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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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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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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表哥

金华表哥是我大姨的小儿子,全名吕金华(有时又叫邓金华),生于1942年。在我16个表哥中按年龄他排第四,比我年长22岁。

小时候我发现他们村子里的人都有两个姓,感到很奇怪,有时他们家里墙上贴的奖状是姓“吕”,有时却又是姓“邓”。究竟是姓什么呢?当时我不明白却很好奇,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老祖宗是“吕”姓过继给娘舅“邓”姓家族的。所以几代人对姓氏都无法确定,却反复重申既姓“吕”又姓“邓”。可是,我们国家至今也没有“吕邓”这个复姓,后来户籍资料规范后才统一姓“吕”了。

金华哥我称他“华哥”,他家位于鄂东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县孔垄镇东港北岸,一个名叫“仙人桥”的地方,地名和位置看上去富有诗情画意。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仙人”,连“闲人”都没见过,也没有见过那座“仙人桥”,只知道这地方是穷乡僻壤,土质贫瘠,庄稼产量很低,家家勤劳苦干却往往填不饱肚子。虽然,这里位于长江中下游,是历年长江溃堤的冲击圈,按道理讲土壤应该很肥沃。可能是这里太靠近溃坝口,肥沃的土壤几经冲刷都被冲到较远的低洼地方去了,覆盖在他们的土地上面的全是被风化的贝壳和砂砾,每年庄稼收成很低,村民们苦不堪言,那个年代真是穷得叮当响啊!幸好靠近东港,离长江也近,他们家也有一条小木船,于是一家人就选择以“半耕半渔”为生了。

解放后,日子慢慢好起来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遭遇洪水后,1954年家乡又一次遭受特大水灾。多数乡亲由政府统一安排转移到了本县山区,可是也有少数乡亲舍不得离开,私自躲在自家的楼上没有撤离,自以为爬到一丈多高的“楼板上”就能保住房子和家什,就能安然无恙(其实那时的木架房子也是经不起风吹浪打的)。结果留守的人们在缺衣少食、无医无药,饮用脏水环境下,艰难困守,没多久很多人染上了疫情,甚至整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幸好乡亲们互相搭救,有些人慢慢也转移到了山区。姨父和大表哥都是慈善厚道之人,因为家里有条小船,于是没日没夜地划船帮助乡亲们转移和就医的,甚至帮乡亲运送过世多日腐烂的尸体去60里远的山区安葬......

那年华哥13岁,姨妈带着他和二表哥一起转移到黄梅山区,姨父和大表哥则留在家里,帮助滞留灾区的乡亲转移、就医和安葬。华哥来到山区几个月里都是帮房东家放牛来糊口度生。

一天,他牵着一条大水牛在山脚下放牛,手里捧着一本《代数》正看得入迷,结果,牛什么时候脱缰溜走了并糟蹋了一大片庄稼他却浑然不知。

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个人暴跳如雷地朝他冲来,并对他一阵吼骂——“你是哪个家的孩子?不好好放牛,让牛糟蹋了这么多的庄稼!这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你这是毁灭了多少人的救命粮啊?我要扣你家半年的口粮!”顿时,华哥吓得嚎啕大哭,惊慌失措手中的书掉在地上了。

此时,这位气势汹汹的领导走过来捡起了地上的书,然后,看了看面前的小孩,嗓音骤降,温和地问:“你喜欢看书,怎么不去上学呢,没考上吗?”这时,华哥才缓过神来,低头抽泣道:“我本来已经考上了黄冈中学,但是家乡发大水,房子和庄稼都被淹了。我家本来有一条木船,但是爸爸和大哥为了营救灾后爆发疫情的乡亲,在运送灾民途中也不幸染疫去世了。我现在与妈妈和二哥相依为命,帮人家放牛讨点饭吃,哪有钱去读书呀?我们每天都饿着肚子,妈妈讨来半碗饭,自己舍不得吃都给我们了。叔叔,求求您不要我家赔偿粮食好不好?”说到这,他哭得更伤心了。

这时,这位下乡干部翻遍全身口袋,只摸出了仅有的一元二角钱塞在了小孩的手上。他立即拿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递给这位糟蹋庄稼的“罪魁祸首”,亲切地说:“小同志,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你拿这张领条去县委会把我这个月工资领去吧,赶快去读书,黄冈中学全县才考上几个呀?你不能辍学!”那眼神充满着怜悯、关爱和期待。

那时的表哥年幼无知,求学心切,拿着这张字条便邀着二哥作伴,一口气跑到十多里的县城领到了这笔资助款,却并不知道这位干部的职务和姓名,只是从那张字条的签名上辨认出姓“熊”......当时的干部工资也很低的,有的还不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啊。

正是这位好心干部的资助,才改变了表哥苦难的命运。他黄冈中学毕业后又考上黄冈师专,毕业时他申请到了鄂东麻城山区支教。

大学毕业二十出头的华哥,算不上英俊潇洒,虽然身材一米七五左右,却很清瘦,浓浓的眉毛,高高的鼻梁,微微凹陷的眼睛;虽然有几分知识分子的气质,却身材瘦弱单薄;尽管才华出众、忠厚善良,但因家境困难,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女朋友。

一次,舅妈家的小表姐——国兰姐(比华哥小一岁,她是华哥的表妹,在九江陆军医院从医)帮华哥介绍了她的一个闺蜜,可是华哥丢下那个“闺蜜”不追,却疯狂地追起青梅竹马的表妹来了。国兰姐姐长得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工作又好,羡慕、追求者甚多。舅妈得知女儿爱上了长相一般,家境贫寒且笨嘴笨舌的表哥,内心很不支持,但是她的思想还算比较开明,最后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况且,那个年代时兴“亲戚联姻,亲上加亲”,所以也就顺其自然了。

我还听说华哥毕业那年,我外公去世了,当时我出生才四个月。华哥坐在外公遗体前守灵,我躺在旁边的摇篮里哭闹着(因为我舅舅解放前死于日本鬼子的屠刀下,家里只有我外公和舅妈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长大)。我妈由于一心哭外公而顾不上我,然后发生了一件笑了几十年的糗事。我当时由于憋尿太久,尿多且“马力”足,一个“远射程”把尿全部洒在一米之外的华哥头上了。搞得他哭笑不得,连连说这个“高压泵”太厉害了!后来谈及此事,他们哈哈大笑,我总羞愧得满脸通红。

很奇怪的是与华哥年龄相仿的那一代人个子都很矮小,很多都只有一米五左右。一次我问华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们那一代人出生在解放前,生长在解放初期,生活非常艰苦,发育期刚好又遇上国家三年灾荒,严重的营养不足,当时能保住性命就算万幸了。那时读书很艰苦,从家到学校要走二三十里路,中午就吃自带的一个红薯,晚上又走回去。可见当时生活多么艰难,求学更是很多孩子不敢奢望的事情。这一代人是勤劳勇敢的一代人,他们参加了三线铁路、阳新水库、长江筑堤、开山修路、围湖造田......等艰苦卓越的建设工程。

他常常说,幸亏“熊叔”搭救了他,改变了他的命运。后来,他多次打听也没有找到那位好心的干部。那个时代的“无名英雄”确实很多,不像现在的某些人光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假装做点“善事”还到处张扬,生怕老百姓不知道似的,一旦媒体发酵,于是“假事”他们也不继续真做啦。

后来,在文革初期表哥调回黄梅一中任教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时刻与人为善,竭尽全力去帮助别人。因为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当时跨省调动很难,后来他只好申请调到了小池中学任教,与九江只有一江之隔,这样往返两地要近一点。他七十年代初终于调到九江市某高中任教了,后来又调到某军工单位任技工院校校长。表姐(应该称表嫂)也随之调到军工医院工作。这单位只有代号没有名称,位于庐山深处,四面环山,戒备森严,光职工住宿楼八十年代初就将近百栋。家属和亲戚只能出入生活区。而且,这里的人不讲九江话,全部是普通话,因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一切按照部队的常规管理。

华哥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纷纷考上了名牌大学。他们最自豪的是掌上明珠——女儿“吕梁山”(因为其父母分别姓“吕”和“梁”,后来改为“吕梁姗”)。姗姗是表哥最小的孩子,眉清目秀,聪慧伶俐,长得像电影明星似的。她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时,就经常被上海电影制片厂邀请去配角或配音的。后来又出国留学,最后就职于加拿大。

因为女儿在外国工作,很少回家,于是总是盼着宝贝女儿的电话(那时还不能视频)。2001年正月初四,盼了很久终于盼来了女儿的电话,这时华哥正在上厕所,他急不可待,连忙接通了电话,父女俩交谈甚欢,一连通话40多分钟......

过了很久,表嫂发现“华哥”在厕所里很久了,急忙敲门询问他是不是便秘,可是没有应声。当俩个儿子听到妈妈呼喊后,急忙冲过来撞开了厕所门,只见华哥倒在厕所里已经昏迷不醒了。可能是因为他蹲的太久,突然站立引起血压飙升。

一阵手忙脚乱的呼救,120很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当医生拿出CT片给表嫂看时,她顿时吓懵了。由于脑出血,造成颅内积血太多,她自己是医生,知道已经是回天无术了。可是,看着重度昏迷的丈夫,表嫂还是央求医生尽心施救。奇怪的是,华哥虽然重度昏迷却始终睁着眼睛,似乎是在艰难地等待着什么,竟然重度昏迷中熬过了24小时,仍有脉象。亲友们纷纷猜想:他肯定是在等女儿。可是,自从他出事一直打国际长途都联系不上姗姗的。后来,哥哥又尝试在网上给妹妹发了一封邮件,当时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到了第三天,姗姗终于看到了哥哥发来的邮件:“爸病危,速回!”于是,她急忙飞回上海,再转机飞至南昌,最后打的赶到了九江医院。

当女儿扑进病房,伤心地哭喊着:爸爸!我回来了,您醒醒呀!......因为那几天她刚好外出旅行去了,所以没有接到电话,也是偶然打开电脑才得知爸爸出事了。女儿深感内疚哭得撕心裂肺。这时,华哥的眼角突然滚淌出一行泪水,然后就安然离世了。可是,他走时仍然是半睁着眼睛。

那天,很多亲友、同事、学生来为他送行,有的孩子把头都磕得鲜血直流。作为老家的亲友,我们被其单位安排住进了招待所。表哥吕金华被安葬在风景秀丽的东林寺旁的公墓里,终年59岁。真的可惜,天妒俊才英年早逝。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仍深深怀念金华表哥。对无私资助而改变了他的命运的好干部更是无比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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