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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凤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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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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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李翠容

张凤翔

正月初七的晚上,我仍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之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没有任何客套和开场白,似乎与这年节气氛极不相称。喂了一声后,她自称是李翠容老师,说最近身体不适,想让我带她找个熟悉的医生看看。原来是恩师啊!我约她第二天在一医院相见。

        早上八点,李老师打电话说已在一医院门前等候了。没想到老师来得这么早,在这春寒料峭的大雾天气里,她应该早上六点就起床动身了吧。

        李老师是我初中数学和英语老师,且是我母亲小学到中学的同学。第一次见到李老师,远远地被她高挑的身材,得体的穿着,高雅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听母亲讲,她还是一位待字闺中的大龄女青年呢。抬头近看,我吃了一惊,只见一块鲜红的胎痣像块牛皮癣样不合时宜地粘在她高高鼻梁及一边白暂的脸蛋上,似乎向多看她一眼的人挑衅:“怎么着?我就是这么与众不同!”

        李老师个性看似柔中带刚,实则刚中带柔。她的课讲得非常好,不拖泥带水,干脆利索。听说自幼受到父母的娇宠,生活能力较差。也许是因与母亲同学的缘故吧,她把我当自己孩子般照顾,上课时,眼神似乎时刻在关注着我。记得初学几何那节课,她拿着三角尺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画直角三角形,我不知是什么原因开了个小差,却被她的“第三只眼”发现,但她装着若无其实地对我说:“张凤翔,你听懂了没有?要不要到黑板上给同学们演示演示?”我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以后上课再也不敢开小差了。

        大概在初一末或初二初,我和本校的另三位同学一起代表石步中学参加大公社的语文、数学综合大竞赛。那时文革刚结束,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又开始重视教育了。这是我人生参加的第一次竞赛。走出考场,第一次感觉数学题好难啊,很多题根本动不了笔,以至于我都不敢正视带队老师一眼。回到学校,我更是刻意避开李老师的眼神。

        没多久的一天中午,全班同学正在教室吃饭,突然,教室门“啪”的一声被强力撞开,李老师如疯癫般冲到我座位边,使劲摇着我的肩膀,似乎有些语无伦次地惊呼:“第一名!第一名!你得了第一名!”我不知道李老师的表情是哭是笑,以为自己考得太差把她气疯了。我吓得浑身发抖,大恨自己不争气,低着头任由老师责骂。李老师大概看到我被吓傻的样子,平静了刚才因过度激动而失控的情绪,摸着我的脸,爱怜地对我说:“是真的得了第一名,为我们学校争光了。这次因为是竞赛,题目提升了难度,你不会做,别人同样不会做。”这大概是我人生在竞技中第一次获奖,也真切看到李老师因过分激动而露出的不同寻常的笑。

         我们都是住读生,同学们一般每周日的下午从家里带足一周的下饭菜,无非是腐乳、萝卜干等自家腌制的咸菜。李老师时不时把从教师食堂打来的饭菜端到教室,然后把碗里的鱼块一块块夹到我的饭碗里。她说不喜欢吃鱼,喜欢我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还天真地认为,李老师是真的喜欢我妈做的咸菜呢。后来才知道,她是为了给她的学生补身子而又不愿伤害弱小自尊的一种方式。

        李老师不久结婚了,她爱人我见过一两次,是位玉树临风的帅小伙,略带有一股书生气,据说还是已招工回武汉工作的知青呢。我从内心真诚祝贺李老师终于找到人生的归宿,心想,也只有这样优秀的青年才能配得上李老师呢。后来我到梅川上高中,又到外地上中专,几乎没再回过母校,也基本没有李老师的信息。断断续续听人说起,李老师生了俩儿子。再后来,听说李老师被婚姻抛弃了……

        九十年代初期,李老师到我工作的中医院看病,这大概是我们分别后第一次相见,此时的李老师是如此憔悴,如此落寞,与初见时大相径庭,感慨岁月是如此无情。我带她检查、化验,结果并无大碍。但我分明看刻在她脸上的从内到外的巨大痛楚,那是一刀刀划在心尖上的痛。她第一次对她学生讲了不幸的人生际遇。在十分療倒和落魄的日子里,每到夜深人静,她仅靠抽几支劣质香烟排除寂寞,然后就是一阵阵长久地咳嗽。我说,老师,抽烟对身体真的没任何好处。她说,我知道抽烟不好,但又难得抗拒从中获得短暂遗忘的快感。别看她在工作中是个顽强的人,但是生活中,常常又是无此懦弱。她无法与命运抗争。一个人微薄的工作,既要奉养年老的母亲,又要抚育年幼的儿子,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担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她太需要一个肩膀可以依靠了,可这肩膀到哪去找呢?

         我把老师带回家里,随手给了一听红牛让她解渴,老师却犹犹豫豫不肯开启。我以为她跟我客气,便上前帮忙,老师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想带回家留给我儿子喝。我愣了一下,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老师的生活竟是如此窘迫!我不由分说赶紧开启了一听,老师并没有一口气喝下,而且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像品一杯上好的红酒。没一会儿,老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兴奋地说,哎呀,张凤翔,真神奇,我的病好了,一听红牛就治好了。我再次心疼得落泪。我特地做一顿丰盛饭菜招待老师,临别前还送给一些食品点心,并硬塞给她100元钱。此时毫无怜悯之意,只是心疼和敬重,我想起了老师当年用鱼块换我泡菜吃的情景。老师似乎全然不记得她当年对我的好,一个劲地说:“我真的无法报答你,等你孩子上中学,我辅导他学英语吧。”我吓得连连摆手说,一日为师,终生为母,老师对我的昔日之恩,学生难报万一。

     时隔这么多年,不知亲爱的老师是否安好? 来到位于城东新区新落成的一医院门前,远远地看到李老师站在路边四处张望。她的头发已白了大半,神情淡定,精神看起来还不错。她脸上的那块胎痣已不如当年那般显眼,岁月更迭,只有它与老师不离不弃,几乎与逐渐苍老的肤色融为一体。

        我挽着李老师的手,走进了医院大门。老师似乎很有安全感,或许很久没人这么挽过她了。一见面,老师又谈起当年往事,无比感概地说,你不知道我当年有多困难!她说,老师对学生好是应该的,因为拿了国家的工资。而学生对老师好,却不是本分,你们这些学生都是我的骄傲。看到老师的精气神非常不错,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经过医生仔细检查,诊断可能是肾脏问题,而且拖的时间太长了,虽说目前状况还好,但不能再拖了,建议立即办理住院手续,但一定要身边有人陪护才敢收住院。这又为难老师了!孩子不在身边,况且身体也不好,又没有大的收入来源,若让孩子知道她生病了,如同割她身上的肉。这孤身一人的,可如何是好?而我已约定了第2天启程赴苏州。老师拿出一个残缺不全的手写电话本,过滤一遍名单,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合适。最后把电话打给在武穴工作的外甥,希望外甥的母亲、她的妹妹能陪伴几天,并表示工资照付,外甥回话说,他母亲正巧重感冒了,不能前来。望着李老师流露出的无助眼神,心里哀叹这个社会太现实了,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李老师有些惶恐和紧张地问我,我会不会是肾衰竭?我宽慰她,目前肯定不是,但若不及时治疗,就是埋下祸根。我真的不敢相信,老师若真是病倒了,谁可来照顾她?谁会来照顾她?帮老师办好住院手续,请了一个护工,嘱托护士长对老师多加关照。

        到苏州安稳之后,我打电话问老师病情如何,她说脚上的肿消了不少,医生诊断为慢性肾炎。她说第二天就辞掉了护工,一个人与周边环境均已搞熟了。她怕我担心,故意提高声调说,我一个人楼上楼下的跑,气都不喘一口。

        医院分别时,我一再交待,儿孙自有儿孙福,自己的身体才是自己的,可亲爱的老师还是想省下每分每厘,为儿子买房交按揭。我能说什么好呢,不都是天下母亲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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