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奶奶

己亥年端午的前一天，下了一天的雨。这一天按照节气，是芒种。

端午节当天早晨，我和女儿打车回老家。大地之上的麦田因为雨水没能如期收割，金黄的麦穗曝晒在阳光下，等待着将湿气漉干。开车的师傅和我漫不经心聊着自己在苏丹的经历，又说到了今天是高考首日。我想到将有那么多的大学生融进社会，他们接受的高等教育究竟能够为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当人的命运不会再以高考为分水岭，也许我们会面临一个“知识饱和”的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样是浪迹于街市的寻工者，一样是这个大地上的耕作人，曾经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传奇就在这些规律化的“学习型”竞争中慢慢消解，每一个人都注定按照自己的社会分工和社会角色而鞠躬尽瘁。我们不再把哲学性的问题套用到自己的人生之上，至少在目前看来，这是一种徒劳无益。功利性的实用主义或者精致的利己分子，不过也是社会分工需要之一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是，“明德”已经不易，“明明德”行之又有多难。本是一种修行，当成了一种目的——这一天所有的祝福都是“金榜题名”，但是金榜题名之后那种士的风骨又有几何？

车在山间林荫道慢慢前行，我看着风景一路漫想。这一路山川，皆是我的家乡景象，仍然熟稔如初。

老家的庭院散发着热烘烘的潮气，各种微小的花朵在花坛中展示着鲜明的颜色，瓜的藤蔓缠绕在香椿树上，青果沿着树干挂满，樱桃树亭亭如盖绿荫可人，端午节的气息就在粽香里一下子腾跃出来。

父亲张罗着炒了六个小菜，荤素皆备，鱼肉皆有。六伯受到邀请，他专程骑着车到碑廓镇上买了一个肥肥胖胖的猪蹄，于是再添一道咸菜，凑齐八个盘，煮了一锅饺子。大家坐下来，边吃边聊。

伯父问我：“怎么样？累吧？”我说：“再累也没有你们那一辈人吃的苦多。”伯父就感慨，说：“当年我们弟兄八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活过来的，在垃圾堆里捡骨头啃，还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我说：“只能各人自找生路。”伯父说：“是的。你的几个伯父都是十多岁就去当了兵，只有你父亲因为排行最小，你爷爷奶奶需要依靠他养老，就没让他早早出门。”

伯父对父亲说：“你二十多岁当的兵，当兵那一年，差点超龄。”

父亲说：“是的，那时候需要四方面同意，父母的意见至关重要。”

一去千里万里，再见不知何时何年。八个儿子，都离开了家，都成了战士，有的为了民族而战，有的为了解放而战，至于到了父亲，当兵的原因却不是为了寻找生路，更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一个很特殊的原因。

父亲说：“那件事情波及到咱这里的时候，你奶奶很坚决。她说，与其让你在家里和自己人斗，死得不明不白，不如当兵为国成为烈士，死得也光荣。”

这是一种决绝，出自一个裹小脚的家庭妇女的口中。这也是沂蒙人最为朴实的质地，源自这片土地上的一种简单但实在的价值观。她那时候想的不是小儿子的生，而是死。不是苟活，而是忠烈。于是父亲的命运就从奶奶的这句话开始有了根本的转变，开始了半个中国的游历。

我把话题转移，问伯父：“您出过书？”伯父说：“出过两本。当年国家注重从工农兵中培养作家，《收获》的调令都到了，可是正好也遇上了那件事情，就没去成。后来《收获》也停刊了。”

于是伯父的作家梦也停止了，他在新疆退休，到苏州养老，过了几年按捺不住叶落归根的渴望，又回到老家和街坊邻居们再续前缘开始了悠悠岁月。

“八十多啦”。他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站，八弟能够留我吃饭，可不简单”。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那件事情”，彻底改变了这兄弟二人的人生。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的进程和我的家族有何关联，但是六伯的回来，让这种想法立体起来。甚至还想到了网上一个比较激进的话题，比如贬损农村人是“繁殖癌”，这种带有洁癖的辱骂，其实忽略了中国人生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进程，正是这种野草般蓬勃的生命张力、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韧性、这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精神才得以延续，甚至说没有农村这种“人力资源”的支持，所谓的大同理想不但不丰满，甚至连骨感都称不上。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不过是历史波涛中的沉渣浮滓，语言炫耀招摇而内里龌龊不堪。毕竟共和国之基，是烈士的鲜血铸就，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最为朴素的生存意志升华而成。所有的牺牲，都自有其价值。

树影西移的时候，又找了车回城。沿途仍旧是无边的山原和麦田。于是想到以前和父亲的一段谈话。前年春节回家祭祖，我问起父亲关于奶奶的一些事情，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印象中双目失明成天待在小屋子里的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太太，并不是嫁入董家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辈子没见过世面，而是辛勤劳作之余，还跟随着几个儿子的脚步，几乎走遍了全国。她孤身一人去过大连、成都，作为一个不识字的普通百姓，她随着国家运动而奔走并不是因为觉悟，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责任。她受的苦又有谁能知道呢？我一想到那个年代她在这片土地上踽踽前行的弱小身影，也许因为喝了酒的缘故，竟差点哽咽出声。

我有一个伟大的奶奶，这种伟大不在于她对子女无私的爱护，还在于她天生的智慧。她知道国和家的关系，也明白“向死而生”的道理。

在她的暮年，我是她最牵挂的人，不只因为我是她年纪最小的一个孙子，也许还寄托着她对未来的期盼。小时候，每次我去看她，她总要支开别人，从床铺底下摸索出一个苹果或几块糖果，这是她舍不得吃留给我的。而我也知道她因为已经没有了牙齿，最喜欢吃的也不过是熟花生碾成沫拌白糖，所以至今每至祭奠，我还是嘱托父亲预备上这种吃食，不为别的，只是一个念想。

奶奶走的时候，父亲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因为眼睛红肿，只好戴了一副墨镜。而我，在课堂上开小差，折了一只小小的纸船，心里默祷着期望这艘小船能够将奶奶运抵奈何桥的彼岸，让她免受传说中的那些苦楚。记得有一年，谣传说是碑廓大集上来了一个神医，能够从人眼睛里拿出虫子，而这虫子一旦拿出，盲人就会立刻重见光明。我听到这个消息，曾经那么激动——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大集上遇见过那个人，直到奶奶走了，我仍然没有遇到——尽管我已经偷偷攒够了“做手术”的钱。

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她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功绩。她不过是中国农村亿万万个家庭妇女中的一员，一个劳动力，一位平凡的母亲，更没培养出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在大时代面前，她渺小得甚至等于未曾存在。

但我今天知道她对父亲说过的那番话，让我觉得她才是一个伟大的人。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代表了一个普通百姓在洪涛巨浪中的意见。

路上我几度哽咽，但我怕司机笑话，所以尽量忍住，不过视线早已模糊。

麦子好收了，高考快完成了，无论是节令还是事物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但是，我敬爱的奶奶，早已经不在了。

——我的奶奶不是一个无名无姓之人。她姓宋名树英，老家莒南县坪上镇铁牛庙村，生于1901年某日，死于1991年夏季，走时安静平和，和我的爷爷合葬在村西家族墓地。没有墓志铭。像是所有的生于土地又没入土地的农民一样，她一生的传记，镌刻在大地深处，铭记在人心当中。

2019.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