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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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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2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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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夏立君散文创作的艺术建构及精神求索

在中国当代文坛,夏立君既是散文家又是小说家。他在长期的积累和磨砺中,始终保持朴素且虔诚的文学初衷。他的散文创作,融合作家的激情与学者的严谨,在思想深度的开掘、艺术创造的深化等诸方面显出臻于化境的气度和追求。读其散文集《时间的压力》《时间会说话》《时间之箭》《心中的风景》,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将笔触不断探入到众多研读对象的文化脉络深处,力求把素材积淀转化为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深邃概括及哲学省思,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生态文明、乡村记忆的创作视野和文化自省自觉,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价值追求和社会理想,使作品在多元化艺术建构中彰显独特的美学特征及精神求索。

一、传统文化:历史理性及丰厚意蕴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提炼精髓,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格局,是当代作家面临的新的文化使命。夏立君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的研读中,如何科学承传和发展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厚意蕴,始终是他的不懈追求与探索。

首先,作为一个历史散文作者,夏立君的散文创作多以精神和制度层面的历史文化为背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清醒认知。他在长期研读与持续领悟中,将文本构筑的历史现场进行合理想象及推理,不断打造出思想内涵丰富的作品,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堪称其整个创作中最亮点频出的主体部分。这方面通过其荣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时间的压力》中对屈原、曹操、陶渊明、李白、司马迁、李斯、李陵、夏完淳等历史人物的抒写,可见一斑,其间寄托着作家对传统的热爱与省察。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传统基因,亦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夏立君显然意识到了写历史名人要以尊重史实为前提,所以,他将结论和观点建立在丰厚的史料及文本研读基础之上,行文要言不烦,持论缜密精当,从历史表象中深入挖掘和阐发文本意蕴与现实意义。他颇为形象地将所关注历史划分为一个个“时间单元”①,根据文献所提供的相应线索,结合当时的社会制度、思想资源、人物命运等等,对儒道佛等传统思想、历史人物及其作品进行综合性评判,令我们逐渐领略屈原、司马迁、李白等人物与各自生存环境的复杂关联及互动。“人皆为一定时空环境里的人。大诗人必定与其生存时空形成深度复杂关联,并且其文化遗泽会突破生存时空的限制,延伸至后来的漫长时空”②,从夏立君的这一理论基点出发,溯着《屈原:第一个独唱的灵魂》《曹操:说曹操曹操到》《陶渊明:那一团幽隐的光明》《李白:忽然来了个李太白》等长文,可以进一步发现,作者怀揣“将古人读到骨子里、写到骨子里”执念,深入到古人的生存环境及文化生命内部,对其性格特征、生存现状、心理活动、文化思想、人性本质等进行立体把握和整体还原,与读者共同贴近历史、剖析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与现在并非两个孤立的存在,我们灵魂深处的某些层面,早已与祖先们交融于与时空无关的精神脉动,而这种脉动足以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仿佛古人就在面前,期待与我们的碰撞交流。

毫无疑问,夏立君正是顺着厚重的文化脉络进入历史深处,努力捕捉旁人不易觉察的信息流,实现与相关历史人物的创造性对话。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古人,他们在作者笔下宛若“复活”。“李白乐得像个发狂的孩子。仰天大笑啊,下巴都要笑掉了”③,突出了李白接到进宫诏书的狂喜心态;“李斯要做的士,已大不同于荀子之士、诸子百家之士。这个一无所有只有一颗雄心的士,念叨着‘得时无怠、得时无怠’,急吼吼地奔赴秦国去了”④,李斯急于求取功名的心理跃然纸上。此类表达俯拾皆是,作者将形神毕现的画面感和历史真实感,带到了读者眼前,让更多人恍然大悟般察觉这些古人的精神世界及生命状态。

其次,夏立君在细致梳理系列历史人物与所处朝代复杂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将隐匿于历史尘埃中的实况展现出来,并对相关历史文化予以科学的肯定、反思及省察,力求揭示人性本质及事件真相,实现历史分析与现实观照的统一。

既然追求历史真实性,那自然要还原一个个有血有肉、丰满立体的古人。夏立君认为:古人特别是处于历史关键处复杂环境中的古人,每个人都需宿命般应对时代所加诸其身的一切,都有过坚守与妥协,作为千百年后的读者作者,只有抱持付出“同情的理解”这一愿望,才能从人性的欲望、纠结、挣扎、悲悯等诸多层面展开客观而理智的书写。在作者所阐发的系列历史人物中,李斯应该是复杂人性的典型代表。作者充分肯定了李斯才华横溢,指出“时至今日,揣摩《谏逐客书》,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个将一己功业与国家追求高度融合的灵魂,感受到这个灵魂面对巨大挑战时反败为胜的胆识豪气”⑤,继而又揭示了李斯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指出其导致焚书坑儒事件的“刀笔吏嘴脸”⑥,而“《上督责书》是最无耻的文章,每个字都是李斯牺牲他人以求自保的哀鸣”⑦。可见,作者力求摒弃非黑即白的历史观,脱离那种单纯定义好人坏人的标准,尽可能多重而复杂地评价研读对象,而这正是历史散文创作的文学特色之一。

夏立君在散文集《时间的压力》中,分别阐释了屈原的赤子人格及非凡屈赋、李白的纯洁透明及绝世文采、陶渊明的任真自得及田园诗贡献、司马迁的忍辱负重及雄伟文学成就等等,充分肯定了他们在丧失个体人格尊严与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生存境遇中,所坚守的精神品格——“他们在那么艰难环境里,写下了人性极其丰富辉煌的伟大诗篇,那无疑主要根源于他们伟丈夫气魄的支撑”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者对于这些历史人物或重或轻的愚忠及婢妾心态进行了理性剖析与批评,并且指明导致这种心态的主因并非他们自身,而是“封建专制强加给他们的精神耻辱,亦是人性适应环境的异变”⑨,其中蕴含着“人性的挣扎苦斗”⑩,这种哲学思维无疑是对研读对象所在体制及社会环境、“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深刻反思及省察。

不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那么,不经省察的历史与传统呢?夏立君坦言:“不经反省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不经反省的传统,不是有价值的传统。”此观点是否新鲜,不好确定;坚定有力,却无庸置疑。反省意识,在夏立君的历史散文创作中是一种十分醒目的存在。不可否认,作者的反思与省察意识亦充分体现在对商鞅、李斯及其所处朝代社会环境的多种剖析中,最切中肯綮的莫过于《商鞅:历史深处的那块木头》中“一根生根发芽的木头”章节,可以说字字惊心、句句动魄,甚至有后背发凉之感,却不乏痛快淋漓。比如,对于影响秦王朝极深的商鞅、韩非理论,作者的观点掷地有声,“商、韩那里,无自省、无良知、唯阴狠、唯诡诈、唯刻薄,他们打造的是一个狭隘紧张的反对一切知识的‘知识体系’,反对一切思想的‘思想黑洞’”⑪。又如,对于秦王朝走向穷途末路的根由,作者认为正是“商鞅变法,商、韩理论,人性稀缺,营养有限,毒性甚强”⑫,才使“秦国踏上了反智反文化乃至反文明之路”⑬,并最终导致“顽强立国达七百年的秦国,完成统一、体制强大到登峰造极之日,竟就是其崩溃之时”⑭。而对于商鞅、韩非的悲惨结局,作者则认为他们是自食其果,明确指出:“儒家有限制君权思想,法家却每每痛惜君主不够狠不够阴不够毒。商、韩法家并未导向真正的法治,而是导向更极端人治。他们自己的惨死,是最直接证明。”⑮实质上,作者归根结底所要表达的思想要义是:人性之善或恶与体制之善或恶相辅相成,因果循环,皆有定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更加完善了“探究心灵,解释存在”的创作初衷,以及“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⑯的价值追求,使文学生发出直指人心、真正面对灵魂的思想张力。可以说,夏立君在阅读中探究系列历史人物之际,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探究我们自己的精神秘密,颇有些“为古人塑形,为今人立魂”意味。

不应忽略的是,对于后世涉及司马迁、曹操等历史人物的指责或曲解,夏立君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尽管言辞好似有些激烈,却不失公允,使文学表达变得更加宽广且深刻。比如,针对“后世不断有人指责司马迁‘急于求名’”⑰说法,夏立君指出,“这是不能仰见其伟岸人格之故。不可否认,宫刑使他的立名冲动更加紧迫强烈。可是,司马迁立名的首要目的是洗刷人生奇耻大辱,并且不是在当代洗刷,而在历史里洗刷,在历史里为蒙羞的灵魂正名”⑱,这种充满理性的分析拨开了笼罩在司马迁身上的迷雾,将其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对于历史上不乏争议的曹操,夏立君则认为曹操有“豪杰的热情,王者的霸气,诗人的逸气”⑲,指出“《述志令》是傲慢的谦虚,是霸气的辞让,是心事重重的诚恳。《述志令》里的曹操,是一个有怕有爱亦有担当有胸襟的曹操,是自信又无奈的曹操”⑳。这些表述同样十分精彩,为廓清那些强加于曹操身上的混淆视听的传闻,提供了比较丰富且清晰的论证。

透过夏立君关于历史文化的散文,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对研读对象的深情。最典型的莫过于他自少年时代便喜欢上的两大历史名人——李白、夏完淳。夏立君格外厚爱李白,将五万多字的笔墨热烈地赋予这位诗仙。他根据各类史料所分析的李白对身世讳莫如深的多种可能,以及所解剖的李白鲜明又复杂的个性、诗人人格与激情的各类关联,令人看得意犹未尽。他特别指出,“月亮属于所有人。诗意月亮却首先属于东方,属于中国,属于李白”㉑。李白,亦因为夏立君深入肌理的各类分析而更加鲜亮地挺立在中国文学史上,折射出更瑰玮更长久的文化光芒。如果说,夏立君对李白的情感饱含热烈和真挚,那么对少年英雄夏完淳的情感则饱含感动和敬重。“读《夏完淳集》,感受其悲壮文心,雄伟灵魂,我感动不已。在如此短暂的岁月里,经受如此激烈丰富人生,爱恨情仇达于极端,十六七岁时所达到精神高度、强度,古今中外,罕有其匹”㉒,从中不难察觉夏立君隐藏于文字后面的情与思,扣人心弦,动人思绪,不由令人理解了他为何要独自前往上海拜谒夏完淳墓地,为何要在夏完淳墓前倾诉衷肠,甚至于“我张开了喉咙,放声大哭,热泪长流”㉓。

由上可见,夏立君对传统文化境域下生命形态的深入挖掘过程,即可视为在潜移默化中承传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过程。他的历史题材散文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既从历史角度对传统文化积淀进行冷峻审视,又从现实角度阐发理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呈现出线索明确、思想敏锐、意蕴丰厚的艺术表达及创作追求。诸如此类,无疑是《时间的压力》被视为当下历史题材散文创作样本之一的原因。

二、生态文明:生态意识及现实启迪

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思想及生态文化建设的显著提升,涌现出不少反映文学与自然关怀、生态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家,为生态文学、自然文学抑或自然写作,提供了崭新气象及美学追求。如果认真通读并理解夏立君散文作品,不难发现他的某些散文篇章远在二十年前便牵涉到生态文学及自然写作的场景和意象,这令其散文创作呈现出重而坚实的又一艺术表征及价值取向。

“一棵树死了,许多生命便丧失了家园。如果一片树林消失了,那一定是众多生灵的悲剧”㉔,这是夏立君面对被随意砍伐的大树,抑制不住发出的叹惋。而对于遭受污染的母亲河——沂河,他更加呈现出无限的忧思和愤懑,“清澈的水流没有了,鱼类几乎绝迹,鸟鸣声难觅,仅存的物种在量上也少多了。……这个世界已不配那么美好的生灵活着吗?河水仍在流,但流动声不一样了,不是纯净的声音了,不是愉快的声音了,是哭泣的声音,是呜咽”㉕。写于二十世纪末的这类文字,暗含着对生态环境的忧思、警示和批判,作者敏锐意识到了系列观察对象的生存困境,其写作总是想返回生命的某些初衷,力图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面对这类独特文字,我们的心不能不为之触动,关键点在于:人类究竟应当怎样做,才能维系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平衡发展,那种因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功利色彩及以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取向,最终会被真正的生态文明所取代。作者将造成某些生态灾难的探查与揭示一吐为快,在那些激昂的文字中,我们能够领悟到一种现实意识的觉醒,即万物皆有灵,应该平等和谐相处,唯有这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方能保持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方能找回那些被现代生活所遗失掉的本真。

夏立君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生态意识,还充分表现在散文集《心中的风景》“西域篇”中。比如,透过“我将掌中的白蝴蝶朝向初升的太阳。我手掌的热气温暖着她,阳光烤着她,她小小的孱弱的躯体在一点点积聚力量,我试着轻轻地吹动她,她颤颤地站立不稳,我又吹,她终于飞起来,飞飞降降,却始终没有落地。她飞走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我的心头,白光仍在闪耀”㉖可以看出,作者努力帮助被雨水击落的白蝴蝶重返天空,不得不说,这道白光呈现出文学特有的温暖及意趣。特别令人玩味的是,作者竟然善待爬到枕边的蝎子,明确表明帮助褪去老皮后的蝎子找到食物,“我轻轻地捏住你,将你装进玻璃瓶里,明天,我将去花园里捉一只金黄的胡蜂喂你”㉗,其间渗透出的人文关怀毋庸置疑。我以为,作者所做之事或许很轻,但对蝴蝶、蝎子等生命的珍爱发自肺腑,是与人对自然的保护、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等方面紧密相连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坚守?

然而,如果把夏立君关于生态文明的创作仅仅理解为牵涉生态文学,那未免有些单一。他的《那拉提》《在那遥远的地方》《绿洲深处》《嘉峪关行走》《鸣沙山,月牙泉》等散文篇章,均透视出“自然写作”所倡导的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力求在充分理解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整体的基础上,实现景致、人文、民俗、地理、社会、哲学等诸多层面的文学表达。在作者自由、信意、开放、愉悦的笔下,那拉提草原、鸣沙山、月牙泉等景致呈现出最原始的形态和最极致的美丽,这显然与作者热爱大自然之心态密不可分,当然,这种愉悦也会传递给每位热爱大自然的读者。而《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文中,除却自然景致描述,还穿插着地理风貌描述,以及“羊皮鼓、唢呐、弹拨儿以嘹亮的乐音欢送着日暮时分的婚车,面容平静怀揣黄铜茶炊的穆斯林老汉,长着蓝宝石一样大眼睛的维族少女,深街窄巷、锻铜打铁、花帽小刀”㉘等重要人文风貌描述,人与物仿佛都在自然的天地中尽显生命本真及融合,可谓“天人合一”。作者把喀什的人事与物态风俗尽情呈现出来,令这个边陲小城产生了一种令人神往的特殊魅力。

尤为可贵的是,夏立君喜欢带着一种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神奇状态,力透纸背地写树根、沙漠、草原等情感寄托对象。特别是他很喜欢写塔克拉玛干沙漠及塔里木河两岸的树根,让更多人了解了红柳、胡杨等沙漠植物根系的时空生存环境,以及所呈现出的坚韧和顽强、神奇和悲壮。“红柳一旦在沙漠戈壁上生下了根,就成了风沙的死对头。它们抓住每一粒扑向它们的沙土,越长越高,最后就成了庞大的柳冢。”㉙“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些根,胡杨的根。那些根总是和枝干一同呈现在我眼前。地下的苦斗在地上很高的地方就显露了出来。那些根是英雄的骨头,支持着不屈的生命”㉚。很显然,这类文字流淌着对生命万物的景仰,透视出作者渴盼在与大自然的对接中寻求心灵慰藉和精神对接。这种被作家赋予了个人与自然、自然与整体生态观的人文内涵,不仅呈现出艺术创作的另类审美内核和情怀表征,同时也使我们的精神得以提升,从而印证了爱默生所言:“静谧的风景里,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人类看到了其本性一样美的东西。”㉛

“自然写作”离不开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开创文学创作的新思路新境界。在二十多年前的世纪末,夏立君到新疆喀什支教三年,除却教书,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荒野陌路上:他的脚步奔走于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以及西域广大地区,他的身影出现在荒漠戈壁里、小桥绿洲间,甚至连险恶峡谷也敢独身一闯……那些用心血甚至生命换来的珍稀素材,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其生态美学领域的一次重要文本实践,呈现出自然写作特有的文气和境界,而这也正是我将作者的这部分散文划归到自然写作的主因。可以说,夏立君于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将自然文学的种子洒向所挚爱的散文园地,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普及及深化添上了浓重一笔。

三、乡村记忆:故乡历程及真切寄托

亲情和乡情永远是作家笔下难以绕开的存在,夏立君也不例外。他把这方面的情感付诸笔端,寄托在《时间会说话》《时间之箭》《心中的风景》部分篇章中。尽管这部分散文在他整个散文创作中所占比例较小,但牵涉到了作家关于血地的诸多难忘记忆,他是以自己在沂蒙乡村度过的童年及少年时代的生活阅历及感受为资源,写出了一系列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因此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实质上,作者的这类文学实践,既是一种表达怀念和情感寄托的过程,也是一种返回故乡与审视故乡同在的历程。

作者的乡村记忆散文彰显了自然真切的文风,一些看似寻常的文字,于接地气中展示出坚实一面,蕴含着深邃且令人感动的精神底色。比如,他写母亲的善良和爱,“趁老燕子都出去打食了,我找来梯子偷窥了燕子窝。……我对娘说:‘娘,窝里有三个小燕。还没长毛呢。’娘又笑了:‘噢,你看着了?老燕子看没看着你?千万别吓着它们,千万别把老燕子吓得不敢回家了哇。要是撇下三个光溜溜的孩子,罪可不小哇’”㉜。他写邻居家老人的善良和智慧,“有一回,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听到要饭的来了,便跑回家关上门,他奶奶打了他一巴掌,说:‘要饭的来了就关门,不怕伤天理?老天爷能饿煞要饭的,还饿不煞你?’”㉝他写父亲之爱,“爷一头钻进屋里,爷一把给抹去我那像吊死鬼一样吸溜着的鼻涕,又把我那没扣好的袄扣扣上,拍拍我身上一拍就冒烟的尘土。爷说:这天儿綦冷綦冷,小三儿啊,冻死了啊。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爷注意没注意到:那一刻,我的眼泪唰唰流下来了。”㉞很明显,这类文字已近天然去雕饰之境,作者能从最平常之心出发,一任自然而然的底气和思绪,赋予了这部分作品丰富的血肉以及最本真、最原初的精神状态,使其折射出亲切又温暖的人性光芒,而这正是散文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类亲情乡情散文中,同样体现出可贵的洞察、省察意识。如《生命的初衷》一文中,作者敏锐洞察到了当年那些将乞丐拒之门外的人家现状,那些人家“往往难以过上好日子。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其子孙也往往难以有出息。道理在哪里呢?冥冥之中谁做主?”㉟这段话显然意味深长,所隐含的因果轮回、人道情怀、人性觉悟等等值得思考。更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对大舅二舅的人生际遇进行评析时,也敢于吐露真言。从《傻子二舅》中可以看出,作者发现二舅只干“家里地里的粗活、重活、累活、脏活”㊱,察觉到“他的手和筷子总是伸向最差的饭和菜,常常是上几顿或数日前的剩饭剩菜”㊲,他在同情勤劳、克己的二舅之际,坦率道出:“对饭桌上的不公,我一直心里很难受,并因此对姥爷和大舅有看法。”㊳而对于一直拿二舅当傻长工或傻佣人使唤的大舅,作者更是直抒胸臆:“如果说,每个人骨子里都有专制的欲望,大舅这一欲望,只能在二舅一个人身上有所体现。大舅对儿女对他人都是很谦和的。”㊴人性的复杂,即在这位普通农民身上可见一斑。可以说,作者的这类文学表达,隐含着人与乡村、人与家庭之间复杂微妙的内在关联,而在现实中,无论是乡村成员还是家庭成员,均需要平等对待、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只有这样,方能奏响人与乡村、人与家庭乃至家族间的和谐旋律。

总之,作者把乡村记忆中寻常的生活点滴有机整合到一起,尽管琐碎又细小,却很坚实,它们共同支撑起了散文创作的气息和内涵,成功拨动了读者心弦,使作品生发出极强的感染力和启迪性,而这正是这部分作品的显著特点。

小结

散文创作的魅力和价值,或许就在于其内容的广阔和思想的深刻。夏立君把深沉又不乏热烈的情感寄托于传统文化,寄托于大自然的山川草木,寄托于故乡的人与事。他的散文是有重量、贴近本心的散文,这不仅在于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文学的使命感以及对某些价值观的坚守,还在于他始终没有脱离生活、没有回避历史,并由此实现了自我情感、思维品质的赤忱表白与深沉省察。在他那里,执着坚守与批判意识同在,与自我反省同在。就夏立君而言,对文学的挚爱成为其人生情怀最鲜明的底色,其散文创作表现出来的多元化艺术建构及精神求索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 夏立君:《时间的压力》,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7、17、127、202、205、207、211、153、153、20、241、242、239、239、242、243、191、191、55、47、115、248、12页。

⑯ 谢有顺:《文学的常道》,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㉔㉕㉖㉗㉙㉚ 夏立君:《心中的风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5、155、128、130、23、24页。

㉘ 夏立君:《时间之箭》,黄河出版社2010年版,第231页。

㉛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论自然》,吴瑞楠译,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㉜㉝㉞㉟㊱㊲㊳㊴ 夏立君:《时间会说话》,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36、18、44、20、26、26、26、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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