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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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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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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往梦似曾见

              朱湘山

又一次来到斑驳破旧的小北门。

时值秋夜,我伫立在小北门护城河旁,凝望缓缓流淌的河。夜风带有几丝凉意,男女老少们在河边漫步。不远处,与护城河连接的游泳池里,有人趁着朦胧月色在游泳。近处的垂柳下,则是一对对热恋的男女在耳语呢喃。尽管环城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呼啸而过,但在河这边却异常清静,只有游泳的人偶尔激荡起的水声。

我曾多次路过这里,但还从未像此刻这样静静地伫立。凝望着对岸,看着一成不变的风景,我忽然起当年岳父教外孙们学游泳的场景。

远处的荆州种业公司大院朦胧一片,几栋住宅楼随着拆迁的进展,已经变成了废墟。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注目,但只有几棵孤零零的老树守在那里,仰视灰蒙蒙的天际,回望曾经的风雨。

天边,一轮孤寂的寒月。

算起来,岳父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还在身边。

1981年的1月,我刚去三线厂报到。回到钟祥南湖的家里,妻子告诉我: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上终于有了结论,推翻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还当面烧毁了那些所谓的调查材料,退回抄家时拿走的东西。不仅如此,岳母还给我说了一个喜讯:上级准备安排岳父担任农场的副场长。

我曾经在农场工作过,当然知道农场干部子女的种种优越感。不要说平时走到各单位都会被笑脸相迎,就是到农场食堂打饭,师傅都会给得多些。那些天我很兴奋,想不到我和妻的结合,竟会有这样惊喜

岳父从1943年离开云南的老家,已经近40年的时光,那时,他的大女儿在农场高中任教,二女儿即将医学专业毕业,三女儿在湖北工大读书,于是就张罗着回老家云南禄劝去看看,因他的三弟已经落实政策,担任了县里一家国企的厂长,且他大哥的离休待遇也正在落实处理之中。不说是耀祖光宗,起码也算是此行没有思想负担了。

我们一行六人:岳父岳母、妻子和她两个妹妹,从武昌南站出发,由于没有提前买票,只好买了几张站票,在当天的傍晚匆忙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看着年过半百的岳父一头大汗地领着我们,带着笑脸询问那些有座位的人在哪里下车,力图尽快找到一个后补的座位给岳母和我们,让难堪的拥挤缩短为一段短暂的等待;而那些有座位的唯恐我们挤占了他们身边的空间,不肯告诉他们的下一站在哪里,甚至会说出一个遥远无期的站名,以打消我们“近身”等候的念想。岳父当然不会气馁,继续一个一个地陪着笑脸询问下去。跟在岳父的后面,我的心里忍不住一阵悲凉感叹。

半个世纪过去,人生几度秋凉,坎坷、挫折、屈辱乃至死亡,都成过眼云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老人的行列,但他依然以他宽厚的胸怀护佑着妻子儿女们,为他们遮风挡雨,履行一个伟丈夫、好父亲的角色。

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写的《背影》。

岳父张仁杰出生于1930年12月8日,原本家境很是富裕,到他读小学的时候,已经是家道中衰,朝不保夕了,靠着当医生的姑妈接济,他勉强读完了小学。

1943年,当中国远征军集结于中缅边境,向日军发起殊死决战的时候,尚且不满13岁的岳父,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只身前往昆明报考了国民政府空军幼校。

1947年7月,岳父随空军幼校一起往台湾,先后在台湾东港空军预备学校、高雄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上下不满,在空军军官学校内部,也时有抱怨的声音,加上内斗倾轧,人心浮动,想回大陆的人不在少数,岳父就是其中之一。岳父的情绪不可避免地被学校知道,自然是不会让他飞向蓝天的,于是在最后飞行考核的时候,就被教官判定不合格。

当时学校给出的选择只有两项:一、转为陆军,二、自己选择职业,可供选择的去向是台湾、金门和海南,岳父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海南。

1950年2月,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岳父搭乘运输飞机到了海南在海口找当年同为空幼同学陈义载先生随后两个志向相同的年轻人相约到海南文昌河西小学谋了小学教员的职业期望为偏僻的乡村子弟播撒知识的火种,其间,因传看进步书刊,写信说“这里一片黑暗”,于是,当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行将解放海南的前夕,岳父和陈义载却国民党反动局抓进监狱承受莫名的牢狱之灾。历经磨难,后来通过在海口医院工作的昆明籍同乡陈媛女士全力营救,被释放出狱

1950年5月1日,海甸溪岸边鲜花盛开,战火洗礼后的椰城海口迎来明媚的春光,岳父和同学陈义载站在得胜沙的人群里,目睹和欢迎了人民解放军入城的壮举。

9月,椰风吹拂,海浪逐岸,南国依然夏天般的火热,风光旖旎的城市正在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佳节。岳父在海口参加了建国后的首次高考,被武汉大学农学院录取,后并入现华中农业大学。陈义载先生报考了中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口,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54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岳父被分配到荆州地区,旋即分到百废待兴的钟祥县农业局。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岳父这人在科研领域是拔尖的人材,但他性格天真直率,不懂得“人情世故”,更不会讨领导的喜欢,就因为平时喜欢提意见,差一点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也许是看在他才干的份上,最后给了一个格外“宽宏”的处理,就是下派到双桥农场当一个技术员,家暂时留在县城,虽不是右派,却享受了和右派一样的“待遇”。

随着运动的深入,县城自然是留不住了,于是,岳父一家被调动到号称是钟祥“北大荒”的官庄湖农场。当时,农场刚刚开发,住的是芦苇棚,喝的是河沟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曾经也是县农业局最拔尖女技术员的岳母,陪同岳父一起把家搬到了官庄湖,后来又一起到了南湖,工作上是得力助手,生活中始终不离不弃,相濡以沫,逆境中表现出一个妻子惊人的坚毅与沉静——这是岳母生命的美丽。在岳母的经历中,我看到的始终是热情、乐观、倔强、坚韧、执着同时也有任性和固执。一次一次地变更生活和工作环境,没有击败过她,相反,逆境如同助力帆桅的狂风,激发出她的生存意识和奋斗精神,再化作一种生命张力,成为岳父那些黯淡岁月中的最好支撑。 

或许,人总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压力时,不退而进,从而出人意料地构成另一番人生风景,使得人们不得不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目光来打量他,审视他。

当苦闷、困惑、忧郁的情绪几乎一夜之间占据他的内心时,当精神之累最终降临身上之后,岳父早年业已形成的气质,仿佛奔涌而至的激流,将他冲到一个新的境地。与过去相比,生存形态也许有所不同,但对于他,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春夏秋冬,每一个朝朝暮暮,岳父夜以继日地奔走在田野和实验基地,他曾经在官庄湖的荒郊野地开展实验,也曾在海南陵水的南繁基地里和袁隆平一起培育良种,在双桥农场、官庄湖农场、南湖农场,岳父研发的水稻、棉花的优良品种相继诞生,并多次获得省里的嘉奖,成为荆州地区乃至湖北农业界中不可替代的农学专家、技术权威。

不公平的遭遇曾使他痛苦,然而,逆境如刀,在他生命中刻印下伤痛,也促使他潜心科研,完成了另一种人生塑造,并最终进入湖北农业领域的画廊之中。

出身于书香门第,岳父尤擅诗词歌赋、书画棋舞,所到之处,都被公认为多才多艺,令人折服,但这远远不足以说明和描述他的才情。一次次被下放迁徙的经历没有让他消沉,他常常在日记里寄寓着情怀,他关切着国家大事,关心科技动态。他虽然曾经被误解,受冤屈,但那份忧国忧民的情结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淡化。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和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对岳父来说,仕途可以不要,政治抱负如同过眼云烟,但人格却不能因之而扭曲。

他太与众不同,太优秀了,甚至他太超越现实了。在农场一般人的眼里,哪有这样的全才:除了农学专业之外,他还精通养殖、园艺、摄影、游泳、篮球、足球、交谊舞,拉得一手小提琴、精通两门外语、办公桌上经常放着俄文杂志,时常手捧英文原著读得入迷

这样的人太独特,独特得惊世骇俗,独特得难以接受。就是放到全省也没有几个,恰巧他又是从台湾回来,这么优秀的人才,台湾为什么会同意他回到大陆?各种各样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袭来,政治的、嫉妒的、世俗的,像是一团又一团光雾,将他笼罩起来。也许看惯了生命寻常的风景,总是按照既定的轨道打量着别人,一旦一个奇特的景色突兀而现,人们便困惑了,难以理解了。

是的,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更多的时候,人们不是让自己去欣赏去适应美丽风景,而是将之纳入到怀疑一切的范畴。

农场的文化革命一开始,岳父理所当然地被怀疑为特嫌。揪斗无休无止,检查交代写了一次又一次,家里的物品被抄了一回又一回,就连床下都被深挖三尺,为的是查找所谓的“电台”武器。

每个夜晚,当农场家家户户的灯光熄灭之后,仍有几双警惕的眼睛在岳父窗外监视。为了彻查他,派出的外调人员一拨接一拨,恰好岳父当初回大陆的同学有好多个,有的还担任着重要的领导岗位,山南水北,正好借此“公款旅游”。可惜台湾旅游尚未开放,如果开放,那些人肯定会去阿里山和日月潭搞“外调”,折腾了一年多,结果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只得草草收场,但怀疑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

走笔至此,我有一种极度悲凉的感慨,在疯狂和冷酷的历史场景面前,似乎所有能想到的描述和议论,在对那场浩劫的揭示上,几乎都无法与当事人的真实记忆相比。

我有些惶恐,但更多的是惋憾,我已经过了岳父经历政治风波的年纪,回首往事,尚且如此哀恸,而他正当壮年,胸怀万丈雄心之时,从云端跌入尘土,又该是何等的惊惧和心碎?

时光向前飞奔。今天,人们或许已经淡忘了一切,往事如同芦苇荡中轻扬的白,随着历史的云烟变得云淡风轻。尤其是年轻人,没有老一辈相似的经历,不知道那段非人的日子是如何度过,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肤之痛。作为一个旁观者,站立在海岸边观看着历史往事,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处在平静状态,根据业已发生的历史来做出判断,但那些草蛇灰线、细枝末节,却很容易被忽略不计。在某种程度上说,置身于外的人,可能永远也走不进历史深处。

岳父不是这样他看重每一时刻对心理对情感的影响,珍爱所有难以忘怀的一切。当他投身于历史进程之日起,就注定随着历史的惯性向前走去。漩涡的每一次旋转,时光的每一次流逝,大潮的每一次腾跃,对于他都有特殊的意义。

这中间,岳父也一度感到继续活下去的艰难,他不愿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家人。一次次的批斗,使他看不到前景,他实在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他的脚步曾经走遍钟祥的山山水水,却无法走进光明的明天。他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科研成果带来的喜悦,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平时向他微笑点头的那些人,忽然就改变了面孔,人的心思,人的意图,一夜之间成了看不透的深潭,在风中晃悠着,显得十分脆弱,仿佛再也承受不了他的重量。他面前是深不可测的湖泊,通往对岸只有这艘小舟,他担心,稍有闪失,便会跌倒在水里,突然滑落进波峰浪谷之中

他担心自己不到对岸。

在那样的时刻,甚至想到要告别那个他看不懂的世界,但他最终没有倒下,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的岳母欧阳玉芝,一个坚强隐忍的女性,用她的伟大的母爱和人生最朴实的智慧,打消了他那种念头,教给他生活的的勇气为风雨飘摇的生活小舟系上稳定的船缆。

“外婆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她不了解女婿复杂的过去,也不懂什么是‘里通外国’,但她眼里的女婿工作努力,学问大,待人和善,怎么是坏人呢?有远房亲戚劝她划清界限,外婆一概不予理睬,而是毅然把家从皇庄搬到南湖,以便照料全家的生活。她尽一切可能给风雨飘摇的生活小舟系上稳定的缆绳,每天照常做饭、洗衣、操持家务。一次父亲批斗回来,一言不发。外婆生怕父亲想不开,对父亲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见你身上爬了好多蛆,醒来一想,你现在是遇到小人纠缠,那些小蛆虫伤不了你的元气,你出头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外婆的这些话语,给苦闷的父亲极大的安慰,后来事情也真象外婆所预言的,父亲平了反,我们家也获得了新生。”(张军《清明时节忆外婆》)

希望,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把火。是火就依然能燃烧生命,是火就依然能燃烧胆识。

在南行的列车上,我们一行六人一直过了湖南的湘乡才分别在三个车厢找到座位。此时夜色已晚,一家人在火车单调的节奏声中,经过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终于到达昆明。先是在昆明钢厂四叔张人表家住了两天,就去了三叔张人瑞那儿。三叔也是解放前就投身革命,在部队担任过文化教员和记者,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岳父一样,爱好文学的三叔平时喜欢写日记,提意见,反右运动中自然难以幸免,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场劳动,平反以后,他被安排在禄劝水泥厂担任厂长。

两天以后,我们顺着通往县城的小路往县城走去,中途经过一条小河,水很清,在蓝天下闪着波光。大约走了一半的时候,碰到了大伯家的儿子和另外几个亲戚骑自行车迎接到我们,中午就到了岳父的故乡:禄劝县城。

县城不大,少有楼房,散落在各处那些粉墙灰瓦的民居,颇有历史气息,狭窄而老旧的沙土公路从县城旁边绕过,为这里增添了几分苍凉。在县城的旁边,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小河,河两岸盛开着浅紫色的蚕豆花和金黄的油菜花。东面的山坡上,高低起伏的青草簇拥着红白相间的山茶花,山风依旧,斯人已逝,极目荒山尽惆怅,那里是岳父的父亲母亲长眠的地方。

往事已然苍老,人们只有在祭祖的缕缕青烟里才会想起自己的根脉。陈旧茅舍的院门悄然打开了,漂泊的足音和归来的叹息缓缓渗透在一起,带来了地老天荒式的感伤和乡愁,沿着台阶一级级走上去,脚步的回声凝重而悠远,如同踩着一段依稀的残梦。

大伯张人俊从台阶的前方向我们走来。

几十年风雨沧桑,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见到大伯的那一刻,岳父眼里闪着泪光,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作为一个早年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大伯解放后退伍回到地方,只是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始终不予安排,离休待遇没有落实,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

那天晚上,一家人坐在铺满松针的地上,身边燃烧着一堆红红的火焰,平静地谈着40年来的离别之苦,谈父母对飘在异乡的几个儿子的刻骨思念,谈姑妈对岳父的关爱眷顾,谈妹妹张人凤的遭遇和她两个女儿事业的出色成就,在那个山风掠过的春夜,我第一次听到岳父谈他离开家乡以后的辛酸苦辣

悠悠往事,如同河底泛起的涟漪,清晰地浮现在岳父的面前。

1943年7月,硝烟中的云贵高原,一片萧瑟惨淡,战争给零零落落的村舍罩上了阴影,高高的天宇下,偶有孤峰直抵云端。远处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那是盟军对侵占腾冲的日军实施的密集轰炸,不满13岁的懵懂少年,揣着一张录取通知书,只身踏上北上的路程。由于错过了学校迎接新生的汽车,岳父一人搭乘沿途的过往运输车辆,辗转千里之外四川灌县找到了空幼学校。

设在四川灌县的空军幼学校,曾经是多少青葱少年的蓝天梦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鉴于当时的形势,前苏联派驻中国的空军总顾问帕尔霍明科向中国航空委员会建议,是否可以效仿前苏联“纳西莫夫”少年海军学校的模式,从抗战长远考虑,设立少年空军学校。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张治中、白崇禧等国共人士的赞同和支持。1939年,中国航空委员会决定成立少年航校,并命名为“空军幼年学校”。从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教育家汪强先生担任了空幼的教育长,学校定址于山清水秀、远离战火的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的蒲阳场。学校实行六年制的教学,1939-1945年共招收6期学生,2101人。

当时少年儿童报考情况十分踊跃。每到7月招生报名,各考区报名点,如重庆朝天门招生站、贵阳中华南路贵山图书馆等,都挤满了人群:有父母带了儿子来的,有老师陪送学生来的,也有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家庭独自前来,或担心父母一时难舍,瞒了父母悄悄来的。这些少年都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野蛮暴行的无比仇恨,怀着救国家、救民族、当飞行员、打败列强的勃勃雄心赶来报名。连白崇禧、李济深都将自己的儿子送来空幼读书,以期抗日报国。

但是报名者中大多数人都未被录取,因为经过文化考试和体格检查,录取率往往只占百分之几,甚至千分之几。如1941年第二期招生时,成都考区1000多人报考,最后张榜录取80名,录取率为8%;1944年第五期招生时,贵阳考区报名者达3000人,最后仅录取了22名,录取率约为0.7%。岳父报考的是第四期,录取率更低。那些由于文化考试不合格遭筛选下来的,往往第二年、第三年再次前来报考,落榜者固然自强不息,而录取者,亦倍加珍惜学习机会,还没踏入空幼大门,就先产生了做一名空幼学生的荣誉感。

当时的学科学习带有明显为学飞准备条件的性质。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间,空幼要比普通中学学生多学十几门课程,包括解析几何、微积分、球面三角、有机化学、军用化学以及航空常识、滑翔等。高中毕业时,学生们必须完成初级和中级滑翔训练。由于考虑到飞行中出现事故跳伞常有落入水域的可能,游泳在空幼更被视为必修课。为此,汪强在当时财力物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组织学生劳动,在校园内建起了标准的游泳池,以供训练之用,那是四川乃至全国的第一座游泳池。音乐课分乐理、唱歌穿插进行,到初二必须学完简谱、五线谱,有时还由教师抱来留声机,让大家听《马赛曲》《小夜曲》,然后给大家讲歌曲创作的时代背景、创作经过、曲谱特点等,引导大家欣赏。劳作课、图画课、泥工、木工、金工、滑翔机模型制作如何接续,静物写生、野外写生、铅笔画、水彩画如何循序而进,也都既有计划,又严格要求。

空幼的学科学习强调学以致用,注意其与工作的联系。当时中美协议,对中国飞行员之训练,初级在印度进行,中高级在美国进行。考虑到英语对学生将来学习、生活的特殊作用,汪强特别强调英语学习必须过关,到高中尤其重视口语训练,并买来一些旧英文打字机,发给学生在课外练习,提高英语水平。

学校教师,大多是熟悉本门学科、精通教学业务的精英,很多课程都是编撰教材的作者本人执教,堪为一时之选。许多老师与空幼同始终,有的不幸殉职后,还把骨骸留在了蒲阳,把他们一生的青春、理想和梦留在了这片青山下。

时光如水远去,每当岳父忆及读书岁月,依然感念不已,他说空幼的教学是“课堂严肃认真,课余生动活泼”。

为了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培养在艰苦环境里的生存本能,岳父在幼校六年的每一天都要坚持游泳,哪怕是在寒冷的冬天也不间断。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后来他进入武汉大学,每天早上先跑步到东湖,从东湖游到对面,然后再跑步回校,从不间断。多年来,他横渡过长江,多次游过汉水,让自己的意志力在困难的条件下得到磨炼。

夜风在窗外呼啸,身边的火堆跃动着灿烂的火花。岳父的讲述,把我带回到充满战争硝烟的过往,让我想象中的历史陈迹,从斑驳的影子逐渐变得清晰。我忽然明白,从那样的学校走过来的人,浑身都并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强悍的生命力,即便是在生命的黄昏,也依然执着于人格的完美,执着于在个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种深刻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更热爱生活,更懂得生活的暖意。他们也很少在逆境中显露的那种一般人的疲惫和困惑,即使在晚年,也保持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年轻人一道前行。

他们的思维永远带着青春的活力,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和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思考,其敏感和深刻,是我们这代人所不具备的。

急流滚滚的蒲阳河,卷起汹涌的浪花,日夜向东流去。四周芳草萋萋,林木繁茂,几处高低错落的旧式院落,掩映在绿树丛中。现在,这里是人民解放军的医院。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空军幼年学校就设在这里,依托这种农家宅院的隐蔽,当年岳父他们在战争的炮火硝烟里,有了一张幸运平静的书桌。

1992年的深秋,二峨山的枫叶已开始显出淡淡的暗红,那是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年代,春风融化了冰雪,催开了游子团聚的破冰之旅。

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开始了,一千多位苍苍白发的空幼老人聚集在蒲阳河畔,唱起了《空军幼年学校校歌》“惟我空军,岳岳英姿;下俯云汉,上接虹霓……”歌声响彻在绿水青山之间,昂扬坚定的旋律把他们带到6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当年空军幼校的同学历尽劫波,相逢一笑。在四川省对台办和校友会的组织下,他们飞跃重洋,从世界各地回到了蒲阳镇,穿过层层历史的雾霭,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青丝变成白发,初心依旧不改,一同祭奠失去的岁月,缅怀母校的时光。

1940年到1945年,他们遍布祖国各地和海外。由于战乱等原因,现存校友不足八百人,分布在海峡两岸及世界各地,可以说半个地球上都有他们的足迹。就人数说,大陆、台湾与海外约各占三分之一。6年蒲阳生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由于家乡处在日寇烧杀抢掠的敌占区,多数同学连寒暑假都不能离开校园,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结下了深深的兄弟情谊,谓之“蒲阳情”。

流水无声,恍惚之间,多少年时光弹指而过。无论空幼的学子走出多远,他们的青春和梦想,一直都留在都江堰畔,留在蒲阳河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山水草木和物换星移之间……这群喝着蒲阳河水长大的学生,他们一生也没有忘记蒲阳,没有忘记灌县、没有忘记四川,没有忘记祖国。

空幼师生大多成为了时代英才。当年的风华的少年,有的成为空军飞行员、民航飞行员和空军将领,有的当了著名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有的是艺术家和企业家。他们在航空、军工、水利、高能物理等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其中包括国际著名材料学专家何焯彦,美国纽约国家图书馆中国馆主任朱光复,国际著名水利学家何达明,国际著名原子能科学家涂剑穆、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兰州大学校长段一士,华北民航局副局长王锡爵,彩色粉墨画创始人周诗成,中国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国际著名航空学家华锡钧等。仅仅留在国内的“空幼”毕业生就产生了300多名专家、学者、教授。

与那些风光无限的人相比,也许岳父的人生不够“光鲜”。如果他当初不选择报考农学院,凭他在空幼的扎实功底,他完全可选择更尖端的专业深造,比如民航、军工、物理,甚至是从政。他或许就不会遭受那么多的人生磨难,不会在人生最鲜艳的青春里饱尝辛酸。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有一个当年在空幼当炊事员的人,解放后参加了工作,文革中受到怀疑,被说是特务,单位领导亲自带着人去外调,找一个在国防军工单位工作的当年空幼的学生写外调材料,那个同学是军工保密单位的领导,怀疑搞外调材料人员的身份和动机,就把他们隔离起来审查,以后又写了措辞强硬的证明材料,此后再没有人找那位炊事员的麻烦。

岳父没有这么幸运,但岳父从来没有后悔,他在江汉平原的广袤土地上找到了寄托并为之撒下了汗水,付出了心血,奉献了全部生命。命运不公,但他收获了更坚韧的爱情和绵长的亲情。那是与他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妻子,事业有成、令他引以为傲的三个女儿,和他的三个逐渐成熟、描绘人生蓝图的外孙。

1992年那次聚会,组织者别开生面的组织了一次游泳比赛,五人一组,当时教务长汪强的两个女儿都是泳坛高手,很多同学都是这方面的翘楚,一个个仿佛回到了当年,纷纷在当年的泳池里一展身手。

那次比赛,岳父的成绩是第一名。

多少年后,当我看着岳父他们一张张聚会的照片,看着岳父像个孩子那样开心兴奋,我感到一阵阵羞愧。岳父的晚年,常常怀念早年生活学习的地方,梦怀萦绕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故乡。如今,当我走进六十花甲的时光后是多么的感同身受,可我只是陪岳父回过一趟云南老家。后来,每当岳父再提起回老家看看的时候,老人的提议往往就得不到响应,我想,如果我多投几次赞成票,多陪老人到那个山清水秀的故乡走走看看,岳父一定会很开心。

岳父最终没有当上农场的副场长,当初陷害他以整人为快意的人,带着偏见的人永远都不会因一纸红头文件而希望他从此走进明媚的春天曾经有过的历史过往,总会被有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淡忘,或者,因为那些个人的、观念的需要而予以矫饰。

于是,沉重化为轻飘,惨状化为一笑甚至还有些应该忏悔者,也没有丝毫的自责,仿佛时间的流逝已经冲刷掉了自己身上当年的污垢,转眼间又潇洒地在农场的街道迈着方步,面无愧色地招摇过市,心安理得地回味自己曾经拥有过昨天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在那个刚刚开放的年代,自然有很多单位都争着要岳父去。省农业厅、湖北农学院都向他发出了邀请,要调他去任职,但是,岳父太热爱农业种子研究了,他喜欢听秧苗拔节的声音,喜欢光脚走上冒着油的土地,那种对农民的透彻理解,那种与农村、与土地、种子互为依存的使命感,早已融汇于岳父的血液之中。那是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他从不愿意离开土地,他一往情深地呼吸着田地里散发出来的气息,一把抓住种子和泥土,就如同抓住了生命的感觉。对自己所熟悉的江汉平原的一切,他有着特殊的偏爱。他执着地把心目中为之热爱的种子事业,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为它们,他情愿奉献一切。

他选择了荆州农业科学院,在棉作室担任主任,不久,上级调他到荆州种业公司,专事良种的研发推广工作。

他与土地同在。

岳父的一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出漫长而复杂的戏剧。难以言明悲喜,更遑论结局。也许,这种特殊时代与个人的联系,注定无法摆脱,不会因为人的意愿而予以改变。

2009年12月8日,岳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一年8月,我们为他提前过了八十岁生日,何曾料到,那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再次回到荆州种业公司的家里,是2009年的12月9日,那天朔风凛冽,天寒地冻。

冬日的黄昏,厚厚的积雪和冰冻把小北门外变成了一个寒冷彻骨的世界,寒冷的气息让人窒息和缓不过气来,在殡仪馆冰冷的房间里,岳父静静地躺在那里,瘦削的面孔凝重成一幅雕塑,一个月来病魔的折磨让他曾经伟岸的身躯变得那么瘦小和羸弱。

难道这就是昔日乐观旷达的岳父?这就是那个昔日在抗日烽火中离开故乡投靠军校的热血少年?就是那个数次飞跃蓝天的天之骄子?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吗?这就是那个国家二级教授级别的农学专家吗?这就是那个把三个女儿三个外孙时刻放在心上时刻呵护有加的父亲和外祖父吗?

悲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七十年故园风雨忧思萦怀从此随风而去,三千里风雪归途山高水长难舍骨肉亲情。我的女儿,在遥远的京城,写下这样祭奠的文字:

“差21天就80岁的时候,你走了,带着我满腔的牵挂和挚爱,你甚至没有来得及让我见你最后一面。请原谅我,爷爷,一路前行的我,竟忘了要时常回头看:灯火闲珊处你守望儿孙的狐独。请源谅我,欠你一份幸福,你走的前一天,听着电活里面爽朗的笑声,你依然那么豁达乐观,你说你以我为荣,其实,拥有你,我的爷爷,才是我今生的骄傲。为了你的安心,我在话简里笑着,眼泪却潸然落下,看着手机彩信照片的爷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孱弱得令人心疼,你曾是那样高大英俊的男人,如今,唯有明亮的眼睛一往如昔。你走的那天,北京城寒风万里,我相信那是上天的哭泣,为你送行。我多么爱我的父母,爱我父母的父母,感谢你所做的一切,然而这句迟来的爱,只能说给你离去的背影。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我向你们诚心祈祷,保佑我的爷爷,在天上能快乐幸福……爷爷,走好!”

小北门外,种业公司一片朦胧,岳父走后,灯还亮着。

现实生活中,生者往往比死者更受到情感的折磨。因为生者不得不面对每日出现的现实,不得不承受追怀死去亲人的折磨,不得不在梦里一次又一次与死去的亲人相见。或对谈,或擦肩而过,看他们的背影消失,醒来睁开眼睛,怅然若失,无名的痛,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人的一生,有些重大的场景,最终具象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可能只是一片云,一束阳光,一簇树影。它们点缀着岳父的人生,使其显得更加丰富多姿。生活中,可以有豪爽粗犷的潇洒,也可看到委委琐琐的卑微;可以爱憎分明,却又少不了假装糊涂;可以舍身求仁,却又免不了委曲求全。悠悠岁月中匆匆走过多少年,他可能会被人想起或已经淡忘。被人淡忘,未必不是一种幸福;被人提起,又未必不是一种悲凉。幸福或悲凉,其间的分别又在哪里?夜风不语,流水无言。

夜已深沉,顺着护城河边的堤岸往回走去,一轮月高挂在夜空,路旁的香樟树在夜空里散发出异香,清凉的夜露从密集的叶片上无声地滴落在我的脸上,秋虫不再呢喃,一阵清风吹来,种业公司院中那几颗老树,树叶轻轻摇晃,发出沙沙的声音,是岳父走来的脚步?还是落叶的呼唤?

夜色中,我仿佛看到岳父正向我走来,走在那些冬日清晨哈出的白气里,在那些碎金闪烁的泳池在那悠长缠绵的小提琴曲在与往事和解的握中。

月光为一切空濛色彩,时光不紧不慢,而他永远不会再老去,依旧像我最初记忆里的那样,高大挺拔,衣冠整洁,站在开满蒲公英的山坡前,向我们投来深情的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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