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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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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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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情缘

阮以敏

 对土豆情有独钟,缘于孩童时期饥饿年代的深刻记忆。

土豆的世界通用学名叫马铃薯,因形似马铃铛而得名。原产于南美洲,最早由印第安人驯化并食用,与另一原产作物玉米合称为“并蒂开放的印第安古文明之花”。在我国,不同地区称呼各异,土豆、山药蛋、洋芋、洋山芋、洋芋头、洋番芋等等,扯上“洋”和“番”,只因是外来物种。早年土豆只是少部分地区叫法,如今却是广为流行,大约是其长在土里,个小貌不扬,还土得掉渣,而且叫起来也简便明了。明末农学家徐光启《农政全书》描述:“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洗净,去皮,切开,土豆确实白里透黄,温润如玉。

古田大部分方言区都把土豆叫“番仔薯”,“番仔”是福州十邑方言区对外国人的称呼,缘于史上对周边异族国家称为番邦。与历史上古田人称外国人为“番仔哥”,称点火的火柴为“洋火”、“番仔火”一样。但在我的老家,却真真切切叫马铃薯,也许是靠近宁德的缘故吧,家乡方言与宁德话接近,很多物品称呼相同,反而与古田城区方言有别。

土豆引进到我偏远落后的老家,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位本家亲戚从外地带回种子,小面积种植,大获丰收。乡人们吃了可口的土豆,赞不绝口,纷纷要求多留一些当种子。年前年后期间的农闲季节,许多人家就在“自留地”种上土豆。因为当地温高于25°C时,薯块就不再长大,所以宜早不宜迟。计划经济时代,农地为集体所有,生产队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粮食,只留极少土地给个人种菜,俗称自留地。有的人家没有种子,就托亲朋好友到外地购买,发芽的种子还可以切开了分成几瓣种。土豆对环境适应性强,生产周期短,产量高,春种夏收,而且不需要精耕细作,基本上不要怎么管理。在整好的地上挖个窟,浇上粪,放进发芽的种子,披上一层草木灰,再培上一层较厚松土,以防后期茎块露出即可。沙质地最好,土质较疏松,适合土豆生长。生长期间,特别是开花期,要浇浇尿水。挖回来的土豆不可暴晒,不然表皮会变绿色,影响口感。只要去土,晾干,储存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可以从夏天吃到冬天。在粮食短缺的年代,切实解决了大问题,而且口味比难咽的番薯米强多了,既当饭还当菜。我们家人口多,兄弟姐妹们小,自留地少,就到河边、山脚开荒,垒土为地。虽然很辛苦,但想着可以吃到好吃的土豆,就干劲十足,不知疲倦。

后来我回到老家中学教书,也在学校分的菜地种了两畦马铃薯。暑期里到处晃荡,临近开学,才记起土豆还没挖,第二天早上拿了锄头、土箕去挖,挖出来的是出生不久的小小土豆“孙子”。土豆种子是爷爷辈,只剩下空壳。儿辈已经变质,不能食用。生出了第三代,只有小指头那么大,一串串。误了农时,终是一无所获。所以农民都非常注意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什么季节干什么农活。今时农业专家培育了许多反季节蔬菜,丰富了餐桌,但口感绝对差多了。

土豆可以加工成土豆丝、土豆饼、土豆粉、土豆泥、土豆片等等,味美可口。每次上馆子吃饭,让我点一个菜,大概都是“土豆饼煮酸菜”、“土豆炖番鸭”之类,对土豆的喜爱始终如一。时常想起小时候憧憬过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生活故事。还看过一部叫《南海风云》的电影,我军联络暗号是“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敌军的联络暗号是“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搞笑的暗语记忆犹新,令人忍俊不禁。2015年国庆节,女儿安排我们邮轮旅游,乘坐当时最新最豪华的皇家加勒比邮轮“海洋量子号”,高十六层,可容纳五千游客。一周时间,基本上都是在海上漂流。邮轮上一整层的餐厅都是免费自助,食物丰富多样,大鱼大肉大虾水果随便取,还可以带回房间慢慢吃,服务员会来房间收拾碗筷。三天过后,实在是腻了,看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食物,一点胃口都没有。每日里只好装一盘土豆泥,配青菜沙拉,唯有这土豆制品还是百吃不厌。清代刘家谋有诗赞道:“一碗糊涂粥共尝,地瓜土豆且充肠。萍飘幸到神仙府,始识人间有稻粱。”从古至今,土豆就是一道美食,岂止我等庸常之辈喜欢?中医还认为,土豆有和胃、健脾、益气功效,可防中风、减肥、降压。

土豆有很多歇后语,如:“土豆下山——滚蛋”、“土豆发霉——烂了心”、“老母猪拱土豆——全仗嘴巴劲”等等,都是一脸嫌弃,没一句好话。还有这么一句嘲讽人的话语:马铃薯再打扮还是土豆。年轻时我曾经以此批评不好好读书,爱打扮的学生,希望她们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后来想想,实在不该,太伤人心。况且,其貌不扬,质朴本真的土豆还是我的最爱。至今依然偶有去菜市场买几个,洗干净了放在电饭煲上层蒸煮,剥了皮慢悠悠地吃,不用像小时候那样争抢。

这舌尖上的美好,不需回味,情缘都在。

     发表于2021年10月9日《闽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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