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表哥

金华表哥是我大姨的小儿子，全名吕金华（有时又叫邓金华），生于1942年。在我16个表哥中按年龄他排第四，比我年长22岁。

小时候我发现他们村子里的人都有两个姓，感到很奇怪，有时他们家里墙上贴的奖状是姓“吕”，有时却又是姓“邓”。究竟是姓什么呢？当时我不明白却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祖宗是“吕”姓过继给娘舅“邓”姓家族的。所以几代人对姓氏都无法确定，却反复重申既姓“吕”又姓“邓”。可是，我们国家至今也没有“吕邓”这个复姓，后来户籍资料规范后才统一姓“吕”了。

金华哥我称他“华哥”，他家位于鄂东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县孔垄镇东港北岸，一个名叫“仙人桥”的地方，地名和位置看上去富有诗情画意。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仙人”，连“闲人”都没见过，也没有见过那座“仙人桥”，只知道这地方是穷乡僻壤，土质贫瘠，庄稼产量很低，家家勤劳苦干却往往填不饱肚子。虽然，这里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历年长江溃堤的冲击圈，按道理讲土壤应该很肥沃。可能是这里太靠近溃坝口，肥沃的土壤几经冲刷都被冲到较远的低洼地方去了，覆盖在他们的土地上面的全是被风化的贝壳和砂砾，每年庄稼收成很低，村民们苦不堪言，那个年代真是穷得叮当响啊！幸好靠近东港，离长江也近，他们家也有一条小木船，于是一家人就选择以“半耕半渔”为生了。

解放后，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遭遇洪水后，1954年家乡又一次遭受特大水灾。多数乡亲由政府统一安排转移到了本县山区，可是也有少数乡亲舍不得离开，私自躲在自家的楼上没有撤离，自以为爬到一丈多高的“楼板上”就能保住房子和家什，就能安然无恙（其实那时的木架房子也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结果留守的人们在缺衣少食、无医无药，饮用脏水环境下，艰难困守，没多久很多人染上了疫情，甚至整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好乡亲们互相搭救，有些人慢慢也转移到了山区。姨父和大表哥都是慈善厚道之人，因为家里有条小船，于是没日没夜地划船帮助乡亲们转移和就医的，甚至帮乡亲运送过世多日腐烂的尸体去60里远的山区安葬......

那年华哥13岁，姨妈带着他和二表哥一起转移到黄梅山区，姨父和大表哥则留在家里，帮助滞留灾区的乡亲转移、就医和安葬。华哥来到山区几个月里都是帮房东家放牛来糊口度生。

一天，他牵着一条大水牛在山脚下放牛，手里捧着一本《代数》正看得入迷，结果，牛什么时候脱缰溜走了并糟蹋了一大片庄稼他却浑然不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个人暴跳如雷地朝他冲来，并对他一阵吼骂——“你是哪个家的孩子？不好好放牛，让牛糟蹋了这么多的庄稼！这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你这是毁灭了多少人的救命粮啊？我要扣你家半年的口粮！”顿时，华哥吓得嚎啕大哭，惊慌失措手中的书掉在地上了。

此时，这位气势汹汹的领导走过来捡起了地上的书，然后，看了看面前的小孩，嗓音骤降，温和地问：“你喜欢看书，怎么不去上学呢，没考上吗？”这时，华哥才缓过神来，低头抽泣道：“我本来已经考上了黄冈中学，但是家乡发大水，房子和庄稼都被淹了。我家本来有一条木船，但是爸爸和大哥为了营救灾后爆发疫情的乡亲，在运送灾民途中也不幸染疫去世了。我现在与妈妈和二哥相依为命，帮人家放牛讨点饭吃，哪有钱去读书呀？我们每天都饿着肚子，妈妈讨来半碗饭，自己舍不得吃都给我们了。叔叔，求求您不要我家赔偿粮食好不好？”说到这，他哭得更伤心了。

这时，这位下乡干部翻遍全身口袋，只摸出了仅有的一元二角钱塞在了小孩的手上。他立即拿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递给这位糟蹋庄稼的“罪魁祸首”，亲切地说：“小同志，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你拿这张领条去县委会把我这个月工资领去吧，赶快去读书，黄冈中学全县才考上几个呀？你不能辍学！”那眼神充满着怜悯、关爱和期待。

那时的表哥年幼无知，求学心切，拿着这张字条便邀着二哥作伴，一口气跑到十多里的县城领到了这笔资助款，却并不知道这位干部的职务和姓名，只是从那张字条的签名上辨认出姓“熊”......当时的干部工资也很低的，有的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啊。

正是这位好心干部的资助，才改变了表哥苦难的命运。他黄冈中学毕业后又考上黄冈师专，毕业时他申请到了鄂东麻城山区支教。

大学毕业二十出头的华哥，算不上英俊潇洒，虽然身材一米七五左右，却很清瘦，浓浓的眉毛，高高的鼻梁，微微凹陷的眼睛；虽然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气质，却身材瘦弱单薄；尽管才华出众、忠厚善良，但因家境困难，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

一次，舅妈家的小表姐——国兰姐（比华哥小一岁，她是华哥的表妹，在九江陆军医院从医）帮华哥介绍了她的一个闺蜜，可是华哥丢下那个“闺蜜”不追，却疯狂地追起青梅竹马的表妹来了。国兰姐姐长得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工作又好，羡慕、追求者甚多。舅妈得知女儿爱上了长相一般，家境贫寒且笨嘴笨舌的表哥，内心很不支持，但是她的思想还算比较开明，最后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况且，那个年代时兴“亲戚联姻，亲上加亲”，所以也就顺其自然了。

我还听说华哥毕业那年，我外公去世了，当时我出生才四个月。华哥坐在外公遗体前守灵，我躺在旁边的摇篮里哭闹着（因为我舅舅解放前死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家里只有我外公和舅妈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大）。我妈由于一心哭外公而顾不上我，然后发生了一件笑了几十年的糗事。我当时由于憋尿太久，尿多且“马力”足，一个“远射程”把尿全部洒在一米之外的华哥头上了。搞得他哭笑不得，连连说这个“高压泵”太厉害了！后来谈及此事，他们哈哈大笑，我总羞愧得满脸通红。

很奇怪的是与华哥年龄相仿的那一代人个子都很矮小，很多都只有一米五左右。一次我问华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出生在解放前，生长在解放初期，生活非常艰苦，发育期刚好又遇上国家三年灾荒，严重的营养不足，当时能保住性命就算万幸了。那时读书很艰苦，从家到学校要走二三十里路，中午就吃自带的一个红薯，晚上又走回去。可见当时生活多么艰难，求学更是很多孩子不敢奢望的事情。这一代人是勤劳勇敢的一代人，他们参加了三线铁路、阳新水库、长江筑堤、开山修路、围湖造田......等艰苦卓越的建设工程。

他常常说，幸亏“熊叔”搭救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后来，他多次打听也没有找到那位好心的干部。那个时代的“无名英雄”确实很多，不像现在的某些人光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假装做点“善事”还到处张扬，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似的，一旦媒体发酵，于是“假事”他们也不继续真做啦。

后来，在文革初期表哥调回黄梅一中任教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时刻与人为善，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因为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当时跨省调动很难，后来他只好申请调到了小池中学任教，与九江只有一江之隔，这样往返两地要近一点。他七十年代初终于调到九江市某高中任教了，后来又调到某军工单位任技工院校校长。表姐（应该称表嫂）也随之调到军工医院工作。这单位只有代号没有名称，位于庐山深处，四面环山，戒备森严，光职工住宿楼八十年代初就将近百栋。家属和亲戚只能出入生活区。而且，这里的人不讲九江话，全部是普通话，因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一切按照部队的常规管理。

华哥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纷纷考上了名牌大学。他们最自豪的是掌上明珠——女儿“吕梁山”（因为其父母分别姓“吕”和“梁”，后来改为“吕梁姗”）。姗姗是表哥最小的孩子，眉清目秀，聪慧伶俐，长得像电影明星似的。她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时，就经常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去配角或配音的。后来又出国留学，最后就职于加拿大。

因为女儿在外国工作，很少回家，于是总是盼着宝贝女儿的电话（那时还不能视频）。2001年正月初四，盼了很久终于盼来了女儿的电话，这时华哥正在上厕所，他急不可待，连忙接通了电话，父女俩交谈甚欢，一连通话40多分钟......

过了很久，表嫂发现“华哥”在厕所里很久了，急忙敲门询问他是不是便秘，可是没有应声。当俩个儿子听到妈妈呼喊后，急忙冲过来撞开了厕所门，只见华哥倒在厕所里已经昏迷不醒了。可能是因为他蹲的太久，突然站立引起血压飙升。

一阵手忙脚乱的呼救，120很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当医生拿出CT片给表嫂看时，她顿时吓懵了。由于脑出血，造成颅内积血太多，她自己是医生，知道已经是回天无术了。可是，看着重度昏迷的丈夫，表嫂还是央求医生尽心施救。奇怪的是，华哥虽然重度昏迷却始终睁着眼睛，似乎是在艰难地等待着什么，竟然重度昏迷中熬过了24小时，仍有脉象。亲友们纷纷猜想：他肯定是在等女儿。可是，自从他出事一直打国际长途都联系不上姗姗的。后来，哥哥又尝试在网上给妹妹发了一封邮件，当时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到了第三天，姗姗终于看到了哥哥发来的邮件：“爸病危，速回！”于是，她急忙飞回上海，再转机飞至南昌，最后打的赶到了九江医院。

当女儿扑进病房，伤心地哭喊着：爸爸！我回来了，您醒醒呀！......因为那几天她刚好外出旅行去了，所以没有接到电话，也是偶然打开电脑才得知爸爸出事了。女儿深感内疚哭得撕心裂肺。这时，华哥的眼角突然滚淌出一行泪水，然后就安然离世了。可是，他走时仍然是半睁着眼睛。

那天，很多亲友、同事、学生来为他送行，有的孩子把头都磕得鲜血直流。作为老家的亲友，我们被其单位安排住进了招待所。表哥吕金华被安葬在风景秀丽的东林寺旁的公墓里，终年59岁。真的可惜，天妒俊才英年早逝。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仍深深怀念金华表哥。对无私资助而改变了他的命运的好干部更是无比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