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絮语

李汉君

“序言”作为一种文体，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谁手，今已无可考证了。虽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后世的文体“皆备于战国”，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之前的，我们却未见有序言这种文体出现。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曾说“《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但他所说的“序”和“记”，却与《诗》、《书》并非出于同一时代，显为后人所加。直到西汉的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才有了《太史公自序》，扬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汉书》也有了《叙传》。这些序言性质的文字虽然被置于书末而非书前，但其与著作本身，则出于同时，却是确定无疑的。在这一时期，其它一些作品中，文头书尾也开始有了“序”、“记”一类的东西，正是有鉴于此，明代吴讷才在他的《文章辨体》一书中说：序言这种文体，“始于《诗》之《大序》。”关于《诗经》的序言，究竟为何人所作，曾有过很大争议。先时，郑玄有“子夏作序”一说，但到了唐代，此说便被韩愈所颠覆。目前，《诗序》出于汉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争之论。但必须强调一点，《诗序》出于汉代，并不意味着序言这种文体也一定始于汉代，所以，吴讷的结论并不可靠。

那么，何为“序言”呢？其要点在于对那个“序”字的理解。其所谓“序”者，原义乃“东西墙也”（《说文》），因有次序之意，故而引入到著述之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 其大意是说，文章用序言开头，进而引出后面的正文（见《文心雕龙·诠赋》），如用北大著名学者、文学史家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的说法，序言就是“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叙述、申说”，以方便读者理解和接受。对此，明代学者徐师曾，在其《文体明辨序说》中曾经概括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还说：“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他对序言这种文体所下的定义十分恰当，一直被后世的学者所普遍认可。

如今，序言这种文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演进，其功用与范式，基本已固定了下来，学者们对这种文体的研究，也已有了长足的进展。

时至今日，网络勃兴，人皆可言，而且印书成风，序言一类的篇什，自然也得时而兴，乘势而起了，于是乎，卷首册尾，几至无书不序了。

当然，对于著述者来说，看重序言，本来无可厚非。一本书作结，辅以一篇序言加以必要的说明，这对于读者了解该书，无疑大有裨益。但欲借序言造势，似乎就有些不妥了。即如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写成《六书音均表》时，在学界尚无半点名望，官阶也十分卑下，仅为“四川候补……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实在是身微言轻，眇乎小哉。为了让他的著作广为流布，且能引人瞩目，此公便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时任四川学政吴省钦的名号。据清代《南汇县志》记载，吴省钦其人早年曾当过和珅的老师，和珅得势后，他一力攀附，不仅在官场上吃得开，在士林中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有人称其“工诗文”，但实际上他不过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学之学，尤其让人不齿的，是其品行不端。他在任主考官时，曾因贿赂取士，引起了考生的不满，有人便给他题了一副对联：“少目焉能识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大吞天”，将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对联里，一时传为丑闻。就是这样一个人，段玉裁却挟其名号以自重，未免显得有些庸俗。但他渴望著作行世并引人注目，其迫切心情，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有一种假借他人名讳以为序的事，则需另当别论了。如清末大学者王念孙，写了《重刻说文解字序》后，署上的名字却是朱筠；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本都是出于自己笔下，却要托名樊志厚。二王的序言托名，与段玉裁截然不同。他们所托之人，非师即友，皆为学界精英，尤其是在学术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敬重，实与顶戴花翎无关，有此一举，只不过是文人间的逸趣雅兴而已，并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那么，古人著书立说，为何要作序呢？总结起来，初心不外有二：

一是发乎衷愫，诚意推介。即在阅读时，要么是被原著题旨所触动，要么是被作者真情所感染，于是发乎心，付诸笔，其言或别有所悟，借题发挥，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钩沉索隐，探微启妙。但无论何者，所序之言，总不过都是以诚意绍介为目的。比较典型的，且来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因为对唐庄宗因宠幸伶人最终误国丧命的史实感叹不已，故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此传的前面写下了这篇序言。这篇序言虽短，却被后世倍加推崇，清代文学家沈德濳甚至赞其“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作者加入这样一篇序文，既不是为《新五代史》做补缀，亦非编写史书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写，实在只是作者有感而发。与此类相似的，还有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据载，刘向领诏命校阅经传诸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篇序言，即是其中之一。此序仅以少量篇幅扼要说明了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况，却以主要篇幅陈述了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重点放在了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上。通过这篇序言，他清楚地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意在裨益朝政。

二是承人之请，为序，体现了文友间的一种情谊。此类序文甚夥，多见于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种》，内收杂序、游记、杂记共计148篇，其中杂序占了97篇，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序言中，除了《唐词纪事序》、《地理玄珠序》、《铨史纪名序》、《东坡养生集序》等少数几篇是为别人的辑录所作，序贾谊、李贺、徐文长等几篇是为前人的文集所作，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为旧雨新知而写。他的这些序文，绝非“好好先生”那种应景捧场的应酬之文，亦非乡愿口中的陈词套语，大部分篇章都写得个性张扬、文采斐然，许多段落，读来不由得让人抚掌击节，一赞三叹。试览《杨泠然秀野堂集序》。此文甫一开篇，作者即挥笔写道：“夜郎有颀丈夫杨泠然出，骤起如眉山，青突万丈，一时箐魈瘴母，化为藜火瑞霞。”起笔势如峰岩峭拔，先声夺人。接下来又写道：“领解后，遂提旌鼓，下荆湘，入燕赵，取巍科加掇。往来吴会，与二三拳劲角中原，横不可制。其所谓玄飞孤诣，磊仄冲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问梅》、《射虎》、《避暑》、《听泉》、《尘香》、《泽畔》等诗，而总题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读而快之，曰：神龙不冶处，老鹤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争十丈之天，不如扩一尺之地；争万里之境，不如扩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继而，文章抓住一个“野”字，乘势一笔荡开，纵论诗歌应“舒卷天云，纵横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鸟鱼”，于是提出：野者，乃“天地间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领略而噉饗之”的观点，令人反复玩味，思之再三。王季重为诗为文，历来主张生动、自然，此集之中，不仅那些“记”写得鲜活灵动，这些“序”，也无不深得“生动之气”。似这等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读之，不啻一种享受！

自然，像王思任这样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当下，也是偶有所见。试看香港学者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开首即有余英时一篇万言长序。全文洋洋洒洒，既论理透辟，又文辞隽永。他说：“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事，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序文紧密结合《继承与叛逆》一书，就书中的论述与李约瑟观点的分歧，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真可谓提纲挈领，指点津要，加深了读者对于本书在“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众所周知，序文作者余英时，乃当下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如其所言，每每为人作序，尚且如此尽心竭力，一定要做些“独立研究”方能提笔，这与时下那种视作序为作秀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余先生对待序文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有时，甚至让他会有意外收获。他的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曾经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影响很大，而该书的写作，起点竟然是因为给他人作序：“我开始为德富文教基金会的标点本《朱子文集》写一篇介绍性质的序文，史料中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层出不穷，逼使我步步深入，终于改变了原来的写作方向。这便是本书的缘起。”因要写好一篇序言，经过对史料的深入研究和反复探讨，竟成为后来的一本九百多页的煌煌巨著，这对余英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同时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像余英时这样笔下言之有物的序文，手边尚有。一篇是陈嘉映为后学葛海滨所译汉弥尔顿的名著《希腊精神》所写下的《希腊是个奇迹》，一篇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人类简史》中译本所作的《推荐序》，都是可读性很强，读后能够让人大有裨益的诚意之作。而贾平凹写在《寂寞圣哲》书前的那篇序言，真的可以当作美文来读了。

由此可见，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虽为附丽之语，但下笔却绝不可轻漫敷衍。序文虽小，却也尽显作者格局之阔窄、学养之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时那些学者作序，即便是声名显赫的大家，即便仅是受人之托，也都要尽展平生所学，倾力为之，丝毫不敢虚应故事，而且越是颇负盛名的学界闻人，越是谨慎用笔，如果一旦事涉学术理念，那就更加旗帜鲜明了，他们绝不肯敷衍了事、屈身俯就。

民国时就有这样一桩往事。

1934年2月，郭绍虞请胡适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此书在讲述文学批评的历史时，打破了过去以人为线或以时为序的传统叙述方式，采用了一种“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把文学批评史分为了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完成期。但对这种分期，胡适并不认同。于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了郭绍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评价本书能“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但对于书中的三个分期，却直言不讳，认为并不妥当。面对这样一篇序言，郭绍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后来在其著作出版时，他仅将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并没有全文采用胡适的序言。在此，姑且不论两人学术观点上的是非曲直，仅说胡适作序，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去迎合别人，送顺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饰地亮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哪怕这篇序文最后不被接受和采用，也毫不顾惜。这无疑是为人、为文的良知所在。这种做人真诚、做事坦荡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而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知道，序言这种文体，自诞生之日起便属于散文的范畴。自西汉以降，除名之为“序”者，也有“题”、“记”、“跋”之谓。而单就序言的内容来说，则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和叙事文两种。本文前面提到的几篇序言，便属于议论文。而叙事类的序文，最受推崇的，恐非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莫属了。此文是李清照为夫君赵明诚的《金石录》所写。文中除简要介绍了《金石录》的内容，更叙述了这些文物当年积存之不易，以及在离乱中的散失过程，其伤痛之情，溢于言表，而其中忆及夫妻二人对所收集到的古籍进行雠校一节，文笔则尤为生动：“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扎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生活志趣，跃然纸上。这篇序记与《金石录》一起，成为了传世经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虽然都是前叙后论，但在习惯上，也都被划归了叙事类序文。

一直以来，由于序言这种文体应用比较广泛，存续时间久远，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断拓展。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序文，起初一般仅为书籍的前言或是后语，后来才有了单篇文章、单首诗词的所谓“题序”，再后来，又根据“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的古意，兴起了亲友远行，“文化人”要临别赠言的风习，于是又出现了“赠序”。对于赠序，出现较早的，当是晋代傅玄的《赠扶风马钧序》和潘尼的《赠二李郎诗序》。两文篇幅都极短，不过两三句话而已。由此可见，初起时的赠序，在内容上，仅为临别时的几句赠言。此后，赠序中渐渐多了叙事的成份，如《送孟东野序》、《送东阳马生序》等，皆如此。而使赠序内容得以大幅扩展者，则要归功于唐代的韩愈。他将过去“赠序”中单纯叙友情、告别情，拓展为“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样”起来（见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这样一来，不仅丰富了文体的内容，也使这一文体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和完善了。

除此而外，序言还可分为“他序”和“自序”两种。所谓“自序”，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介绍自己著述的缘起、意图和过程，以及著述期间的所思所感。本人案头即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劳》，便是他的自序专集。此书收录了李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本新著问世时所写下的序言。其实，李零著书，从不请人作序，序言无一例外都是由他本人来写。如今将这些序言辑为一集，不仅有了一种“学术编年”的味道，同时也反映出作者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那么，这本“自序集”，其序记该由谁来写呢？翻开此书，见到书后有一篇“后记”，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者，何许人也？读完了后记方知，其人乃为李零的同乡后学。这不免令人诧异。李零作为一位学界颇负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其撰写后记的人，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书，反请后学为序，确实并不多见，在时下，更与利益原则相违悖，倒是让人对李零先生的人品，多了一层更深的理解。

其实，并不是每本书都一定要有序言。

顾亭林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为佐其说，他还引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引杜牧《答庄充书》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庄充虽为长者，但杜牧说自己不是宗师，所以没资格为他写序言，推掉了。至此，顾先生正色说道：“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则引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遊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后，顾先生又道：“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以上均引自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日知录》）。

追古抚今，不难发现，作序，从来便有以能为他人之书写序而称幸者，也有专借为别人作序而抬高自己者。其实，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与原著同日而语，何况是那些等同于蛇足或狗尾续貂的序文呢！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古籍，原著虽然已经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于世，并且颇为可读，有名的，《兰亭集序》便是一例。《兰亭集》一书如今早不复见，但其序文，则已成为了传世之作。这就是经典序言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