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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美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文学评论
20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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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诗的新高度——评黄亚洲诗集《谁不说俺家乡好》

行吟诗的新高度

——评黄亚洲诗集《谁不说俺家乡好》

王美春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套用此语,我以“行万里路,作千首诗”来形容著名诗人黄亚洲旅行与创作行吟诗之情形,应颇为恰当,因为这是真实写照,而非夸饰之语。

黄亚洲足迹印在海内外的众多地方,远远超过“行万里路”了,而他写就的行吟诗,不说万首,至少已超千首了。他不仅为中国当代行吟诗创作大力鼓与呼,自己努力实践,创作成果丰硕,还想尽办法举办各种诗歌活动,为行吟诗创作的繁荣竭尽全力。2018年举办的“‘太极实业杯’首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就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推出了一批实至名归的华语行吟诗佳作,无论评出的金奖,还是银奖、铜奖、优秀作品奖,大家看了都说好,服气。

无论从本身的创作成就,还是从在诗歌领域里的勉力推动来看,黄亚洲都堪称当今中国行吟诗的代表人物。

我曾为黄亚洲的行吟诗集《我的北美,我的南美》作序,为其行吟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撰写过评论,对其行吟诗的创作情况较为了解。这次,又读到他的行吟诗新作结集《谁不说俺家乡好》(沈阳出版社2019年版),对其行吟诗创作的风格有了更深的理解。

黄亚洲的诗集《我的北美,我的南美》写他于北美、南美四国旅行的所见所闻所感;诗集《我在孔子故里歌唱》系他游览中国山东的孔子故里而作,而这本诗集《谁不说俺家乡好》则是诗人在中国国内众多地方旅行而写就的行吟诗结集。三者描绘的对象不同,写作的侧重点也不同,但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诗情与思想的交融,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诗意与美感的交融。

这种交融的有机,很是难得。

行吟诗应如何写,怎样才能创作出佳作乃至精品,迄今尚无固定模式,但有规律可循。不少人写不好行吟诗,主观抒发与客体介绍之间总是把不好一个“度”,倚重倚轻,而在黄亚洲这里,这个问题却解决得恰到好处,有表有里,有文有质,有境有意,调和适度,读来使人愉快。其行吟诗集可谓展现了行吟诗的新高度。《谁不说俺家乡好》展现的行吟诗的新高度,或者说是特色与价值,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融真情于所闻,极具情感热度

行吟诗,古代称之为 “纪行诗”,当代也有称之为“旅游诗”的。无论何称谓,其本质是诗。诗是情感的产儿。古人云:“诗者,根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新诗情感之前提是真挚。虚情假意与诗无缘,更与好诗无缘。

当代著名诗学理论家吕进先生在《真话·真情·真我·真知——读诗手札》一文中有段关于诗的真情的精辟论述:“在不少诗中,诗中之‘我’即是诗人自己。因此,所谓诗篇要说真话,首先诗人要说真话;所谓诗篇要抒真情,首先诗人要抒真情。贺拉斯在《诗艺》中说得好:‘一首诗不应以美为满足,还应有魅力,能按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同样,你自己得哭,才能在别人脸上引起哭的反应。’”吕进以自己的语言与引用贺拉斯的话,强调诗要说真话,抒真情,首先诗人要说真话、抒真情,打动诗人自己的心灵,方能打动他人的心灵。我看,黄亚洲就深得个中三昧。

《谁不说俺家乡好》,注重抒发情感,真挚的情感,并融情于见闻之中,既是行吟诗,又是抒情诗,是行吟诗与抒情诗的结合体。这种具有情感热度的作品,在打动作者心灵的同时,也能打动读者的心灵。请看《肥城,西施墓》中的诗行:“现在,被齐国的风与鲁国的风交替抚慰着/胸脯上的波浪,已经停息/再不埋怨范蠡从诸暨苎罗村拔出了一株绝世的花/也再不要求香丘迁回浣江/尽管现在,坟上野葡萄藤缠缠绕绕/连头饰都有点儿扎手//允许我伸手抚摸吗/这野葡萄藤,这藤本植物,这掌状的绿叶/西施,不要让你的头发扎痛了我”。这是诗人面对“西施墓”的深沉的抒情,具有感动作者与读者的情感热度。

黄亚洲行吟诗中的情感热度,还突出地体现于豪情与柔情的交融上。概括地说,有些诗,以表达豪情为主;有些诗,以表达柔情为主;而有些诗则在一首诗里集豪情与柔情于一体。诗人很能驾驭情感的力度与刚柔度。这可谓从情感抒发方面展现了行吟诗的新高度。

二、书写独有感受,讲究思想深度

俗话说:“文无定法。”诗亦如此。

行吟诗与游记有异同之处。二者体裁有别,表达方式不一,而其共同的特点则是反映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所感”是重点。这在行吟诗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若仅写所见所闻,而不写所感,则行吟诗缺乏思想的深度;而若仅写所感,而不写所见所闻,不对客体有所介绍与描绘,那行吟诗也就不成其为行吟诗了。读者不知道作者在何特定的时空里抒发主观感情,诗的艺术感染力便会大打折扣。

黄亚洲的行吟诗自成一格,突出的一点便是,他在反映所见所闻时,能紧扣彼时彼地之特征,自然、社会、人文等方面的特征,突出地书写其“所感”,由所见所闻而生发出来的独有的感受。因此,其诗极具思想深度。

《谁不说俺家乡好》共十八章,涉及晋江、南平、沙县、郯城、肥城、北戴河、漳浦、遂宁、峨眉山、乐山、大同、威海、荥阳、西安、临沂、三亚、翼城。每一处,诗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耐人玩味的思想印记。

比如,他写到的四川峨眉山系中国“四大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的道场。那里,我也曾拜谒过,却未能写出像样的诗。而黄亚洲的《峨眉山心情》中的好几首诗,都写出了其独有的感受,笔力伸入思想深处,令我折服。

他的另一首写寺院的诗《南平,山坳深处的法云寺》,是写法云寺的一位募建大殿的僧人,也写出了诗人的独有的感受。诗写多年之前,这位僧人募建了此寺的大殿,而在大殿建成之后“另择一座茅庐,每日,且听大殿方向的晨钟暮鼓”,原因在于他自认为“德不够”,“今天他一直对我说,我的德还没有修好/我降伏不了人家/他的语气,像他七十岁的年龄一样诚恳/他用啄木鸟敲击自己,他已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择了地基/砌下了第一块砖//他是/另一座大殿”。诗人的感受是独有的。而《走晋江“五店市”有感》一诗则如此写道:“闽南以及整个福建都浓缩在这里,甚至还有台湾/此刻,台湾岛就泡在我手中的这杯‘万应茶’里/散发出阵阵药香/我的思索是,从源头上说,台湾也是中国的药”。诗人由晋江“五店市”生发感想,写到“闽南以及整个福建”,尤其写到台湾,“从源头上说,台湾也是中国的药”。我以为,此感受也是独有的,而且颇为深刻。

而他在抒发其独有的感受时,往往能达至超越时空之境地,竭力实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从而,让作品具有历史的纵深感。也即诗人在行吟诗中就眼前景点书写的感受,不仅是局限于眼前,而是由此联想,由旅行之处一路延伸开去。如此下笔,就有了描写的广度,也加大了思想的深度。《大同蓝》《晋江的得名》《晋江五里桥 》《肥城,范蠡墓》《华勇营,1902年的英式建筑》《楼坝古渡遐思》等诗作,都是超越时空之佳作。

以《大同蓝》为例。此诗写大同,由如今的“大同蓝”追溯到“数年前还挣扎在煤雾里的大同”,展现了大同的变化。诗中突出地反映了大同将过去“黑煤”污染严重的环境治理成如今洁净的环境,天空一片蔚蓝,这依靠的是科技进步,而非弄虚作假。由此,诗人生发出独有的感受:“不用怀疑,大同蓝,是由下列姿态走向世界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新闻媒体的头版头条,以及/大同商品房的紧俏//不用怀疑,大同蓝,最终,是由下列人物鉴定通过的:/我、你、大同百姓、国家环保部部长、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还有罗汉,整整五百名,全部赞成票”。此诗形象地反映了大同的过去与现实生活,并由所见所闻写到所感,极其自然地实现了空间的超越,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大同的生态文明,也给人以启迪:科技进步是治理自然环境、建设文明城市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见,黄亚洲相当讲究其行吟诗所蕴含的思想深度。恰恰是这种讲究,赋予了其行吟诗强大的生命力,也展现了行吟诗的新高度。

三、注重意象经营,展现美感高度

当代著名诗歌理论家、批评家李元洛先生在其诗歌美学专著《诗美学》中强调:“讲究意象和意象经营,是中国诗歌美学传统的重要民族特色,中国诗史上的任何优秀诗人,无一不是以他们的才华,追逐了许多独特而美好的诗的意象,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诗的意象世界。”

我以为,黄亚洲便是以其才华“追逐了许多独特而美好的诗的意象”“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诗的意象世界”的优秀诗人。在《谁不说俺家乡好》诗集中,处处可见诗人对于意象的经营。他一方面创造了新颖别致的意象,另一方面也注意采用多种意象组合。因而,其诗作不是大白话,不是流水账,更非“口水诗”,而是富有诗意的佳作,展现了美感的高度。

“一幢赤裸了八十年的洋楼,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念碑/那些戳在体外的星星点点的钢筋,是/铁打的文字”(《梧林古村,赤裸的洋楼》),比喻式意象极为新颖别致。

“入夜,南孚电池的霓虹灯亮在最高处,这就让我恍悟/这里的山和水,是阳极与阴极”(《南平的城市形态》),这也是新颖别致的比喻式意象。

诗人采用的意象组合也较多,主要有通感式组合、并列式组合、叠加式组合、集聚式组合、散发式组合等。比如《南平,圆通禅寺》: “二十年前,为从盐业公司手中赎回一本房地产证,一群/发下宏愿的僧尼,跪地化缘/木鱼敲出一枚枚硬币”,这是通感式意象,由听觉形象自然地转化为视觉形象。

而《中国桃城》一诗的第三节如此写道:

 

桃林力气真大,把春天整个儿扯了下来

春天力气也大,把千年历史扯了下来

历史把范蠡与西施故事的尾声,扯了下来

幸亏,一个凄凉故事的尾声,是桃花颜色

 

这里,诗人以三个新颖别致的拟人式的意象,与一个比喻式意象兼通感式意象,构成了并列式的意象组合,而且并列之中诗意有递进,让作品具有了美感的高度。这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行吟诗的新高度。

总而言之,黄亚洲的行吟诗自成一格,这在《谁不说俺家乡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融真情于见闻,极具情感热度;书写独有感受,讲究作品的思想深度; 注重意象的经营,展现了作品的美感的高度。这为当今行吟诗的写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展现了行吟诗的新高度,也为行吟诗的批评确立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评价标准。当然,我在这里仅是择其要而言之,其实从黄亚洲的行吟诗中可以归纳出更多的写作经验与评价标准,而且,从首届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中涌现出来的众多优秀行吟诗佳作看,从金奖得主胡云昌、银奖得主张琳、马行这些写作行吟诗的高手看,当今中国诗坛已经掀动起了一股行吟诗的写作潮头与一群行吟诗的写作行家,他们捧出的作品读来令人怦然心动,令人十分欣喜。我真心期待当今更多诗歌理论家、批评家能对行吟诗写作与行吟诗群体予以深切关注,加以深入探讨,以期推动人们无限向往的“诗与远方”。

 

   注释

见王郊天编:《新诗创作艺术谈》,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李元洛:《诗美学》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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