就是猴子，大的抱着小的，向人伸手要吃的，还爬铁链，与其他猴子争食时就“吱吱”尖叫，呲牙。有一天，她看见大猴子抱着小猴子的时候，突然联想到自己——那就是她抱小孩的真实写照。顷刻她又断然否定，那和她抱小孩不一样。小猴子和大猴子是母子关系，而她只是个保姆。

年轻时候的事情，总是这样清晰或模糊的展现在她的回忆里。现在她竟然有了孩子，有了一个上高中二年级的孩子。这时候，她就变得安静和踏实，她会静静地从某个角度看着专心写作业的女儿，心里充满感激——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城市。

三

看孩子当小保姆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七、八年，她先后当过七、八家的保姆，最长的一家是两年。到后来，保姆的名声就不好了，什么偷拿主人家的东西呀，如钱、衣物、点心、罐头之类；偷吃孩子的食品，如饼干、奶粉、果冻等等，更有甚者，什么保姆和男主人产生感情纠葛，破坏人家夫妻关系等等。保姆的名声一跌千丈。尽管，保姆的工资不断增长，但保姆已经成了一个很不齿的职业。

十八岁那年，城市的生活使她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的胸部很快地凸起，将原先的衬衫高高地顶了起来，以至于衬衫前边短得时不时会露出肚皮。她常常会不经意的看见男主人有意无意地瞟她，目光相对的瞬间，她都会害羞的低下头，甚至脸红耳热。还有，她的身体里有了一种莫名的不安和躁动。她有时候会从主人的书架上悄悄取下一本小说来读。尤其是晚上，读着读着身体就会烧燥起来。

又一次，女主人去省城出差。那天晚上，她哄着小孩刚睡下，男主人进到卧室从后边抱住她的腰。开始她受到惊吓，使劲的用手去掰男主人的手。

她对他说：“大哥。请你放手，这使不得！”

男主人并不说话，只是那样抱着她。慢慢地，她觉得了他的呼吸，热乎乎地吹到她的脖子上，面颊上，接着是嘴唇在她的脖子上亲吻和厮磨。

有几秒钟时间，她对他的行为几乎是纵容的，纵容里却有了忧伤和绝望：“可我，只是你家的保姆！”

男主人突然停止了亲吻和厮磨，僵住了所有的动作。

那个姿势保持了好一阵。

后来她觉得有什么湿乎乎的东西落在脖子上。是眼泪。可男主人为什么要流眼泪哪？我不就说了句“可我只是你家的保姆吗”？

后来，男主人的手慢慢地松开了。他离开房间的时候，脚步很迟疑，沉重。

好多天，她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那天夜里，她无意中听见男主人房间发出的粗重的喘息，起初她还真的吓了一跳，再后来，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第二天，她和男主人相互躲避着各自的眼神，她觉得男主人看她的眼神更加暧昧。她觉得他在刻意的向她示好，给她营造一种安全感。他想尽量地获得她的信任。

再过了多少天，市里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市的保姆事件。

一个家里的男主人和小保姆偷情，女主人似有觉察。在半夜男主人溜进小保姆房间做爱时，被女主人捉了现行。她一气之下，用剪刀捅伤了小保姆。男主人控制局面时，也遭到了误伤。女主人被公安局拘捕。

她回忆这段往事时，尽量的避免用男主人、女主人这样的称谓，因为这个称谓会无意中将保姆这个职业和旧社会的佣人一类拉在一起，有一种奴性的暗示。可是，不这么称呼又怎么能将雇主和保姆分得清楚呢？这似乎给故事的陈述造成了困难。她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保姆和主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两者之间存在着人格平等吗？她想到了自己“可是我只是你家的保姆”那句话。那句话在当时包含着几个意思。她想界定那句话在当时境况下的意义：第一，我是你家雇来的保姆，没有满足你某种需要的义务；第二，你想清楚了，有后果，你能否承担。今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之后，她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终于给当时自己的那句话给出了自己认为切贴的定义。她讪笑自己，讪笑自己用一句话就打退了男主人的妄想。其实，龌龊地说，那个时候她也心存某种期待，她也有将事情往下继续的奢望，尽管结果很严重。

再过了半个月，女人在某个正常上班的下午突然回家，将她叫到客厅，一脸厉色地对她说：“我家的孩子从明天起由他的爷爷奶奶来带，你不再适合在我家当保姆了！”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她装作不解。要辞掉我，总的有个合适的理由是吧。他心里愤愤不平。

“因为你的眼神，你和他的眼神，我看不下去，我是为你好，为我们这个家好！”女主人语气平稳，看得出她是在尽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她不想当面发作。

她没有再说什么。她是女人，她相信女人的直觉。

女主人给她结了当月的保姆费，又另拿出500块钱摔在饭桌上：“赶快走，一刻都不要停留。越快越好，不要叫我再看到你！”

她当时的心情糟透了。这人跟人并不像老师和社会教育我们的：“人和人只有职业的不同，没有高低贵浅之分。”扯他妈的蛋，完全是一派胡言！她只拿了她当月的保姆费，并没有拿被摔在桌上500元钱。那一刻，她深刻地觉察出人跟人的区别——将钱递在手上和摔在桌上的区别。那里边有很遥远很遥远的距离。

四

她渴望着姑娘蹦蹦跳跳的回来，她希望丈夫的电动三轮车发动机的声音响起。那种幸福到来时的等待，会使她从陈旧的回忆里挣脱出来，使她真实地活着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存在。

那次她从主人家离开，她带着屈辱，带着某种近乎仇恨的情绪，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转悠。不知不觉就转到了长途客车站。一直拖延到最后一趟末班车，她才迟疑地、绝望地上车坐在靠窗的位置。

也在那一年，她遵从父母之命，和邻村的男人结了婚。彩礼钱又为自己的哥哥娶了媳妇。

于是，她就像断了奶你的孩子，开始了自己的婚姻生活。

因为丈夫家的情况比她家好不到哪去。加上彩礼和操办婚事，给他们的新生活欠下了不少的债务。好在她的丈夫是个老实人，长相在农村也算能看得过眼。虽然瘦弱，但有高度，而且读过高中，重要的是对她蛮中意。所以，生活也就不觉得多苦。但在农村，想挣个钱的确不易。所以，她和丈夫商议之后，又一块回到渭城市。给丈夫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在火车站南货场给人拉货。她仍然做保姆，后来有一个时髦的名字叫家政服务。

那时候的渭城市家政服务，实际上就是对南方家政服务的简单模仿。说透了就是将一些进城打散工的农民组织起来，按照个人的特长根据客户的需要派工，主要是钟点服务，打扫卫生，少量的家庭护理。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最多的是打扫卫生。但市场需求很小，一个月最多也就能干上十多天。还有一个原因，家政公司中间还要抽取管理费，所以，他们的服务价格要比市场价高出5到10元钱左右。因此，出工率非常低。

葛慧兰和那些年轻，长相姣好的女性相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所以，干了几个月之后，他离开了。她成了马路劳务市场的一员。在这里，她的选择性就大了许多。不但可以打扫卫生，临时为他人干一些琐碎的家务，更多的时候，还可能被小包工头选中去临时的修缮工地做小工，出工率明显提高了。

但不是每一次出工你都能争得机会。往往是来了一个雇主，等待雇工的男男女女都会一窝蜂的围上去，吵成一片，最终没办法决定谁去。雇主难为，才转身一走，后边围着的人群就呼啦一下拉开，跟着雇工人跑出好远。这样反反复复聚聚散散多次，才能最后选定几个人出工。她怕跟姐妹们争抢，总是躲在人群的边上。但也有人毫不声张地走过来，将她悄悄叫走。有一次，她去公园的月亮桥上观鱼，有人给鱼喂食，她看鱼群抢食并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翻起一片水花，她就想起了当时劳务市场抢工的场面，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在这段时间里，葛慧兰的丈夫通过同乡的介绍，为市里的几家书店派送图书，活路开始多了起来，收入也有了增加。这样，他们就在渭城市以一个家庭单元，立住了脚。后来他们在市区租了36平方的单元房，置办简单的家具和厨具，告别了郊区的城中村。那时候，她以为自己正在向城市人的生活靠近，他们身上的有些东西也正在有意无意的蜕变。她并不认为蜕变的过程有太多的疼痛。因为和过去比，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他们还能有什么不知足呢？

于是，她们开始设计生活，计划生孩子和存钱，甚至想到将来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按照农村老一辈人的说法，就是在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窝。那样他们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

那一年，葛慧兰生了个女孩，她似乎一夜之间有了生活的动力。刚过满月，她就将孩子交给母亲经管，自己就又出去找活干。他们两口唯一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的小孩，真正像城里的孩子一样成长。他们知道钱在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他们也明白自己别无所长，只有一身蛮力气。但他们也坚信，只要肯付出，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

一次意外事件，改变了葛慧兰的生活轨迹。

那一年，一远方亲戚家的老人中风，需要雇人照顾，亲戚问葛慧兰能不能在医院看护老人，白天八小时，每月护工费1500元。葛慧兰满口应允，当天就去医院上班。至于端屎倒尿，打饭喂药这些事，比起农村的风吹日晒，辛苦劳作，那已经是轻松了许多。所以，她很珍惜这份工作，一切工作都尽量做到完美。尤其是她每天的护理记录，如服药时间，尿样血样送检，进食记录，排便记录，做得相当精确。她还主动地给病人定时喂水，还将水果切成很小的块状给病人吃，还主动定时给病人翻身捶背，按摩等等，除过短暂的休息，其余时间都在忙。一个月以后，老人出院回家，因家人的一直要求，她又随着老人开始家庭护理。这期间，她还每天坚持给老人做饭。这一切，使她有了一个街坊四邻都称赞的好名声。

一年以后，那个老人走了。那一天的丧宴上，老人的四个子女当着众亲友的面，给她连鞠三躬。大儿子代表全家，感谢她精心照顾父亲，恩深义重。躬鞠得庄重，真诚，她能感觉到每个人眼里所表达的感激。那一刻，她相信，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只要你用心去做，一定能够赢得尊重和爱戴。

就这样，葛慧兰在医院一气做了五六年的护工。而且因为自身的努力，成了渭城市中心医院的护工。做医院的护工，最大的好处是收入丰厚，而且相对稳定。城里人很少有人做护工，因为她们觉得端屎倒尿伺候人的工作低贱，会叫人看不起。城里人之所以愿意花大价钱请护工，就是为了保持自己心里潜藏的虚伪的尊贵。他们愿意以金钱来赎买该属于自己的责任。他们满嘴的忠孝节义和对劳动者的同情，可是在内心，他们压根就把护工当作下人，看做苦力。他们之所以给他们好脸色，是因为他们替他们完成着孝敬老人的义务。葛慧兰在城市许多年，将城里人的虚伪看得再清楚不过。我尽了力，我就该拿我应得的收入，这也是她这多少年来做护工的原则。所以，她不愿意从城里人的言谈举止中寻求尊重，从城里人的目光中寻求感激。但她知道知足，知道这样的工作机会使她在城市里有了立足之地，使她的女儿穿着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校服安心读书。她的女儿很懂事，她每年都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女儿的理想是考上全国顶级的医科大学，当一名优秀的医生，为更多的人解除病痛。这大概是她从小耳濡目染妈妈做护工的不易。这使葛慧兰很惬意。

做护工的收入几乎是爱人蹬三轮的两倍。因此他们租住的房子过几年就会变换一个地方，而且是越换越大，越换越好。

2013年的时候，他们竟然靠自己的积蓄在城区买下了一套二手房。虽然房子建筑面积80多个平方，但那毕竟是他们自己的窝。那一年，女儿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不用每天再趴在折叠的饭桌上写作业了。

五

葛慧兰只有回到自己村上的时候，才会有一份别人不易觉察的自豪。站在那片养育自己的土地上，她才觉得自己当年的离开是很有意义的。她有时候会一个人站在一望无垠的田野里，突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南征北战》里师政委的台词：“要告诉老百姓，不要怕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打烂。我们今天放弃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回到这个地方！”她还不止一次的想起《列宁在1918年》里瓦西里的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也往往在这个时候，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回到故乡的意义。公公婆婆早已去世。妈妈也跟自己进城好些年了。她回来，无非就是看看在家里的哥哥嫂嫂，看看他们那个久不住人的院子，节令的时候走走亲戚。除此之外，他觉得他日思夜想的故土，只有在梦里才会变得亲切和温暖。而真正的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她觉得故乡依然是那么的遥远。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剩下一些老实巴交像哥哥一样永远依附在土地上的人。他觉得亲情的根已经变得很细了，自己就开始漂浮在空中。她的每一次回归，就像是履行某种使命，来去匆匆。她宁愿在城市挣扎着，承受各种各样鄙视的目光。有时候，回到故乡的时候，她又觉得渭城市是她的故乡。她的女儿已经很不情愿跟她回老家了，她自已经不习惯在晚上起床上厕所，或者被犬吠从梦中惊醒，或者被啸叫的风声搅得不能入睡。还有，她已经不适应用大口尖底锅做饭。即使和打工回到家乡的姐妹们，也没有多少能够交流的话题。她觉得故乡已经在心中老去了，她必须拼命地在城市里活得更像城里人，在城里深深扎根。

这样想是没错的，但做起来却不太容易。

从去年她被人推荐到孙长贵老人家当护工，她的烦恼就好像一直没有间断。

孙长贵老人现年93岁，育有两儿一女。他是1947年参加解放战争的老革命，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投诚起义的国民党连长。解放初期在国家卫生部工作，因为遗弃农村老婆和城里姑娘谈恋爱被下放到省卫生厅。后来因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被下放到渭城市百货公司。他所在的公司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土崩瓦解了——只留下很少几个人靠租赁房产过日子。但他作为老革命，工资收入没有受任何影响。他现在每月的工资有八千多块。他的爱人比她小15岁，因中风早早坐上了轮椅。而他好像还没有太大的健康问题，每天还要吃一碟牛腱子，喝二两西凤酒。老人家极瘦，因个子高而背驼。虽然老人看起来还算精神，但也只能慢慢地在家里挪步。因为他居住的那栋房子很久了，没有电梯。他家住在四楼。所以，下楼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老两口的只能长期生活在屋内。因为老人家是革命老干部，每月有一笔保姆费。再加上大儿子在美国，小儿子在上海，身边就剩下一个女儿。可女儿的女儿也都有了孩子，女儿也就无法顾及父母。其实，女儿并不是没时间，给女儿看孩子只是一个借口。她只要一进父母家门，就会莫名地和父母争吵。有时候为饭菜的样式，有时候为起居方面的问题，有时候为某一笔账务的支出问题。争吵的程度和次数很频繁，以至于后来在葛慧兰来了之后，女儿平时不再回家。她只是在周末匆匆回来一趟，看一眼就匆匆离开。只有在两位老人有病的时候，才肯在家里住一宿。从内心讲，她极讨厌家里那种气味——说不清是因为不通风的霉味或者卫生间的气味，还是老人身上的不洁气味。她并不是有洁癖，但她在那种环境里喝不下一口水，吃不下一口饭。

老两口男的是山西人，女的是河北人。这山西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日子过得仔细、计较，尤其是对钱的精打细算。孙老头出了名的精细，大家在背后叫他“山西九毛九”，女的虽然是河北人，但几十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将她同化。所以，前后几个保姆都没有干得长久。一是因为他们的算计；二是因为他们的气指颐使；三是因为他们易怒的暴脾气。

葛慧兰和两个老人见面的时候，女儿当面给他做了护理方面的工作要求。比如每日买菜做饭，一日三餐；每月给两个老人最少洗两次澡，保持室内的清洁卫生；并承担油盐酱醋，米面油和水电煤气购买任务。葛慧兰只是擅长于做护理，而这些家常事，她从来都不介入，尤其是经手人家的钱财。孙老头的女儿像孙老孙头一样强势，说话做事都没有商量的余地。口头禅就是，“你就按我说的做”“我要你怎么怎么”“你要做到什么什么”。

葛慧兰垂下眼皮，只是点头，即使某个事情没有听清楚也顺从地点头。她想，不就是吃喝拉撒的事吗，何以搞得那么夸张。她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像我葛慧兰这样的名牌保姆，你有什么理由要那样的交代，莫非你怀疑我的护理能力，怀疑我操持家务的能力。之后，他就装作聆听，其实心早都开始算计在附近哪个菜市买菜，哪里的超市更方便。

“葛师傅，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

“你记住，你每月至少要给俩老人洗两次澡。每周要换洗一次衬衣。她们的衣服都在衣柜里。还有，每天记得喷洒空气清新剂。要少喷，不能太多。每天的饭菜根据老人的要求做，要少而精，够吃就行，不能吃剩饭。剩菜剩饭不管多少，都一律倒掉。我要不定时地抽查你的饭菜质量和米面粮油的消耗情况。你要按我的要求做，详细地记录每月的开销和花费。你要做到让两个老人生活舒适。”孙老头的女儿说完话，就又贴在父亲耳边嘀咕了一会，然后直起腰来，对葛慧兰笑了笑：“葛师傅，那就这样了，你就开始工作，我就回家了。”说着她递给葛慧兰一张硬纸片，上边是她的电话号码，“你每天回家前，一定要仔细的检查煤气关好了没有，并要将我妈安顿好。你每周要有两个晚上住在这里。每周只有周末我们回来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家休息。”

孙老头的女儿走了之后，葛慧兰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她多么希望孙老头的女儿不再出现，哪怕她用电话指挥也行，她就是不愿意看见她的那张冷酷的没有温情的常常被血液胀得黑红的脸。

做护工，对葛慧兰来说是轻车熟路，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怎样护理才能使他们满意，她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她总是一家接着一家做下去，从来都没有空档。她回忆这些年的经历，好像无一例外的在陪护老人——痴呆的、中风的、生活不能自理的、重病在床的，甚至还有植物人。记得有一次她被雇去看护一个因公负伤的病人——他是在供电施工中，被吊车吊起的水泥管撞了一下，当天就施行了开颅手术。一个月里人事不省。她在医院每天24小时的全天陪护，每月的工资是6000元。她什么苦都能吃，就是没有足够的力气扳着病人翻身。他的确搬不动身高一米八几，体重80公斤的病人。最后干了一个月，她实在撑不住了，就找了一个有力气的男护工接替了她。那天临走，那家人很舍不得她。这也是她的过人之处。对他来说，搞护理，一切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只是这一次，他还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她给孙老头爱人洗澡，没有什么问题。给孙老头洗澡，他真的是有顾虑的。过去他也没少给病人换衣服，擦身子，但那些病人是没有意识的。可孙老头神志清醒，思维正常，耳不聋眼不花，给这样一个男人洗澡，别说是她一个外人，既就是她的女儿也恐有难堪之处。

六

给孙老头第一次洗澡后的晚上，行走在回家的路上，葛慧兰哭了。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哭？只是她觉得憋屈，觉得想哭。多少年已经麻木的屈辱感，慢慢的在心中复活了。那时候春天已经很深，风拂过脸膛有一种柔软的舒适感，就像是被女儿的稚嫩的手掌轻轻抚摸，细腻而富有弹性，又有一种温暖。她喜欢自己这样的联想，也喜欢这样的感觉。她没有回家，而是不知不觉地来到渭河公园，坐在一处树荫下的石凳上，任眼泪簌簌的流着。

连他自己都没有弄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伤心。只是她觉得，自己在给孙老头的洗澡中，无端地失去了什么？但到底是什么，她这会还说不太清楚，至少她觉得自己活得很下作，很没有脸面。她眼前立即就晃动着孙老头瘦得皮包骨头的身体——皱褶而松弛的皮肤，皮肤下因消瘦而凸起的骨头，她的手接触到身体时他舒服的“哼哼”声。还有他根本就没有羞怯感的放肆目光……

“因为你挣了人家的钱，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

“人家花钱雇你来的，你有什么资格嫌弃人家。”

“你不就是保姆吗，保姆就得满足雇主的要求，这就是职责。”

“人家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人家买的就是你的服务！你根本就没有理由选择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干我们这行，就是最卑贱的职业，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干，什么样的屈辱都得承受！”

许多个自己，这时候都站出来对她说话，像是劝解，像是讽刺，又像是矫正，慢慢地她平复了许多，脸上的眼泪也被风吹干了。

那天夜里，她很久都睡不着，他老是做有关骷髅的噩梦，孙老头的笑变得使他非常的恐惧。

一个月之后，在查看消费账目时，孙老头的女儿对他说，大概有十块钱的差额对不上账，还有，为什么一月之中买了两桶油？买了两次米？他没有辩解，他只是回答：“请你相信，我不会做那些偷鸡摸狗的事！”

孙老头的女儿将账本不屑地摔在饭桌上，用鼻子轻轻地“哼”了一声，站起来走了。她看到了她目光里的蔑视。

再过了几天，孙老头的部下来看他，给孙老头带来了两盒松花蛋。这松花蛋本来是人家送给孙老头的部下的，但他的部下并不爱吃，只吃了其中几个，刚好要去看孙老头，就将剩余的全部送给了孙老头。孙老头喜欢吃松花蛋，每天吃一个。十多天之后，等打开第二盒的时候，孙老头发现盒子里的松花蛋缺了五个，他心里一时很不高兴，他问葛慧兰：“松花蛋为什么少了五个？”

“我不知道啊，是不是本来就是装了这么多？”葛慧兰根本就没多想。

后来这个件事情就被孙老头的女儿再次提到桌面上。

葛慧兰虽然懦弱，但绝不允许别人污蔑她的人格。在一天下班后，她去了孙老头的部下家里，将事情原委说了，要孙老头的部下为她洗清污名。葛慧兰是孙老头的部下介绍到孙老头家的。葛慧兰曾照顾过孙老头部下中风的父亲一年多，两家之间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所以，过了几天，孙老头的部下打电话给孙老头很婉转地说：“老革命啊，我送你的松花蛋还好吃吗，有机会我再叫我的朋友给你捎些过来。那个松花蛋呢，人家送了我俩整合，其中一盒，我吃了几个。我知道你爱吃，干脆将所剩的都送给了你。”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葛慧兰突然对当保姆这个工作一下子心灰意冷了。

他现在好像有点想明白了。不管她付出了多少，不管别人怎么赞扬她有多好品德，但她是个保姆的本质丝毫都没有改变。在城市人的心目中，保姆永远和脏、累、苦，贫穷、没文化连在一起。即使不乏善良和同情，但却永远无法超越这个阶层的本质。

有一天下午回到家里，她坐到丈夫和女儿的饭桌上，拿过丈夫装散酒的瓶子，给丈夫和自己各斟满一杯酒。

“咋啦，心情不好？”丈夫感到意外，惶惑的眼神看着她。

“没有，就想喝口酒。”她尽量使自己的表情显得平静，以免让丈夫和女儿为她担心。

“妈，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女儿的腔调里满是伤感。一个保姆的女儿，绝对懂得一个保姆在城市里生存的艰辛和不易。

“没有，谁敢欺负老妈?”她对女儿努力挤出一个苦涩的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半夜，她将熟睡的丈夫扳转过来：“孩她爹，我想给和你说个事，”等丈夫完全清醒过来，他接着说，“这个保姆咱不干了，咱得活得像个人样！”

之后，她将头埋在丈夫的胸膛里，轻轻地抽泣。

她觉得丈夫的手臂将她搂得越来越紧。

                                                                                    2018.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