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腊八过后,母亲便开始一天一天地忙碌起来。正值冬闲时节,地里的农活比平时少了许多,无非锄锄草浇浇肥而已。这些活只留与父亲和我们兄妹几人来完成即可。
趁天晴,冒着严寒,母亲泡上一大盆米。过了两三天,她把米盛起来,淘洗干净后,再去村东头石磨那里,边使尽吃奶的力气推动着石磨,边往石咀里一口一口地喂米。白花花的米粉从石磨四周的缝隙处一点一点地落下来,越积越多,最后堆成小山似的。母亲弓着腰装上这些米粉,艰难地担回家,再架上柴禾烧大锅蒸煮。
大约半个时辰后,母亲揭开锅,将煮熟的冒着热气的米粉倒出来,摊在一块案板上,然后拿起棒槌使劲地捶打。经过无数次击打的熟米粉逐渐变得黏黏的糯糯的,成块状,非常板实。母亲用菜刀将它们一一切成长条,放在屋荫下晾干。这便是年糕了。
老家人不论贫穷富贵,每年都要打年糕。没米,哪怕借,也得有。年糕喻意“年高”,一年比一年高。它寄托着老百姓简单纯朴的理想和愿望。
晾干后的年糕须用腊水养起来,才能保存长久。条件好的人家用一口水缸,条件差的就干脆用洗澡盆。吃的时候,从缸中捞些上来放进锅里,随稀饭一起蒸煮。熟透了的年糕软软的、糯糯的,滑腻爽口,有嚼劲,又抵饱。而且吃法多样,爆炒、油炸、蒸煮皆可,是一种不错的民间美食。
接下来,母亲便要熬糖稀、炆芝麻糖炒米糖了。这是孩子们最乐见之事。熬糖稀是一种须有耐心的慢工,急不得。灶堂里架上柴小火烧,慢慢熬。糖稀在锅里噗沫,母亲用勺子舀去放进碗里给我们吃。其时,我们早已急不可耐了,眼睛里都能滴出血,馋得口水在喉咙里打转转。
最令人激动的是,我们盼望着锅边的糖稀糊了,如此便能获得母亲的奖赏,从而一饱口福。因为糊了的糖稀是不能用的,母亲须用锅铲将它铲除。望着母亲小心翼翼的样子,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铲着,我们的心急得都快蹦了出来。
终于,母亲将糊了的糖稀铲出来后放到我们的嘴里,一人只有一小块。我们张开嘴咬住它,慢慢地嚼。它很黏,水果糖似的粘住我们的牙齿。我们舍不得将它一口咽下去,因为那种甜实在是过瘾。
糖稀熬制好后没过几天,母亲便请师傅上门或是直接去糖坊炆炒米糖了。师傅把加热的糖稀和蓬松酥脆的白花花的炒米和在一起,然后使劲地揉。一段时间后,觉着差不多了,便把它放进案板上一个没底的方框里,均匀地铺开,压实,然后拿起一把小木锤一个劲地儿敲打,此道工序是让米糖变得更板扎些。然后再用刀将它表面削平。
起初,热米糖是软的。过上一会儿待它冷却后变硬了,师傅们便抄起菜刀将它们切成一块块小小的、方方正正的米糖。我们多么想趁机抓上一把解解馋啊。可是母亲坚决不让,只发给我们每人一两块,说是等过年家里来客人了才能吃。
炸圆子是乡亲们每年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富裕人家必定多称些猪肉,而贫穷如我家者最多只能买上个两三斤。洗净后,用刀将其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剁成泥状,撒上少许面粉后搅和均匀。这时,母亲洗净手,从盆里抓起一小团肉放在掌心,双手配合将其搓揉成球状。
待圆子全部搓揉完毕,母亲便把它们放进油锅里炸。油不能烧得太热,否则圆子很容易糊。但也不能低,低了圆子非但熟了迟,且还易散,品相不好看。所以,炸圆子是一门技术活,得掌握好火候,把握好温度。
其实,炸圆子时母亲是不允许我们小孩守在旁边的,她怕我们一不小心说漏了嘴,不吉利。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她会想法子用各种借口将我们支开。待圆子全部炸好了,才叫我们过去品尝。
那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吃圆子时母亲如此大方,毫不吝啬。直至多年以后才明白,原来母亲心里一直有个愿望,祈盼着一家人的幸福团圆,而“圆子” 就是团圆幸福的象征啊。
在家乡,年糕、炒米糖、圆子号称 “三大样”, 须年前就得准备好了,这样,过年才显得隆重,才有气氛和热闹。然而那会儿又有多少户人家真正具备此条件哟,大多数不过是勉为其难罢了。
如今,生活条件改善了,这些都成了寻常之物。面对它们,人们丝毫提不起兴趣,更吃不出当年的味道,唯记忆深处还留着一点过去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