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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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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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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堡的命运

近期,寻找完整的一天用来休闲是困难的。但还是无意中偶遇了豫旺城和双井堡。

此城彼堡,相距大约五十多公里,却有着不同的情景。豫旺城的青年在宋朝的时候,抱着冰冷的铁器哆哆嗦嗦,寒风中惆怅地望着旷远的家乡,盘算着与家人团聚的归期,一声长叹随着呼出的热气消失在城头上,趁人不注意骂道:皇帝老儿啊,你可害苦了俺家!双井堡里的老人在民国的那些年,耳朵贴近墙根,屏息静气地听着土匪马蹄远去的声音,紧绷的心才些微舒缓下来,驴日狗道地谩骂一通也就歇缓了。城和堡先后从风雨中熬过来,又在历史的缝隙中汇合,都有点“古”, “古”的掉渣渣,像斜傔着的老树脱了皮,只见其卷缩,而不见其昂扬,生机难以复述,也就多了几分概叹:历史进入书写阶段有可能被篡改,惟有现存的旧址、遗迹才是真实的历史,尽管不会说话,但读懂它需要具备的东西实在太多。不妨从观感说起。

雄踞在同心的豫旺城,把光荣与梦想挂在城头上随风飘扬,那是宋朝左控疆域的威风。至近代以来,红军西征的足迹又使豫旺城赋予新的意义,这是不能忘记的转折点——一个全新的名字连同治理的方式启示了后来人们的智慧。可惜又在什么年月叫什么人为着什么样的目的,让它在轮廓倒塌的基座上失去了坚挺的脊梁。十年前,看到一本诗集中记载范仲淹曾巡视边关时在那里有过一段停留的日子,所以多年来总希望着有朝一日去一睹风采,可惜——只留下一个被粗糙栏杆围着的豫旺钟鼓楼而外,其余能搜寻到要数两处凋敝的家。杂草、乱物和紧锁的房门,在陷落了的院子里继续着凄凉,惟有那些经过了久远年岁还依然不失完整的青砖,在墙体的最下面经受着煎熬,也算是告诉人们这座古城至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遭破坏的时间节点吧。我想,如果当地人家在原址重新翻新成钢筋水泥的新家,一切与这座城有关的痕迹就会成了另类的象征,因此这个寂寥的存在更具警示意义。至于绝大多数新崛起的用各种颜色包装的人家,在充分展示了生活的气派之后,人们很容易怀疑文明的式样是以牺牲历史为代价的思考:究竟看着古人的遗迹感叹文化的来路好呢,还是建立一个新世界拆掉包括城门洞子在内的一切自认为没有存在价值的旧貌变新颜好?我倾向于前者的理由很简单,它叫人明晰一段过往的历史因为后人的敬畏心而不致中断。事实上这种敬畏心早已随着管控不住的私欲吞噬着,以至于豫旺古城被日趋鼓动的欲望快要淹没了。

有个失去了一条腿的中年男子看出了我的寻古情节,便热情地给我谈了为修路城门洞子无影无踪的理由。他让我去城外的一处堡子那里去看看红色记忆,说那里的堡子很完整,曾经红军借助过,至今尚有人家住在里面,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可我的视力所及的地方并没有他说的堡子,我的历史知识没有告诉我伟人诗词写在同心的可能性很小,或许后人最大的可能性是把《清平乐•六盘山》复制到那里以增强红色的分量,可没有到现场目睹,他说的堡子就只能是听听罢了。但错过之后的心情还是很遗憾的。人就这么怪,错过了,失去了,就觉得珍贵,所以总是用假设来安慰自己,可好多事情是不能假设的,如同我不能假设当初为什么不能另辟一条人生的轨迹。

从自然的角度说,1920年海原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凄惨的大地震,既然没有在原发地毁灭掉西安古城,那么同样不可能灭掉豫旺城。而今豫旺城作为一种感念的存在,和固原城,海原城等等类似的古城一样,再也不能看到它本来的样子了。究其原因,大致的可能性回归到这么两个方面:一种是私欲的泛滥,导致商业主义肆意横行,但不排除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一种是权力的无知,引发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却未能留住壮美的连续性。觉醒的人们因为没有经历绝境的体验,也就意识不到两种“主义”的危害性,即便近些年来以保护古迹的宏大名义,把残存的遗迹圈起来,但那点最后的遗迹已是残缺的像个叫花子。

这就是豫旺城的现在,抑或是像豫旺这样的老城的现在吧。

在那个不确定的事态中建造城和堡,其目的是不同的。守着国的将士远道而来至豫旺城,恐怕命归黄沙,尸骨抛洒在异地荒野,枕着冰冷的战戈,做着厮杀的梦,但在冷兵器时代,攻城的力量不足以倾城,倒是可以血洗的;一个围着家的人,看来是有点资财,担心别人来掳掠,就花血本筑起了堡子,名曰双井堡,倒是令人赞赏的。

双井之所以为双井,一种解释与双井堡内堡外的两口井有关。大概堡内的井供主人家饮用,堡外的井供附近老百姓饮用,或许在置办内井时,主人就考虑到百姓的需求,于是大发善心又掏挖了一口外井,从此以后,老百姓每每提起堡子的主人,无不竖起大拇指说:咹是个大善人。双井原来属于固原县境内,后来撤地设市,双井所在的乡村划归海原管辖,而海原又从西海固的整体版块里被割舍出去到了黄河水滋养的中卫市的怀抱,享受着别样的“关怀”,双井堡才有了前后左右四个墙角下“文物保护”字样。这种迟到的光环是从2010年7月7日被公布才开始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说是“保护”,无非是立个牌子,写几段话而已,这已经很不错了。它已经历了百年风雨,撇开自然的因素,如果再过百年还能屹立不倒,“保护”就有了非凡成绩,反正这样的成绩我是看不到了。

几只乌鸦、布鸽起落在堡子头上,喜鹊的嘎嘎声打破了宁静的空气,一只兔子躲藏在堡子的拐角被陌生的脚步惊起,迅即窜进了一大片紫花苜蓿地,如果非要捉拿它不可,有几个人关起堡子大门兔子就在劫难逃,但我在离开时有意把门留个了缝儿,好让兔子进出自由。至于那块长势良好的苜蓿,大概是堡子原来的主人种植的,不是为了兔子的胃口,而是牛羊的胃口,所以我隐隐地意识到主人离开堡子不会太远——

我和双井堡子的一面之缘与二十七年前的“社教”有关。如果时间的口袋里装着抹不去的记忆,那是因为人在无形和有形之间徘徊的久了,沉淀下来东西就成了故事。大女儿出生前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坚守在双井村上已有好长时间了,炎热的天气时常迫使我们下河泡温泉,登高乘凉风,在一高一低中享受工作之余的惬意。翻过双井村街道东面的小山丘,有一条自南向北的河长年溪流不断,主要是从河床上渗出的水形成的。这股溪流人畜不能饮用,但可以掏挖个水窝窝泡澡,泡过的身子爽滑绵软,浑身轻松,据说经常泡洗对皮肤病患者有特效,为此,我带回老家一塑料桶水治好了家人头上的骚疮。这也算双井人的“一宝”。沿河向北不远处的台地上矗立着双井堡,坐北朝南方正敦实,从内墙土台子攀爬到堡子最顶端,沿狭窄路径便走边瞭望,四周山峦、庄稼、牛羊尽收眼底,尤其太阳落山时的霞光映照,更能把人的心思撩拨的走向远方——

听说了我的身世与堡子里的主人有些沾亲带故,一日有小孩前来专门叫我到堡子里去吃饭。萝卜炒肉的美味,至今雕刻在我的记忆中。女主人把白萝卜用叉子擦成丝丝,再用开水煮成半熟,凉水一过,然后清洗铁锅,稍加胡麻油,在风箱的惼哒声中,把碎牛肉疙瘩倒进锅里,刺啦的一声炼响,铲锅子迅即反转,呱呱的声响时紧时慢,一会儿香味从堡子里飘出去,那些年有些肉香味的菜肴是很熶的,诱的堡头上喜鹊嘎嘎乱叫。干炒的洋芋丝就够迷惑人的,更何况从来没有吃过干炒的萝卜丝了……

一踏进堡子,我的嘴不由自主地咂摸了几下,似乎几十年前的香味仿佛犹在,可眼前已没有了生机和活力。

细观堡内四周。残缺的箍窑像撒落的陈年垃圾,东倒西歪在东、西、北三面,当年我被邀来吃饭的东窑,锅台还依然健在,再也听不见锅碗瓢盆交响曲;东、南墙洞里的驴槽,完好无损,那头曾经吃着草料的驴,并不因用尾巴摔打苍蝇的骚扰而停止噌噌地咀嚼,如今它的圈舍归于永久的静默。回望两扇活动自如的木门在铁皮的包裹下,更显苍老和拘谨,其中一扇半掩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我们进来时把两扇门都打开了,门的正上房墙体上横嵌着古老的青砖,青砖上镌刻四个模糊的篆字,后经仔细辨析才确认:万瑞福门。是从左至右横向书写的,最右方竖写中华民国某年立。

或许堡内人家的日子像高大的堡子那样气派过、大方过,感动了附近的众生,堡子才自民国用黄土夯筑以来,看不出遭到人为破坏的迹象。但在曾经“破四旧”时期,它是如何躲过一劫,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老百姓不会吃谁家的饭砸谁家的锅的。总之,堡子完整地存在下来,与具体的人始终把他当家看待和日夜操心不无关系。相比豫旺城它一开始就是一种政权的象征,随着朝代更迭和观念变化,逐渐衰落以至于只剩下残垣断壁,是因为没有完成产权明晰的使命——哪怕是集体主义的管理者也好,至于到了包产到户那会儿,这些背负历史的存在,就被乱拔毛了,那两处旧院落墙根处的青砖,分明是豫旺城某个角落的一部分,最后变成了私有财产的注脚,与红砖、水泥和钢筋组合的家园形成鲜明的对比。历史的反差反而证明了历史的价值,如同中南部山区百万移民后留下的旧家老村子,为追求干净、整齐、美观,叫大爪子挖掘机几拨拉,一段艰涩纯美的历史就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些走出去在新地方新楼房里开启新生活的人后路被掘断了,维系他们根脉的那点牵挂从此就成了不寻常的回忆。

其实好多事情有多种选择。在文化的意义上,用“铲除”和“断根”来消灭旧秩序,本身使新秩序失去根源。.一些老城、名胜、古迹曾经遭遇了“众人的老子没人疼”的尴尬,后来都变了样、变了味、变了灵魂和精神——在复制粘贴时代,留存了某个墙角、拐角和注脚,已是很大的进步了,而堡子作为例外几乎全部存在下来,至少在西海固是这样的,究其原因,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已和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各自都有不同的归属主体。所以西海固才有“堡子博物馆”一说。

双井堡与其它众多的堡子一样,已进入作家红旗所著《失守的城堡》以来,再加上“文物保护”的挡箭牌,恐怕就再不能以整治环境为由惨遭旧村庄那样的厄运了。旧城、古堡、老村子是农业文明的最后遗迹,是连接成一体的农村景观,是农民身份置换后的灵魂寄养地。漂泊在外的游子,哪怕已经被现代城市文明裹上了干净、利索、气派的外衣,但总有一天“从哪里来”的疑问,会使他们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去寻觅衣衫褴褛的快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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