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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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文从字顺，字由心生。散文韵律的意象、美感、气息、氛围、觉解、境界等，源于作家直接或间接的感受、体悟、神会，甚至是对人与物的某种追忆，对一种隽永生命真谛的追寻。
鄱阳湖，那浩瀚的水域滋润着江西的红土地，也孕育了厚重的鄱阳湖文化，成就了明然这样的草根作家、文学后进者的文学梦。他的散文集《鄱阳湖散章》，便是以散文短章的文学形式承载了鄱阳湖丰富多彩的人文历史，并将之发扬光大到极致。作者通过饱浸着他在人生路上真切体验到的酸甜苦辣而流入笔底的文字，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故土的深情歌吟，让我们读到了这部带有生命温度的灵性之作。读毕掩卷，我亦更加理解了明然所言：“我的创作欲望与生存的物质需求是不同步的，它主要彰显和昭示我在生存的所需之外还有一种理想上的追求和精神上的寄托。”
在作者先前已经出版的《心路弯弯》、《蠡水深处》、《芗草青青》这三部散文集到即将出版的《鄱阳湖散章》近百万字作品后面，我仿佛看见一个在文学路上孜孜以求，不断攀援的身影——一个为了追求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人，一个纯文学坚定的守望者。文学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从2006年开始笔耕的明然，坚持努力做下去，终获成功，可谓“大器晚成”。清代词人王国维认为，（文学）事业的成功要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境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的，只有不懈努力，就有希望达到最高境界！
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即是说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作家的思想和品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明然的创作观“将灵魂植入文字，文字栽种心田”便是对上面鲁迅所说的话的最好诠释。事实证明，明然的散文创作活动，便是践行了他的这一创作理念的。他的笔，醮着来自生活的“灵感”之泉，用“灵魂书写”散文，才有了感人至深的《心路弯弯》，才有了读者喜爱的《蠡水深处》、《芗草青青》这些脍炙人口的好作品问世。
明然散文之文体美
读一篇散文，我们首先触感到的是它的文体。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性，偏重在风格上，如简炼，如舒徐，如清新，如刚健，如沉雄，如秀丽，如凝重，如流美……等等；由于文章的体性、风格，同作家的个性、人格有密切关系，所以又往往将文体同作家的艺术风格联系在一起，如所谓“冰心体”，周作人的“小品体”，梁遇春的“伊里亚体”，鲁迅的“杂感体”，……等等。我们读这些散文大家的作品时，正是通过其文体而逐步接受其思想内答的。如前所述，文体美乃是一个以作者个性为主导，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诸种因素融合成功的整体美。
读明然记实散文《壮哉，湖都！伟哉，都昌》，一幅上下一千年来都昌原住民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历史画卷，以及中国瓷都景德镇与都昌深厚的渊源，一一生动地呈现于我们眼前。全篇笔力沉雄凝重，更显文体的精悍。
此篇散文文体的精悍，主要来自反映事物的集中。都昌，这一座落于鄱阳湖边的城市，蕴含着太多的故事，要写她，如何切入，如何下笔，实在是散文作者很难考量的事。值得称道的是，明然以都昌先人为了养家糊口，渡湖去景德镇讨生活为切入点铺展开来，把中国瓷都的发展与都昌人的艰苦奋斗史紧紧结合起来，整篇文章的“立意”就定下了。这是作者在纷繁的材料中，经过再三提炼，反复酝酿，最后凝聚而成。正是因为作者把笔力集中到这一点上，层层递进地围绕这一“立意”描写下去，都昌的“壮”与“伟”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得以表现。尽管文中有时旁征博引，说古论今，但其材料也是经过了精心剪裁取舍的。从行文看，乍读给人以支离、繁杂的感觉，但仔细一读，就会发现其“杂”中有“精”，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全篇文字，皆有一统一的主旨和情调。
明然散文的包孕丰富，持一当十
黑格尔认为：绘画不比诗歌，不能表达整个事件或情节的发展步骤，只能抓住一个“片刻”，一个“包孕丰富”，“集中前因后果的片刻”。
散文的选材，同这颇有类似之处。有限的文字，也不容许去表达“整个事件的发展步骤”，只能描写云龙一爪，沧海一滴，去反映人世风云、生活变迁。有人曾把散文同小说加以比较，认为“那是人的‘一生’和‘一天’的不同”。这散文所谓的“一天”，亦即那包孕丰富，集中前因后果的“片刻”。
由于散文是以写情为旨归的，而且又常常使用借景抒情，托物言情之法，所以，所谓包孕丰富的材料，首先表现为那些最能寄托作者思想感情之事，之景，之物。尽管它们很平凡、琐细的，然而却往往比一些所谓“大事体”，更能细致入微、真切自然地写出作者的情怀。明然散文《等她，在鄱阳湖边》的选材，就是个好例子。作者抒写对“她”的深切思念之情，仅仅选择了同“她”相知、相守的几件物事，便写得真挚缠绵、哀婉动人。一是“柳岸”下“雾霭空朦的鄱阳湖”，以及“大雁，鸥鸟、鸶鹭”和“雨后的阳光”，因为这些景物想必都曾经见证过与“她”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二是“她穿着那件白底黑花连衣裙舞动身姿时曼妙倩影”-----这对作者来讲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影像。围绕这个“影像”，作者敞开心靡诉说衷肠，其中喃喃细语，绵绵情思，令人唏嘘。情长纸短，真情无错，生命中的爱恨情仇，或许真如作者所言：“这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答案的人生命题”。然而，生活仍将继续，梦想仍将继续，等她，在鄱阳湖边。
不难看出，此篇在抒写思想感情的时候由于选材得当，往往就能做到：似乎要用千言万语，亦难尽达之意，尽传之情，在此刻只需寥寥数语，其情，其意便写得曲尽缠绵，溢于言表了。
明然散文亲感至诚、如臻妙境
明然的散文多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然而他的抒情和说理，是生动、形象的，不是枯燥、空泛的。在抒情时，他的笔，总是蘸着绚丽的颜色，去给抽象的感情，描绘出美丽的线条体态。
《鄱阳湖散章》里所收集的五十余篇散文，有抒情散文、随笔散文、纪实散文，其中也有数篇游记和歌赋，还有人物专访、文学评论。可谓品类繁多，多姿多彩。这些作品读后，有一点感受颇深，那便是充盈其间的亲感至诚，以及阅读时那种如臻妙境的精神享受。究其原因，皆因作者能将山川之大，苍蝇之微，不论巨细的物事，即使选取的是“泥土”，是“铁、石”，却能以神来之笔，将其变成闪闪发光的“黄金”，晶莹的“宝石”。这是缘于作者对生活的沦肌浃髓的感受，以及深刻独到的思想。因此，在《鄱阳湖散章》中，我们便看到：作者将自己身边的事物，童年的生活，他的文学梦……通过他的娓娓而谈，呈现于读者面前。《点亮心灯》一文，以较多的笔墨写了老家的元宵节那天晚上乡亲们“烧太平窑”，小伙伴们玩香灯的情景，其间充溢着对乡情、乡亲、故园的眷恋与热爱。时过境迁，如今作者已移居城市，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天空里数不清的孔明灯高高地移动在楼林之上，向着远处飞扬。是哟，那飘扬的一盏盏灯啊，都寄托了放飞者们心中一个亮亮堂堂，最最美好的愿望！”，“看着红色灯罩下的明亮灯火，我想到了做人也得像它那样。一个人的内心里是不应该有黑暗的角落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点亮那一盏属于自己的，心头的那一盏灯，用来照亮自己，看清脚下要走的路。”我们通过此文中的描述和议论，看到的是作者对美好愿景的追求，那明亮的心灯感动了作者，也感动了读者。
读明然的散文，总感觉到有一种热情、才华、智慧在流动，他那洞悉人世深刻的见解，也给予我们以快感。比如他的《湖边，那一湾柳林》一文，作者面对着“故乡湖湾上生长的早春的柳林”，看着那“枝上已冒出星星点点的黄绿芽”，青春的梦依稀重现，那“动人的倩影”，“清脆、嘹亮的柳笛声，仿佛在耳边响起……”。思想感情的流动是何等地富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抚摸着老柳皱痕深重、皲裂的容颜”，联想“已届天命之年”的自己，作者有感而发：“不管是阳光明媚也好，还是风吹雨也罢，我只想在自然的状态下让年轮一年又一年的增长，完成属于自我生命轮回的四季，得以直达自我生命的主题。”他的词藻是华美而丰富的，那是一种不是过分雕饰、堆砌的绮丽与纤巧。文中或触景生情，或浮想联翩，乛幅幅美妙的景象如蒙太奇般迭次展现在读者眼前，画意里洋溢着作者的情思理趣。
谈明然散文的“出世”、“入世”，及其他
卷尾的代后记《我爱我家》，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明然其内心世界的坦然独白，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在他的怡然斋里，他神游于书海之中，“思绪飞扬，自得其乐”；在这里，他用文字构建文学的殿堂，宣泄着“身体内滚滚感情血液的热度”；在这里，闲暇之时和孙儿嬉戏玩耍，尽享天伦之乐……“我一直在寻寻觅觅，想找一个能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能各自独立憩息的地方，似乎一直以来都未找到。”然而随之而来的顿悟使他明白了，原来他要寻找的那个地方竟然一直“攥在我的手心里”。这便是堆满书籍并可凭窗远眺湖光与尘世、寄情于案头纸笔的怡然斋，还有鄱阳湖最深处，那湾柳林旁的小渔村芗溪----这便是作者心与身的栖息地：
我要将我的灵魂置放天水浩浩，云烟缥缈，鄱阳湖的最深处，那里有一湾柳林，柳林旁有个小渔村-----芗溪。这里有一根挣不断的线将我的思想牢牢系缚；我要将身体置放在望鄱楼上，笑看人世间的红尘滚滚，纸醉金迷，尔虞我诈，黑手翻飞，劣嘴喷粪。独立于尘嚣之上，游离于世俗之外，洁好自身予己爱，绝不与心地肮脏，灵魂卑鄙、丑陋之人同流。这就是我的怡然斋，我深爱的家给我带来的唯一感觉。
文中显示了作者愤懑、忧愁的心境，于清旷冲淡的文风中折射出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五十而知天命”，作为文学后进者的明然，面临着个体文学建构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面临建构自我的问题，这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要求之一。作为明然这一时代的人们，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和生活实感的一代人，与历史的关系是非常深的。只有突破私我的拘囿，把自我的经验和更广大的群体、社会、历史联系起来，写作才可能在突破自我的同时逼视他者的生活(生命)。这就要求我们把自我置于真实的历史之中，而最真实的历史，无非就是此时此刻与我们的生命发生关系的那些事件、经验和时刻，因此，回到现场，建构历史，才可能出现真正有意义的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们在介入当代文学时才拥有了高度的敏感和开阔的视野。个体文学构建的最好出路就是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至于由于现实的阴霾慢慢退缩和委顿。
在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出世与儒家的入世往往并称共论。所谓出世，指看破红尘，远离世俗，消极避世；所谓入世，指投身于社会，建功立业。而在传统的观念中，入世向来被看作是积极的，出世则被看作是消极的。
在读书人的心路历程中，出世与入世一向是他们永远解不开的疙瘩，他们一面想建功立业，“欲为圣明除弊事”；一面在失意或得意之余又时刻存有退隐山林的想法，“田园将芜胡不归”。因此，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内心有着各自熠熠生辉的两种唱和——仕与隐。出世还是入世？一直是困扰读书人的一个既充满矛盾的又无法调和的永恒话题。
其实，出世与入世并无明显的界限，有时甚至是纠缠在一起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是中国读书人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写照，也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的圣人都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另外，仅就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而言，也并非绝对地体现着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比如孔子也曾有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无奈与感慨，老子也曾在《道德经》里大谈治国之道，“治大国若烹小鲜”。而在儒家和道家思想盛行之后，入世和出世的思想渐渐明晰起来，为以后的文人提供了明确目标，当他们面对人生感到困惑时，就可以从这两派的思想里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慰藉。
从明然的许多篇散文里，不难看出作者的思绪徜徉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出世”为净化心灵，保持人格独立的一种避退，“入世”则随命运之沉浮，发出求真的呼唤。本书情真意切，应看作一位读书人诚实的心灵对话。
最后，让我用以下的话结束本文，并以此与明然先生共勉：
让我们在出世和入世中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使二者在人生中兼而有之，并且始终保持平衡。也就是：既要入得世间，又要出得世外。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在生活中悠闲自得，游刃有余吧。让我们练就穿越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的本领。这种穿行，使我们能达到一种出世与入世间的自由转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渴望自由的天空与逃避黑暗的地狱，这两种人类选择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便是我们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