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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国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18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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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如何告别平庸


崔国发

进入21世纪以来,散文诗似乎出现了新一轮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涌现出高歌猛进、灿然可观的创作大军,发表园地、年度选本、笔会沙龙、研讨活动、评奖推优亦与日俱增,真可谓奇葩竞放,异彩纷呈,因为一种责任感的驱使和艺术担当精神的弘扬,一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大义凛然,使一度“在寂寞中绽放”的“冰凉的花瓣”,悄然展露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和迷人的风采,我们不禁从心底为之点赞,为之击掌。

但正如一个人的爬坡,刚开始时轻车熟路,快到坡顶的时候,他又难免气喘吁吁,步履维艰,散文诗发展到一定阶段也是这样,一直想如履平地般的超越与登攀,是何其难矣。有时,即使我们施尽了浑身的解数,也难以根除惯性的写作,难以回避似曾相识的范式,包括突破自己、突破过去、突破他者,企图以独立自主性卓然傲立于散文诗坛,到头来蓦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却顾所来径”,风景旧曾谙。由于“艺术的认同”而导致大量的作品出现“重复”而非“差异”,因为“习惯的养成”而使诗人的创作出现“模式”而非“陌生”;由异质因素构成“个体性”的新奇,与同质属性凸显“相似性”的钩沉,二者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呈现出一种寻求“变化”的张力。

或许,我们真的需要使自己的作品造成“自在的差异”,需要从某种封闭的、自足的、落后的窠臼中,选择对“镜像模仿”与“批量粘贴”的逃离;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散文诗的发展掉入“中等质量的陷阱”,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艺术困境;我们真的不愿意在散文诗创作中,陈陈相因,枯燥乏味,味同嚼蜡,因“僵化、惰性、重复、可逆性等暴露出它的机械性因素”,而让一些平庸化的表现为人诟病;或许,我们在一种不确定的形式中,反而能够脱颖而出,摆脱约束,无有相生,把自己的审美追求建立在心灵的自由和心灵与生命创化力对于僵化的、机械的、平面的东西的超越这一原理之上,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必须从“差异”开始:在一个新维度上重构形式和主体,重新找到“自我”、“大我”或“超我”的位置,找到自己促进散文诗发展与质量提升的显著条件,找到如英国文论家瑞恰兹所说的“意义的意义”之所托付的意象代码,找到个体艺术时空中的词语“不定式”而非“坐标系”之类固化的东西。我以为,好的散文诗,在于象征的“多义性”,而不能像科学研究那样精准的“对号入座”,它也不需要“一目了然”而无一点儿“味外味”,它还可能使它的欣赏者因各自的阅历与体验不同而产生“特殊性的差异”,或者说,作者与读者因为散文诗介质的多元性油然而生“差异的快乐”。

前一阵子,我在读法国诗人安德烈•维尔泰的长篇散文诗《远航》时就感受到了这种“快乐”与“惊喜”。著名翻译家程抱一先生评价这部作品时说:“圣―琼•佩斯之后一百年,一部新的《阿纳巴斯》出现了”、“一开始,我就被喊声抓住:‘无限,让你我对峙!’当然,你不会忽视边界,却毅然将它们超越。”正是因为维尔泰继承了圣―琼•佩斯的《阿纳巴斯》的精髓而又有异于他的意味的《远航》,让我获得了一种被“征服”的力量:“一切源自不确定,我们反而不再疑虑,诗歌因追随我们的步伐而改变。”这种“不确定”,这种“改变”,冒犯庸常的秩序与法度,对于诗人而言,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把其作品与前辈之作拉开了距离,找到了“区别”所在,“特殊性有效地将自身呈现为最大的张弛,一种传播,一种扩张。”(《柏格森的差异观念》,《游牧思想:德勒兹、瓜塔里读本》第32页,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版)。

同样,是差异的观念让法国诗坛怪杰亨利•米肖的散文诗极具特色,不胫而走。他的散文诗《有位毫毛》《我曾是谁》《驱魔》《隧道中的历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对传统的表现型谱极富挑衅意味,文字中的变幻莫测与扑朔迷离,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驱魔祛邪的神奇力量,他的散文诗的怪诞与异质嵌入,打破成规,突破旧俗,充分地展示了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论及的“陌生化”效果,把生活中熟悉的变得陌生,把文化和思想中熟悉的变得陌生,把过去人们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成为一种“奇特化”的文本。有时,剑走偏锋,或许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杀伤力。

所以我说,如何提高散文诗创作质量,也许有许多条路可走,但至少――找到差异性,追求陌生感,可以使你的散文诗别开生面,另辟蹊径,就像米肖那样,也可以赢得不朽的英名:陌生世界的冒险家,微观大陆的探索者,疯狂区域、失明前沿的侦察兵……果真如此,你的散文诗或许就能理直气壮地告别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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