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灯不息

吕秀珍

      初秋的一个傍晚，哥哥姐姐们在院子里吃饭，母亲在黑漆漆的老土屋里生产。花甲之年的父亲，借助一盏煤油灯闪烁的眼神，将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掌灯时分，用来计时并不准确，却从此成为我命运的密码。

儿时的夜，黑得纯粹，不舍得经常点灯。吃晚饭要摸黑，乘凉要摸黑，扒玉米皮、甩花生等农活也是。好在有星星和月亮，手指也仿佛长了眼睛，并不会耽误手里的活路。父亲的铜烟锅一闪一闪，点亮一个又一个故事，足以驱散我们眼前的黑暗和越来越多的瞌睡。

毫无疑问，母亲如此吝啬，恨不得摘下星星当灯点，是为了攒钱给儿子盖新房。

七岁那年，我家终于在村前盖起四间新房。最初几年，母亲带着大哥和姐姐们住新房，父亲则带着我和二哥留守老屋。每天吃完晚饭，我们都要穿过一里多长的窄窄的胡同，去老屋睡觉。胆小的我，像一条小尾巴，紧紧跟在父亲的身后，直到父亲开开门，掏出火石点上灯。

老屋里的灯，更古老一些，是一种黑白相间的粗陶瓷碟，里面板结的狗油里，躺着一根棉花搓就的灯草，蓬蓬松松的，像龙一样把头搭在碗沿上，吐着幽幽的火焰。钻进被窝，父亲吹熄了灯，空气里还飘着动物油脂燃烧的香味。

冬季，小学有晚自习，家里穷的孩子点不起油灯，只能借着周围散射的微光学习。皮孩子们像《凿壁偷光》中的邻居一样，怕别人沾光，就用白纸卷一个圆柱形的筒，剪一个与灯焰等高的洞，把煤油灯罩起来。灯光通过纸筒上的洞口，把光投射到孩子的面前，探照灯一样，会亮很多。但邻桌没有灯的同学，就很难借到光了。这也是我宁可遭母亲白眼，也要给自己做一盏油灯的理由。母亲不给买，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用旧车胎上的气门芯代替灯头来做煤油灯，上面的螺帽可以调节灯焰的大小，方便省油。

当然，家里啥时候掌灯，掌几盏灯，母亲说了算。大多数时候，只能掌一盏灯。这种权利，长久地掌握在母亲的手中。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白天和壮劳力一起下地挣工分，晚上要掌着灯熬猪食喂猪，然后纺花织布，或者用旧衣服打壳子、纳鞋底、做鞋……有无数次，我一觉醒来，看到母亲房间的煤油灯还亮着。

灯下的母亲，没有白天的风风火火，祥和得像一盏煤油灯。她纳鞋底的时候，为了更结实，总要把麻绳在右手上绕几圈，抿起嘴，用力拽一下，想起开心的事情，隐约的笑意就像在微风里舞蹈的灯焰。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花。

我跟父亲睡东炕，与母亲的卧室隔着一间堂屋，晚上从门帘缝隙透出来的光，挠得我的心痒痒的。我无数次猜想过母亲在灯下做活的神态，眼热她在纳鞋底的时候，为了让针更顺滑，将针在头发上摩擦，同时将怜爱的目光投向酣睡中的二姐时所饱含的温柔。

母亲的怀抱是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只知道对我来说，那是一朵带刺的玫瑰。从小跟着父亲睡，我的肺泡里全是浓浓的烟酒味。我像蜜蜂向往花朵一样，渴望着母亲的怀抱，试图去一近芳泽，却每每被扎得又痒又痛。近在咫尺的母亲，宛如镜中月水中花，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她的眼里嘴里怀里，永远是比我大三岁的二姐。不知道在我熟睡的时候，母亲是否曾来看过我，只知道唯有父亲这盏老灯，在陪伴着我的童年。

如果说貌不惊人的小油灯是平民，那么罩子灯就是灯里的贵族。它纤腰丰胸，喇叭型的裙状灯座，像一位身穿绿裙的美女，亭亭玉立。这盏灯是母亲的宝贝，藏在土墙上的灯窝里，只有在家里来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有一次客人走了，罩子灯没有收。吃晚饭时，我坐在母亲身边，二姐来和我抢座位，两个人争起来，不小心把玻璃灯罩打碎了。母亲二话不说，绕过二姐，没头没脑地打了我两巴掌。我气得躲到套间里哭，没有吃饭。父亲来劝我，我依然愤愤不平，灯罩是两个人打的，凭啥只打我一个……

读初二时，初潮不期而至。我本来带了午饭，中午要在学校吃的，被突发的状况吓得跑了七八里地回到家里。家人正在吃午饭，母亲没有安抚我，而是不满地白了我一眼，说：“这么点就忙着花钱！”这次，母亲懒得重复她以往对我的关于灯的比喻，很直接地嫌弃着，让我的心彻底失衡。我很难理解姐妹仨的月事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心像一艘断了缆绳的小船，被叛逆的大浪驱赶得越来越远。

来年初春父亲去世，那盏唯一的陶瓷灯，在父亲的灵前点了三天三夜，然后随父亲入土。由于悲伤过度，我经常头疼失眠，头顶上一跳一跳的，仿佛那里活跃着一座活火山。母亲不以为然，说我饭量未减，肯定是装的，还说我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个北风呼啸的星期天，我头疼难忍，跟母亲要钱去医院看病，母亲很不高兴，给了两元钱，让我自己去。我来到医院，一位老中医给看的，他问我为啥拖到疼得厉害才来，我没法回答，默默地拿着处方去拿药，一看划价单上的药费十三块多，只能空着手回家。十多里路，是那样漫长，风迫使我不断地改变着前行的轨迹，自行车走得歪歪扭扭，就像一个醉汉。回到家，母亲没有问我病看得咋样，我也没有再要钱，因为我知道，她的命根子不是我，属于我的，唯有灯下的阴影。我从年级前十跌到班级中游，心灰意冷地给班主任留下一封信，让她不要找我，便扛着凳子回家了。两个月后，班主任让本村的老师捎信，问我要不要毕业证，要的话就送照片过去。去学校送照片，班主任批评我不辞而别，说：“你有事不告诉老师，回家就解决问题了？”我无言以对，只得说：“……要不，我还回来吧。”两个月之后，中考名单下来，我考上了县城一所普通高中，远远超过了录取分数线……

母亲去世的时候，灵前的冥灯用的是那种白瓷的小碟子。二哥倒的花生油有点少，结果没等到打棺，灯油就燃尽了。这盏灯，是要为母亲照亮的，没了灯油怎么行。大姐让二哥再续一点油，二哥不听，说按老规矩不能续。于是，母亲只能摸着黑上路了。

母亲下葬的时候，看着办丧的人把面条碗和冥灯放进墓穴，我突然想起儿时夏天的夜晚，母亲半夜起来，拿着煤油灯在蚊帐里燎蚊子。那时的蚊帐是棉纱的，透气性差，但有个好处，燃点比现在的尼龙蚊帐高，不容易点着。用手打蚊子，它肚子里的血会弄脏蚊帐，母亲蹊径独辟，找到落在蚊帐上的蚊子，就把油灯凑过去，飞快地对准它一燎，一缕烧焦毛发的香味飘过，它就呜呼哀哉，不光清洁卫生，还可以快意恩仇。

我做母亲时，蚊帐是化纤的，女儿们听到蚊子哼哼，就吓得哇哇大哭。我又困又乏，只能迷迷糊糊地起来打蚊子，却命中率极低。母亲半夜端着昏黄的煤油灯，为我们燎蚊子的情景，老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那摇晃不定的小小灯焰，像一粒火种，灼烧着我的心，我才明白自己的心里也有一只蚊子，需要一盏煤油灯来终止它的挑衅。

读高中时，头顶的火山依旧不甘寂寞。我忍着，用沉默跟母亲对抗，晚上写完作业，就默默地写日记，给父亲写信。母亲从睡梦中醒来，看我还不熄灯，会气得从炕上爬起来，一口气把灯吹灭，让我欲哭无泪。后来家里装了电灯，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灯绳还是牢牢掌握在母亲的手里。叛逆的结果，是偏科导致的高考落榜和求职无门。母亲无意供我复读，我只能用文字去倾诉和点亮自己。为了稿纸和电费，母亲不知骂过我多少次，却无法熄灭我的理想之灯。我俩就像两列背道而驰的火车，谁也不能改变谁的轨迹，她对我的“灯火管制”，直到我收到第一笔稿费，才彻底解除。而那时，我去意已决，最大的心愿就是远远地离开她去异乡打工。一组诗歌在省刊《黄河诗报》发表，稿费寄到了家里。母亲让二哥写信，问是否要寄给我，我说不用，让母亲拿去买一领新炕席吧。我终于扬眉吐气，因为当时的四十几块钱，足够买一领新炕席，还母亲的灯油和电费绰绰有余。

我高中毕业时，已经包产到户，生产队不再有集体劳动。县里的草制艺品厂红火得很，订单做不完，就把活儿下放。我也跟着村里的姑娘媳妇们去领活，用玉米皮纺绳、编提包、编地毯……活儿多，工期紧，就得熬夜赶活。我有了掌灯的权利，才发现灯下的劳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妙。小小的煤油灯，照耀不了多大的地方，熏黑了我的鼻孔，看不清玉米皮的颜色，就会出残次品，等于白忙活。于是，“灯二代”——“电石灯”应运而生。它也叫“瓦斯灯”，燃起来“嘶嘶”作响，火焰很长很亮，像一把柳叶刀，能剔除一大片黑暗，却会发出一种难闻的臭味。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哲学命题，难倒了喜欢追根溯源的思想家，先有灯还是先有黑暗，答案却显而易见。

每年的正月十五，母亲都要揉一块硬硬的豆面，做几只六畜形状的豆面灯。把面坯捏成六畜的形状，背上捏出一个灯碗，搓一根棉花绳放进去，倒进花生油，就是保佑六畜兴旺的吉祥灯。我用小手托着，把它们放到鸡窝狗屋猪圈上去，仿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过完节，母亲把风干变硬的豆面灯切了炖萝卜，艮艮的，又香又有嚼头。这些或粗陋或精美或稚拙的灯，在我们的体内散发着幽幽的光，孵化着我的梦想，为我啄破乡村的闭塞苦寂破壳而出，创造了可能。

人死如灯灭。这是母亲喜欢说的一句话。每盏灯都为黑暗而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那么，母亲是怎样的一盏灯呢？让我们五个儿女来回答，应该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对大哥和二姐来说，母亲是一盏煤油灯，温柔地照耀着他们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壮年，直到母亲油尽灯枯。而对二哥、大姐和我来说，则不然。母亲是一盏电石灯，长长的嘶嘶作响的灯焰，鞭子一样，抽打着我们努力奔跑，活成她希望的样子。

后来，家里装了电灯，灯下没有一丝阴影。我暗下决心，将来自己做了母亲，决不能有灯下黑，要像电灯一样，把灯光均匀地洒向每一个孩子。可是当我独自带着幼小的女儿们，在崎岖的人生路上艰难地跋涉时，才理解了母亲当年的偏心，才知道每一盏灯都有自己的局限。

在母亲的字典里，小孩子只要身体健康，就应该懂事，不纠缠，多帮大人干活。她的怀抱，对病弱的孩子来说，是避风的港湾；对健壮的孩子来说，却是奔跑的起点。记得有一年回老家，我干活回来，小女儿见了我要抱抱。我刚对她张开手臂，母亲突然声色俱厉：“没病没灾的，抱什么抱！你妈得干活挣钱，哪有空抱你！”小女儿吓哭了，母亲还是不依不饶，竟然拿来菜刀吓唬她，说再缠着我就杀了她。我看着被吓哭的小女儿，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却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满，把女儿拉到怀里……

母亲阴差阳错地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丈夫，生下八个孩子，夭折了三个，活了五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她，在赤贫里，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盏灯。她像煤油灯一样平凡，如豆的灯光，无法均衡地照耀每一位儿女，散发着光亮，也投射着阴影，却一直在努力燃烧。三年大饥荒，村里饿死了三十多口人，她爬树撸树叶，去地瓜垄沟里搂地瓜叶，千方百计做出可以下咽的食物，挽救了一家人的生命。她脾气暴躁，会寻死觅活撒泼打滚，但刀子嘴豆腐心，散射给我的微弱的光亮，足以让我感恩。她的坚强、担当和乐观，宛如一盏有着鲜明时代局限的电石灯，在燃烧的时候，尽管有不尽人意的气味，却足以击溃贫穷和饥饿。

大舅二舅被还乡团活埋，姥姥只剩下三舅一个儿子。三舅妈蛮不讲理，经常和姥姥吵架，还扬言说，要把刀磨得风快，一天割姥姥几刀。母亲把姥姥接到家里，直到去世后才送回去。三舅嚎啕大哭，姥姥入土为安后，他当着众人对母亲说：“姐，你给妈养的老，她的遗产你继承。”母亲不要，说赡养老人应该的。二姨嫁在当村，五个儿子压力太大，母亲就做主将姥姥的遗产，给了二姨。

母亲此举，为二姨的生活送去了光亮，自己的人生却山重水复。父亲老迈，俩儿子只盖得起一栋新房。大哥结婚后，嫂子嫌老的老小的小负担太重，要求分家。那时我和二姐才十岁出头，父亲主张四间新房俩儿子一家两间，我们住老屋。母亲却担心二哥说不上媳妇，硬是把老土屋和新房都分给了儿子，说好等二哥成了家，哥俩合伙给我们盖两间房子住。大哥抓阄抓到老屋，我们就等于借住在二哥家。二嫂进门之后，婆媳两个都是暴脾气，打得鸡飞狗跳。父亲去世后，母亲怕影响二哥过日子，带着我和二姐找房子住，搬了十一次家，十几年后，才在大姐大姐夫的帮助下，在二哥家东边接了两间屋，很多年没安上堂屋门不说，二哥两口子吵架，我们就会遭池鱼之殃……

我不止一次地设想过，假如当年母亲收下姥姥的房子，即使不拆迁，分家后带着我们住过去，离两个儿子远一点，会少多少家庭矛盾！我们的心，会免遭多少伤害！

母亲一生粗暴武断，喜欢感情用事，为我做过的几次的决策，却颇有先见之明。

一九九二年，一位文友到家里来，请我去帮忙照料小孩，恰逢县文联推荐我去鲁院作家短训班学习。我有点纠结，母亲对我说，去帮人看小孩能有什么出息？你既然喜欢写，就去北京学习吧！我听从她的建议，去了心向神往的北京。季羡林的《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林斤澜的《小说漫谈》、郑小瑛的《西洋歌剧知识讲座》……京城艺术名师荟萃，每堂课都有不可错过的精彩；看京剧、听歌剧、爬泰山、游长城、碣定陵……让我这个乡下妹大开眼界，也为我去一家工厂打工创造了机会。

打工的单位很重视文学创作，那是我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文章先后上了《诗刊》《青年文学》和许多省级文学杂志，并加入了省作协……

因了儿时的疏离，我从小对母亲叛逆，对她难得的听从，却让我选对方向，看到了前方的灯塔之光。我坚信文字是自己与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也有了足够的坚强，去穿行人生的黑暗隧道……

二〇〇九年，母亲辗转知道我和女儿们在异乡流浪，执意让二哥打电话，让我搬回老家。

二嫂说兄妹俩住一个村不吉利，不许我在村里买房子。母亲和二嫂吵架，不顾二姐的反对，帮我在村里安了一个家，千方百计帮衬着我，度过了人生里最暗淡的岁月。这时候，她的光芒明亮而坚定，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母爱的照耀。母亲有半亩人口地，由二哥二嫂种着，他家不缺柴禾烧，玉米秸堆在地头都沤烂了。秋天，母亲让我去地里拉来烧炕，我怕二嫂说闲话，坚决不去。继父开着电动三轮，把玉米秸拉给他的儿子，母亲让他也给我拉一些，他却只给了我几捆。母亲跟他吵架，说他偏心。继父恼羞成怒，竟然把母亲推倒在地，还打了她。我看着母亲脸上的伤，才知道母亲是爱我的。我心疼地说：“这是何苦啊，我可以拾草，没那点玉米秸又冻不坏……”

作为掌灯人，母亲就像一头拼命拉犁的牛，为了让孩子尽可能都活下来，她毫不掩饰地倾斜着天平，把有限的资源和耐心，给了瘦弱的大哥和二姐。我们这些狗尾巴草一样泼皮耐活的，只能自生自长，难免心生怨怼。二哥直到母亲临终，还在念叨母亲当年的偏心……

可是，当我遍体鳞伤孤苦无依之时，耄耋之年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援手，将夕辉源源不断地洒向了我。

作为母亲，我对女儿们也曾经无微不至，可是当厄运袭来，才发现自己缺乏母亲的锋芒和魄力，打工只知道干活，经常被人欺负得走投无路。我这盏卑微脆弱的煤油灯，微弱的光焰根本不足以照亮女儿的成长。

在异乡卖电动车那段日子，我经常早出晚归。有一次，我发现小女儿的脚踝处擦破了一大块皮，结着厚厚的血痂，问咋回事，她却不肯说。大女儿告诉我，前几天姐俩去上学的路上，妹妹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怕我心疼，不敢跟我说……

给一家奶站送奶时，我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去奶站拿奶，要跑好几个村子和楼区。女儿们起床要自己吃饭，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近二十年过去，女儿们也大学毕业，我为她们收拾抽屉，看到大女儿写给同学的纸条，才知道年幼的她们，在上学的路上，经常去一家茶店避雨。店里古色古香的，主人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她没有嫌弃这两位显然不会带来利润的孩子，任她们好奇地看看这摸摸那，还和颜悦色地回答她们幼稚的提问……搬家太过突然，女儿们来不及跟她告别，竟然在读高中时，还时时想起她的慈祥和宽容，耿耿不能忘怀。

她就像一盏灯，亮在女儿们苦难的童年里。

近年流行一句话，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母亲不识字，只会说，要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逼成一个男人？她做姑娘时也曾经温柔可爱，是命运选择和重塑了她，使她变得粗糙强悍。多愁善感的我，如果硬要把自己比作一盏灯，充其量是一盏玻璃瓶做的小油灯，属于易碎品，渴望被人轻拿轻放。我接受了一个对我温柔有加的男人，也曾经是一位甘于清贫的贤妻良母。做母亲的最初几年，我相夫教子，把全部心思放在对女儿们的陪伴和培养上。温柔是温柔者的通行证，软弱是软弱者的杀手锏。这个我愿意用生命去保护的男人，不光偷偷抵押了房产，还猝不及防地逃逸到了另一个世界。没有恨，只有怀念和不舍，我一遍遍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几近崩溃……感谢那些来自他家族的自私和丑陋，帮我一点点磨掉了对他的爱和怀念。我开始为女儿们活着——她们必须接受高等教育，不能再重复我打工妹的命运。我性格不如母亲强悍，但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更舍得投入，强势丝毫不亚于母亲，且目标精准，更有杀伤力。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培养起她们读书的兴趣，却又担心她们过于迷恋课外书，会影响高考。于是我雌雄同体，既有男人的强势，又有女人的明察秋毫，彻底成了母亲的翻版。我以一盏铁制电石灯的形象，又臭又亮地鞭策着女儿们，丝毫没想过她们是否能够理解，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份不容分说的照耀和期待……

如今，女儿们不负所望，双双名牌大学毕业，我经过培训，也成为一位受孩子们喜爱的作文老师。多年的笔耕不辍，使我游刃有余，讲起课来风趣幽默，如愿以偿地成为一盏充满激情的日光灯。

劫后重生，我不再是易碎品。如果可以，我想做一盏太阳能灯，即使在阴霾里，也能吸收微弱的太阳光，在孩子们需要的时候温柔地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