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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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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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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声歌唱

放声歌唱

作者:刘丰歌

天生五音不全,却爱吼歌。记住,是吼,不是唱。人说艺术家都是天生的,没办法,可能我的基因里这项功能就不健全。即使在故乡紫阳生活了十八年,也没从那片号称“民歌之乡”的土壤中汲取一丁点营养。所以,唱歌的天赋,一直没够着及格线。

不会唱,却爱唱,幼时,家中广播经常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就本能地跟着学,胡乱地跟着唱。离开了广播,我便把词记混,为此给哥哥姐姐们增添了许多乐趣。当二哥和姐姐推磨推得又累又乏时,总爱让我唱歌。我得到命令似地立马扯开嗓子吼起来:“东方红,太阳升,雨露滋润禾苗壮……”没想到我的歌声成了二哥和姐姐解乏的良药、干活的动力。在我的歌声中,他们推磨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每当这时,添磨的母亲也会展露出难得的笑容,还不时鼓励我几句,说我唱得好,将来有出息。

受到表扬,我自信心爆棚,以后只要二哥和姐姐推磨,我便主动为他们献歌。歌词和曲调都是串烧和改编版,拥有我自己的“版权”,且每次都有变化,没人学得来的。当然,哥哥姐姐唱歌时绝不会模仿我,他们要的,只是我这五音不全、胡编乱唱的歌声给他们带来的快乐而已。正规的歌广播里他们听得够多了,那都是全国有名的歌唱家唱的,水平没得说。只不过听多了可能觉得不新鲜,就像吃多了大鱼大肉,想换换口味,才偶尔吃一盘我给他们炮制的“野菜"。

正是受了家人的鼓励和赞扬,上小学后老师教歌时,我一亮嗓子便是另类的“孤篇压全唐”,音准出奇差,唱得最卖力,抢拍数第一。老师便经常批评。批评归批评,我的毛病却改不了,一开嗓就这德性。老师最后也无奈,只能由我自娱自乐似地引吭高歌。所幸小学五年半,只学了不多的几首歌,整个中学时期只在上初一时上过一节音乐课,我的噪音污染才没对老师和同学们造成什么伤害。

印象最深的歌还是在小学时学的两首,一首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教我们的是临时给我们带了一段时间课的哈老师,哈老师是居民下放时随父母到我们村安家落户的,妥妥的大美女,歌也唱得相当好。她教歌我唱得更卖力,挨的批也最多,我却“痛并快乐着”。另一首是《我的算盘好伙计》,教我们的是王老师。在我当时的眼里王老师教歌的水平没得说,因为他识简谱,能把算术中的“1、2、3、4、5、6、7”变成他嘴里的“哆、瑞、米、发、嗦、啦、西”。他的嗓音我却不喜欢,可能同性相斥吧。我只对《我的算盘好伙计》里面的歌词感兴趣。里面有几句歌词是“我的个算盘好呀么好伙计吔,唱起那歌来脆呀么脆滴滴吔。从早我一直忙呀忙到晚,喂,同志,你就听吧,劈里个劈,啪拉个啪,劈里个啪拉劈里个啪,唱出了丰收的好消息呀,好消息吔,嘿!社员们都欢喜。”好长一段时间,我满嘴都是“劈里个劈,啪拉个啪,劈里个啪拉劈里个啪……”当时觉得这几句歌词琅琅上口,唱出来特别带劲,加之那时物质还很匮乏,对“丰收的消息”特别渴望,丰收了就能多吃米饭和面条,多好。便反复唱,唱反复,百唱不厌。

时光进入七十年代末,有次放学回家我到山上砍柴,突然听到沟对面山上干活的三干叔在唱一首山歌,那歌词听起来怪怪的,调子听得人痒痒的。砍好柴扛到岔路口放下,我便到沟对面找到三干叔,要跟他学唱那首歌。三干叔开始不肯,他说我父亲会唱,还是唱山歌的一把好手,我身边就有好老师。但我从没听父亲唱过山歌,硬说他骗我,非要跟他学。他大概看我心很诚,便强调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满口答应后,他便一字一句教了我。我把歌词记进了脑海,调子没学会,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唱歌又不着调。回家后,我怕后面又忘了,偷偷摸摸把歌词记在作业本上,再撕下来装进衣服兜。

第二天放学回家后,等父亲干活回来我瞅机会便问他,是不是会唱山歌。父亲听到这话面无表情,问:“是哪个给你说的?”我说:“我就随便问问。”我不能把三干叔出卖了。父亲并未深究,只警告我说:“千万不要学那些歌。”我说:“为啥?”他答非所问:“不让你学就不要学,听到没?”便没了下文,只“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父亲烟雾缭绕中的脸变得越发严肃。我心有不甘,便找机会问比我年长许多的大哥,才得知前面好些年都禁唱这种与情爱有关的山歌,认为有伤风化。父亲一不做、二不休,将所有会唱的山歌都放进记忆深处的“回收站”,不再“一展歌喉”。不仅自己不唱,也绝不允许自家的孩子学唱。我终于得到明确答案,才明白三干叔为啥不让我给别人说。虽然我学山歌时政策已经放开,人们也逐步解开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开始有人像三干叔似的,在山川沟峁或田间地头干活时偶尔唱一首带“色”的山歌解乏提神。但父亲对我们的“禁令”,却一直没有解除。

我在家时不敢唱,便在有时外出回家迟了走夜路时吼几嗓子给自己壮胆,永远是“郎在对门哎,唱山歌喂,姐在房中哎,织绫罗喂,那个短命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的,唱的那歌哎,好哇,唱得奴家脚汃手软手软脚汃踩不得云板丢不得哎,梭喂,绫罗不织哎,听山歌喂”这首歌“单曲循环”,因为我只会这一首,且快到家时便赶快闭嘴,怕父亲听见。目的也并非怡情悦性,而是让歌声化作钟馗赶走黑暗中的魑魅魍魉。

后来参军到部队,学了更多的歌。记得刚到新兵连,排长就给我们教歌,几乎每周都要学首新歌。《武警战士之歌》《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士的第二故乡》,这些歌都是新兵连学会的。除了有名白银来的新战士教我们唱了一首《熊猫咪咪》,其余全是军旅歌曲。部队唱歌要的是气势,音准悄然退到次要位置,我发现好些新战友和我一样,走腔跑调是常态,我混在里面便毫无违和之感。

部队有个传统,流行拉歌。每逢看电影、参加大型活动等场合,在电影放映前和活动开始前都要拉歌,中队与中队拉,排与排拉,本单位在场的最高领导或文艺骨干就成了专门组织拉歌的人。这时就看哪个单位唱得有激情,哪个单位唱的嗓门大。一旦拉歌开始,现场便是一片歌声与掌声交织的海洋,正像《一二三四歌》歌词写的那样:“唱得山摇地也动,唱得花开水欢乐。”我的高喉咙大嗓门在部队总算有了用武之地。

到军校上学时第一次看电影开展拉歌比赛,因我们一队拉歌的声音没盖过其他队,队里政委十分生气。政委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开学动员时他就给我们讲过,我们是一队,啥都必须争第一,才对得起这个“一”字。我们这帮刚入校门的生瓜蛋子居然在全校教职工和学员面前给他丢了脸,让他觉得很没面子。第二天晚饭后,他便组织一队全体学员集中到训练场唱歌。先集体大合唱,再一个区队一个区队唱,再一个班一个班唱,看谁有偷奸耍滑、出工不出力的嫌疑,点名让站起来单独唱。直让大家唱到明月高悬、晚上休息的号音响起才罢休。第二天我们的嗓子都变成沙哑半沙哑状态,好几天才缓过来。

从此后只要学校有活动学员队互相拉歌时我们就把唱歌变成了吼歌。在这个群体中我把自己吼歌的水平发挥到了极致,不过走腔跑调的本事也展示到了极致。

毕业分配到支队后,我的老毛病改不了,经常在机关走廊胡唱。有次上厕所,我在走廊正唱得带劲,政委开门走了出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走腔跑调的胡吼啥呢?上班时间整得满楼道的噪音还让人上班不?”我一下懵了,政委平时对我关爱有加,他突然生那么大的气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赶快转身溜回了办公室。

偏偏那天十分倒霉,过了不大一会儿,政治处一名放映员也去上厕所,他在往返的路上嘴里也不停地哼着一首歌。当时政委正在打电话,便没出门抓现行。因为我办公室在他斜对门,隐约能听着他打电话的声音。他当时可能憋了一肚子火,对声音也没辨别清楚,以为是我心生不满故意再次唱歌表示抗议,电话打完推开我办公室门又是一顿猛尅,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解释他就转身拂袖而去。

后来我想,我们以前在楼道胡乱哼歌已成习惯,政委从没批评过,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十分包容,那天他情绪反常,可能有什么工作上的烦心事吧,毕竟身为领导,管着一个数百人的单位,难免有烦心的时候。也许我判断的没错,因为他后面见我时脸上又是一片晴朗的天。

时隔不久,我上厕所时把政委的批评早忘到九霄云外,嘴里又不由自主地胡乱哼着一首歌,刚好政委也来上厕所,我见他进来,赶快闭了嘴,他见状先不由自主地笑了。大概是笑我本性难改吧!

结婚后我在家中也经常胡唱,开始时老婆总提醒我说唱跑调了,我狡辩说这是我自己改编的。老婆很无奈。随着了解加深,她才知道我唱歌的水平属“生就的模子造就的船——定型了。”只能听之任之。但别人不知,一次她闺蜜到我家玩,我胡唱一首歌,她刚听了几句就幽默地说:“唉,先生,你唱歌像孙悟空翻跟头。”我茫然,问:“此话怎讲?”她说:“你一嗓子拐了十万八千里嘛!”我哑然失笑。她可是幼师毕业,懂乐理,属专业人士。妻子笑着解释:“老公说这是他的创新与改编。”她闺蜜窃笑。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KTV这个专门唱歌的场所,有时和亲戚朋友进KTV玩,酒后胆大,拿着话筒就敢鬼哭狼嚎、放浪形骸。一次有小姨子在场,我唱了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小姨子听后笑着说:“姐夫吔,你把《东风破》唱成了‘破东风’呢!”我一听,不觉大笑,她说得太好了,能唱破东风的,恐怕只有我这水准能做到了。

还有一次和朋友一块到歌厅,我点了一首谭咏麟的《披着羊皮的狼》。那首歌刚流行开,我本来也不会唱,但听着很喜欢,就胡乱唱,唱着唱着,怎么原声出现了?后来一问,原来是放歌的服务员实在不想被我走腔跑调的噪音污染了耳朵,悄悄放出了原声,也算帮我遮遮丑,不至贻笑大方。我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还当面向他致谢。本该我不好意思的,他却反而不好意思了,一再向我致歉。

一晃黑发染霜,再没了唱歌的激情。前不久和朋友们到一山庄游玩,忽然听到山庄的歌厅里传出的歌声,和我当年很像,典型的走音跑调,扯着嗓子干吼。听着虽然刺耳,却有几分亲切。便怀念起曾经胡乱吼歌的日子来,又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了。管它呢,为追忆似水年华,再走音跑调吼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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