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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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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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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更行更远还生

当年我的姨妈同姨夫相识相恋,并不被亲戚朋友看好,因为两人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显得很不般配,根本看不出这天差地别的两个人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我的姨夫是天津一位资本家的长子,长得高高瘦瘦,身高近1米8,脸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1954年从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益民食品厂工作。1956年江苏南通筹建罐头食品厂时,向上海请求技术力量等方面的支持,姨夫作为技术人才被引进到南通。因为在高中打篮球左腿受伤落下残疾,姨夫左腿走路有点瘸。他说话很好听,是一口津味普通话。我的姨妈是江南农村一位贫苦农民的女儿,身高不到1米6,只有小学文化,普通话也说不好,一开口都是农村土话、江南乡音。可就是这一对在当时许多人眼里颇不般配的城乡青年男女,最后却结成了夫妻,并且携手并肩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路。

按照姨妈所在生产队那个老队长的说法,姨夫与姨妈的结合,是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的结合,也是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结合。婚后,姨夫和姨妈两地分居十多年,姨夫在江北的南通罐头食品厂工作,姨妈则在江南的广阔天地里辛勤劳作。婚后第二年,姨夫和姨妈的长子来到人间。两年后,姨妈又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生活在农村的姨妈既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又要操持家务抚育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很不容易。那些年,姨夫基本上每月回家一两次,一般都是周六下午到汽车站乘车至南通客运码头,再购票乘渡轮过江到当时的沙洲县十一圩码头,然后换乘公共汽车到雁行头车站,下车步行到家。如果到十一圩码头没有赶上公共汽车,姨夫就得多出一些钱叫一辆载客的自行车(当时叫二等车),让车夫骑车送自己到家。从厂里出发,回到江南农村的家中,姨夫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大半天。姨夫返程则是在周日下午或是周一上午,由姨妈骑自行车送他到十一圩码头,再乘渡轮过江到南通厂里上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大多数人家一样,姨夫姨妈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虽然姨父每月有50多元的工资,可这份工资要一分为三,一份留作自己在厂里的生活费,一份寄给他在天津的母亲,还有一份留给乡下的姨妈和三个孩子。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姨夫才能尽情享受阖家团圆的天伦之乐。那时每到春节临近,姨妈会按照姨夫信中所写的回家日期,骑车半个多小时到十一圩码头接人。由江北驶来的渡轮靠岸后,姨夫就会随着人流走出船舱,姨妈则快步迎上前去,接过姨夫肩扛手提的大包小包,将那些包裹在车上绑定后,便由姨夫骑车带着姨妈双双把家还。而家中的三个小孩,知道自己的父亲要回家过春节,都早早地站在家门口的大路边翘首以盼,兴高采烈地迎接父母的归来。姨夫带回家的大包小包就像是百宝箱,里面既有厂里发的猪肉、鸡肉等年货,也有厂里内部低价供应的带鱼、黄鱼、罐头等,还有南通脆饼、奶糖、饼干等等,都是些当时农村里很少见的东西。像午餐肉、凤尾鱼等罐头食品,以及大白兔奶糖、桃酥饼干等,就在姨夫姨妈三个孩子的味蕾上留下了深刻记忆,以至于他们长大成人后,也时不时会提起小时候吃过的那些美食。

1978年春风浩荡,全国科学大会于3月份在京召开,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于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很快就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年过不惑的姨夫,作为国营工厂里的一名食品高级工程师,切身感受到了科学的春天来临的融融暖意。工作环境好了,心情舒畅了,姨夫工作的劲头足了。他带领厂里的一班技术人员科技攻关,以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市场,忙得不亦乐乎。到了第二年初,姨夫出任分管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副厂长,拥有了施展个人才华的大舞台。这一年年底,又有喜讯传到了姨妈那里,根据高中级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的文件精神,姨夫因工龄满十五年,工作积极、成绩显著,其在农村的配偶可以迁入城市转为非农业人口;在农村的未满十五周岁的子女,可以随迁。不久,政策落地、手续办妥,姨妈和一对双胞胎儿女的户口由农村迁入城市,姨妈被安排到南通自行车标准件厂上班,双胞胎儿女则到城里的小学就读。那年姨夫的长子已参军入伍,三年后从部队复员,户口也落到城里的父母身边,并被安排到南通薄荷厂上班。姨夫一家五口人终于相聚在一起生活,成为令人羡慕的吃国家粮的城市居民。一家人在罐头食品厂的职工宿舍住了两年,在分配到虹桥新村一套新房后喜迁新居。随后的几年里,已是民主建国会会员的姨夫,先是担任食品香料公司的领导,后又调入市政协工作。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姨夫是一位对我影响至深的长辈。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我的姨夫,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我从小养成的一些行为习惯,就深受姨夫的影响。小时候我看到姨夫吃完饭后,会用一根细竹签似的东西往嘴里捅。当时就问姨夫,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嘴里发痒?姨夫就笑指那个细竹签对我说,这是牙签,牙缝里塞了东西,用牙签可以剔除掉;如果有牙线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样做有助于保护牙齿。姨夫随即教育我说,小孩子从小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饭前便后要洗手,吃完饭要漱口、要刷牙。他还说,好孩子要尊老爱幼,要讲文明礼貌;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咳嗽、打喷嚏,也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大声说话,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

在对姨夫的工作有所了解后,我曾好奇地问过姨夫,我们在夏天做的饭菜,放到第二天就会变馊,你厂里那些装在罐头里的鱼啊肉的,怎么好几个月甚至几年也不会坏?姨夫就耐心地向我科普罐头食品的有关知识,他说罐头食品首先是要选择好的食材,然后进行预处理,装罐后排气杀菌密封,最后是冷却保温,检验合格后出厂。姨夫强调说,加工罐头食品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密封,二是杀菌。工厂将那些鱼肉等食材处理后,都是放进特制的容器内密封杀菌,食材杀菌后与外面隔离,就不会变质发馊,也就能够长期保存了。姨夫还说,如果你家里有枇杷、桔子、梨等水果,也可以在家制作水果罐头。先要将水果洗净削皮去核,切成小块后浸泡在淡盐水里,半小时后装入瓶中,加适量冰糖或白糖;然后拧紧瓶盖,将玻璃瓶放入烧饭的锅中,在锅里加凉白开加热十多分钟;之后将锅中的玻璃瓶倒立,检查是否漏气。将没有漏气的玻璃瓶在阴凉处放置两三天后,里面的水果就可以吃了,味道跟店里买的罐头没多大区别。然而,说说容易做做难。在那样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农家连温饱也难保证,哪来什么水果呢?即使家里种有果树,成熟后的水果都是直接被人吃到肚里了。再说,那时的冰糖和白糖都是要凭票购买的,谁会舍得用来做什么水果罐头。因此,姨夫对我所说的制作水果罐头的方法,我只能在脑海中想象,并没有实践操作的可能性。

姨夫对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学习成绩。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到南通去玩,姨父总会关心地问起我的学习情况。一听说我拿到了“三好学生”的奖状,姨夫就勉励我要勤奋学习,要把好成绩保持下去。我考入高中后,姨夫就要求我把冲刺高考作为学习的目标,说高考是农村孩子改变人生命运的最好机会。他告诫说,高中三年要有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要全面理解掌握课本知识;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在学习上辛勤耕耘,才会有高考后的金榜题名。当我考入师范专科学校后,姨夫祝贺说,寒窗苦读终有回报,你读师范很好,国家有补助,读大学家里也没什么负担。而姨妈就像自己的孩子考上大学一样高兴,为我买了衣服、鞋子、箱包等许多学习和生活用品。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每次与姨夫通电话,他都提醒我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干事,要为人正派、处事公道,要光明磊落、洁身自好。我知道,姨夫是在对我言传身教,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姨夫也是这样做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面临逆境,姨夫始终与人为善、乐观向上,始终脚踏实地、躬身做事,始终宠辱不惊、淡泊名利。

作为一名民建会员,姨夫年过花甲退而不休,他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有关经济领域的调查研究,为南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因为是两届省政协委员,姨夫一直工作到65岁,才算是正式退休,回到家中与姨妈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姨夫姨妈退休后,我每次前去探望,姨夫都要喝点酒,而且总会讲一些过去的故事。姨夫讲他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益民食品厂的那段工作经历,讲那位年富力强的厂长没有官架子,很有亲和力,与干部职工打成一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宣传报道的当代牧马人曲啸,也是姨夫常提到的一个人,姨夫说他很有演讲天赋,其演讲抑扬顿挫、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坐在旁边的姨妈就说,当时老头子就坐在电视机前看人家演讲,听他讲大学毕业后的种种遭遇,就想到了自己的资本家家庭,想到了自己过去政治上受歧视、业务上被打压的经历,老头子是一边听演讲一边流眼泪。姨夫则解释说,曲啸讲的太好了,自己真的是被他的演讲感动了。1991年9月初,曲啸应南通市总工会之邀到通城演讲,姨夫因身体不适未能到现场去听。后来姨夫听人说,曲啸在南通演讲后的第二天倒在了宾馆房间里,抢救苏醒后却说不出话来,医生诊断是动脉粥样硬化脑梗死。据说,南通的这次演讲报告,是曲啸的第2501场报告,年届花甲的他站在台上讲了三个小时,散场后还有观众围着要他签名,随后是接受当地媒体记者的采访,曲啸直到深夜才得以休息。姨夫认为,曲啸忘我工作而忽视了健康,他最后被病魔击倒,很是让人痛惜。

姨夫也讲过他的遗憾,他的父亲过世较早,兄弟姐妹六人(姨夫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分别工作和居住在北京、南京、南通等地,母亲一人独守天津老家的空房。直到退休后,姨夫才把母亲接到南通住了两个月,算是弥补一下几十年未在母亲跟前尽孝的缺憾。而给予姨夫精神打击最大的,莫过于长子的英年早逝。30多岁的大儿子因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少者殁而长者存”,姨夫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仿佛是一夜之间就苍老了许多。

姨夫的病逝有点出人意料。70多岁的姨夫平时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却在单位组织的体检时,查出肺部有阴影。后来根据医生的建议,姨夫住院做了肺部手术,术后病情却未见好转。从体检发现病情到最后病重不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姨夫的溘然长逝让姨妈难以接受,她有点懊悔地说,要是不动手术,保守疗法的话,老头子可能不会走得这么快。谁也没有想到,姨妈的离世也很快,三年后姨妈就追随姨夫驾鹤西去。

姨夫名叫赵佩环,1954年毕业于上海水产学院(现上海海洋大学),原南通市政协副秘书长,第六和第七届江苏省政协委员。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姨夫离开人世已有18个年头了,我对他的思念也如春草一般,更行更远还生。

我的姨夫,是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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