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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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在微信上说：如不是四十年前的那个会，我可能还在街办企业打拼。有战友开玩笑回了一句：也许那个街办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企业。
我感到好笑。但仔细想一下，当年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办的居民厂子，现在成为世界500强企业，也不是不可能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应是那人坐三叉戟坠毁在外蒙的沙漠上后，身为当时安义城里唯一的居委会主任的母亲，就开始在县里的和平街上，组织下放在农村又陆续回县城的姐妹们，抬出自家的缝纫机和在街边架起大铁锅，重新开办起在那场大运动前就有的缝衣店和染布店。安义人喜欢吃米粉。母亲叫人在和平街街口、县人民银行围墙外的人行道上，搭起一个简易的房屋，现榨现卖米粉和一毛钱一碗的黄豆芽煮油豆腐来。记得这个榨粉厂开张营业的头天晚上，同大人们在那里，我还吃过一碗味道不错的黄豆芽煮油豆腐。在那里，我是第一次看到安义米粉从大米变成米粉条的整个生产流程，因而现在对这个榨粉厂还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母亲和居民们在和平街上办的缝衣厂、染布厂、扎花圈店、榨粉厂和补鞋摊等近十个小店小铺，生意很不错，居民们的生活来源基本也有了着落。
在那几年的六、七月的雨季里，各地常闹水灾，需要大量的草包装沙土来抵挡洪涝灾害。母亲得到这个消息，便有了在徐家塘的余氏宗祠内办草包厂的想法。母亲的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了县水电局局长的大力支持，县水电局从外地购来十几台打草包的机子，无偿提供给了居委会办厂，并答应包销草包厂打出的所有草包。草包厂办起来后，远远近近的农民们，纷纷拉着大板车，或驾着小四轮的手扶拖拉机，将一车车堆积如山的织草包用的禾杆拖来，卖给草包厂。时而，还有一辆辆驮着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包的卡车，缓缓驶出徐家塘巷。由此，因居民下放而冷寂好些年的徐家塘巷，整天是车进车出，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那时，余氏宗祠里，一天到晚响着“噼里啪啦”的打草包声音。草包厂实行的是按劳计酬制，居民们捻草绳、打草包和锁草包边，每月可领到二、三十元。有个喜欢唱歌的名叫“爱美得”的姑娘，眼尖手快、脚也快，她边唱着歌边打着草包，每个月赚到了三、四十块钱，相当县里国营厂里的高级技师工资所得。
记得草包厂还有个一年到头穿着黑衣服的盲人，他每天不声不响蹲在地上锁草包边，一个月下来也挣到了近三十元。那时，我看到这位盲人每次从他老母亲手中接过来一大把缸的香喷喷的饭菜后，都是满脸笑容、津津有味吃着饭。有时，他好远一听到我母亲的声音，就会睁睁那双无眼珠的眼睛，大声喊道：张主任好！这位盲人与他老母亲相依为命，住在城西。不知为啥，每次看到这一老一少相互搀扶、挪动着脚步进出余氏宗祠时，我的心就沉重得很。草包厂关了许多年后，我还打听到这位盲人在他老母亲去世后，自已去了县福利院安度晚年。
草包厂的效益好，居委会也有点钱了，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们就想着要再生产、再发展，他们在办起竹跷板厂后，又腾出居委会的办公室，与一个从南昌来的叫“西瓜皮”的青年合作，在居委会办起汽车驾驶室上用的：倒车镜。那时汽车上的倒车镜，虽只是圆型款式，可制作起来要有冲床将铁皮冲压圆形镜盖、要有机床来车倒车镜后的宝葫芦似的接头配件……等工艺，还是挺复杂的。母亲打听到太平湾里有旧的机床、冲床卖，就找到在那儿负责的安义人，便宜买来了一台机床和一台冲床外，还谋到了一位会开机床的好师傅。倒车镜制出来后，包装箱上要有商品的图标，母亲叫我去过厂里帮画过倒车镜图。这个时候，应是那四个人抓起的时候，因我记得在居委会办公的屋梁上，贴挂着我画的揭批那四个人的漫画。
倒车镜厂开办起来后，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们，还帮这位从外地来的家里十分困难的机床师傅，在居委会热热闹闹地操办了婚事，着实让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感动得泪水满面。母亲看到县计委某干部的妹妹，虽有文化，可身患心脏病，年近三十还呆在家里，没有工作，便叫她来居委会帮着做倒车镜厂等居民厂子的财会上的工作。那年我离家去部队时，为感谢我母亲对她的怜悯、照顾之情，她日夜赶织了一件毛背心和做了一双布鞋给了我。
倒车镜厂办了三、四年后，因国家对汽车制造行业制定了调整政策，倒车镜销售有了问题，也就不再生产了。
母亲是一个闲不住又争强好胜的人。电灯泡是家家要用的，可那时灯泡属紧俏物质，好难买到。她得知萍乡那儿有将报废的灯炮加工生产出好灯炮的事，就谋划起办灯泡厂来。可是，当时大多数人感到生产灯泡，不仅技术性高，且还是个很花钱的“洋货”。他们认为我母亲办灯泡厂是在瞎折腾，担心我母亲会把居委会办厂子几年积累下来的钱，白白花掉，让大家的养老钱也没了指望。看到大家明里暗里地都不赞成办灯泡厂，母亲就偏要把灯泡制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办厂没钱，她想到在宜春地委参加妇代会时，听到的民政部门有笔可用于资助困难居民谋业的资金的事，就坐车去了宜春找老领导批条子要了些钱，购置了生产灯泡的真空抽气泵机等设备。没有办灯泡厂的房子，她就把灯泡厂设在家里，叫我和姐姐们挤在一个屋里睡。资金和厂房有了后，母亲又安排留城青年去萍乡灯泡厂培训一个月，学习制灯泡的技术。
不到三个月，灯泡厂的第一只灯泡，在我家的那栋青瓦木梁的老屋里做出来了。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们抬着灯泡和大红喜牌，敲锣打鼓，在县城内游了一圈后，兴高彩烈到县革委会报了喜。从此灯泡厂也得到县里、公社领导的关注，并在公社后面（现在县城龙津大厦后面的龙津供销社、安龙大酒店之处）批划了一块好大的地，给居委会建灯泡厂厂房用。
那时，县城里时兴用麻石建楼房，当时县里建的一流的招待所，就是全部用麻石建的。母亲为居委会的楼房建得不落伍，让大家瞧得起他们的居委会，也请来了擅长打制石料建房的福建佬施工队，用整块整块的麻石来砌居委会的大楼。
母亲请人设计这幢大楼为二层，一层为饭店，二层为灯泡厂车间。灯泡厂后面为居委会干部的宿舍大楼。搞建设就是花钱。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们，深知居委会置办事业是无爹娘可叫的孩子，只有靠自已艰难创业，精打细算，节约用好每一分钱。
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以及居民厂子的职工，为节省建这幢麻石楼房的资金开支，他们下班后，主动拿着铲锹到建房的工地上，帮着从车上卸下沙石和石灰，或扛下水泥。那时，我已高中毕业，边在居委会的竹跷板厂上班，边复习课本准备参加高考。虽然时间紧，但母亲仍要我下班后就去灯泡厂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记得在母亲的带领下，我们坐车去了位于安义县北的新民公社后，还步行走进崇山峻岭的安义最高峰下的山上村，从那茂林修竹的山坡上，两人一根，扛下来一根根杉木料，并装上汽车运到县里建麻石房的工地上。
居委会灯泡厂的麻石厂房竣工后，就开始成批生产灯泡。灯泡厂做的灯泡，其实是将断了灯丝的灯泡拿来先打个孔，然后重装灯丝，再边抽空气边用高温溶化的玻璃管，封死那个小孔，一个白炽灯泡就这样制出来了。后来由于灯泡不那么紧俏，在商店里可随时买到，居委会的这个灯泡厂，在我到部队去的次年，也就关了。但母亲后来在这幢麻石房子的二楼，办起了高考补习班，为那些落榜青年重树了理想和坚定了信心。据说当年这个补习班的中榜率还很高。可有谁知，当年补习班的那些好老师，是我退伍回家后，夜晚骑着自行车带着母亲，上门去一个个请来的。当年参加居委会高考补习班的那些学生，今天走到安义大桥的北桥头、原有一幢麻石楼房的地方时，会不会也想起我母亲和居委会的干部们，为他们的高考所做的事？
后来，各地公社革命委员会恢复称为乡（镇）人民政府，母亲不拿国家一分钱的公社革委会常委一职，也自然取消了。但母亲的居委会主任一职，她是一直干到了退休的年龄。那时，国家开始允许家庭、个人经商和办私营企业，在居民厂子里的那些有能耐的人，也就一个个出去搞单干了。居委会下放到农村去的居民，这时差不多也全回县城来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少数下放到农村去的居民，没有想到下放他们是当时政策和形势所不得已的事，却将把他们下放的怨恨记在我母亲的头上，时而不时地要冷言冷语说我母亲。更有个别人还借双方本可以化了的小事，跑到我家里把我父亲、姐姐和弟弟打伤，母亲也被打得住进了医院，让我母亲深深伤了心。那时我在部队收到家里为这事写来的信，是十分痛心和不安的。
从此，母亲对操办民民厂子不再热心了，居委会办的那些厂子也一个个消逝了。为把自己受伤的身体养好，母亲每天天不亮就出门跑步锻炼去。且坚持跑了近二十年。母亲后来又组织一些婆婆妈妈们，在潦河边的杨梅洲上，练拳、打剑和跳扇子舞，在县里组建了首个夕阳红队。母亲虽年老了，可县里的居民们对她仍是十分敬重。那年母亲去世后，县里和老家的腰鼓队、军乐队和蚌壳花篮队等几支队的人，都赶到县里的王家桥殡仪馆找到我说，他们要护送我母亲荣荣光光回老家去安葬。可我答应了他们后，又经不得姐姐的说，辞掉了他们，失了他们要热热闹闹护送我母亲回老家的一片好心。这件事，我想起就感到愧疚。
现在看到华为老总任正非乘航班落地后打的士回家的照片，以及格力电器的那句“让世界爱上中国造”的广告语等，我自然会想起母亲和她的居民干部们白手起家、不怕艰难办居民厂子的那些故事来。每次回忆这些往事后，我感到的是甜蜜和苦涩。
图为我家欢送二姐调到分宜去，与二姐夫在一起生活，全家人在老屋前照的“全家福”。坐前排左边第一个是我二姐，她坐着的那把白色的方櫈子，就是从老屋房间里的灯泡厂搬出来的。我站在后排左边第二个位置，当时我还是位高中生。
图为龙津人民公社于1960年11月12日下发的《关于任免干部职务的通知》（（60）龙字第008号）文件。我母亲任为和平管理区（后为和平居委会）主任、兼服务站站长一职，从此，我母亲在居委会主任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县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