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大师

遥望大师

                            柏夫

随着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大师同一天以高龄辞世，也随着几年前启功等世纪老人的逝世，在大师并不多见的中国当代，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大师凋零的局面。虽然，现在学术界、艺术界常常有许多自封的大师，而且有一帮环绕身旁的徒子徒孙们也纷纷如蝇附骥尾，追随起哄，搞得热热火火，真还像有点大师辈出、名家遍地的喜人景象。但是，我们还是遗憾地发现，时代已然失却了令我们仰望的大师，我们只能在对历史的回顾中，缅怀大师的业绩，遥瞻大师的风采，重温大师的教诲。

不是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大师。

我的理解，大师之所以称“大”，必然是集大成者，也就是他的造诣必须覆盖广阔的领域，其影响力也必然会超越国界的限制，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社会上也会有一些术有专攻的佼佼者，可以把魔术玩得出神入化，可以把剪纸剪得惟妙惟肖，可以把民歌喊得响彻云霄，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借助媒体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把一个地方剧种搞得热闹非凡，但我们总还不至于浅薄到要把他们称为大师吧，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文化层次太低，有的人则基本素养太差，甚至会认错自己国家的国旗。他们的存在可以给人们带来愉悦和笑声，观众可以给他们掌声，社会可以给他们财富，但不一定要给他们崇敬和尊重。而大师则不然，大师不是给大家玩的，大师是给一个时代的人来仰望的。大师必然要在覆盖广阔的空间的同时，占据久远的时间。当然，世界上也会有一些天纵英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某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由于英年早逝而没有完全一展抱负，只是昙花一现式地照亮了某个区间，这是不能称为大师的。因而，真正的大师一般都是高龄，齐白石九十三岁，李苦禅八十四岁，季羡林高寿九十八岁，任继愈九十三岁，启功九十五岁，钱学森九十八岁。他们长久地亲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引领了某个领域学术或艺术的发展，并且持续性地对某方面学术和艺术的发展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没有长久的时间作保证，任何人其实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没有长期的多种考验，社会和公众也很难验证并承认这一点。

大师之所以称“师”，关键是他必须在自己涉猎的领域内有不同凡响的建树，达到了前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令许多同时代及后来的学者高山仰止，叹为观止，从而成为一代宗师。或者，他在某个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使许多非常优秀的人也只能亦步亦趋，自叹弗如。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影响，甘为人梯，乐育英才，教育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后起之秀，从而使自己举起的学术旗帜高扬在历史的天空，使他铸造的一种学术精神薪火相传，长久地滋润一代代学子，产生一种经久弥新的学术影响和艺术魅力。

当然，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能够使非同一专业领域的人都仰视，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在做人处事上经受了常人难以经受的考验，在自己长久的生命过程中，经历了世纪风雨和人世坎坷，在充满险恶与诱惑的环境中，始终保持住自己的本色，展示了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成为一代或者几代人的道德楷模，成为人类社会的泰山和北斗。

常言说 ：“乱世造就英雄。”在品读历史的过程中，我们验证了这一点。我们还遗憾地发现，造就英雄的乱世，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大师的凋零，所以说，与“乱世造就英雄”相对应，我还有一个提法：“和平孕育大师。”历史是吝啬的，不可能既给一个时代造就很多英雄，又为一个时代孕育许多大师。回顾上一个世纪，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国家的国内战争，确实造就了许多震古烁今、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也造就了许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和冲锋陷阵、血染沙场的真英雄，这种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岁月，必然使许多大师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也使大师的成长历尽艰辛，寥若晨星。在中国，由于众所周知的现当代国家所遭遇的不幸，使我们的国家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生长大师的土壤和环境。在上个世纪之初，中国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战争，这种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长期战乱，在“以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地方摆得下一张书桌”的大背景下，必然会丧失使学术得以发展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从反右斗争到十年“文革”，又有二十多年，使中国文化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浩劫，许多有个性、有骨气、有创见、有成就的学者，都蒙冤遭受迫害，更遑论其学术思想。任何一个学者，在自己有效的学术经历中，如果扣除这五十多年，那么他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成就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假如再减去未成年的十年，以一个普通中寿之人，也就所剩无几了，因而，没有高寿的时间保证与和平适宜的社会环境，怎么能够造就大师呢？当然，恶劣的环境可以磨砺人的意志，但一个白天扫厕所，晚上挨批斗的人毕竟需要时间、心情和精力去研究才有可能成为专家，进而成为大师。可以设想，虽然杜甫能够在破茅屋里写出传世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和良好环境，如果一个画家只能几代同堂地蜗居在狭小的茅舍里，李苦禅这样的大师，却是很难创作出四幅丈二纸联为通景的巨幅作品《盛夏图》的，因为这既需要对华夏盛世的亲切感受，也需要广阔的创作空间和优雅的创作环境。

大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大师应该是有骨有气有血有肉的人，也必然是先天禀赋很高又脚踏实地勤学苦研的人。钱学森曾经说过，西方人是碳水化合物，东方人也是碳水化合物，为什么东方人就不如西方人。他用自己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导师都赞誉钱学森在这个领域超越了自己。在清华的校园里为大师塑像时，为了增加大师的威仪，一般都设有一个基座，钱学森说他的像就不要基座了，还是脚踏实地吧。因而，我们就看到了一位直接站在草坪上脚踏实地的大师。钱学森对祖国怀着真诚的热爱，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五年，受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55年才回到祖国。李苦禅有一位好朋友，从来没有在李苦禅跟前索要过画。后来，大概是觉得自己身体有点不太好，就开口求一幅画，李苦禅满口答应了，由于几次画得不太满意而没有给他。结果后来听说这位朋友去世了，李苦禅追悔莫及，专门画了一幅用心之作，在墓前烧给这位朋友。

大师必然是宽容大气的人，由于认识上的高层次、高境界，也由于洞悉世态人情，大师大都具有一颗赤诚的宽容之心。比如，季羡林就说过，“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大师在为人处世上必然是大智慧，既不放弃原则，又能折中变通，季羡林说过“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再比如，启功一生一直能够以宽容的友善之心对待周围的人，非常好的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因而人缘很好，得到学术界许多人的拥戴和赞誉。尤其是启功先生对恩师陈垣的感恩之心，情比师徒，恩同父子，他利用自己卖画所得的钱建立了“励耘奖学金”，也就是用陈垣的书斋来命名，以此来纪念这位恩师。这种感人的报恩之情，也被学术界传为佳话。

大师一定是有所执持、有所坚守的人，他必然会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季羡林曾说，“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同时，还说，“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启功老先生妻子先他而死，无儿无女，对于名利看得很淡，因而对于模仿甚至克隆自己作品的人并不追究，可当他看到有人居然模仿他的字在一些赝品上题字确认这是真品从中牟取暴利时，他毅然决然诉诸公堂。对于早年一直对自己处处掣肘的某先生，预做挽联予以调侃：“玉我于成出先生意料外；报君以德在后死不言中。”并特别题注：“预挽某先生，余冠年涉世，此君事事相扼，然当时苟相容，余之寡陋，十倍于今也。”与对恩师感恩之情相比，先生之爱憎褒贬，判然分明。在他的著作《诗词声律论稿》中，通篇没有引用毛泽东诗词作为例证，出版社以此为理由不予出版，先生宁肯用字画去疏通关系也不改变初衷。而在同时，出版的类似著作中，则多半是采用毛泽东的诗词作为例子，启功先生这种不著一字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明朗而有棱角的态度。

大师都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季羡林晚年面对如潮而来的荣誉，三辞桂冠。一辞“国学大师” ，他说：“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二辞学界泰斗，他说：“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泰斗的桂冠摘下来；三辞“国宝”，他很幽默地说：“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３亿国宝吗？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并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面对真正的大师季羡林的高风亮节和谦虚态度，真令一些自封为大师的人无地自容。启功先生曾在六十六岁时，撰写过一段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带有调侃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十分低调的总结。毋庸讳言，如果启功先生真的如他所说在六十六岁辞世，那将是中国学术艺术界的一大损失，就他个人而言，也很难达到晚年的高度而进入真正的大师之列。

硕果仅存的几位大师绝尘而去，引发了我们关于大师的讨论和思考。社会需要大师，但大师的孕育需要特定的环境；时代需要大师，但大师的成长需要漫长的周期；公众需要大师，但大师的地位也需要公众和历史的检验。在一个充满浮躁的社会，在一个追求速成的时代，在一个追名逐利的环境中，大师的成长无疑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聆听大师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追随大师是一种步履踏实的实力，更多的人之于大师，只能是徒增望尘莫及的遗憾，因而，我们也只能在大师逝去的岁月里，追忆大师，缅怀大师，遥望大师，感悟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