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长者

                几位长者

               来去清白

那年春天，正值植树造林的大忙季节，曾经担任过县林业站站长的堂兄病故了。得知堂兄去世的消息之后，当地的铁笔杆，曾写过林业志的邵老先生挥笔写了如下一幅挽联：

生无求死无求生死无求

来清白去清白来去清白

这大致可以说是对堂兄的盖棺定论。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大都熟悉堂兄，就都说他为人厚道，踏实工作，是个少有的攒劲干部。 亲戚中却有人说他为人脑筋太死板，做事不近人情，是个“烂干”人。

堂兄出生在解放前，生不逢时，说起来他的命挺苦的。

少年时代，堂兄遭受的一大不幸便是父母双亡。之后是他的四叔一手扶携，花费不少心思找门路，他才到玉门油矿当了工人，端上了自己的饭碗。不知怎么搞的，没干多久他就把饭碗弄丢了。无奈，他四叔就给了他一笔钱，叫他去做小生意。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把本钱全赔光了，他再无颜面去见四叔，只好孤身一人四处漂泊，最后西出阳关流落到新疆，投奔于一个亲戚家。先后干过几种营生，都没有找到好的出路，似乎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解放以后，堂兄被人推荐到区政府当了通讯员，由于他很爱学习，工作挺认真，进步特别快，就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又过了几年，因他特别能干，得到了领导赏识，组织就提拔他当了公社党委书记。担负领导重任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时常背着挎包，四村八地不歇地跑来跑去，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同社员一起干农活，一个锅里吃农家便饭，一个屋里睡农家土炕，忙忙碌碌一两个月，才抽空回家一趟。他心中有一个不灭的信念：自己这条命是共产党、新社会给的,只有豁出命去干工作，才对得起党。

那时，堂兄最为忧心的事，就是堂嫂家成份太高。或许是他有意要跟堂嫂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不怎么恋家。想必是堂嫂长期迫于精神压力，最终患上了精神病，家庭情况就相当糟糕。病人特别需要亲人照料，可仍然绊不住堂兄双腿。每次匆忙回来瞅几眼，就匆匆忙忙又走了。

堂兄一心埋头工作，希望多出成绩。终于在有关同志的配合下，一架土造扬场机在他手中诞生了。于是，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土发明家，名声大噪，得到了有关部门赏识，还专门为土造扬场机开了现场会，推广他的先进技术。因此，他当上了劳模，被派去北京参加群英会。

因岳父家成份妨碍他开展工作，他经常会拉下脸面六亲不认。一次，他小舅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偷跑去放下了一只羊腿，谁也没料到，恰好让偶然回来的他撞见。当下他就恼羞成怒，红头涨脸发狠地教训小舅子， 一边气冲冲抓起羊腿，狠劲甩到门外，并把小舅子轰了出去，并言声不许他们家任何人再来。

堂兄还是意识到，家里的病人长期交给下属们照料，委实不妥当。最后，他就打主意想让四叔家来疆帮他照料病人。几经通信联系，他的四叔，我的父亲就动心了。可是父亲单位不放人，无奈，父亲只好请了事假，带着家眷匆匆进了新疆，除城市户口外，别的手续一样也没办。父亲心想，侄儿是国家干部，手中还掌权，办工作调动手续应该不费劲。说不定靠他还能干上好工作。谁料，父亲可把人完全看错了，堂兄竟然安排父亲到社办造纸厂干苦活，成天弓着腰抬上纸浆到河边去淘洗，别的事情一概不提。由于受了意外刺激，加之忧愁和劳累，父亲就病倒了。一家人得要生存，可家中生活相当困难，而那副重担便落到了母亲肩上。日子实在熬不下去，母亲就去央求堂兄，设法给她安排个合适工作，能有一份稳定收入，也好养家糊口。堂兄勉强答应了，可又动员母亲带着病人和娃娃到乡下去，说是乡下过日子不用花钱。就他那样一句话，我们一家人就稀里糊涂成了乡下人，饱受苦难的煎熬。

尽管堂兄为人清正廉洁，到头来他还是成了“四不清”干部。后来又变成阶级异己分子，在受管制，打扫县城大街。再后来堂兄脱离苦海，被安排到县林业站负责全面工作，于是，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大妹在农校读书，毕业前夕，她与堂兄联系，想靠他的面子留在林业站工作。堂兄脑筋会转弯子，愿出力帮大妹这个忙，好弥补以前的过失？而他的答复则是：“可以，你回来工作，我十分欢迎．但必须先到山区育林基地，干上十年八年。”大妹一听就泄气了，赌气再也不见他。在八十年代落实政策期间，父亲想找回原来的城市户口，就先去找堂兄，要让他出个证明，如实说明当初的详情，好把事情办成。一听堂兄就很不高兴，还给父亲使脸色，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该再提，老账一样也不该细算，断然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就弄得叔侄之间的裂痕越发大了。堂兄就是这么个古怪人，对外热对内冷，他的亲戚都知道他不办事，就都不去找他，他也就活得有点孤独。

他的生活自然就很清贫。一次，邵老先生跟他开玩笑，有意那样说：“马站长，你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也当了几十年官，肯定捞下不少油水，攒下的金货，可够婆姨娃娃花一辈子吧？”他一愣就笑了，随后仰头大笑，笑得抖肝抖肺。最后，又忽然伤心起来，无声地哭，哭得泪水满面……

                秉性难改

几年前，薛俊生离休了。像一头耕耘已久的老牛卸掉套绳，该享清福了。可私事又使他心里不得安闲。儿子埋怨他白混个老资格，到头来把家窝囊在山沟沟里，可把自己的前途耽误了。女儿则抱怨他一辈子思想太好，光为公家着想，不为自己打算，活得真可怜。

儿女们的怨言他默认了，这是事实。以前他不管家，几个儿子连一个上高中的也没有。结果有三人初中毕业没事干，都对他有意见。他呢，看他们都不顺眼，就找个话茬教训他们：“净胡说八道，你们自己学习不用功，不给娘老子争气，歪理还多得很。话说清楚，老子过去不管你们，往后也没本事管。你们自己的前途，就靠自己努力吧，是好是赖，都由自己折腾。”

他一九四九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后当了排长。就在他即将入党、又要升职的关键时刻，老家来信叫他回家养活老母，他便不慕虚名私利，向组织递交了转业报告。领导不批，想留他继续在部队工作。找他谈话，好话说了一麻袋，临完他还是他，偏不留下。转业后，他在地方粮食部门工作。有一年，县上兴办小水泥厂，领导相中他能干，秉性耿直，就动员他上任。开头他有点想不通，后来他想通了，国家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就进水西沟办厂，并把家眷也带进山里去了。后来，一同当领导的两位搭档先后下山，都进好单位工作去了。老伴便动心了，劝他及早甩下烂摊子也下山，换个好工作，他一听就急了，就冲老伴丢了两句硬话：“想走你走，你的腿长在你身上。要让我走，没门。事情还没弄出名堂，就要下山，难道就不怕人笑话？”

有一年，组织上分给厂里几个上调工资指标，跑不了有他一级。可他另有打算，就那样对老伴说：“要上调一级工资，我可不能要，还是让给别人为好。”老伴挺不愿意：“为啥要让？咱们家孩子多，我又没工作，就靠你的工资过日子，可不能……”老伴的话茬可让他抢了过去：“非得让！你可要知道，数来数去，全矿区就我的工资最高，再拿一级就更高，也太不象话啦。还是让了吧，让大家都有一碗稠饭吃。”

他离休后，组织上为他晚年生活着想，要让他全家搬进县城老干部家属楼居住。得知那个好消息，可把他全家人高兴坏了。还没过两天，他就给全家人头上泼凉水：“就算了吧，咱们可住不起那楼，还是安安稳稳蹲着吧。”一家人顿时傻眼了。原来他家要住老干楼，厂里就得交一万多元。他知道厂里的生产情况不好，资金十分紧张，他怎么好意思给厂领导出难题呢？宁肯自己受点委屈，绝不可难为人。眼看那么好机会就要错过，老伴就不愿意了，抱怨他光想别人的事，不管自家的事，生来就是个穷命鬼。儿女们也都着急，纷纷催他去找厂领导，讲清实际困难，让厂里拿出一笔钱，把家快些搬出山沟。听了，他嗨嗨一笑说：“我看就算了吧。”

后来，一场山洪下来，冲毁了他家房屋，一家人只好搬到厂部办公用房里，凑合过日子。一年、两年、三年，那种日子还在延续。再后来，厂子全部搬下山去了。因为种种原因，他就被撇在那个老地方，依然住在那个老房子里。老伴虽有一肚子怨言，可不敢吐露。而他会有怨言吗？似乎没有，似乎也有。好像是原先那些老熟人全都走了，再也没人跟他说笑话。他们不该忘掉这山沟，还有他们的老厂长。就是再忙，也该派个代表来……

                 修志翁

老想写编修志书的老翁邵照熙，又老是拿不定主意。因为邵老翁不是社会名流，也没有轰动一时的壮举，似乎不值得一提。可还是觉得邵老翁身上有戏，便试笔写他几句。

原先他只是个一般职员，长得膀大腰圆，说起话来粗声大气，而且净说本地土话，给人的印象就是土里土气。而他看似外表粗俗，内里却挺文雅，生性就爱读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具有一定学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在机关当秘书。因他进过黄埔军校，家庭成分也不好，后来就被下放农村，当了地球修理工。

八十年代初，他时来运转，赶上了落实政策的趟儿，头上帽子被一风吹走，公职得以恢复。偏偏命运捉弄人，他本想振作精神为公家好好干几年实事，可是已到退休年龄。实在无奈，他只好办了退休手续。虽说年已花甲，可他体魄强健，精力旺盛，赋闲在家，未免心慌，便成天钻进书堆里咬字嚼文，养情怡性，打算就用那种办法来打发晚年光阴。

太平盛世，编书修志。邵老翁所在的小县跟全国各地一样，忽然刮起一阵修志风。听到风声，他就动心了，打算毛遂自荐为县里的单位编修志书。他从未干过这种营生，可他认定一定能干出名堂。就主动与史志办领导接上头，道出自己的想法。说来也巧，史志办正准备物色几位有文字功底的退休人员编修单位志书，所以，该办领导当时就拍板选定了邵老翁。

编书修志是个苦差事，先得查阅档案，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方可着手进行编纂。邵老翁可不嫌烦，不怕苦，日复一日，整理出大量的资料卡片，然后动笔写稿。初写不得要领，写了一部分却不能用，只好废弃重写。历时一年多，几易其稿，终于完成了第一部志书。交于史志办审阅，一次顺利过关，修志单位便动手油印。不久，样书发到了其他几位修志者手中，邵老翁从此就小有名气。

有人便认定邵老翁可捞了一笔钱，发了大财。其实他得到的酬金很少，每月只领三十多元工资，一年多下来，拿到手的工资总共也就四百多。可他不计较报酬多与少，歇一口气，又给另一个单位修志。志书完成之后，该单位领导就宴请了，还送他一份纪念品，另加一席溢美之词。为此他感到脸面十分光彩，心情格外激动，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像个大孩子似的。

在他编写第六部志书期间，该单位组织职工赴内地考察，邵老翁也被算作一员，他对领导的特别关照感激不尽，说了不少感谢的话。考察团回到乌鲁木齐之后，该单位领导又让邵老翁坐上小轿车，随同他去见该系统领导。彼此见面之后，该单位领导向首长介绍了邵老翁的详情，首长便连声夸赞邵老翁，握住他的手不停地摇。邵老翁便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说起话来又语无伦次，俨然一个大孩子。

邵老翁最满意的作品是一部邮电志。此书脱稿之后，得到了该县邮电局领导的赏识，说该书写得确实有水平。上报自治州邮电局之后，又得到了该局领导的好评。这位领导便打算把邵老翁请过去，让他一人编纂全州邮电系统的志书。得到此消息，邵老翁激动了好几天，感觉一下变年轻了，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脑筋格外灵活，特别好用。

他心里热乎乎地盼望自治州来人，能将他接过去重用。可是，数月过去也不见伯乐到来。末了，他实在耐不住，就私下打听，这才知道赏识他的那位领导调走了，新来的领导另有打算，他的希望也就彻底落空了。这等于兜头浇了一盆凉水，让他的心完全凉透了，好多天也没精神做事。他就自己对自己说，上天早有安排，邵老翁天生就成不了大器，只能做个小卒子，小打小闹，来打发一辈子光阴……

到了七十四岁时，邵老翁完成了八部志书，当地人都把他看作修志专家，挺敬重他的。可他并没有发财，依然过着清淡生活。按他的话说，穷文富武，朝朝代代情形都一样，恐怕没人能够改变那种状况。可话又说回来，穷有穷的好处，晚上睡觉，不用害怕蟊贼来下手，活得反倒更省心，对不对呢？

                  引路人

如果离校后，我只求平平庸庸过日子，不热心业余文学创作，说不定就把他们淡忘了。偏偏我是个愚人，走出师范学校了，还不满足，想入非非，非要在文学小径上艰难爬行，屡遭失败，便常常会想到两位引路人。

在进师范校门之前，我常常盼望有一天，还能去一个学校，坐在某个教室里，认认真真学些知识。起码能读懂《红楼梦》，能写点文章登在报纸上。就因上小学时，有位方琳老师看中我写的一篇作文，态度和蔼地告诉我，“这篇作文写得好，我给你修改一下，寄给报社发表。”说毕，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人小不懂发表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听老师的话，就点头同意了。后来方老师调走，我的作文下落就不知道了。相隔好几年。一天，已经当了新农民的我突然接到一封来自湖北罗田县的陌生信。打开往下读着，我浑身不禁颤栗，眼窝注满泪水．原来是方老师，还没忘掉我这个学生。方老师从我的教书的胞兄处打听到我的下落，为我的处境忧心，就从繁忙的教学中抽空，特意写来这封信，勉励我争取机会再上学。信中两次提到，说我是个聪明刻苦的学生，应该好好读书，会成为栋梁之材的。不应该半途而废，多么可惜……

我是七十年代中期走进师范求知的。当时因为特殊原因，有些任课老师讲课很马虎，学生听得昏昏欲睡。过后才知道学校工宣队正组织人批判旧的教育思想回潮，教师就怕教书过于认真而惹祸，所以就不愿卖力。但同学们发现，教语文课的薛宗正老师与众不问。薛老师貌不出众，瘦黄脸面，戴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干灰冲天竖着，身体有点单薄，走路专挑马路两边便道，可说是十足的文弱书生。可是，他一旦登上讲台，宏厚而响亮的讲课声，足以展现他的伟男儿气质。所讲课文他都记得都很熟，不用看备课本，就可滔滔不绝讲来，绘声绘色，感染力很强。有时候，他起劲地讲一阵，声音就会逐渐变弱，似乎要断气，谁也没想到，他竟然鼓足浑身气力忽地大叫一声。那可是他被好文章所感染，发自内心的情感呼叫。然后节奏极快地在讲他最动心的一段句子，好似在下骤雨。一回，薛老师给大家讲解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因动了真情，讲起来挥洒自如，忽儿语调忧伤，忽儿语调悲愤，忽儿高声呐喊，忽儿娓娓诉说，感情之丰富，让学生都没料到。下了课，大家就纷纷赞扬薛老师水平真高，可是个好老师。有位同学就告诉大家，你们可要知道，薛老师写作水平更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却被坏家伙烧了。他实在想不通，还绝过食。又说薛老师挨过整，胆子就小了。有—段时间，他给学生讲语文课，别的都讲，就是不归纳主题思想。就有学生问，薛老师为啥不讲主题思想。他瞪大眼睛，愣愣地盯住那位学生脸面，死盯了一阵子，才冷淡地说：“主题思想嘛，书里就有，你还是自己去找，要好一些。”

薛老师给我们班上课，兴致一直很高。偶尔一回，他上课迟到了，衣服乱乱穿在身上，一脱大衣，一只袜子从他脖子上溜到地下，引得满教室哄笑不止。他却一点也不在乎，那天，那两节课他讲得更卖力，一篇难啃的古文，却让他讲得声情并茂，引人入胜。

后来，我们被分成文理科班，分别授课．我一心想学文科。谁知同级好多人都报了文科班，一个教室就有七十多人，坐得满满荡荡。第一天上课，打头阵的自然是薛老师。他登上讲台，目光痴痴地望一遍教室各个角落，就缓缓皱紧了眉头，默不做声。过了大约三分钟，他特意提问：“大家都情愿学文科？”这一问可把不少学生难住了。而真想学文科的就先后回答：“愿意。”于是，薛老师就激动了，将手一挥，巴掌重重地落在讲台上，大声在讲：“我已经看清楚，好多人来到文科班，不是来学知识的，而是想混日子。告诉你们，在我的眼皮底下，想混日子的，绝对不能得逞。我要教你们，就要教出真本事，毕业时都能写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要不然，我可要背黑锅，日子不好过。为此，我要及早声明，谁不想真心学文科，就趁早离开。过了今天，我可要重重加砝码……”课后，有不少学生就败退了。

一天下了课，我急忙撵上薛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薛老师，古诗词的半仄怎么理解？”听我那样问，他冷冷地盯我几分钟，有点冷淡地回答：“年轻人，没必要知道这种问题。”显然薛老师看不上我这个不成器的劣等生。遭到冷遇，我心里很不舒服，就暗下决心，要争一口气。不久，薛老师给学生布置了一篇速写。我十分高兴，争气的机会可算来了，就埋头写呀写，终于写出自己认为的好作文：交了上去。哪料，我的速写被他挑出浑身毛病，在课堂上大肆评讲，我就被搞得特别尴尬，恨不得立刻钻进地缝。课后，我追上薛老师索要作文，可他说再看看。说毕，牢牢地盯住我脸，想了想便说：“你的作文一副学生腔，不符合人物身份。往后要想写作，就要多多读书，还要持之以恒，观察周围的人，以及事物……”一晃，我就要毕业了，很想专程去拜访薛老师，又不好意思，弄得心里很乱。就跟随几个同学上街散心，可巧在半路碰到薛老师，就都站下向薛老师打招呼，还说些告别的话，他就显得很吃惊：“这么快呀，你们真要走……”目光痴痴地打量我们。我们也笑着望他，就见他手里拎着钢精锅，锅帮上沾着厚厚一层米粒……

突然，我心头涌上一种难受的感觉．太快了，真是太快了，我还没写出像样的作文，就要离开薛老师，太对不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